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基于亲子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分析

侯利明¹,雷 鸣²

(1.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2.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8)

[摘 要] 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摆脱家庭背景对子代学业成就强大的约束力。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以多维度亲子互动行为指标测量中国家庭的亲子互动模式。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将呈现多元化特征的亲子互动模式划分为全面互动型、读书运动互动型、文化娱乐互动型和欠缺互动型四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注重与子女进行全面互动;亲子互动对子女学业成绩没有直接效应,而是通过子女的心理状态产生间接效应;亲子互动对子女教育期望则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的互动模式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和教育期望的影响不同,单纯高频率的亲子互动不一定能够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和教育期望,更关键的是亲子互动的高频率作用在哪种互动模式之上。

[关键词] 社会资本;亲子互动;家庭背景;教育期望;教育获得;学业成就;潜在类别

一、问题提出

教育获得是贯穿儿童个体生命历程和关系国家社会流动与发展的重要课题,因此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教育获得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关心的是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性。尽管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具有强烈的因果效应,但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些外部结构性条件去解释那些少数精英阶层的子女教育成就偏低的现象;反之,我们也无法解释那些少数社会下层的子女教育成就较高的现象。因此,在教育获得过程中,讨论家庭资源最终是通过何种方式传递给子代这一“黑箱”问题,不仅对教育获得研究有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也对家庭政策和教育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社会资本被认为是解释教育获得过程中“黑箱”问题的重要机制。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过于强调宏观的资本再生产有所区别的是,“社会资本能够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1]282。不仅如此,区别于其他资本的再生产,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摆脱家庭出身的结构性因素对子代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强大的约束力,不仅能够增强儿童学习动力、抑制校园暴力和提高儿童自信,也为解决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2]。因此,近年来研究者逐渐从关心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开始转向社会资本研究。

在教育领域中,社会资本研究的主题是亲子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关系是如何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影响的。家庭中的亲子互动是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通过交换资料、信息、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等,达到共同了解、信任与互相合作的过程。简单来说,即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来培养和造就儿童的成长。在社会资本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中,家庭内亲子间互动有无以及互动频率的高低等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并且这些研究证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行为能够对减少子女学业表现中的问题行为产生积极影响^[3],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经济资本的作用^[4]。

尽管过往不少研究主张亲子之间的互动频率越高,子女的学业表现就越好,但是家庭内部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单纯是有无亲子互动或互动频率高低的简单二分法。我们猜测不同家庭之间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互动模式。例如,一些家庭的亲子互动关系可能表现为经常一起读书,而一些家庭可能表现为经常一起参加文娱活动,可能一些家庭上述两者互动方式都有,也可能都没有。因此,过往简单二分法的操作化可能掩盖了不同亲子互动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对此,我们计划使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将复杂的亲子互动关系重组为亲子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变量,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二分法的简单化。除此之外,亲子互动关系究竟如何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过往研究倾向于认为两者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亲子互动越频繁,子女的学业成绩就越好。但是,我们认为两者之间的因果链条较长,不容易把握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两者之间真正的内在影响机制。对此,我们在两者之间加入微观的中介变量——子女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该变量的投入可以有效缩短因果链条的长度,更容易去把握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传递效应还是一种间接的传递效应。

图1 本文的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建立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具体见图1。沿着该框架,本研究拟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1)如何把不同的亲子互动行为重组为亲子互动模式;(2)不同的亲子互动模式是如何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影响和制约的;(3)不同的亲子互动模式对子代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有什么影响;(4)不同的亲子互动模式对子代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的影响是一种直接传递效应,还是一种间接传递效应。对此,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数据调查(CEPS2014)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综述

(一)社会资本和教育获得的理论范式

社会资本的概念尽管有多重的含义,但是在教育研究中,主要呈现出两大明显不同的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基于布迪厄的冲突主义理论;第二种范式是基于科尔曼的功能主义理论。基于不同的范式立场,社会资本和教育获得的关系也呈现相互背反的解释逻辑。

综上所述，本文对互联网时代的财务内控制度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对对应的解决策略展开了探究。因为文章篇幅的局限，提出的解决策略也相对片面，但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财务内控制度对于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我国企业需要逐步提升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内控制度的研究，才能较好地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保障企业的资金、财产安全，使得企业平稳发展。

