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与美国高等教育财政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美国论文,化与论文,新趋势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1）01-0015-18
导言
1990年以来，私有化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这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重大转变：曾经备受诟病的大学与私人企业、资本市场之间的积极合作，如今却成为大学社会责任的体现和经费收入的来源。大学积极资助与企业合作的教学科研项目，并通过创办科技园区、申请专利、创办公司和风险投资等途径参与商业活动。此外，充分彰显资本主义精神的营利性大学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中成长最快的部门。但与此同时，私有化也使美国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各种形式的学生经济资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那些拥有较高学术声望的私立大学而言，私有化时代为其带来了繁荣和自信；对于公立大学而言，私有化意味着学费收入成为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替代品；而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来讲，私有化则意味着市场力量影响作用的积极渗透。
上述趋势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本文将结合私有化时代的宏观背景考察美国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趋势。具体将从以下三个视角审视美国高等教育财政的发展脉络：1990年以来高等教育私有化的宏观发展趋势，该时期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大学学费及其收入支出的变化趋势，当前经济危机对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将首先考察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规模、学费、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其中，大学学费实际价格的稳步上涨导致高等教育财政的分担主体从政府转向学生及其家庭，而这种趋势的出现与学生经济资助，特别是联邦学生贷款的充分发展紧密相关。目前，美国的学生经济资助体系对其高等教育财政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学生资助的具体作用和利用程度方面，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营利性大学则不尽相同。最后，私有化潮流对高等教育财政及其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动态影响。面对高校收入筹措渠道及其规模的变化，美国大学的高度自治特质使得各院校能够独立做出适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高校对于市场力量的积极应对。
一、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学费、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趋势
（一）在校生规模
长期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两大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间，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均获得长足发展，这使得美国在20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一直是中等后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1]
近几十年来，营利性大学作为第三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美国迅速崛起。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这些以营利性企业模式（公众持股或私人控股）运作经营的大学在校生规模急速扩大。一般情况下，营利性大学及其招生规模受控于庞大的社团法人系统。图1显示了1970～2008年间美国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变化趋势。197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数为860万人，其中3／4左右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大学（四年制大学和两年制社区学院分别占2／3和1／3），其余1／4的学生就读于私立非营利性大学，而在营利性大学就读的学生仅占0.2％。
图1 美国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在校生规模（1970～2008）
数据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0a)，表196。
注释：括号内是相应年份的在校生规模（单位：百万人）。
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社区学院在校学生数的急速增加。社区学院颁发准学士学位证书，由政府提供经济资助并接受其管理。部分州将社区学院作为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有效途径，积极筹建或扩建社区学院。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从860万人增加到1210万人，增幅达41％。其间社区学院的在校生数所占比重从1／4上升到1／3，而四年制公立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学生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校学生规模增长缓慢，十年间仅增长了14％，并且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数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然而，私立营利性大学的学生比重从1980年的0.9％增至1990年的1.5％。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仅增长11％，其中私立营利性大学的学生比重达到2.9％，呈微弱的增长态势。
21世纪的最初十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在校生数的增幅扩大，2000～2008年间增长了25％，年度增长率达2.8％，仅略低于20世纪70年代3.5％的水准。其次，私立营利性大学的在校生规模扩大。从2000年的450084人增至2008年的1469142人，增幅达226％，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占比重从2.9％上升到7.7％；而同期的四年制公立大学、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学生比重则有所下滑。
在校生规模的扩张并非单一地缘于人口规模的增长，美国政府提升高等教育就学率的政策导向也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1970年，18～24岁的高中毕业生继续接受中等后教育的比重为33％，而2008年，该比例高达47％。[2]
