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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30日， 韩小蕙女士在《文艺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的《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了？》一文的末尾，发出下列急切的追问：“——谁能告诉我：以上认识是否更接近真理了呢？”
韩小蕙女士既写散文，编散文，又评散文。她对散文作全方位求索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她的散文评论常常提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并有自己的见解。 今年年初在《文艺报》刊发的论文《中国散文创作的8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著名作家陆文夫说过：“文艺不讲辩证法，是要走上绝路的。”这是他从几十年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韩女士在文章一开头便提到的“中国人爱走极端的毛病”，说穿了，就是不讲辩证法。你瞧！当韩女士写下第一个小标题“散文变成了什么？”时，她的认识还是挺清醒的：“对于‘散文是什么’这个地老天荒一般的问题，我们最好智慧地避开，不谈为好，因为谈不清楚，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十万个散文作家心目中也有十万种对散文的理解，谁能唯我独尊，或者强求统一天下？”可是，当她大谈了一通现在的散文如何不成体统之后，忽然一下子变得糊涂起来，写下第二个小标题：“散文应该是什么？”对散文这种被她认为是“最难的文体”进行自问自答：“散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仅以现在的认识，我想散文至少应该具有四个要素”……“怎么才能把散文写好呢？”——“现在我有如下新的认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谈得头头是道，最后还来了一个我在本文开头所引的急切的追问。
其实，韩女士提出的“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了？”这个问题，大可不必忙着拿去责问别人，而应首先用来责问自己。散文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乃至“这位天生丽质、倾城倾国的美女，竟然不再顾及梳妆打扮，只披着一件破衣衫，就敢邋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当然不是，“她红颜老去了”，而是我们的一些自诩的散文家、编辑家和评论家作孽和糟践的结果。韩女士好像也应算作其中的一位。她在她效命的文学副刊上刊发的那篇《火星人的文化启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篇科学小品，它离文学有多远？
几年前，韩女士的文章《该怎样回答那个尖锐的声音？——90年代女性散文之我见》就犯有那样的毛病。该文中来自己故的冯牧先生的“那个尖锐的声音”被韩女士指责，我总觉得有点儿冤。即使不看上下文，单从韩女士摘引的那句话中也能体会到，冯牧先生所说“一概不看”的，是指“充满悲观主义色彩和不健康的畸变心理，不关心现实，只盯着个人内心的杯水波澜”的那种“女性散文”，并不是指所有的“女性散文”。当然，韩女士对于90年代的女性散文取得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这一认识是有道理的，但用曲解别人的观点来为自己立论这一做法恐怕是不可取的。而只谈或大谈特谈成绩，不谈或只轻描淡写地谈一下缺点的评论，又是“爱走极端”、不讲辩证法的一种表现。
今年年初韩女士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中国散文创作的8 个问题》提出了散文创作中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遗憾的是也因“爱走极端”，不讲辩证法的老毛病，没有能真正解决问题。比如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毫无疑问，应当强调真实是基础，虚构是辅助。这样即使散文区别于小说，又使散文借助小说的笔法对生活素材进行必要的集中和概括，以丰富散文的表现力。又如散文的大气和小气问题，无疑既应倡导大气，又应容纳小气。因为大气的难写，小气的易得。何况，作者与读者中都有与“大气和小气”相关的所谓“大女人和小女人”、“大丈夫和小男人”之分呢？再如散文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不消说，要有数量，更要有质量。即所谓“以质取胜”也。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本来都是常识问题。只要讲辩证法，我想都是不难解决的。韩女士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差不多谈论每个问题时都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钦佩她的这种直率。但一旦直率变成了轻率，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入极端。
韩女士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对于散文文体问题的认识，从理由充足地“赞同跨文体写作”，到发出“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了？”的慨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试图回答“散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怎么才能把散文写好呢？”之类她自己也明明知道“不谈为好，因为谈不清楚”的问题，这是她在散文评论上“爱走极端的毛病”，“强求统一天下”的又一表现。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作家头脑的千差万别，决定了作为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产物的散文作品，无论如何都不会形成某种固定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散文与其他一切样式的文体一样是“文无定法”的。与此同时，散文，也是有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质的规定性，应当认识它，运用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散文创作又是其他一切样式的文体创作一样是“有章可循”的。知道了“文无定法”，我们的创造力就不为某种条条框框所束缚。懂得了“有章可循”，我们就可以遵循艺术规律，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全身心地去发现、去出新。惟其如此，博大精深的散文作品才可能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