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利[1]2016年在《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厘清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史学观念,并基于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思考框架,展开史学批评。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本文考察了内部与外部两类因素。从外部因素看,除了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西方史学学科的演进和发展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思想环境；从内部因素看,大众传播业的自身演变规律及其与文化、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的互动,构建了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三个代表性史学路径的观念和方法。本文从总体上呈现了美国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历史演进脉络,即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认为从史学渊源上,美国传统新闻史学时期的史学观念主要侧重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主题建构,包括描述性史学维度、解释性史学维度两个阶段,并分析了两个史学阶段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历史价值和缺陷。二战后,当代西方史学“重新定向”,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呈现出多元化、不断拓宽和纵深挖掘的局面,新史学潮流的转向逐步影响着大众传播史学的演进。到1970年代,进入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新阶段,在总体的研究走向上,呈现出新文化史学、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全球历史观这三种主要的史学路径。本文展现了新文化史学路径转向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重点从文化史学潮流和美国的传播文化两个历时性因素进行了考察,以呈现影响美国当代文化史学路径的历史文化印迹。在文化史学潮流的考察方面,梳理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知识谱系及主要特征,以及美国文化史学的历史脉络和当代特征；在美国传播文化的考察方面,回顾了美国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本文认为,美国史学在1893年进入独立的专业化发展之后,注重寻找美国文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思想史路径,这直接影响了传统美国新闻史学时期的文化史路径,即新闻自由的民族“神话”建构,也和前述的西方史学潮流和传播文化两个因素一起,影响着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的文化建构,即知识生产、公共文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其中既有新文化史学的史学特点,也可以看到“我们人民”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这个美国传播文化的传统思路。顺着史学观念的发展,本文考察了多元文化主义史观下的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背景和内涵,说明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大众传播业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对大众传播史学的影响,从黑人史学和女性主义史学两个方面展示了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的实践状态和特点。最后,本文考察了“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的大众传播史学。新文化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给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带来了历史主题越来越碎片化、分散化的烦恼。如何在通史写作上进行史学思路的整合,对历史编撰的碎片化现象进行纠偏,重新走向综合的整体史(通史),是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提供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解决答案。本文通过对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埃杰顿《美国电视史》、大卫·斯隆《美国传媒史》等三部著作的解读,评析了“全球历史观”路径的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演进和整体特色。本文进一步对以上发现进行了讨论,认为：对于美国的大众传播史编撰而言,如何在维护多元文化社会的均衡利益与文化批判之间做好辩证平衡,是美国文化史学者今后应面对的一个问题。同时,从各种不同史学观念角度出发,针对各种小众读者市场的多元化大众传播史书写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刘坚[2]2012年在《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文中指出一、媒介文化思潮与文学观念的研究媒介文化，就是由大众媒介及其传播活动产生或大众媒介影响制约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倾向、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现实关系、社会生活所构成的文化面貌，也包括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媒介文化思潮，是指20世纪以来，从媒介文化的理念出发，对大众媒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传播活动，或大众媒介影响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现象进行阐释与评价的思想潮流。目前国内以媒介文化与文学观念为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媒介文化属性及其时代、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媒介文化与文学平行互动历史关系的研究；媒介文化影响下当代文学发展变化及其意义的研究；媒介文化的文学性（诗性）和审美价值的研究。国外有关媒介文化与文学观念的研究，以社会批判理论以来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研究以及相应的文学艺术见解为主。