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由此，作者对于国际社会学界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提出质疑。作者认为，在中国，如果说有所谓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的话，那也不是在经济分层方面，而是在政治分层方面。本文也是对于经济学倒"U"型理论提出的一种挑战，认为该理论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分层上，完全忽视了政治分层的存在。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关于市场转型中的社会分层与不平等[1]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转型以后，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以及造成社会不平等变迁的机制是什么。
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和理论研究，孙立平先生在《从“市场转型理论”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2]论文中作了较详尽的介绍。根据孙先生的介绍，笔者以为在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转型后，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变迁的问题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研究和争论。第一个方面是对于市场经济引入以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层状况的争论。威兼·派瑞士(Willam Parish)的“反分层化现象”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是相当平等的；而撒列尼(Ivan Szelenyi)、维克多·尼(Victor Nee)等人则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再分配机制不仅没有造成收入分配的平等，反而是扩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他们甚至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机制看成是产生不平等的源泉。第二个方面是对向市场转型以后，社会不平等变迁的研究。长期以来，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倒"U"型曲线理论在这一研究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该理论认为在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不平等程度会持续性地明显上升，只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比较高的程度后，由于有了福利政策和税收制度的调节，社会不平等程度才会逐步下降。撒列尼、维克多·尼、罗纳-塔斯(Akos Rona-Tas)、弗莱基尔斯基(Henryk Flakierski)等对倒"U"型曲线理论提出挑战，他们的研究都多多少少地证明，市场改革以后，社会不平等程度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由此，他们提出了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当然，撒列尼、维克多·尼、罗纳-塔斯等人后来的研究又对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限定，他们认为，平等化效应只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转型的早期阶段，当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入时，不仅没有了平等化效应，反而使社会不平等有所加剧。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研究是对于经济学倒"U"型曲线理论的批判，他们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不平等是沿着正"U"型曲线发展的，而不是倒"U"型曲线。撒列尼、维克多·尼等人所作研究的更深一层的理论意义在于，他们试图形成一种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新的理论，并对传统的关于不平等的理论提出挑战。
笔者以为，在中国的场景下，社会分层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政治分层，另一种是经济分层。因此在探讨社会分层与不平等时，要看是哪方面的不平等。笔者认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在经济上，基本上还是平均主义占上风的。国家再分配机制所起的作用，是缩小了人们的经济差别，而并不是象撒列尼、维克多·尼等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再分配是扩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3]但是从政治上来看，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从194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政治不平等，甚至政治歧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1979年经济改革的同时，曾有过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这就是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治变革，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废除政治歧视、实施政治平等的改革。这次改革以后，人们之间的政治差别缩小了，例如，政治上的阶级成份被宣布中止，各种带有政治歧视性的帽子被摘除，知识分子被宣布为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农民获得了迁移的自由等等。1979年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其本质是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引入以后，人们之间的经济差别明显上升，这一点有众多的数据可以证明，而不是象撒列尼、维克多·尼所说的那样：市场转型后经济上出现了平等化效应，人们的经济差别缩小了。如果说有所谓平等化效应，那也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
因此，中国的场景是，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政治不平等和政治歧视均比较严重。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差别缩小了，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差别明显扩大，因此，取代政治不平等的是经济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由此，笔者提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它们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例如，中国194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是这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当时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对于政治上的高度不平等起到了一种“纠偏”或平衡的作用。同样，在今日的中国，尽管经济的不平等有了较大的上升，但由于政治歧视的废除、政治平等主义的实施，对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样起了一种“纠偏”或平衡的作用。因此，脱离开政治的分层与经济的分层，而抽象地谈论社会分层的平等与不平等是片面的。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解释，那么威廉·派瑞士所说的“反分层化现象”指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分层，而撒列尼、维克多·尼所说的平等化效应指的是改革以后的政治分层。
