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究竟哪里不可思议
文/林海
“有个做法官的父亲，进法庭就能够从容不迫。”说这句话的人是个马德里人，他的名字叫作塞万提斯。他并没有一个做法官的父亲。相反，父亲曾因没有能力偿还贷款，三次被送进监狱。塞万提斯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与动荡不安中，一次次走过马德里的街头。
阿尔卡拉镇主街48号的倒霉人
有意思的是，塞万提斯的父亲虽然进过三次监狱，他父亲的父亲——祖父胡安·塞万提斯却曾是正儿八经的法官。这位胡安·塞万提斯从萨拉曼卡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一个宗教法庭任法官，后来也做过律师。他的儿子，也就是塞万提斯的父亲，就是那个“有个做法官的父亲”却“不得不一再走进法庭”的人。和父亲一样，小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他曾从军入伍致左手残疾，又不幸被俘多年。归来后又数度被陷入狱，最后更落得个不知葬身何处的下场。
今天，无数人来到马德里，都会从Avenida de América出发，乘坐223路巴士前往位于市郊的阿尔卡拉，拜访问世过《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故居。尽管今天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车程，然而在16世纪，在荒凉的马德里高地，这个行程所需时间恐怕相当惊人。可以想象，一列马车在贫瘠苍凉的山地中跋涉。小塞万提斯就坐在马车上前往马德里。其实，历史上阿尔卡拉并不荒凉。这里在古罗马时期早就是集市，后来更依赖着埃纳雷斯河，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重要商镇。
镇上的主街曾是西班牙最长的柱廊街道。这条街道的48号是一栋红色两层小楼。楼内有方形天井。陈列室里有形形色色版本的《堂吉诃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1547年，塞万提斯就出生在这里，却不得不颠沛流离。这里，还是每年塞万提斯文学奖的颁奖地。生前与这所大学并无交集的塞万提斯，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每年“衣锦还乡”。
其中，n为统计年限，xi是第i年的年雷暴日，x¯为所统计的63年内年平均雷暴日，t¯为自然数序列的平均值，用公式表示为t¯=（n+1）/2，rxt的正（负）值表示该要素在所统计年限内有增加和减少的趋势，rxt绝对值越大表明该要素增加和减少的程度越明显，即表示气候变化趋势越明显［5］。
1.2.1 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年满18周岁，症状性、药物难治性Af患者，第一次行RFCA患者。排除标准：二次手术患者，数据不全或术后失访，因其他疾病一年内死亡患者。
③在小滑块从C到D的过程中，如图六所示，洛伦兹力并不做功，而重力mg与电场力的合力F与速度方向的夹角小于90°，且在不断增大，合力做的是正功，直到二力的夹角增大到为90°时，合力F垂直与重力mg，这时的速度达到最大，且合力F不做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小滑块在D到P的过程中做的是类平抛运动。
从“0公里”向东出发，步行四五分钟，经过“熊与树莓像”，便会抵达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博物馆。这里收藏着戈雅耗费八年完成的作品《宗教裁判法庭》。戈雅有许多紧扣时事的作品，他也有许多艳丽旖旎的女性肖像，例如《裸体的玛哈》和《穿衣的玛哈》。而他这幅《宗教裁判法庭》所画的对象，在现实中却是足以随时要他性命的恐怖力量。当然，今天一切都过去了。
那个时代的法律和法庭就是如此。无论是塞万提斯的父亲还是他自己，都至少进过三次监狱。直到去世仍活在贫困之中。尽管后来，全世界人都认可了他的文学才华，并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竖起纪念雕像，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人们始终找不到他葬在哪里。直至2015年3月17日，“塞万提斯遗骸寻找组”的一位法医弗朗西斯科·埃塞巴利亚突然宣布，他们在马德里市中心的特里尼塔里亚斯教堂的地穴中找到一些遗骨，其中有些遗骨经鉴定，应该来自塞万提斯。
“0公里”：太阳门广场是一切的起点
这个旅行会从位于“0公里”以西500米的马约尔广场开始。1478年，伊莎贝拉女王在此成立异端裁判所，用以维护宗教正统，并以残酷手段惩罚异端。这个裁判所从1483年至1820年，共将38万人裁定成异端，并将约10万人送上火刑柱处死。
太阳门广场，这里曾经是马德里人政治生活的中心。广场呈半圆形，10条街道呈放射状向外延伸。广场中心有着一个写着“0公里”的标志，而那十条街道延伸向全城，分别都有着“1公里”“2公里”……“100公里”的路标。很明显，这里才是马德里的心脏。16世纪开始，三教九流都在此聚会，人们在圣菲利普教堂的台阶上交头接耳——这个地方于是被称为“谣言传播角”。后来这个教堂遭遇火灾，谣言传播角并没有消失，而是搬到了广场东面苏塞索教堂的台阶上。
一是高度。一般来讲，就像盖楼房一样，不超过行距，且为行距的3/4是确定树高的黄金法则。如行距4 m，树高4 m×3/4=3 m为宜。
这个广场的中心曾经空荡荡，而今站立着菲利浦三世的雕像。之所以空空荡荡，是因为宗教裁判露天举行，人们都在周围的某一个窗口里观瞻行刑。其实，戈雅绘制《宗教裁判法庭》的时代，宗教裁判法庭早就不如之前强大，甚至经历了被打倒砸烂和复辟清算的反复。1792年，法国大革命引起西班牙国内的骚乱，天主教当局才决定重新利用此时已名存实亡的宗教裁判法庭。有些思想激进者被作为异端受到审判，接受滑轮刑（宗教裁判所的六种刑讯手段之一），并最终送上火刑柱烧死。
