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俄国革命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史学界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更为重视俄国三次革命的实际情况，开始寻求解释俄国革命新方法，加强对俄国史的研究，注意揭示前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十月革命间的历史联系。以1905—1907年革命为例，西方史学界对其研究相当深入， 成果显著。 本文对西方史学界研究1905—1907年革命情况作一述评。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性质
西方史学界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性质问题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可以同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另种观点则认为，它应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等号。尽管西方史学界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性质评价有分歧，但都不承认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与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的革命。西方学者不想承认，俄国第一次革命不仅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潜在力量。
西方学者醉心于寻求这次革命的政治前提，他们依据国家与“团体”斗争这一课题，企图证明在俄国解放运动的舞台上活动着的不是三种、而是两种政治力量，即政府和自由派。双方斗争的焦点是政权。结果，俄国第一次革命全部事件都被简单图解为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完全忽视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明显贬低劳动人民及其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
绝大多数持“近代化”理论的当代西方史学家将社会和经济的紧张状况、穷途末路的战争、固执而又不问政事的沙皇、“充满宗教狂热的政治首脑鼓动革命”等视为1905—1907年革命的直接原因。一些作者认为，沙皇俄国在其最后几十年中，一直受到结构危机的困扰，而工业化和近代化进程是产生危机的诱因。如德热列米·什涅捷尔曼在《祖巴托夫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伦敦1976年）一书中，重复西里尔·布莱克等人结论，认为西欧进行工业化半个世纪后，俄国进行急剧工业化动摇了社会基础，从而产生闻所未闻的社会问题。
西方学者对俄国近代化进程何以引起革命的答案不同。一些人将俄国近代化可能性和成绩绝对化了，极力寻求沙皇及其左右的“失误”和自由派的“失算”，日俄战争常常被说成1905—1907年革命的主要原因，从而低估了客观因素。相反，另一些人则强调俄国发展的落后性与独特性，断定俄国社会经济制度特点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因。如姆·马林《停滞的国家，迟缓的历史》（纽约1971年）一书中指出，适用于西方的近代化方法，在俄国不仅行不通，并且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承认1905—1907年革命前就存在广泛的工农革命运动，人民变成政治活动的主体。西班牙史学家姆·福业克在《列宁与1905年革命》（马德里1976年）一书中认为，革命前使沙皇俄国受到震撼的罢工、游行示威、农民运动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国未形成无产阶级的看法为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农民—工人”概念更是根深蒂固。西方传统史学常将俄国工人阶级同西欧无产阶级进行抽象比较。 如德·乌奥勒金《革命前俄国民主政治起源》（伦敦1963年）一书中认为，俄国工人基本上由农民补充，直到1917年， 绝大多数工人仍为村社注册农民，是份地所有者。近代化理论拥护者也拒绝将俄国工人阶级称为无产阶级。尔·阿夫里奇《1600—1800年俄国暴动》（纽约1972年）一书，强调农民涌入城市的消极后果，认为这种农民—工人进城后，失去生活根基，误入宗教歧途，被诱导参加农民起义。
70年代英美出版了一批研究俄国工人问题的专著，这些著作的提法有些变化。如尔·泽勒尼克《1855—1870年沙俄的劳动力与社会》（斯坦福大学1971年）一书，承认俄国部分工人能够摆脱农村传统束缚，会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但他断言，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并非如此，他把俄国工人描述成“变化频繁的特殊混合体”。
加拿大史学家尔·尤·德容松不同意这种结论，他在《俄国农民迁徙与劳动阶级：19世纪的莫斯科》（载《斯拉夫评论》1976年第35卷）一文中指出，“进步的无产阶级与原始农民”间并无天然鸿沟，强调将俄国工人阶级描绘成失去生活来源，误入歧途，没有觉悟的观点站不住脚。他在《20世纪农民战争》（载《俄国历史》，1978年第5 卷）一文中认为，工人集体意识不是阶级意识，他们感到自己不是与所有工人有联系，而是与某些集团有联系，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通过“同乡会”得以强化，“同乡会”是产生罢工的主要原因。