所以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搞清，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差别、社会分层，这两种社会差别的性质、范围、领域等等都是不同的，如果只注意到政治差别而忽视了经济差别，那就会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下，社会不平等更高一些，甚至大于后来的市场转型时期。如果只注意到经济差别而忽视了政治差别，那就会认为，市场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平等更高一些，大大高于改革以前的不平等。
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下本文所说的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的基本涵义。笔者认为，所谓经济分层指的是因财产、收入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不同的现象，它与社会学三元社会分层所说的财富的差异基本上是一回事。然而，这里所说的政治分层，却与社会学三元分层所说的权力的差异并不一致。笔者认为，政治分层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时所谓政治分层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这些都是政治地位比较高的群体；而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这些都是政治地位很低的群体。这种政治地位的区分不一定反映权力分层的差异，有些权力很小的群体，政治地位却可以很高，例如，贫农、下中农，他们本人在村里并没有什么权力，但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却可以很高。这种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也有重大差异。一个在政治分层中地位较高的人，在经济分层中却可以地位较低，例如，贫农政治地位较高，但经济生活水平却很低。
在社会学传统的三元分层中，我国的政治分层实际上与声望分层的内容更为接近一些，因为，政治分层中的许多群体都是他人的一种评价。但是，政治分层与声望分层也并不完全吻合；声望分层是指社会上多数人对于不同群体的评价。而中国的政治分层却兼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它与客观的政治权利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是与主观意识形态有关，它反映了，在意识形态中，在官方的宣传中，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评价。
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的区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由于有这种区分，就不能仅仅固守着社会学三元分层的理论，就要考虑到政治分层这第四个因素的作用。
从经济分层和政治分层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结构是政治分层为主的，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
二、经济分层差距的变迁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分层差距的变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年改革以前的阶段和1979年改革以后的阶段。总的来看，改革以前的经济差距小，改革以后的经济差距大。
对于市场经济引入前后经济分层差距的研究一直苦于没有可以用来比较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数据。要研究、测量从1949年直到目前跨度将近50年的这样长时期的经济差距是十分困难的。为解决这一困难，笔者在小范围内做了一次尝试。
笔者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于1994年在北京市区做了一次入户访谈抽样调查，共抽取36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按等距抽样原则，抽取15个样本，共完成有效样本523个。调查质量是比较高的。为了了解在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北京居民收入的变迁情况，在问卷中特别设计了对于居民自50年代以来收入的调查。对于50年代的收入只能靠人们的回忆，由于我们找不到当时居民家庭收入的更详细记录，所以只能用这一数据来分析一下当时人们的收入情况。
我们测量了1995年、1960年、1965年、1975年、1978年、1984年、1987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共12个年代的居民收入差距。在计算方法上，采用了五等分法和基尼系数两种测量方法。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调查的是居民个人的收入情况，而不是家庭人均收入情况。根据经验，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比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略高一些。
这项研究结果证明，从1955年到1994年近40年间北京居民收入差距的变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以前，收入差距仅有小的起伏，例如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收入差距略高一些，困难时期结束后，差距又有些回落。但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北京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保持在相似的水平上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以后，收入差距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特别是9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更陡然上升。经测算，这些年的基尼系数为：1955年0.2683，1960年0.2968，1965年0.2626，1975年0.2738，1978年0.3051，1984年0.3322，1987年0.3720，1991年0.4725，1992年0.4867，1993年0.5457，1994年0.5396（参见图1）。
图1 1955—1994年北京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迁
笔者还按五等分法测量了各占总人口20%的最低、次低、中间、次高和最高收入分五组占有总收入的情况。先看1955、1965、1975年的情况（参见表1.2.3）。
表1 1955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表2 1965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表3 1975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由上述五等分法的表1至表3中可以看到，从50年代中期直到70年代中期，各收入组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最低收入组所占比例一直约为7—9%，而最高收入组所占比例一直约为35%—37%。其他各组所占的份额变化也不大，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居民的分配格局一直没有太大变化。