二、媒介文化思潮的理论构成西方的媒介文化理论，建构了人类最初的关于媒介社会文化意义的体系性认识，这是后来媒介文化理论衍生与发展的观念基础。社会批判理论的媒介文化论，对大众媒介及其文化的性质做出定性分析：媒介文化是体现意识形态本质的权力文化，是遵循资本逻辑的商业文化，是标准化生产的单向度文化，是消解批判精神的低俗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媒介文化论，探讨媒介文化的权力结构和现实建构力量，认为媒介文化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媒介文化论，将大众传播活动视为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关注大众媒介的社会传播过程中，媒介生产活动、媒介产品、媒介传播消费等环节的商业化逻辑和交换价值效应，关注大众媒介传播活动中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和制度约束。文化研究理论的媒介文化论，从相对自主的文本意义和文化传播角度阐释和评价媒介文化，揭示媒介文化的大众生活属性、意识形态意义、传播接受特征和权力结构关系。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媒介文化论，运用结构分析和符号分析的方法去阐释大众媒介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活动，对媒介文化传播中的意义符号生产和媒介文化传播中的意义符号阅读作出深刻的分析。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媒介文化论，侧重揭示媒介文化传播与真实世界的建构关系，认为大众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建构，依循符号价值逻辑和商品化逻辑，并形成不同文化场域的权力关系。三、媒介文化理论的文学阐释将文学艺术的存在，同大众媒介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的发展，同社会传播媒介的演变联系起来，这是媒介文化理论对文学艺术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媒介文化理论进行文学艺术阐释的基本思路。媒介文化思潮从权力关系上认识和评价社会文化和文学的现实活动，首先是媒介文化作为权力支配主体，对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制约性影响，其次，在文化生产关系中，文学也以自身独立的文化力量，形成对媒介文化控制的抵抗与斗争。在认识和评价媒介文化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性方面，媒介文化理论着眼于三个对比范畴：文学艺术品质的精英性与大众性；文学艺术价值的膜拜性与展示性；文学艺术表现的意象性和影像性。媒介文化理论将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既视为一个影响过程，也视为一种影响结果。媒介文化理论更关注的是：导致商品化成为文学艺术属性的历史影响过程和现实影响因素，其中包括文学艺术品的商品化过程，美感创造的资本逻辑制约和文学艺术生产的市场化机制等。四、媒介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观念当代文学观念中媒介文化理念的进入，当代文学现象研究中媒介文化语境的存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媒介文化理论的参与，这种态势对当前文学思想界的理论和研究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媒介文化的视角去阐释文学观念和现象，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评价中体现媒介文化的价值尺度，这是当前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思考中，文学精神价值的阐释、文学历史转型的阐释和文学现实关系的阐释，在体现媒介文化视角和态度方面尤有代表性。大众媒介对文学发展产生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环境性意义和工具性意义。文学媒介性的增长和媒介化的走向，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变化现象。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学创作观念中媒介化叙事意识的增强，其次表现在对传统媒介文学形态变化的多样化评价。而新媒介文学阐释和批评话语的深化，则表明了文学媒介化理论建设的成果。
王春鸣[3]2013年在《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症候》文中提出本论文从对消费社会媒介技术文明和现代理性的思考出发,分析现代媒介环境中的相关文化症候,呈现其中的童年危机和儿童问题,并由此深入,以“儿童”、“童年”为方法,进行社会观察、分析和批判,对如何建立当代媒介化社会的文化新秩序,提供一种反思性的态度。论文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媒介环境作为基本文化语境,将当代儿童的童年文化生活置于文化研究这个具有洞察力的审视之下,呈现“童年”这一繁复芜杂的前台景观,探讨童年生态在“社会作用于儿童”的传媒语境中出现的重重危机,触摸儿童问题产生的后台与文化肌理,深入探究现代传媒环境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社会地建构了现代儿童的样貌和童年的文化空间,从而导致了童年危机。本论文所涉及儿童问题是指特定群体儿童的童年文化生活中呈现出来的负面问题。大多数人将之归咎于技术发展,或归咎于儿童本身,这既是对儿童不公正的认识,也是儿童问题在另一个维度上的凸显。本论文既探究其具体表现,也关心它如何发生,更注重分析其为什么会发生,并思索我们如何应对。其中“儿童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是论文的最大关切,这一关注,将儿童问题引向了更宽泛的领域,表明了本论文研究儿童问题,最终目的还是以此为入口,介入社会观察,来观照成人的问题。在此大的议题统摄下,论文不断进行自我追问：为何将儿童问题放入现代媒介环境并以文化症候考察之?为何“童年消逝”说不能全面而精准地阐释中国当代社会的儿童问题?儿童观作为成人社会看待儿童的立场和态度,为何在论文中具有重要性?这些问题既是论文研究的主要目标和内容,也是论文展开的方法和途径。论文以对童年危机和儿童问题的情境化实证考察、对当代儿童童年文化生活的症候式分析与批判、对尼尔波兹曼“童年消逝说”和周作人“儿童本位观”这两个重要理论的使用与辨证作为分析框架和思考逻辑。在绪论中首先完成了童年现实关怀向学理探索的转向,通过相关的文献述评与理论碰撞,呈现了本论文的问题意识,并探索可能有所突破之处。第二章将宏大叙事和批判建构的视角引向了细化的分析,通过情境化的实证研究呈现媒介生活、媒介内容和媒介批评中的儿童问题与儿童现象,以此印象式的勾勒作为后文展开论述的参照。第三章、第四章陈述现代媒介对童年生活的影响如何发生。梳理中西方文化中有关儿童的历史叙事,对中国传媒文化的历史演进分若干阶段展开考察,指出儿童问题正是随着媒介叙事浮出历史地表的；接着把对儿童传媒文化的研究置于童年日常生活展开的具体现场和过程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和案例为进路,既对现代媒介环境中的童年话语与儿童文化产品发生机制、叙事框架进行文化分析,又考察媒介环境、文化产品与儿童日常生活如何勾连,尤其是儿童在特定场景中对媒介文化的解读实践,以及这种日常实践所蕴含的意义。