（二）学费价格
伴随着在校生规模的扩大，美国高校学费的相对价格也呈现上涨趋势。图2显示了1980～2008年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学费价格及中等家庭收入水平的波动趋势①。其中，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增幅最大，29年间增幅达235％；其次是四年制私立大学，其学费也上涨了179％；而社区学院则增加了150％。但同一时期中等家庭收入的增幅仅为15％。因此，相对于学生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而言，高等教育变得异常昂贵。
图2 美国大学学费价格和中等家庭收入累计增长率（1980～2009）
数据来源：College Board(2009a)[3],U.S.Census Bureau(2010)[4]。
注释：右边所列数据是各项指标在2009年的数值。
学费价格与学生及其家庭支付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1980年，四年制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平均学费占中等家庭收入的18％，而四年制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学费分别占中等家庭收入的4％和2％。但时至2009年，上述比例出现大幅上升。中等收入的家庭需要用其收入的44％来支付四年制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学费，该比重相当于1980年的2.5倍；而四年制公立大学学费在中等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幅更大，从1980年的4％增至2009年的12％。
（三）经济资助
快速增长的大学学费价格并不能完整地勾勒出美国学生及其家庭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真实图景。长期以来，美国学生能够从联邦政府、州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和私人团体等不同渠道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资助，如学生贷款、奖助学金、政府补贴的勤工助学岗位以及税收补贴等。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颁布，联邦政府开始以助学金和学生贷款的形式，向学生提供大规模的经济资助。该法案还规定设立“州学生励志助学金项目”（the State Student Incentive Grant Program，简称SSIG项目），以鼓励各州设立自己的助学金项目。上述资助与院校提供的奖学金一起，减轻了学生支付学费的压力，同时也削弱了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标价”②的影响③。[5][6][7]
图3反映了1980年以来不同形式学生经济资助的额度④。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团体提供的助学金是学生经济资助的主要来源；但1982年之后，学生贷款超越助学金，成为学生资助的主要形式。
图3 不同形式学生经济资助的额度（1980～2009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College Board（2009b）[8]的数据计算而得。
（四）大学的收入和支出
高校学费价格的上涨，特别在公立大学中并非随机事件。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州政府拨款是美国公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自1980年以来，州政府拨款在公立大学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相反日益上涨的学费价格弥补了大学财政收入的减少。[9][10]这一趋势在90年代之后则进一步加剧。图4显示了1990～2008年间公立和私立四年制大学的生均教育支出和收入的结构性变化。在公立大学，生均财政拨款额度削减了10％，而生均学费收入（扣除院校助学金）却增加了81％。学费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各项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而教学活动作为大学的核心职能，其相关支出的增幅却最小，仅为19％。在私立大学，由于院校大幅提高了学费折扣，致使捐赠收入增幅高于学费收入增幅，使得院校主要依靠基金收入来维持正常运作。此外，私立大学的教学支出增幅也仅为57％，远低于其他支出的增长速度。
图4 美国大学生均教育支出和收入的变化（1990～2008年）
数据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tion Statistics(2010b)。[13]
注释：图中的收入、支出数据都换算成2009年不变价格，学费指的是扣除奖学金以后的额度。
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院校在学生服务、学术支持（如图书馆、研究室）和机构支持（如建筑和场地维护、日常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增幅远高于教学支出的增长速度。这种趋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支持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保障不断增长的物质设备需求，扩充科研基建设施，支持专利发明及其授权，管理日益复杂的组织机构等。[11][12]
二、美国高等教育财政变化的意义
（一）私有化——高等教育财政革命
1972年，美国《高等教育法修正案》（Amendments to Higher Education Act）确立的联邦政府学生经济资助体系，严格遵循“依据学生经济需求提供资助”的原则。为此，政府对于助学金、学生贷款甚至勤工助学申请学生的家庭收入上限都有明确规定。这种举措进而引发了民众对学费上涨的声讨，“中产阶级压榨”（the middle- class squeeze）成为那些由于学费过高而放弃升学的家庭的声讨口号。在这种形势下，国会通过了《中等收入家庭学生援助法案》（The Middle Income Student Assistance Act），该法案放宽了对助学金（即佩尔助学金）申请学生家庭收入的限制，但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有限。相比之下，该法案的另一项规定——取消对申请“担保性学生贷款”（Guaranteed Student Loans，简称GSLs）学生家庭收入的限制，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图5所示，1977年以来学生贷款总额迅速增长，到1980年翻了一番，继而成为联邦学生经济资助的主要组成部分。1981年，联邦政府对申请学生贷款家庭的收入重新作出限制，不但没有引发学生贷款总额的减少，相反却出现缓慢增长。1992年，由于再次放宽了对学生家庭收入的限制，学生贷款总额又达到一个高峰。由此可见，高等教育部门挖掘了一个新的经费筹措渠道——学生的未来收入，这也催生了“借贷文化”的兴起和蔓延。此外，国会还提供了没有补贴和收入限制的新贷款形式。[14][15]
图5 联邦政府和私人来源的学生贷款（1970～2006）
数据来源：Donald E.Heller,"The Impact of Student Loans on College Access",in College Board,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Aid Policies:What the Research Tells Us(New York:College Board,2008),p.41.