与布迪厄不同的是,科尔曼(Coleman)^[3]指出,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家庭和所处的地域社区对子代教育获得的效果要远大于学校层面所带来的影响。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在教育获得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的机制。简单来说,当亲子之间的关系亲密,互动交流频繁,社会网络封闭性高时,子女的社会资本就会越丰富,通过父母对子女在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信息传递,可以有效地鼓励和促进子女的学习欲望,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因此,社会资本不仅会给社会精英的再生产带来优势,社会下层也能够通过社会资本抵消甚至反转阶层间由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负面效果。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的中介模型一种是基于“网络资源”的冲突主义范式,一种是基于“社会闭合”的功能主义范式。尽管近年来冲突主义范式的社会资本研究获得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但是遵循功能主义范式的社会资本研究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更为广泛^[6]。

(二)亲子互动关系和教育获得的经验研究

自从《科尔曼报告》面世以来,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遵循了科尔曼的分析思路和方法论路径^[7]。科尔曼将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分为两条路径:其一是从家庭的结构性因素中去寻找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从家庭互动的过程性因素中去寻找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在结构性因素中,科尔曼等研究者认为家庭中父母教育是否缺失、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中子女数量都影响着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关系着子女的教育成就。在过程性因素中,科尔曼等研究者则更强调亲子之间互动的频率和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结构性因素还是过程性因素都是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预测指标。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养育方式不同,但是社会资本对子女的学习行为和学业成就的积极影响都表现得较为一致。

利用Matlab软件，编程识别2ASK、4ASK、2FSK、4FSK、2PSK、4PSK信号具体的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于2014年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CEPS)。该数据采取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比例(PPS)的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全国28个县市中的112所学校的19 487名学生为调查样本。问卷调查不仅包括了学生的家庭、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等信息,也包括了学生和父母的互动信息。因此,该数据对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适用的。在选取样本过程中,本研究除了将住校生和不与父母同住的样本除去之外,也未把处于城乡边缘和农村的学生纳入到样本中,这是因为其所处的地方和环境缺少文化娱乐互动的场所(如经常一起去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最终的有效样本为3 482人。

首先,父母的教育期望与子女的学业成就有很高的关联性。例如,陈卫冰(Chen)等^[8]通过对美国东南部一所高中的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在所有父母教育参与的变量中,只有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望能够有效地预测子女的学业成绩,而且他们的老师也认为儿童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比那些成就期望较低家庭的孩子要高得多。苏庆友^[9]等通过使用韩国教育追踪调查发现,父母的教育期望除了对孩子学业的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效果之外,对子女的阅读、英语和数学成绩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王甫勤等^[10]也发现了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子女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子女的大学教育期望主要与父母的教育期望有关,子女的教育期望最终可以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孕妇体内缺乏TH就会导致造血功能障碍，降低红细胞生成素以及胃酸，铁以及维生素B12的吸收就会受到影响，诱发巨幼细胞性贫血疾病。患有甲减疾病后，患者的月经量以及周期就会紊乱，出现过多或者过少、稀发现象。当月经量过多或者出现不规则出血时，就会诱发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症状出现，对甲状腺功能异常患者造成严重影响，如孕妇出现宫缩乏力，就会影响产程[6]。

其次,父母的学业激励和支持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也有积极的效果。例如,马丁内斯(Martinez)^[11]等通过对美国俄勒冈州的拉美裔学生的调查发现,父母对子女学业上的鼓励、支持,以及经常与子女谈论学业上的问题,能够有效提高子女完成家庭作业的频率,作业的完成度又促进了学业成绩的提高和辍学率的降低。何诗韵(Esther)^[12]通过对中国香港地区父母参与的研究也发现,即使控制了学生和学校的因素,父母在文化资源上的投入以及父母在儿童早期组织学习科学方面的参与与子女的科学素养表现显著相关。父母与子女一起观看科学类的电视节目、阅读科学发现的书籍对促进儿童的科学成绩和自我效能感是有效的。杨可^[13]也发现父母的学业激励和支持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有明显的效果。在教育参与过程中,母亲作为子女“经纪人”的角色,不仅持续地支持和鼓励子女学业,还积极参与到子女的补习教育、教育资源整合和个性化学习路线定制中,这些实践都能够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

无核红宝石葡萄避雨栽培，伤流期、萌芽期与露地栽培基本一致，其他物候期都发生了相应变化；病虫鸟害发生程度减轻，大大减少了喷药次数和用工数量；减少了雨水对肥料的冲刷，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轻了裂果。在产量相同条件下，避雨栽培的无核红宝石葡萄优质果率可达到91%，可作为无公害或绿色果品出售，平均售价比露地高3.8元/kg，每亩比露地栽培增收0.8万元。