第五章通过对媒介环境、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介社会的“儿童热”的症候式批判,阐述现代社会对童年和儿童的影响为什么会发生,探索前述童年文本被接受的社会语境。最后将目光转向儿童借现代媒介创造的自我文化,在儿童的媒介文化与媒介形象的反建构中寻找童年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可能。在现代社会,“童年消逝”的提法作为儿童问题的内面之一,一方面表达了对儿童精神生活的忧思,引导我们正视各种儿童问题,一方面也折射出成人社会长久以来对儿童的误读和童年的遮蔽。本论文对当代儿童问题的复杂性进行总结和筛选之后,将其表征为与“童年消逝说”对应的“童年危机”。指出从儿童本位的视角出发,童年不会消逝,但是媒介化的消费社会中童年生态确实出现了危机。面对这样的童年危机,本论文试图通过分析、揭示,建立起一种反思的态度,形成新时代的以儿童为本的认知,不仅要爱护和尊重儿童的天性趣味,更要张扬和；拓展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儿童自己去选择和发展并作用于自身。这种认知是对我们整个传媒环境的反思,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藉由这种态度的建立,被遮蔽的儿童才得以重新发现,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之所以将论证的焦点集中于现代媒介环境中的儿童文化症候现象,首先是因为,当代社会已是一个媒介化的社会,现代媒介环境成为当代童年生产和生长的场域,同学校家庭等带有社区性质的环境相比,具有“社会性”的多重媒介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更为深刻恒远。它既是儿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空间环境,亦是儿童面临的现实文化语境,“童年消逝说”等媒介批评也从中发端；其次,现代媒介环境作为“整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儿童问题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正是这“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再次,论文涉及的儿童问题,是当代中国儿童在现代传媒环境——这一以成人为主体,以消费主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文化生存语境之中的命运问题,自媒介环境学派始,人们就公认为媒介是文化发展的环境。到目前为止,媒介或许还没有改变社会文化中的一切,但它们正从各个维度改变着有关文化的一切,包括童年生活。由传播活动组成的社会文化中,各种新媒介文化产品包括媒介本身都有力参与和营造了童年的公共生活领域。现代媒介环境以及其中透露的文化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和现代性问题等,共同参与着对现代童年的改造。因此各种童年话语与儿童文化现象,自然成为儿童问题的反映。基于此,本论文最大的社会关切,是质疑加载着成人价值观和儿童观念的现代媒介社会如何造成了儿童的问题。这一质疑聚焦于“成人作用于儿童”的媒介文化在童年塑造上的负面,其意义一是探求儿童生长的正能量,二是思索处在文化警醒中的现代社会如何调整看待儿童问题的视角(真正发现儿童,发展儿童)。三是指出现代传媒正在通过异化儿童文化生存场域——童年,对儿童施加影响,通过改变儿童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人类对命运的看法。
张瑞红[4]2013年在《快感与焦虑》文中认为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散文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他曾多次赢得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如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笔会奖、美国图书奖等,享有较高的声誉。德里罗的作品主要描绘了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美国的社会生活,涉及媒介、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历史、恐怖主义、暴力、科技发展等不同的领域。在德里罗的小说书写中,媒介及其文化的再现是其小说的主题之一,而且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都与媒介有所关联。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现代科技的一种本质体现。在电子时代,媒介作为一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里,媒介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层面,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一种影像文化,常常调动人的视觉和听觉。其因为使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它又是一种高科技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和以大众为核心的生产,又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丰富的大众产品的产业文化。媒介文化还是一个各种社会、政治因素以及个体聚集在一起的、充满了冲突与斗争的场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在逐渐变成一个影像的世界,人们已经放弃了对语言文字的推崇,转向对影像的青睐。对立统一是宇宙发展、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任何事物其肯定性一面必然伴随着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媒介文化也是如此。在这种以影像为核心的媒介文化中,既呈现出了人类欲望满足的快感,又隐藏着各种潜在的焦虑、矛盾和冲突。德里罗的小说创作涵盖了摄影、电影、电视、广告、涂鸦、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当代各种媒介艺术形式,并揭示出这些媒介对现实生活、社会、文化和人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中的再现从他的《白噪音》开始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刻。本论文选择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创作的八部小说《白噪音》、《天秤星座》、《毛二世》、《地下世界》、《身体艺术家》、《大都市》、《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为研究对象,结合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媒介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解读德里罗小说中所反映的媒介文化的特点。