绝大多数西方史学家继续把工人运动视为农民运动特殊“延续”，而将农村视为俄国革命的策源地。
农业问题确是1905—1907年革命的重要前提，但西方学者具体解释这一问题时偏见极大，试图冲淡农民和地主间的阶级矛盾，曲解农民争取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济目的。近代化理论拥护者则坚持俄国有通过非革命途径与和平进化的可能性观点，这些人夸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经济、特别是俄国农业近代化成绩，还过分强调“贵族分化”，认为贵族地产减少很快，在经济活动中贵族作用日益削弱，它已无力维护其全部政治特权。如斯·格·普什卡科夫《1811—1917年近代俄国》（纽约1963年）一书和尔·帕伊普斯《旧体制下的俄国》（伦敦1974年）一书都认为，农奴制废除后到俄国第一次革命前，贵族失去三分之一土地，作为阶级它“失去自己经济基础，而在政治方面通常无所作为”。
应当指出的是，60年代后西方史学界开始较客观地研究农村中的革命前提，一些西方史学家对沙皇俄国顺利进行近代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明确指出革命前沙俄贵族已分为不同阶层。如德·菲勒德在《农奴制的终结：1855—1865年俄国贵族和官僚》（剑桥1976年）一书中，强调农奴制始终是俄国政治基础，决定全部社会和经济关系，并认为国家的强有力支持，使农奴制残余得以延续。德·赫姆别尔格在《1905年革命前俄国贵族》（载《俄国历史》，1979年第38卷）一文中指出，革命前沙皇政府“失去了自由派和保守贵族的有力支持”，作者认为“沙皇及其左右无力挽救持续的农业危机，无力解决农业问题”，是贵族不满的主要原因。由于1902年保守贵族倾向改革，1902—1903年自由派贵族激进起来，从而形成革命前提，统治阶级开始不满现存制度，不愿继续维持现状。
美国著名的俄国史专家勒·哈伊姆松《1905—1914年俄国乡村政治》（伦敦1979年）一书也认为，三万名贵族地主，实实在在管理着俄国农民，从经济生活到政治方面监督农民，因此，这些人实际驾驭着省官僚机器的方向。
西方史学界臆造革命前俄国“贵族分化”加强的理论，回避了改革后农民经济上对地主的依附，不承认大土地所有制和对农民的半农奴制剥削是改革后农村的基本矛盾，是农村贫困和社会冲突的根源。
西方学者不去深入研究地主对农民盘剥形式，而是片面看待村社问题，将村社对农民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绝对化，将其视为国家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看法在西方史学界几成定论。根据这种意见，村社使农民难以进入城市，所以村社是农民赤贫的原因，促使农民成为革命力量。
可将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农民运动根源，村社作用的看法，归纳成下列几点：政府不得不帮助村社阻止农村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避免城市人口爆满；但这引起农业移民，农民地少，贫困和社会紧张状态。
根据近代化理论，当代西方史学家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原因和农民运动根源时，偏重于探讨政府农业政策的失误。一些学者指出，政府似乎过高估计了俄国农民经济条件，使其承认近代化的全部负担；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的失误在于，它未能将农民解放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第三部分学者则坚持，由于政府坚持保留村社，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受村社奴役，以及纳税等等，结果农民不满与日俱增。由此可见，近代化理论将农业问题归结为村社的不良影响和政府政策的失误。
尽管西方史学家对这次革命的原因看法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围绕沙皇政府和其政策得失做文章。而实际上，20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1900—1903年工业危机使国内矛盾加深，日俄战争的爆发，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些才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产生的原因。
工人运动问题
西方史学家通常否定工人阶级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甚至部分史学家将1905年工人运动说成工联主义运动，避而不谈革命初期俄国无产阶级就积极同专制制度和自由资产阶级斗争。
西方史学家对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相互关系问题意见不一致。下列著作较有代表性，斯·什瓦尔茨《1905年革命》（芝加哥—伦敦1967年）一书断言，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与社会民主力量无关，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支显著力量”，“但同工人群众联系薄弱”。作者并想使读者相信，似乎孟什维克更接近群众。英国史学家勒·科钦《革命中的俄国》（伦敦1976年）一书认为，彼得堡1905年1 月工人运动是纯自发性的。社会民主党并非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德·什涅依捷尔曼对此评价比较客观，他在《祖巴托夫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从19世纪末起，工人开始对“社会宣传很敏感”。他还认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使工人不断与政府发生冲突，并懂得必须采取政治行动。