最后,父母对子女过多的控制和干预与子女的学业成绩呈负相关。例如,莱夫普什切克(Levpuscek)等^[16]发现,学生对父母学业压力的评价消极地预测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数学成绩。其他研究也报告了父母的过度控制和压力与学业成绩的负相关关系^[17]。同样,父母对家庭作业的干扰^[18]、家庭方面相关的冲突^[19]、父母对家庭作业的帮助^[20]等都与学生成绩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点在国内也得到了证明^[6]。但也有研究持反对意见,认为父母的监督可以提高儿童认知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可以提高学业成绩^[9]。

综上所述,亲子互动与学业成就有显著的因果效应,这一点在国内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但正如笔者所述,过往国内研究较多关注亲子互动的频率高低与教育成就的直接效应,并没有关注亲子互动模式的差异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给出具体的实证分析。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和样本分析

关于家庭互动的过程性因素,研究者一般操作化为亲子互动关系,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四类:(1)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2)父母对子女的学业鼓励和支持;(3)父母与子女的交流和互动;(4)父母对子女的监督和管教。以下就这四个方面的已有研究进行简单回顾。

表1 主成分矩阵

(二)变量设置

1.潜在类别变量

不同家庭的亲子互动模式通过亲子之间互动行为的频率来进行潜在类别测量。在问卷中,亲子互动行为包括:读书;运动;看电视节目;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5种方式。父母与子女一起互动的频率为:从未做过;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以上等6类。由于一些互动频率的样本过少,因此我们将其整合为2类:一起读书、运动、看电视节目的频率在每周一次及以上定义为互动频率高,每周一次以下定义为互动频率低;一起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和外出看电影和演出等活动的频率在每月一次及以上定义为互动频率高,每月一次以下定义为互动频率低。需要注意的是,在潜在类别分析中,所生成的潜在变量是类别变量,它既可以作为自变量,也可以作为因变量,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一般会辅以二项或多项logistic回归。对于5个互动变量在样本中的描述统计以及潜在类别变量的构建过程,可参见数据分析的第一部分。

经过正规手术及合理的治疗后，儿童及青少年甲状腺癌预后良好，治疗后长期生存率很高，分化型甲状腺癌长期生存率超过90%；甲状腺髓样癌的5年和15年生存率均超过85%。但与成人相比，其复发比例仍较高，可达10%～35%[28-29]，故定期的随访很重要，包括超声以及检测血清Tg水平，超声随访方案为初次手术后至少6个月内需进行颈部超声检查，之后每6～12个月复查1次[5]。

将从模型小鼠中找到的20个差异性代谢物导入MetaboAnalyst数据库中构建肠炎模型相关代谢通路，总共发现24条代谢通路，主要相关的13条潜在代谢通路见图4，按影响值（impact）从大到小依次为亚油酸的代谢，α-亚麻酸代谢，β-丙氨酸代谢，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生物合成，乙醛酸和羧酸盐代谢，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磷酸肌醇代谢，色氨酸代谢，酪氨酸代谢，半胱氨酸和甲硫氨酸代谢，淀粉和蔗糖代谢，三羧酸循环，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其影响值分别为1.00、1.00、0.50、0.44、0.26、0.19、0.18、0.14、0.11、0.09、0.07、0.05、0.04。

2.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学业成绩为子女在班级中的自评成绩。为保证每一类别的样本数量,我们将5分类的自评成绩(下、中下、中、中上、上)合并成3分类,分别为成绩中下(下+中下)、成绩中等(中)和成绩中上(中上+上)。同样,由于学生对大学以下教育期望的人数过少,为保证每一类别的样本数量,子女的教育期望合并为2类,分别为是否想读大学和是否想读研究生。

3.中介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中介变量是子代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具体包括心理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水平和集体融入水平3个类别。关于如何得到这些变量,我们的策略是在CEPS数据中通过对13道题目(具体见表1)进行主成分分析,来得到这些主观变量的主成分得分。在对各个问题的回答顺序进行了重新排序之后,我们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得到了3个主成分,分别命名为“心理健康水平”(问题1—6)、“人际关系水平”(问题7—11)和“集体融入水平”(问题12—13)。在主成分得分的基础上,我们将其标准化生成为3个取值为0—10的连续性指数。数值越大意味着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越健康。