私立大学还发现，可以采用向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方式，来获取提升大学学费标准的定价权。私立大学提供的助学金与联邦学生贷款一起构建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模式——高收费一高资助（high- tuition/high- aid）。大学学生资助办公室通过标准核算方法计算学生的“预期家庭贡献”（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再加上与其相对应的助学金和学生贷款，从而预测学生可分担的最高额度的学费。学生经济资助，亦即学费折扣，基本能够填补学生家庭支付能力和大学学费定价之间的经费缺口。换言之，在多数私立大学，只有家庭特别富裕的学生才按照院校定价标准支付学费，而其他学生所支付的学费价格则由大学学生资助办公室确定，因人而异。由此可见，私立大学一方面尽力从学生身上获取最大额度的学费收入，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由于学费过高而导致生源减少的情况发生。总之，私立大学可以对那些能够支付得起学费的学生提高收费标准，而对于经济贫困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学费折扣。
无论学费折扣或价格歧视策略多么奏效，公立大学却无法采用。其原因在于公立大学的多数学生来自中等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学生极其有限。但是，公立大学同样采用提高学费收入的手段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减少，并且从贷款文化中大为获益，这两种举措加速了公立大学的私有化进程。1980年，大多数公立大学的学费收入只占其运行资金的20％左右，而2006年这一比重则上升到43％。也就是说，四年制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l／5左右被转嫁到学生及其父母和学生贷款上。[16]
私有化给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目前，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的境遇要好，资金雄厚的私立大学尤甚。除了可以提升学费收费标准，私立大学还能够从社会捐赠和基金增值中受益。而对于公立大学而言，与私立大学竞争成为提升成本的动力之一。
学生贷款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私有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09年，联邦政府和私人贷款总额达960亿美元，其中670亿美元的贷款对象为大学本科生。学生贷款总额甚至超过了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总额（780亿美元），并与扣除学费折扣后的全国学费总收入（980亿美元）基本持平。《2008年全国中等后教育学生资助研究报告》（The 2008 National Postsecondary Student Aid Study Reported）显示，在四年制公立大学，70％的学生获得了经济资助（平均额度为8000～10000美元），其中2／3是以学生贷款的形式；而在私立大学，超过80％的学生获得了经济资助（平均额度为16000～19000美元），学生贷款和学费折扣各占一半左右。[17][18]最为重要的是，1980年以来的财政体制允许公立和私立大学大幅度提升学费价格。如表1所示，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费价格自1980年以来迅速上涨，这与1960～1980年学费基本保持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大学是如何将其学费定价提升至三倍以上的？学费上涨的过程受到公众对名校（以高学费、高支出和高选拔性招生为特征）日益膨胀的需求所驱动。此外，学费标准的提升也得益于民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以及过去三十年间高校毕业生工资收益的增长。[19]
（二）精英主义复苏——选拔性竞争
20世纪80年代，为了进入学术声望高、选拔性强的大学就读，学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时，大学之间为了争夺优秀生源也开始了激烈的角逐。[20]在此，精英主义的崛起并非首次，但曾因70年代盛行的反精英主义浪潮而一度蒙上阴影。毫无疑问，这种时代思潮的更迭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和高等教育收益的提高，尤其是高收入工作机会的增加；年轻人对70年代那种刻板的反商论调的反叛；大学吸引申请者和扩大学生规模的营销策略；1983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以下简称《美新周刊》）发布的美国大学排行榜催生了高校选秀文化的出现，等等。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并强化了市场的力量。
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在过去五十年里的整合是激发各种市场力量的原动力。[21]选拔性大学的市场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能力分层。优秀学生享有充分的选择机会，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在师资力量、设施条件和同伴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院校就读。由于优秀学生也发挥教育者的作用，其同伴效应显得尤为重要。院校清晰地意识到优秀学生的价值并且尽其所能去吸引他们入学。从长期来看，吸引生源最为有效的要素是学术质量，因此大学取胜主要诉诸质量竞争⑤。高校在提升质量上加大经费投入不仅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需求，而且可以通过吸引优秀生源产生连带性同伴效应，并由此进一步提升院校质量。