在德里罗的小说中,一方面当代人在虚幻的图像世界中享受着一种非历史性的快感体验,其构成了媒介文化的肯定性因素,并体现在影像中主体的建构、消费的狂欢、和谐的社会和科技的魔力等方面。另一方面当人们沉浸于媒介图像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影像所引发的各种焦虑与冲突也逐渐从隐性发展到显性,从而构成了媒介文化的一种否定性的因素。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呈现则表现为主体的自我毁灭、垃圾世界、社会矛盾和冲突、科技的暴力和恐怖。其小说创作中现代主体的建构、消费主义、历史与意识形态以及科技发展等四种视角的主题再现,不仅涉及了媒介文化中建构的肯定性一面——快感,也包含了其否定性的一面——焦虑。本文即以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对立特点为分析主线,分别从以上四种视角探究德里罗小说创作中媒介文化建构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现实呈现。论文研究内容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意义、目的和方法。第一章介绍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媒介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探究德里罗早年生活经历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并简述德里罗整个小说创作在不同时期对媒介文化的不同再现。第二章分别以《欧米伽点》、《身体艺术家》、《地下世界》等小说为例,解读德里罗小说中两种不同艺术家的主体形象：自我建构的艺术家主体和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以揭示图像时代的艺术家主体在媒介文化中的两种不同反映——建构与消失。第三章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分析德里罗小说所呈现出的媒介文化的二元现实：欲望的狂欢与世界的终结。本章首先探究了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相关理论,然后结合《白噪音》、《毛二世》、《地下世界》等小说具体分析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以媒介为主导的异化消费现象,以及伴随这些现象而生成的具有毁灭性的垃圾世界,揭示出消费主义视域下的两种不同的现实世界。第四章主要分析在媒介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中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冲突。其中《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等小说对媒介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的再现,揭示出在和谐社会的表象下所隐藏着的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德里罗的书写暗示了一切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都是人与事物存在、发展的二元悖论的本质体现。第五章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解读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媒介文化的魔力与恐惧世界。在《白噪音》、《大都市》、《地下世界》、《坠落的人》等小说中德里罗揭示了科技发展为人类所创造的魔力般的世界,也再现了大众媒介与暴力、恐怖和创伤的关联,并阐明了影像媒介对暴力社会、恐怖分子和人类心理创伤等所产生的影响。本章最后还分析了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死亡意象和熵化世界,进一步指出科技的魔力在为人类带来丰裕的生活的同时,也将恐怖和死亡带给了世界。论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德里罗的创作揭示了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化现实,自我建构与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消费的狂欢与世界终结的未来图景、媒介与意识形态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媒介技术展现的魔力与恐怖世界等都揭示了这种新的文化系统的对立又统一的二元性。后现代社会中许多理论家提出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德里罗在作品中回应了一些理论家的理论,并验明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特征的诊断和总结。作为当代小说家,德里罗通过小说中艺术家形象的塑造,建构了一种当代艺术家的主体身份,也成为其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言说。在文学创作思想上,德里罗将许多电影叙事技巧和美学思想融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使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德里罗的文学创作是小说书写“向死而生”的一种挑战,也证明了图像时代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另外德里罗以艺术家的理性思维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质疑和批判,他将技术理性至上的发展所潜在的矛盾和后果揭示出来,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警醒和启示。
蔡春红[5]2011年在《科教电视节目传播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人才竞争成了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伴随着人才观念的转变,科教素养成了人才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科教素养水平,也成为了新时期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我国公民科教素养水平整体偏低,严重影响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科教电视节目,作为科教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公民科教素养水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国科教电视节目的发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在节目质量、内容独特性、传播渠道、评价标准运用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些必然会影响科教电视节目传播效果的实现。