倍丰农业集团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扎实的渠道网络、良好的市场口碑。盐湖工业股份则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强大的产品供给能力。两者合作历史深远且不断深化，倍丰盐湖科技的成立是继山东倍丰参股辽宁北方盐湖实业有限公司后的又一次深度合作。

4.控制变量

由于父母的职业地位、父母的教育程度、子女性别和是否有兄弟姐妹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亲子互动模式的差别并影响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因此,我们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到模型中。关于父母的职业,我们在给出的10类职业地位的基础上,将受访者父母的职业地位合并为4类: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常规非体力人员、小型个体工商业者以及体力劳动者。关于父母的教育程度,我们合并为3类: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及同等学历、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描述性统计见表2。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布迪厄(Bourdieu)^[5]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上层为了权力的维持和社会再生产所使用的一种“个人财产”,社会资本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精英阶层可以通过更大的“网络资源”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子女能够获得更高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成就,以一种隐蔽的手段实现社会的再生产。因此,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并不低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上层可以通过设立和修订网络关系、定义和划定边界、控制成员资格等手段区分个人的社会阶级。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分析方法

相较于其他方法,潜在类别分析可以有效地将具体互动行为的外显变量重组为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并辅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潜在类别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在多个观测变量(分类变量)中抽出潜在变量,通过参数的节约性原理使列联表中的观测变量之间达到一种局部独立的状态,来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将本研究的5个观测变量(读书;运动;看电视;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分别记为A 、B 、C 、D 、E ,构建模型如下:

以上潜在类别分析模型中,表示为个人在高次列联表(i ×j ×k ×l ×m )中的联合分布概率,表示个人在潜在变量X 的特定类别t (t =1,2,…,T)的所属概率,表示在潜在变量X 的基础上,第t个潜在类别的个人在观测变量A 的类别i 上所反映的条件概率,其他依此类推。

四、结果分析

(一)亲子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分析

由于各种亲子互动的分布形态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分析亲子互动的组合模式,我们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模型探索性地分析上述5个互动行为背后是否存在具有显著解释力的潜在类别变量。通过使用Mplus软件对数据进行多次拟合,表3给出各个潜在类别模型的参数比较。结果显示,随着潜在类别的增加,似然比统计量G²与检验模型适合度的AIC、BIC和ABIC的值都在大幅减少,说明拟合程度越来越好。但是由于模型1—3的p值都小于0.01,因此这三个模型并非是拟合度最优的模型。模型4—5的p值大于0.01,说明这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比其他模型更优。与模型4相比,模型5使用了更多的自由度,却没有使模型的拟合度变得更好(AIC,BIC和ABIC的值均比模型4大)。同时,Mplus软件的BLRT检验也验证了我们的结果:相较于模型4,模型5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p>0.05)。基于此,我们可以综合判断4个类别的潜在变量是拟合亲子互动模式的理想模型。

在确定4个潜在类别后,我们计算了四种亲子互动模式的条件概率和潜在类别概率。表4的结果显示,从条件概率来看,第一类别的亲子在任何互动行为的频率都比较高,我们命名为“全面互动型家庭”;第二类别的亲子在读书、运动和看电视节目的互动频率较高,而在参观博物馆、科技馆与外出看电影和演出等文化娱乐活动的互动频率较低,因此命名为“读书运动互动型家庭”;第三类别的亲子互动方式与第二类别相反,在读书、运动和看电视节目的互动频率较低,而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的频率较高,我们将这一类亲子互动模式命名为“文化娱乐互动型家庭”;第四类别的亲子在任何互动行为的频率都比较低,我们命名为“欠缺互动型家庭”。

第三,父母与子女的交流互动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例如,德林(Dearing)^[14]等通过对美国167组低收入家庭的分析发现,相较于高学历母亲的子女,尽管低学历母亲的子女对自己在幼年时期的读写能力表现出更多的负面认知,但如果家庭高度参与,这种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研究还发现,亲子讨论是在所有父母参与变量中唯一能够提高子女成绩和减少旷课等问题行为的变量。在中国,也有研究显示,亲子互动对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例如,赵延东等^[6]通过对中国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调查发现,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促进孩子的学业成绩,代际间紧密的社会闭合为儿童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本。李忠路等^[15]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也发现,亲子间的交流互动不仅能够影响儿童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对其学业成绩产生间接的影响,更能够直接作用于儿童的学业成绩。