质量竞争激励私立大学通过“高学费—高资助”的方式增加教育支出。其中高声望大学更是凭借其学生需求旺盛的优势，将这一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从这一点而言，院校的声望有助于实现学费收入的最大化。此外，院校声望也是吸引社会捐赠的关键因素。尽管院校声望可以表现为不同形式，但是学术声望、尤其是本科层次的教育质量，是吸引校友捐赠最为有效的影响因素。私立大学的高成本与其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学生密不可分。换言之，高成本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其学生质量。在美国，部分资金雄厚的大学之间竞相扩增教育经费支出的现象，通常被称作“军备竞赛”[22]，而所有参与该项竞赛的高选拔性大学都能从中获益。
1983年《美新周刊》公布的第一份大学排行榜是导致上述“军备竞赛”的催化剂。尽管初始的大学排行榜只是依据学校声誉进行排名，反映院校在资金、选拔性以及发展远景等方面的信息，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987年开始，《美新周刊》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评估方法和多样化的测量指标，每年公布院校排名。对于顶尖的私立大学而言，大学排行榜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影响，包括申请者的数量剧增、被录取的学生顺利入学、经济资助的额度增加等。[23]
虽然对于选拔性大学没有严格的定义，通常可以将之理解为录取率低于50％、甚至依然沿用“需求回避”招生政策（need- blind admission）的高等院校，其数量大约在50所左右。更确切地说，选拔性大学的突出特征表现为“质量竞争”，引用经济学家戈登·温斯顿（Gordon Winston）的话来讲，即“在资源投入市场，针对稀缺的优质学生（或教师）质量展开竞争，并以此来提升院校的教育质量及其定位”。[24][25]
实际上，虽然选拔性大学与非选拔性大学之间的边界相对模糊，但其顶层是非常清晰的。几乎所有的私立研究型大学都可以纳入选拔性大学的范畴。另外排名前50位的文理学院也可定义为选拔性大学，许多选拔性略低的大学都想与这类院校攀亲拉故。大规模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中有一部分也属于选拔性大学，尽管其在录取学生方面的排他性不强，但仍然会在资源投入市场中竞争稀缺的优质学生（或教师）资源。⑥ 此外，一些小规模公立大学也因其选拔性和本科生质量得到认可。总体而言，四年制大学中约有15％的新生就读于选拔性大学，他们从同期组中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学生中脱颖而出，被选拔性大学录取。近年来，学生对选拔性大学的升学需求明显增加。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参与到质量竞争中来，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在不断加剧，其结果导致最有能力的学生都被吸纳进选拔性大学。这一趋势可以从SAT分数的不断攀升以及高分段学生日渐集中的现象中得到印证。因此，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就是选拔性大学与非选拔性大学之间的分化不断加剧。[26]
经济学者试图研究就读于选拔性大学是否会改善学生的就业前景及其影响机制。调查结果显示，选拔性大学的就学经历对改善学生的就业前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就读于第一梯队大学（排名前44位）对个人收入有显著正效应，而就读于第二梯队大学（排名第45～129位）对收入的正效应减弱，并且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近年来逐渐扩大。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选拔性大学成功挑选了那些具有某些个性特质的学生，而这些特质有助于其在职场上取得成功；此外，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选拔性大学的教育经历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7][28]
（三）学术研究的强化
美国当代学术研究始于1980年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其一，国会通过的《贝伊一多尔法案》（Bayh- Dole Act），规定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成果归院校所有；其二，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在华尔街的华丽亮相标志着生物技术的商业化，成为引发生物技术高速发展的重要契机。[29]