马约尔广场：宗教裁判所浓烟翻滚
这个公寓距离马德里更远。今天开车都需要沿A-601公路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时那里鱼龙混杂，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塞万提斯完成了《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写作。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他。1605年的一天，塞万提斯发现自家门口躺着一个奄奄一息、被刺的人。出于怜悯之心，他把这个人背回了家，谁想到，这个人很快死了。警方更是莫名其妙，将塞万提斯当作了凶手。于是，6月27日，他第三次遭受无妄之灾锒铛入狱。
各式旅游手册上最常看到的塞万提斯像，伫立于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中央。坐在上面拿着手稿的是塞万提斯。骑着马的则是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仆人桑丘。然而大部分人在拍照时，只和那两位显眼而灵动的主人公合了影。这座三人雕像以西，是1808年5月2日纪念碑。
1587年，塞万提斯在军中获得了一个职位，负责筹措“无敌舰队”的军费。可他很快丢了饭碗，并锒铛入狱，罪名是“非法征收谷物”——然而如果收不上来，就很快会有另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等着他。刑满获释后，他托遍关系找了个税吏的工作。谁知他储存税款的银行突然倒闭，钱款去向未明。于是，塞万提斯再次身陷囹圄。出狱后，他心灰意冷，蜗居在瓦利阿多里德的一个下等公寓写作。
几百年来，太阳门广场一直是西班牙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1808年5月2日的起义自不必言。1812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西班牙议会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最先在太阳门广场公布于世。1848年马德里安装了煤气街灯，太阳门广场的黑夜被照亮了；1879年，西班牙第一辆有轨电车诞生，它的发车仪式也在太阳门广场举行。直到今天，这个广场还是许多集会和抗议的地点，例如抗议马德里三一一爆炸案，以及西班牙参加伊拉克战争的集会，仍然在这个广场聚焦起全城的目光与人心。
然而不久，1808年，拿破仑的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了西班牙，更是废除了宗教裁判法庭，并且释放了仍关押在宗教监狱里的“犯人们”。戈雅和伙伴们还来不及欢呼，就发现法军不过是另一群武断野蛮的统治者。用戈雅自己的话说：“清晨之前，法国人还是我们的盟友。一夜之间，他们成了敌人，我们谁也不再认识谁。”于是，紧接着发生的，是“5月2日的起义”和“5月3日的枪杀”，这个国家被另外一群“圣徒”所主持。
在2006年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电影《戈雅之魂》中，我们看到，卢梭和伏尔泰已取代了耶稣和使徒。革命者砸毁教会，开枪打死作弥撒的神父。“革命检察官”口若悬河地宣判红衣主教死刑，其义正言辞之状，和当年审判宗教异端时一模一样。十分讽刺的是，一如来时暴风骤雨，法军的溃败也在须臾之间。那些“革命检察官”很快被捕，宗教裁判法庭再度“开张”。那些一度在阶下受审的红衣主教，重新掌握了审判权，准备执行净化灵魂的刑罚。
在这样的反复中，戈雅成了一名陷入失聪和“半疯”之中的老人。此时的他抛弃了任何传统形式的束缚，大胆地突破古典绘画题材和构图的限制，记录着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斗争。1819年，他终于完成了《宗教裁判法庭》。画面中央是四个被进行异端审判的男子，他们戴着三足的高帽——这种帽子被称为“愚人帽”（cozora），通常在审判时戴在疯癲者、麻风病人和异端的头上，以示驱逐出文明世界之意。
黑河学院谢春河教授的报告《中俄界江区域近代移民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与启示》指出，清末民初七十年间，中俄两国在界江区域所经历的大规模移民与城市近代化进程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和明显的“联动效应”，但却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意图和特点;在中俄界江区域近代移民与城市化进程中，中俄两国政府的主导作用明显，城市化进程表现为“移民推进型”;中俄界江区域近代移民和城市化进程使该区域文化格局发现了根本性改变。进而提出建设性意见，认为中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沿黑龙江建设大中城市，提高边境中心城市的行政级别，并与俄罗斯联手打造界江城市群。
9年后，戈雅孤苦一人，在法国波尔多的西班牙自由侨民中心去世。1900年，他的遗体被运回西班牙，安葬在马德里郊外的佛罗里达教堂——这座教堂的壁画也是他创作的。人们记得他创作的每一幅作品，却开始淡忘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时代。时光流逝，回忆变得模糊，只剩下宗教裁判法庭作为最浓黑的暗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于是，在阳光过分明快的马德里，作为法律人的你，见过佛朗哥治下的喘息，走过三毛曾就读的康普顿斯大学哲学系，或是品尝过海明威记录的每个深夜酒肆，与塞万提斯擦肩，错过毕加索和达利，却终究想不起来这个城市，到底是哪里不可思议。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