西方史学家承认1905年1月9日事件后，社会民主党影响增加。但力图将这种影响限定在“临时联盟”范围内，继续认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中“根基甚浅”。不承认工人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根据他们意见，工人为维护其经济利益，仍向往在沙皇制度的卵翼下建立合法组织，为此竭力夸大某些落后工人重设加邦会议的要求。
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同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联系密切。多数西方史学家力图将工人经济斗争形式绝对化，降低其政治斗争的意义。如1973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历史手册》一书中，武断地认为，一月工人运动是自发的，旨在满足经济利益。斯·什瓦尔茨在其著作中也认为，直到1905年10月以前，工人经济斗争为主，工人在其要求中所加的政治口号只是“装潢门面”。
西方史学家夸大1905—1907年革命期间工人运动经济性质，目的在于将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使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党分开。但事实证明，工人经济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西方史学界对苏维埃产生及其阶级实质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露骨地贬低群众在创建苏维埃中的首创精神，明显夸大孟什维克作用。这种偏见在什瓦尔茨著作中表现尤为突出，他试图证明孟什维克是建立苏维埃首倡者和其领导者，而布尔什维克只是“怀疑地看待苏维埃”。第二种观点评价孟什维克在建立苏维埃中作用时比较审慎，一般认为，苏维埃是自发产生的。如联邦德国学者克—恩·鲁夫曼《苏维埃俄国》（慕尼黑1971年）一书，将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劳动人民直接倡议自发地产生的苏维埃，称为革命自治机关。科钦也得出类似结论，他承认1905年11月初列宁回国后不久，就对建立苏维埃感兴趣，但他却认为苏维埃是“村社传统会议”的延续。第三种观点则将苏维埃产生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美国史学家普·阿夫里奇试图将苏维埃产生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则断言，建立苏维埃想法是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暗示。
西方史学家虽对苏维埃解释有分歧，但都力图把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党“分开”，夸大孟什维克作用，或者认为是由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苏维埃，明显贬低人民群众独立的历史创造能力。
西方史学家阐释俄国革命中工人运动时偏见极大，歪曲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作用，歪曲作为1905—1907年革命领导者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工人的经济斗争同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农民运动问题
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农民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要求内容、农民斗争形式、农民运动成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片面地对待农民要求问题。以德·基普《俄国社会民主政治起源》（牛津1963年）描写农民运动特点的著作最明显，他断定，农民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保持着忠君思想，他的结论是，1905 —1907年农民运动是保守的。 而帕伊普斯著作则将俄国农民视为愚昧无知的拥戴君主的力量。有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评价比较客观。如乌奥勒金认为，日俄战争期间，特别是革命开始后农民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农民提出取消等级制度，实行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作者试图证明，农民的政治要求完全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纲领，由此他认为，在这次革命中自由资产阶级起了关键性作用，而农民运动只是自由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后备力量。科钦注意到农民除经济要求外，还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作者指出，土地远非是农民的唯一要求。农民提出的要求有：农民和其他等级纳税权平等，降低间接税，加强乡村教育，没收教会土地等。但他把农民运动视为与外界隔绝的自发性的地方性运动。