《贝伊—多尔法案》，也称《大学与小型企业专利程序法案》（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是对专利法的一次重大调整，它对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归属作了统一规定。基于当时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出台该法案是为了使大学科研成果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使小型企业也能够从中受益。该法案要求大学利用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申请国家专利并积极将其商业化。此外，法案还规定大学应当与投资者分享收益，并将结余部分用于学校教学和科研活动。[30][31][32]《贝伊—多尔法案》出台之前，只有25所大学设有知识产权办公室负责专利申请及授权事宜；而十五年之后，几乎每所重点大学都有一个知识产权办公室。《贝伊—多尔法案》是政府为促进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业技术而出台的一系列法规中最著名的一个，而它的出台本身却是源于生物技术革命的可靠性和紧迫性。
1973年基因重组的发现使得活体工程（engineering living organisms）成为可能，而基因泰克公司的成功则确立了大学—企业关系的新范式。[33]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源于基础科学研究，但却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大学与企业关系的新范式在所谓的“基于科学的技术”（science- based technologies）领域、即纯粹科学与商业可能性高度结合的领域迅速蔓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需要用专利来保护生物技术发明并将其授权于营利性企业。当然，并非所有的大学科研发明都这样做，但是生物技术为大学科研发明的专利化提供了参考模式。与基因泰克类似的新公司，无论由发明者还是企业家创立（基因泰克公司由二者共同创立），都是发展“基于科学的技术”的恰当手段。为此，美国大学掀起了设立技术转让办公室的热潮。美国大学在1980年获得专利250项，到2003年已经增至3600项。
大学科研成果的专利化和商业化是对大学研究重新定位的最佳体现。除此之外，还有更强劲的力量推动大学科研与企业或者其他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领域展开积极合作。其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高达10亿美元拨款的《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简称NNI），共同推动了新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此外，州政府也积极投身其中，激励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试牛刀之后，州政府在90年代不那么活跃，但到90年代末期，又在推动技术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尽管企业对大学知识产权保护略有微词，但对上述举措还是持认可态度。目前，大学研究经费中来自企业资助的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3％增至6％，但此后并未出现进一步的上升。由此可见，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良性关系是政策激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将之理解为政策安排的结果。
学术研究的经济适切性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带来很大收益。为鼓励研究创新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美国社会为大学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并非仅用于开展具有商业潜力的研究。相反，联邦政府的科学团体、重点大学以及大型社团基金组织都意识到维持一个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健康而和谐的学术研究体系尤为重要。如图7所示，大学学术研究经费从1968年的80亿美元增至1982年的120亿美元，此后年均增长10亿美元左右。目前，大学科研经费已经增长了50％，增幅达到GDP的0.125％。
图7 大学研究经费支出总额及其在GDP中所占比重
尽管长远来看，有更多的高等院校投身于学术研究是一种趋势，但目前绝大部分科研经费仍然只流进某些特定大学的实验室。这也引发了过去一段时期内高校在研究层面的明显分化。对99所研究型大学来讲，其在校生规模在1980～2000年间扩大了15％，而其科研经费却增长了128％。[34]研究已逐渐成为大学的一个独立的使命，科研即便与本科教育有所联系，这种联系也是极为松散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核心，它们在发挥知识储存和传播等多元功能的同时，也在推动前沿知识的发展，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设定标杆。
（四）营利性大学的崛起⑦
如上所述，近十年来美国高等教育市场中营利性大学迅速增长，与选拔性大学分别处于高等教育的两端。选拔性大学主要招收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并接受了良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资优生；而营利性大学主要招收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学业不良的后进生，他们升学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职业培训以谋得体面的工作。美国绝大部分的营利性大学致力于提供这种职业技术教育，颁发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证书或学士学位证书。近年来，营利性大学也招收在职成年学生，他们升学的目的是获得晋升所需的学历文凭。尽管传统大学也提供许多此类培训项目，但营利性大学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中，建于1976年的凤凰城大学就是此类大学的先行者，目前其在校生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