表4 1978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表5 1984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表6 1987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1978年至1987年收入差距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一个高收入层开始形成，最高收入组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40.22%上升到1987年的46.19%。其他各组所占比例略有减小，例如，最低收入组所占比例从8.9%降至7.26%，次低收入组所占比例从12.69%降至11.14%（参见表4.5.6.）。这说明在这一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是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特征的。
表7 1992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表8 1994年各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
90年代以来，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比80年代更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这种差距的上升更突出地表现为高收入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其他各收入组占总收入的比例都略有下降。1994年最高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竟高达62.83%，而进一步的分析证明，真正占有这样高比例收入的是一个更小的群体。相比之下，其他各组占有总收入的比例均比较低，最低收入的20%人口仅占有总收入的4.43%（参见表7.8.）。这说明，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一个人数比例较小的高收入层占有收入的比例过高，与绝大多数人口之间拉开了差距。即使是中间收入组和次高收入组占有总收入的比例也远低于20%，这说明作为社会稳定重要力量的中等收入层仍然过于弱小。
综上所述，此次调研的数据证明，从50年代中期直到70年代末，北京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不很大，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6至0.31间。如前所述，这里计算的是居民个人之间的基尼系数，如果计算的是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其差距还要略小一些。由于在这段时期里，计划经济占绝对经济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市场经济成份，单位内的工资几乎是居民收入的唯一来源，居民收入完全受国家再分配的调节，因此，这样一种收入差距的不平等程度，完全可以反映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对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换句话说，当时的再分配所起到的作用还是降低了不平等的，而不是象撒列尼、维克多·尼等所说的是扩大了不平等。
不仅如此，当时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制度、平均主义的分配住房制度、大锅饭式的普遍就业制度，作为普遍福利的医疗保健制度等等，这些也都是造成当时经济上绝对平均主义的重要政策变量。
显然，对照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而言，那种认为市场转型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造成了较大的经济差距，而市场转型以后带来了经济上的平等化效应的理论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当然，维克多·尼曾用1985年在中国厦门农村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证明中国市场转型初期的平等化效应，但是要注意，中国农村恰恰是较少受国家再分配影响的部分，而笔者所调研的城市才是传统上较多受国家再分配影响的部分。
三、政治分层差距的变迁
将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放到社会分层中来，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毛泽东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提出了政治态度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的观点。例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对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按经济分层外，还按政治分层将其区分为：不开明绅士、开明绅士、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民族资产阶级左翼等；对于小资产阶级他除了给予经济上的区分外，还按政治分层区分为：小资产阶级右翼、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小资产阶级左翼。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分层思想。政治分层对中国大陆影响颇大，可以说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同样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分层从理论变为一种社会政策，最初是起源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份的运动，后来在城市里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参照农村中的标准并予以发展，对于城市中的在业人员也都划分了阶级成份。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划定了一些新的阶级成份，有些阶级成份是以戴“政治帽子”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右派”、“有严重历史问题”等。土地改革中的划分成份以及50年代初在城市中的划分成份，最初是具有经济分层意义的，因为，当时的划分基本上是按经济关系、按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划分的。但是，这种社会分层，到了50年代末，就已经不具有经济分层的意义了，因为，这时候的地主并不占有土地，而只是说他们在1949年土改运动以前曾经占有过土地；这时候的资本家并不占有企业，而只是说他们在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前曾经占有过企业。至于戴政治帽子，则显而易见，更是按主观意识形态分层了。因此，这时候的社会分层，实际上是政治意义上的分层。
中国政治分层的变迁，也是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一个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今天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政治差距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政治差距极大而经济差距较小。第二个阶段是经济差距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差距变得很大，而政治差距却明显缩小。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阶段的情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全社会都处于一种突出政治的气氛之中，因此，政治地位远比经济地位来得重要。