尽管西方史学家对农民要求的内容看法有分歧，但都认为这一时期农民运动是不问政治的经济运动，农民本身愚昧无知，盲目效忠沙皇，农民运动未超出现存制度范围，丝毫未威胁到沙皇制度。
西方史学家认为无政府性、自发性、无约束性是农民运动突出特点。这种评价也影响了对农民斗争形式的看法。实际上，农民斗争随着革命发展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有明确目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是农民组织的最高形式，农民共和国成为新革命政权的萌芽，苏维埃以及“共和国”产生证明农民阶级意识增长，农民由皇权主义者变成彻底的共和主义者。
西方学者对农民运动参加者成分研究很薄弱。多数人认为，农民常常“聚众”行动，如基普认为，与城市不同，农民存在重要的社会差别。姆·佩里在《1892—1905年俄国农民》（载《经济史》，1961 年第3期）一文中强调，多数情况下，农民参加运动是整个村庄一起行动。混淆农村两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得出中间农民在农村革命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结论。
西方史学家否认1905—1907年革命中存在工农联盟。一些人认为，这次革命不存在工农联盟问题，他们虽承认工农间有一定联系，却企图将这种联系说成“农民—工人”与其“村社”的日常联系。
同时他们声称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特别对农民影响甚微，言外之意是说明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完全脱节”，而社会民主党纲领未反映农民根本利益，这种观点最露骨的是基普的著作，他断定所有政党和组织对农民影响都不大，并力图使读者相信，社会民主党纲领只适合工人需要。
但有少数西方史学家对社会民主党对农民影响问题评价比较客观。如科钦不否认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全俄农民协会间联系，比较注意社会民主党同农民运动间相互关系，但作者低估了无产阶级斗争对农民运动发展的影响。佩里的文章也坚持这种观点，承认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有相当大影响。
西方学者上述观点，意在说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缺乏工农联盟，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运动发展影响甚小。实际情况则是，农民代表苏维埃是这次革命期间农民组织的最高形式，农民共和国成为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农民阶级意识增强，由皇权主义者变成彻底的共和主义者。这些证明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证明工农运动之间的一定联系。
自由派问题
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革命中自由派研究极为重视。意在弄清自由主义模式是否适用于俄国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自由主义模式在俄国行不通，因为俄国的自由主义是“舶来品”，而“文化移植”很难在异国他乡“嫁接成功”，并坚持认为俄国自由派未能认清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俄国自由派不仅熟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且俄国这方面条件得天独厚，自由派制定很多符合俄国实际情况的决定。
西方学者极力寻找俄国自由派失败原因，避免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悲剧”重演。美国史学家乌·罗津别尔格在《俄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者》（普格斯顿 新泽西 1974年）一书中认为， 俄国三次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经验，在“当代情况下完全可以利用”。
西方学者对俄国自由派阶级实质问题观点一致，认为俄国自由派具有“超阶级”性质，即所谓“知识分子”性质。如1970年剑桥（马萨诸塞）出版的尔·帕伊普斯所著的《1870—1905年左派民主主义者》一书，就是采用这种观点来评价司徒卢威的。多数西方史学家断言，俄国自由派是“超阶级”运动，而立宪民主党是“公众”利益的真正代言人，反对沙皇制度的“领导者”，企图将自由主义纲领描绘成最理想方案，而这种方案似乎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和平进化并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
西方学者夸大自由派作用同时，力图推翻列宁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学说，曲解工人和农民革命斗争实质，以便最终推翻俄国革命的人民性质。