表3 潜在类别模型的拟合度比较

表4 家庭内亲子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概率和条件回答概率(%)

注:①表示读书;②表示运动;③表示看电视节目;④表示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⑤表示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

从表中的潜在类别概率来看,大约有35.5%的家庭不管在读书方面还是在文化娱乐方面都是缺乏亲子互动的,而全面互动的家庭只有不到两成。不少家庭愿意多陪子女一起读书、运动和看电视节目,这一比例达到了35.9%。而只有15%的家庭更多地是在家庭外部的文化娱乐方面与子女进行互动。以上的结果印证了我们的猜想,即家庭互动的方式不单单是有无互动或互动频率高低的问题,而是在不同家庭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亲子互动模式。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子互动模式的关系

1.列联表结果

表5结果显示,父母职业地位与家庭互动模式有一定的关联性。体力劳动者、小型个体工商业者和常规非体力人员家庭的欠缺互动比例都较高,分别为43.3%、38.7%和35.9%,管理技术人员家庭的欠缺互动比例较低,为27.6%。这说明阶层地位越高,亲子之间的互动就会越多。在读书运动互动方面,阶层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在文化娱乐方面,小型个体工商业者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明显要高于体力劳动者6—7个百分点。在全面互动方面,22.3%的管理技术人员家庭会与子女进行全面互动,这明显高于其他阶层。

樊嘉认为，作为国内第一方阵的医院，中山医院的整体定位，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公益性，另一方面要在医、教、研和管理方面做到引领和示范。“如果中山医院不去做一些创新和探索的话，墨守成规，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也就起不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反观中山医院MDT的发展，不就是在创新之下，一个引领和示范的好例子吗？

通过以往研究发现,由于家庭资源的约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对子女教育提供的行为支持和交流互动的频率上存在较大差异^[6]。那么,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与亲子互动模式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首先进行了列联表分析。

同时,父母学历与亲子互动模式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发现初中以下学历和高中学历父母与子女不会产生任何互动的比例分别高达48.6%和36.9%,而大学以上学历父母与子女不产生互动的比例只有27.4%。在其他任何互动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父母的比例都是最低的,其次为高中学历的父母,而大学及以上学历父母的比例最高。这说明不管在哪种互动模式上,父母的学历越高,亲子之间的互动就会越多。

表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子互动模式的列联表结果(%)

2.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

我们将四种不同的亲子互动模式作为因变量,通过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子互动模式之间的关系。表6的结果显示:第一,性别方面,父母与男孩和女孩的互动方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第二,子女数量方面,亲子互动模式的差异性并不大。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付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读书和运动上的互动,是非独家庭的1.37倍(=e^0.317)。第三,与体力劳动者相比,小型个体工商业者和常规非体力人员的亲子互动模式几乎没有差别。尽管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在读书运动的互动方面与其他阶层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在文化娱乐方面和全面互动方面要明显高于其他阶层。这表明,在互动策略上,社会上层的父母除了在学习方面与子女保持必要的互动之外,也会积极参与到子女的文化娱乐上。考虑到文化娱乐较高的支出和对学业贡献的不确定性,社会中产阶级及以下可能选择更加有效的学习互动型策略。最后,我们发现,父母的学历越高,与子女之间的互动就越频繁,不管这种互动模式是在文化娱乐方面,还是在读书运动方面。并且从回归系数来看,父母学历对亲子互动模式的影响远超过父母职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这表明,内嵌于父母学历中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能保证家庭内部民主性和亲和性,可以营造更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促进亲子之间的互动频率。

对于高速公路的各个车道，TCS越小，TWR越大，表示路面的横向裂缝状况越严重。路面裂缝是造成路面平整度下降的重要原因，路面结构性病害一般也伴有裂缝的产生。通过TCCI可以知道路面裂缝的严重程度，可以据此分析路面破损的原因，并为路面裂缝的专项处治提供指导。

深亚微米CMOS工艺下 SPAD的暗计数有热产生-复合(SRH)、陷阱辅助隧穿(TAT)和带-带隧穿(BTBT)三种主要产生机制[10-11]。在无光子入射的情况下器件内总的非平衡载流子的产生率GTOT可以由SRH、TAT、BTBT三个分量相加得到：