当时，社会上的政治分层有几种系列，不过最主要的是阶级的区分。阶级的区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本人阶级成份的区分，另一种是家庭出身的区分。
无论是本人的阶级成份还是家庭出身，按照当时的政治分层原则，基本上是三分法的分层。按阶级成份（或家庭出身）可以区分为：阶级成份（或家庭出身）好的、阶级成份（或家庭出身）不好的和处于中间状态（或家庭出身一般）的。当时，阶级成份好的有：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等；阶级成份不好的有：地主（包括恶霸、军阀、旧官僚、破产地主、管公堂[4]等）、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处于中间状态的有：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包括职员）、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出现了所谓“红五类”、“黑五类”之说，分别指上述阶级成份好的与阶级成份不好的群体，这已经把政治分层差距发展为一种严重的政治歧视了。
此外，还可以按政治面貌区分为：中共党员、普通群众、有历史问题的人。按照政治表现区分为：单位积极分子、单位落后分子和表现一般的职工。按照社会关系的繁简程度分为：社会关系复杂、社会关系简单和社会关系一般的人。按照当时的标准，社会关系越复杂的人，例如有海外关系，政治上越不可靠；社会关系越简单，则政治上越可靠。
就政治分层的本意而言，它与经济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在政治法律秩序尚能得到保障的时期，政治分层地位的高低与经济分层地位的高低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例如，资本家的政治地位很低，但经济地位、生活水平却可以很高。又如，有一些人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经济地位、生活水平却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政治法律秩序已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现了“抄家”行为，那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社会秩序正常的年代，既然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并不直接挂钩，那么政治分层的社会意义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政治分层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斗争上，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社会舆论上和社会心理上。阶级成份不好的人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他们总是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在报纸、广播及其他各种大众传媒中，他们总是充当政治批评的对象。在社会上，他们的声望很低，被人家看不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一个失去了公众信任的群体，每当出现了麻烦问题，他们总是首先被怀疑的对象。这样，久而久之，他们本人内心中形成了很重的心理压力，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甚至人格发生扭曲。
另一方面，政治分层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机会，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上。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家庭出身对于青年人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首先，家庭出身会影响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家庭出身的好与不好是当时录取大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而大学里有些重要专业、有些被视为可能接触尖端技术的专业则更是只录取家庭出身好的，不录取家庭出身不好的。至于当时有少数出国深造的机会，更百分之百地属于家庭出身好的人。其次，家庭出身会影响一个人的就业机会。在计划经济下，人们选择自己职业的灵活性很小，年轻人的就业大多是由组织上安排的，而组织上在安排就业时非常重视家庭出身。当时，由于政治气氛浓厚，很多职业都被视为具有政治敏感性，例如与航空、国防、军事工业、高技术、保卫、管理部门、领导部门、情报部门、海关等有关的职业，这些都只能由家庭出身好的来承担。而到了基层部门，本来已无政治敏感性可言，但领导也往往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将重要的工作交给出身好的人去承担。再其次，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出身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当时人们都很追求的参军、入党等，而家庭出身往往起决定作用。又如，在婚姻配偶的选择问题上，家庭出身也常常被当作一个重要指标。
以上的阶级成份、家庭出身类似于一种等级制度或身份制度，它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社会分层关系，也就是说，阶级成份、家庭出身一旦被定位以后，是不能改变的。当然，当时的政治分层制度也不是没有社会流动。当时也存在着政治地位变迁的各种形式。例如“下放”，这是自50年代以后比较流行的一种政治地位垂直下降的形式。它主要是对干部而言的。下放一般是有双重含意的，一是指职位的下降，二是指工作和生活地域从中心区域向边远区域的迁移。例如，50年代末，反右斗争结束后，很多干部从北京下放到边远省份的农场。下放也可分为长期下放和短期下放，长期下放一般多是因干部犯有政治错误而受到的一种惩罚，短期下放则更多是具有接受实践锻炼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中，干部下放成为普遍化现象。
“戴帽子”与“摘帽子”。50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人被戴上了政治帽子，例如“右派”、“坏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等，一个人被戴了帽子就意味着他被划入了敌对分子的阵营，落入了政治的底层。“摘帽子”则一般是比较难的，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通过极为突出的政治表现而被摘了帽子。戴帽子与摘帽子类似于埃德温·勒默特(Edwin Lemet)在“标签理论”中所阐述的互动行为。
“一批、二养”。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地位变迁的一种形式，指对于犯有政治错误的老干部一是要在政治上批判，这意味着被批判者政治地位的大大下降，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其经济地位的下降。所谓“二养”就是说，在政治上批判以后，还是要保证他们经济上的生活待遇。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相悖的现象。
“被打倒”。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干部政治地位迅速下降的一种形式。一个干部被打倒，这意味着，他不仅失去了干部的职位，而且名誉扫地。在政治上，他从很高的领导者群体被排斥到社会政治群体的底层。当然，被打倒有可能伴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下降，但也有可能与经济地位的变迁并没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因为，被打倒主要是指政治地位的变迁，而不是经济地位的变迁。