国内以往对科教电视节目的研究,通常过于关注现象,对于现象背后的原因缺乏系统的认识。因此,从传播现状出发,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并以传播策略为突破口,寻求科教电视节目新的发展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研究过程中采用了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和系统研究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并综合运用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理论知识。论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公众获取科教知识的途径及公众科教素养水平比较分析,认清了我国公众科教素养水平较低,科教传播还不能满足公众需求的矛盾,并肯定了做好科教电视节目传播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手段。第二,简要梳理了我国科教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并从四个方面说明了其主要的传播平台。主要传播平台,为科教电视节目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但我国的科教电视节目,仍然存在着节目质量整体低下、内容同质化严重、传播渠道过于单一、评价标准过于绝对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科教电视节目的进一步发展。第三,科教电视节目,在低迷的发展现状背后,是来自传播环节各个因素的制约。传播者“精英化”的创作理念和“仰视化”的创作视角,忽略了传与受的平等关系;公众低下的科教素养和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得不到满足,阻碍科教电视节目发展;科教内容的抽象性和严肃面孔,使受众与节目产生了距离感;电视媒介的“稍纵即逝性”和“直观性”,与科教的特性存在冲突;而收视率和“传者本位”两个外在因素,使得科教电视节目追求传播效果的过程发生了扭曲,妨碍了科教电视节目的发展。最后,针对科教电视节目发展的具体困境,从传播策略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叙事策略的运用,重在提升节目质量;受众层级把握策略,旨在用不同的节目满足不同人群的收视需求,提升节目的市场竞争力;导视策略,是为了把观众的注意力从众多节目资源中引向科教电视节目,进行收视导向;重播策略从修正、剪辑、系列化、栏目化思路出发,意在挖掘首播节目未尽的生命力资源,实现二度传受;媒体融合策略则在认清机遇与挑战的前提下,利用新媒体拓宽节目的生存空间;多重评价策略把公信力、影响力、时效性引入科教电视节目评价体系,打破“唯收视率至上”限制,力争为科教电视节目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多种传播策略的运用,只为提升科教电视节目综合竞争力,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本文研究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自我运用,结合节目传播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整理出相对完整、系统的传播策略,为我国科教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
王庆军[6]2015年在《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文中指出“电视体育”单纯从字面上解读就是电视化了的体育,亦即由体育电视制作人将体育及其文化信息等内容经刻意甄选、放大、剪裁、重组和“超文本”链接等,以营造出一种紧张的、刺激的、狂欢的、好看养眼的体育电视作品。它是一种经电视传媒精心挑选和过滤下的体育再现,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可变的,偶然性的,具有文本意义的讯息,是引导和影响受众思考和领会体育的电视文本。文章以消费时代为研究语境,在对电视体育展开论述的过程中,以其消费主义的文化演进为“经”,以运用跨学科知识理论对电视体育的“可消费性”生产的机制和问题论述为“纬”,从电视-体育复合体的历史出发,比较系统地解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它的文本诉求、快感生成机制、消费文化行动、价值批判和理性重构等问题。文章分为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六大章组成。全文通过严密的论证结构,丰富的论据材料将电视体育所展示的奇观化快感影像问题一一剖开。引论部分对什么是电视体育做了深度的解析,分别从语义学、符号关系学、图像学、体育学四个角度对电视体育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研究的语境——消费时代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特征,为进一步论述电视体育的消费主义文化演进埋下伏笔。同时也交待了文章选题的缘起、国内外对电视体育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逻辑起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论证了电视体育传播的前提条件：体育和电视作为不同的社会机构角色是如何发展的,以及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它们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彼此为用的,又是如何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创造出日益分割和不断强化联合的生态关系——体育电视化的。第二章指出了电视体育与消费共舞的历史宿命关系。分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宏观性、总体性的电视体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论述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其娱乐与欲望功能得以凸显和强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了电视体育通过捆绑广告而直接参与消费欲望制造的问题；同时,还对电视体育交换价值实现的机理——受众商品化作了深入分析。第三章在认真、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借鉴有关传媒文化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解析了作为电视体育文本生产的拟态性本质,并进一步对它的意义再生产及其快感生成的文化机制加以了论证,从逻辑上推进了对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内在关系的把脉与回答。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解读了电视体育消费主义的快感文化运作策略,具体包括：偶像化打造、戏剧化增效、暴力化宣泄、性感化编码以及政治消费化等。