(三)亲子互动模式与子代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的关系

关于亲子互动模式与子代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的关系,我们把子代的心理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水平和集体融入水平的主成分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7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背景等变量之后,相较于无互动家庭来说,不管哪一类型的亲子互动都对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效果。从回归系数来看,相较于无互动家庭,全面互动型家庭的效果最强,平均分高出1.227分,读书运动互动型家庭次之,平均分高出0.763分,文化娱乐互动型家庭稍弱,平均分高出0.456分。但是,相较于无互动家庭,以上三种类型的亲子互动对子代的集体融入水平和人际关系水平的影响均没有表现出显著性,这意味着这些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

李庚先生的作品具有前卫性和时代感，我国诗坛泰斗艾青在1987年就说过，李庚的作品“在人们面前展开一个诗一般的世界，但愿能引起共鸣”。

表6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子互动模式的多分类 Logistic回归(以欠缺互动型为参照)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7 亲子互动模式与子女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8 估计子女学业成绩的多分类 Logistic回归(以成绩中下为参照)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从以上结果来看,各模式的亲子互动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那么各模式的亲子互动是直接影响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还是间接地通过子女的心理健康来影响的,我们在下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亲子互动模式与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的关系

表8与表9中的3个模型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潜在类别变量和中介变量后的回归分析结果。表8中模型6的结果显示,相较于男孩和父母学历较低的家庭来说,女孩和父母为大学学历家庭的子女倾向取得较好的成绩。除此之外,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和社会上层的子女也倾向取得更优秀的成绩。模型7的结果显示,不同亲子互动模式对子女的学业成绩有显著影响。尽管文化娱乐型家庭的子女学业成绩并没有比欠缺互动家庭的子女更好,但是读书运动互动型家庭和全面互动型家庭的子女成绩更倾向在班级中处于前列,这一概率是欠缺互动家庭子女的1.27倍(=e^0.239)和1.64倍(=e^0.493)。这表明,高频率的亲子互动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更关键的是亲子互动的高频率作用在哪种互动模式上。模型8的结果显示,子女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变量对学业成绩的促进有显著的正向效果,心理和行为模式越健康,学业成绩就越好。但我们也发现,加入这些变量之后,模型7中家庭互动模式对子女学业成绩的直接效果消失了。这意味着,在子女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一致的情况下,不管是欠缺互动型家庭还是全面互动型家庭,对学业成绩的直接作用是没有差异的。综合表7和表8的结果,我们认为亲子互动模式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并非是一种直接的影响,而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即亲子互动首先促进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而健康的心理又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

表9 估计子女教育期望的二分类 Logistic回归(以成绩中下为参照)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9中模型9的结果显示,相较于男孩和父母学历较低的家庭来说,女孩和父母学历较高家庭的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不同阶层对于是否想读大学的教育期望没有差别,但是在读研究生的期望上,中下层和中上层的期望反而要低于社会下层,现有理论很难对这一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模型10的结果显示,亲子互动模式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有显著的影响。读书运动互动型家庭和全面互动型家庭子女的大学教育期望要明显高于欠缺互动型家庭,这一概率大概是1.39倍(=e^0.327)和2.51倍(=e^0.920),而在研究生的期望上,分别是1.16倍(=e^0.151)和1.64倍(=e^0.493)。从回归系数来看,文化娱乐型家庭的子女与欠缺互动型家庭的子女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两者的教育期望是相似的。模型11的结果显示,孩子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变量对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向效果,那些具有更好心理健康、集体融入和人际关系水平的孩子对教育期望更高。同时我们也发现,加入这些变量之后,模型10中读书运动互动型家庭的显著效果消失了,但全面互动型家庭的显著效果没有消失。换句话说,在子女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一致的情况下,全面互动型家庭的子女更希望升入大学或升入研究生阶段。综合表7和表9的结果,亲子互动模式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除了间接效果之外,是有直接效果的。这一结果也表明,高频率的亲子互动不一定能够提高子女的教育期望,更关键的是亲子互动的高频率作用在哪种互动模式上,在不同模式上的互动频率能够更好地预测子女的学业成就和教育期望。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亲子互动是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摆脱家庭背景对子代学业成就强大的约束力,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减少问题行为,有效地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因此,探讨亲子互动与儿童个体的学业成就和未来教育期望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过往研究对亲子互动的讨论停留在互动频率的高低并没有把握互动的不同模式,在不同模式上互动频率的高低可能才是真正能够预测子女教育成就的潜在因素。其次,亲子互动关系与子代教育成就之间的因果链条过长,互动可能并不是真正促进子女学业成就的直接原因,而是一种通过子代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中介的间接原因。因此,本研究在讨论亲子互动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互动模式的形成原因以及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的影响。