西方史学界研究俄国自由派和沙皇政府相互关系问题时，对是自由派还是政府的过错，以及为何在1905—1907年革命中二者未找到共同语言最感兴趣。部分学者谴责立宪党人失算，这些人通常将立宪党人视为与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强战士，“公众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另一部分学者谴责政府失算，“不明智”的政策使立宪党人向左转，与革命民主派合流。
从六七十年代起，西方学者开始重新评价俄国自由派活动。如勒·科钦《革命中的俄国》（伦敦1966年）一书承认，1905年10月17日宣言之后，立宪党人完成向右转变过程，作者认为，第二届杜马中立宪党人已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以免招致杜马解体。1972年第50卷《斯拉夫和东欧评论》发表了德·托马科夫《斯托雷平与第二届杜马》和德·齐麦尔曼《立宪民主党人和杜马》的论文，前者认为，第一届杜马解体后立宪党人影响日小，这给斯托雷平提供拉拢立宪党人的良机。后者认为，立宪党人从来不是革命暴力行为的真诚合作者，在杜马工作每个环节上，从每个细节到大的政治问题，立宪党人都力图避开争议问题和潜在的冲突因素。尔·皮尔松《论俄国温和的反对派政党》（伦敦1977年）一书认为“由于惧怕工人运动和革命，温和党更倾向于保住立宪体制”。姆·勃列涅尔德也持类似观点，他在《十月党人与1913—1914年俄国社会危机中的上层人物》（载《俄国评论》，1979年第39卷）一文中强调，十月党人害怕人民群众参加运动，害怕在政府和起义的工人与农民之间进行选择。
立宪党人幻想将群众革命运动引入议会斗争轨道。换言之，立宪党人所以批评专制制度，是因为它造成了革命土壤，所以才向政府献策，来抵御无产阶级进攻。实际上，立宪党人幻想建立反映其阶级利益的那种国家政权，目的在于加强和扩大其统治，进而摆脱革命威胁。
西方学者夸大自由派的作用，意在推翻列宁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曲解工农运动的实质，最终否认这次革命的人民性质。自由派的作用是过渡性的，他们的垮台同其立宪的幻想一样不可避免。他们无力改变历史进程。历史证明他们有关“复兴”国家的良策根本行不通。
沙皇对内政策问题
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革命期间沙皇对内政策研究，侧重于维特和斯托雷平的政策。
沙皇被迫颁布1905年10月17日宣言，许诺设立法杜马和给公民以自由，同时取消赎金。西方史学家通常将这一天与开始“立宪”联系起来，并认为是自由派迫使政府立宪。乌奥勒金认为，沙皇除放弃专制制度外，已别无选择，将沙皇制度让步归结为自由派的特殊功劳。
1972年伦敦出版了格·麦林德热尔等人著的《维特伯爵和1905年革命中的沙皇政府》一书，集中研究维特观点和活动，作者声称10月17日宣言准确再现了1905年维特所持观点，维特希望建立能消除革命的新制度，使俄国社会适应新的世界条件。
西方史学界对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兴趣有增无减，至今继续讨论沙皇制度进化可能性问题。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对这次改革的目的、进程和结果争论不休。很多西方学者将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与1905—1907年革命割裂开。美国史学家德·叶尼围绕这次改革写了很多文章，但绝口不提革命。1976年波尔德（哥伦比亚）出版了姆·什康罗依的《斯托雷平与末代沙皇的基本政策》一文，相当详细研究了“斯托雷平草案”，力图将其视为“进步之举”，但作者未注意真正的社会和政治进程。
德·托克马科夫在《评斯托雷平改革》（载《俄国评论》，1971年第30卷）一文中，对改革目的也持类似看法。认为这次改革旨在“进一步破坏封建镣铐，唤起人们私有本能，最终建立小农场主的资产阶级社会。德·阿克京松在《俄国公社统计》（载《斯拉夫评论》，1973年第32卷）一文中，将改革描写成保证资本主义起步的纲领，甚至将其誉为“经济计划的最早尝试”。
西方历史著作中也有较谨慎评价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如阿·格尔申隆在《历史的连续性和其它》（剑桥1968年）一书中，强调改革屈从于政治目的。作者认为，对斯托雷平来说，建立可靠的社会支柱，政府方能与社会抗争。1973年伯明翰出版的尔·曼京格的《欧俄部分的村社》一书断定，正是1905—1907年革命迫使政府懂得了，村社不再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支柱，却是革命的潜在因素。
很多西方史学家对沙皇制度近代化能力表示怀疑，如英国史学家德·霍斯金格指出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彻底性，斯托雷平想“干预地方自治局活动和协调其职能，但触及到领地贵族利益，而难以改革”。美国史学家乌·平捷尔指出斯托雷平农业改革无力解决农业问题。
总之，西方史学家否认1905年10月17日宣言和斯托雷平改革的被迫性质。歪曲地主对农民半农奴性质的剥削。恰恰这场改革使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沙皇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综上所述，西方史学家围绕1905—1907年革命的主要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革命作用学说，否认这次革命历史必然性，否认它与俄国后两次革命的历史继承性。西方学者不想承认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回避这次革命爆发的深刻客观原因。换句话说，西方学者对这次革命研究偏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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