第五章对在新媒体“一统江湖”的消费时代背景下,电视体育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电视体育不会消失,它将会和新媒体相互渗透、彼此为用地共同发展,并会从一种形式变成其他更多形式,以适应多元化需求而流行于不同群体之中。同时,对当前电视体育所造成的体育异化,以及由“可消费性”的大肆追求而引发的“格雷沙姆定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批判,并指出与分析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所面临的诸多价值困境。第六章在阐述了中国体育电视消费主义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的基础上,对理性重构中国电视体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育,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拟定了重建电视体育的文化运作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战略。结语是全文的逻辑归属,概述了消费时代电视体育传播的双刃剑功能,提醒人们需对之适时纠偏的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在消费时代和当前的大众传媒环境下,电视体育的生产、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消费神话的制作者,而电视体育本身正是这些神话制作者的营销方式和商业手段而已。二、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形式,其作品的接受者已转化成了文化消费者,他们是“符号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生产力”。因此,电视体育的接受过程就是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的过程,实现的是体育影像的符号价值。三、为了确保和扩大其观众数目,消费时代的体育电视所采用的文本策略就是,设法让那些缺乏必要媒介素养、立场也许千差万别的观众群体在电视体育狂欢中得到快乐,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忠诚,最后再将他们卖给广告商。四、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不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和体育影像生产与消费的封闭系统,在其内外存在一个总体的架构,控制着电视-体育复合体的运行理念、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流程。五、电视体育的消费性存在和繁荣也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因此,必须对中国电视体育的生成加以引导与重建,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渗透主流价值观以及人文关怀和民族体育文化自觉等,以使其在当下复杂环境下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邢虹文[7]2011年在《受众的社会分化与社会认同的重构》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分化日益加快,社会开放程度与内在活力不断提升,但由此也导致了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方面的迷乱和分歧,甚至反过来影响到社会关系和谐乃至于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正基于此,本研究以上海电视媒介为例,聚焦于快速分化中的社会利益群体的社会认同及其电视媒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为社会认同的重构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在实证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设计”的研究方式,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及节目形态的案例分析等方法。在理论分析方法上,笔者借鉴西方电视受众研究的理论,将认同建构过程视为电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编码——解码”的互动过程,在解读媒介信息过程中,受众具有能动性和建构性。研究发现,不同职业地位群体的社会成员在收入、权力以及声望等维度的认同上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迷失;在与电视媒介的接触上,其收视习惯、对电视的使用与满足,以及对电视内容的评价和信任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促使其在一些价值观念的认同上存在某些分歧,具体体现在社会归属感、个体自利认知以及公共性观念上。面对电视受众的快速分化,电视节目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倾向所导致的价值迷失,但在虚构类节目和真实类节目的创作实践中,节目创作者也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引导和重建受众的认同。基于研究的发现,本研究结合当前媒介融合文化的浮现,受众能动性增强以及价值领域内真空乃至于混乱的现实,作者进一步强调了在新时期要重建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必须坚持有效地发挥电视媒介在其中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电视作为“文化论坛”,推动社会主体在这一平台上的协商而逐步形成共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电视媒介对于受众的价值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徐进毅[8]2014年在《《十月》（October）与美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媒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艺术中,媒介问题已经成为艺术学研究的热点话题,沿袭传统并结合新的现实,包括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和艺术学在内的多学科均对此话题作出理论回应。本论文致力于归纳、分析美国艺术期刊《十月》(October)与当代影像艺术的媒介问题,联系媒介发展的历史现实,立足当代影像艺术的视觉批评,多维度地剖析《十月》期刊的媒介理论探析和批评话语的演变进程,及其内在逻辑。本质上是立足艺术学的研究。以英文文献为依托,以《十月》期刊为基点,基于该期刊不仅促使美国当代艺术理论知识生产专业化、理论化,而且利用其自身学术资源使得美国艺术史研究和批评成为世界艺术研究的重要砝码,更进一步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形成明确的导向。