“平反”或“解放干部”。在我国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于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倒了的干部重新恢复工作，或重新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称之为“平反”或“解放”。平反意味着政治地位的重新上升，它可以伴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也可以是经济地位并无重大变化，而只是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阶段的情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大大缓和，而与此同时经济地位的作用、财产分层的意义却大大上升。因此在第二个阶段，经济地位比政治地位来得更为重要。
这个阶段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变化的特点是，在经济分层差距迅速扩大的同时，政治分层差距却在急剧地缩小。政治分层差距的缩小是通过1979年前后的重大政策变迁完成的。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提出给地主富农摘帽子。经过十余年来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中那种明确把人分成不同政治等级的现象已经趋于消失，因阶级成份、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而招致的政治歧视业已消失。城市市民与农村居民二元分割的身份制度，城市中工人与干部二元分割的身份制度，以干部级别分层为基础而形成全社会垂直分层的官本位制度，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体制也都在衰落。
因此，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差距的扩大和政治差距的缩小齐头并进的。换言之，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这就像1976年以前，平均主义的经济分层政策对于当时巨大的政治分层差距起到了补偿和平衡的作用一样。而且，由于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这两种不平等的性质不同，很难互相比较。因而，国际社会学界关于市场转型以后，社会分层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的争论，若要作出断言，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从经济方面看，差距是扩大了，但如果从政治方面看，差距反而是缩小了。
上文已经证明，撒列尼、维克多·尼所说的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在中国的场景下，并不反映为经济收入方面，因为从收入方面看，差距的拉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政治分层方面，市场转型中政治歧视的趋于消失，政治不平等大大减弱。这方面的平等化效应却又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本身就是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按照规则的平等交易，因此仅就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而言，它确实具有平等化的特征。
本文关于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于经济学上倒"U"型理论的一种挑战。倒"U"型理论在分析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时期不平等的变迁时，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不平等上，完全忽视了政治不平等的存在。社会是一个整体，不平等也是一种综合现象。倒"U"型理论仅仅描述经济不平等，这不是社会上真实的不平等现状，而是被经济学割裂式研究方法歪曲了的不平等状况。中国的实例证明，对于市场转型中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研究，应首先考虑到社会不平等表现的两种基本形式，即政治的不平等与经济的不平等。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社会分层是一种隐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关系，它反映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之间的一种分配。当资源有限时，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紧张，这时往往导致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于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韦伯所说的三元分层，只不过揭示了表现社会分层差距的三种方式。反映差距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在中国就有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两种分层制度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改革1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GN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社会物质资源总量在迅速增长。因此，仅从有限资源会导致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造成人群紧张关系的因素已大大下降。从实际生活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有所缓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分层方面。因此，仅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就论证中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这是有明显缺陷的。今日中国毕竟已消除了那种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政治歧视的政治分层现象，这对于缓和群体冲突、整和群体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还是应该承认，不平等也有下降的这个方面。
注释：
[1] 本文所使用的“不平等”概念，即英文inequality，是指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差异现象，该概念并无贬义。
[2]参见孙立平：《从市场转型理论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一）、（二）》，《中国书评》1995年9月总第七期，第59页。
[3]参见孙立平：《从市场转型理论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一）》，《中国书评》1995年9月总第七期，第59页。
[4]“管公堂”是我国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划分成分时的一种阶级成分，指管理各种祠、庙、会、社的土地财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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