然而现阶段随着信息化建设在企业日常运用与管理方面的渗入，企业的各个部门或多或少均已经启动或已经落实完毕各自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这种未从全局与整体层面对企业管理综合化统筹与规划使得现有的企中管理信息系统众多但是缺乏内部关联性，各种数据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形成非常明显的信息孤岛效应，更不必提数据共享与数据整合，导致企业各个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不畅，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员与劳动参与其中进行沟通协调与斡旋。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企业财务管理中实现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与优化，可以借助互联网以及计算机技术对财务数据进行可控式共享、快速处理分析，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实现企业办公的快速化需求。

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的潜在类别分析,本研究将亲子互动模式分为四个类别:全面互动型、读书运动互动型、文化娱乐互动型和欠缺互动型。从潜在类别的规模来看,四种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概率分别为18.1%、35.9%、15.0%和35.5%,不同类型互动模式在5项互动指标上的组合模式明显不同。从这一数据来看,说明家庭内部亲子互动方式的多元化,文化娱乐互动型和全面互动型家庭的比例相对较低,两者之和接近三成。读书运动互动型家庭比例相对较高,说明父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读书和运动等活动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欠缺互动的家庭在所有家庭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家庭的儿童由于缺乏社会资本,很可能在学业成绩上掉入班级的中下游。

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子互动模式的关系来看,社会上层和父母学历较高者相对于社会下层和父母学历较低者来说,他们在互动策略上更关注子女的全面发展,除了在学习上与子女有更多的互动之外,在外出参观博物馆、科技馆以及外出看演出、电影等文化娱乐方面也会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社会中下层和父母较低学历者,在互动策略上更多地关心子女的学业成绩,其他的互动则相对较少。这表明,不同的亲子互动模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所影响,并且社会资本也可以进行代际的社会传递。

从亲子互动模式与子女的学业成绩的关系来看,互动对学业成绩并非是一种直接的影响,而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即亲子互动首先促进了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健康的心理又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从亲子互动模式与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关系来看,互动的直接效果并没有完全消失,全面互动型家庭的子女更希望升入大学或升入研究生阶段。这意味着,亲子互动模式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除了具有间接效果之外,是有直接效果的。这表明,在中国,不管是单纯参观博物馆等高雅的文化互动,还是单纯学习上的互动关系都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的效果有限,只有包括以上两者的混合型互动方式才是更加有效的互动模式。这一结果也表明,高频率的亲子互动不一定能够提高子女的教育期望,更关键的是亲子互动的高频率作用在哪种互动模式之上。

总体来讲,我们发现中国的亲子互动模式不管对子女的心理健康还是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未来教育期望都非常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亲子互动模式的背后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从这一点来说,社会资本作为联结家庭与教育获得的中间媒介,维系着社会再生产。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家庭条件较差,也能够通过亲子之间充分的交流和互动来弥补家庭背景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这说明,社会下层和低学历家庭通过亲子间的互动能够降低由于经济文化投入不足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考虑到不同互动模式对儿童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的重要性以及欠缺互动家庭的比重过大问题,学校的制度建设与政策制定除了加强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儿童之间的互动外,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加强亲子之间的全面互动关系。除此之外,我们发现独生子女家庭能够提供更多的互动,并且这些家庭的子女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表现得更加健康。因此,在推行二胎政策的今天,如何防止二胎家庭中社会资本的稀释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增加亲子有效的互动方式,鼓励父母充分参与到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促进子女的身心健康,是未来政策制定和宣传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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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HOU Liming¹, LEI Ming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within the fami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apital, can get rid of the strong binding force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ffspring. This study uses the Chinese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2014) data to measure 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families by multi-dimensional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dicators. By the LCA it finds that 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s diversified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reading and sports interaction,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teraction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Further researches find that the parents of high socioeconomic statu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has no direct effect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has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ha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imply high-frequenc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what is more critical is which interaction mode is affected by the high-frequenc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latent class

[中图分类号] G7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9)04-0114-12

DOI: 10.15896/j.xjtuskxb.201904014

[收稿日期] 2018-09-04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7M613095)

[作者简介] 侯利明(1986- ),男,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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