以影像艺术的媒介为线索,探索美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媒介问题。因而本论文的落脚点是以《十月》期刊编辑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安妮特·迈克逊(Annette Michelson)、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等“新艺术史批评家”为核心、以该期刊为学术权威的当代艺术评审机制。我们探讨的核心是《十月》及其编辑者们把当代影像艺术的媒介问题置入艺术实践、视觉表达和社会情境的语境中,并将当代影像艺术作品等同于文化加工的产品,促使每个影像都易于汲取艺术、科学及其相关领域内重要驱动力之媒介的理解范式。由“十月与当代艺术的媒介”、“从‘复制’到‘参与’的当代艺术”、“作为展示的媒介”以及“当代艺术的媒介问题”等四个板块构成的论文主体。在研究思路上,提炼出一条《十月》期刊与当代影像艺术的媒介问题之辨析地思维逻辑。在研究方法上,将影像媒介的技术分析、文献与影像作品研读、文化阐释与逻辑思辨相结合,力争清晰地呈现对当代影像艺术之媒介问题的理论焦点。在艺术批评的变革发展中,构建当代影像艺术之媒介讨论的话题范式成为《十月》期刊和美国当代艺术研究的首要任务。自《十月》创刊以来,该期刊自命从对形式主义的革命到构建自身认知媒介的审视,不断引导和丰富美国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事实上,当代艺术的媒介研究走向了另一种理论形态,基于己有的理论形态的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十月》取得了美国当代艺术批评的主导地位,对当代艺术的批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十月》期刊以其学术理论体制化的构建思路,对媒介问题的本体分析、隐喻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媒介问题的理解,当代艺术的研究亦会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冯锦芳[9]2000年在《电视媒介的当代叙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关注当下多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的通俗化现象，以媒介演进和文化转型为线索，阐释了催生这种现象的内外动因，进而在文化思潮的画框内勾勒其意义和走向。本文分绪论、上篇、下篇、余论四部分。 绪论：电视文化成为当下重要的文化现象。电视剧作为电视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90年代的通俗化现象具有十分现实的研究意义。“通俗剧”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时约定俗成的一个暧昧的词语。 上篇：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本质”。电视剧在90年代走向通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方面，是基于电视媒介的如下特性：四维时空的直观生动使它的受众群更具包容性；家庭收视的随意自由，使它的收看非仪式化；以广告为灵魂的运营机制，使观众跃然成为上帝。另一方面，是因为电视观众具有不同层次的审美需要，高雅艺术满足的是人的超越性需要，通俗艺术满足的是人感官享受的需要；当代社会，恐惧性忙碌和忙碌的恐惧正在剥夺人最根本的特性，人们必须遁入娱乐来逃离省思。市场经济在90年代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布、价值观念、文化格局，使电视的运营体制越来越市场化，电视剧的通俗化现象就在以上诸因素的合力中昂然登场。 下篇：中国电视剧在90年代的通俗化，是当代中国市民化审美思潮勃兴的结果和表现，通俗剧是分析当代市民化审美思潮的最典范样本。这种思潮的兴起缘于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阶层迅速崛起。崛起的市民阶层必然有分享权力的渴望，从而使代表市民立场的市民化审美思潮萌动、发展、壮大，类似西方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凝聚成形。中国的文化格局处于转型期，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众声喧哗，在语言杂多的语境中对话和交流，结果三种文化都把娱乐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植入自身。通俗剧是当代市民化审美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具有症候意义的文本，对其合法性、策略性、幻觉性的透析，无 疑是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恰当切入点。通俗剧与其背后的大众文化 具有某种民主性，但其市民市场和趣味，也仗它成为具有催眠性、非人 格化和欺骗性的幻觉文化。这昭示了市民化审美思潮及其联系着的大众 文化不是不需要反省的。 余论：1－1。国电视刷的迎俗化，把缺失己久的娱乐囚素纳入电视文化 ．的生态系统，使充满活力的雅俗互动成为可能。妄下断语是不负炎任的， “电视剧能否出现经典”这个问题把答案放在了未来。同时，网络时代 悄然来临，新的视听叙事景观在媒介演进、文化消长的显性和隐性线索 中，让我们乐观但不夫冷静地期待。
黄勇军[10]2018年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参考文献：
[1]. 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D]. 杜永利. 武汉大学. 2016
[2]. 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D]. 刘坚. 吉林大学. 2012
[3]. 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症候[D]. 王春鸣.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快感与焦虑[D]. 张瑞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5]. 科教电视节目传播策略研究[D]. 蔡春红.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6]. 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D]. 王庆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7]. 受众的社会分化与社会认同的重构[D]. 邢虹文. 上海大学. 2011
[8]. 《十月》（October）与美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媒介问题研究[D]. 徐进毅. 西南大学. 2014
[9]. 电视媒介的当代叙事[D]. 冯锦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10]. 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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