在美国，营利性的职业导向教育拥有悠久的历史。直到近年来，此类教育机构才获得充分的自主。数以万计的私立职业学校主要开设非学位职业课程，它们一方面与社区学院形成竞争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美国公立职业教育的不足。营利性职业教育曾经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行业，现在主要由企业管理，至少那些授予学位的培训项目如此。[35]
为什么近些年来企业开始进军教育市场？宏观经济学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在美国，教育是仅次于医疗保健的第二大产业，在GDP中的份额高达7％以上，其中70％来自公共教育资源。企业之所以被教育市场所吸引，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教室，而是他们试图从庞大的公共资源中渔利。⑧
隶属于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的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是营利性大学中的佼佼者。它迎合了23岁以上在职成人的需求，美国76％的工商管理学位是由其授予的。凤凰城大学之所以能够填补此类教育市场的空缺，主要归功于其独到的教学方式而非其教育内容。[36]它通过向学生提供为期五周的模块课程，将学生为获得学位而付出的努力及机会成本降至最低。当毕业证书成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时，教学工作可以被有效简化。
与非营利性大学不同的是，营利性大学能够通过建立规模适度的分支机构来复制成功的教学项目，知识商业化加速了此类教育的扩张。凤凰城大学将其教职人员的职责进一步细化。其中，教学内容由专业的课程设计人员基于学生的学习目标来整合教学素材。所有的教学内容都被设计成一个个单一的教学模块，而兼职授课教师、或者准确地说是独立承包人只需要将这些内容传递给遍布全国的学生。
美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营利性大学兑现了它的承诺——提供职场晋升所需的学历文凭。在这方面，此类教育机构已经形成并开拓了独特的细分市场。它们为学生提供值得信任的教育服务，而这些是传统教育机构无法给予的。因此，营利性大学的这一职能赢得了众多拥护者。[37][38]但与此同时，营利性大学也难以摆脱价值浅薄、知识商品化、文凭“名不符实”的指责，况且它们存在着利用公共资源将知识商品化的现象。⑨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营利性大学的这些行为并不局限在特定的教育细分市场。
从营利性大学中获利最大的是其所有者和管理者。营利性大学在开拓新的市场时，越来越多地涉足传统的高等教育领域。此类大学在校生中增加最快的是硕士研究生，其次是本科生。凤凰城大学已将学生的最低年龄限制从23岁放宽到18岁，并且还通过在全国各地建立新校区继续扩张。营利性大学的竞争优势在于其较低的机会成本和聚焦于某些特定专业领域的职业教育。
三、结论
1979～1982年的金融风暴期间，人们并不能预知当时行为在此后产生的长期影响。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人们只有通过回顾以往才能清晰地看到当时所取得的重大发展，这种进步是随着组织和个人对新环境的适应以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而获得的。2008年以来的经济低迷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只有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这场危机的本质及其引发的财政变化。而目前我们可能做到的只是记录混乱的现状，并思考经济危机对上述美国高等教育财政变化趋势的影响。
2010年，经济危机对高等教育财政的直接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对于资金雄厚的私立大学而言，经济危机使他们的捐赠收入与发展信心严重受挫。其中，损失最惨重的是那些大规模的专业运作基金。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导致国家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在此背景下，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具有边际需求的学生转而投向不太昂贵的高等教育部门，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则把大学当做避难所。为此，社会对那些学费低、支出少的高等教育需求明显扩大。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学费都在不可避免地上涨，公立大学尤甚。尽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费在两年内增长了32％，其增长额仅为2500美元；而私立研究型大学学费的年增长率虽然仅有4％，但其同期增长额仍高于公立大学。迅速上涨的学费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对经济资助的需求。尽管奥巴马政府加大了联邦助学金的额度，但大多数资助仍然以学生贷款的形式进行。高等教育财政的状况将会持续恶化，但严峻的形势背后隐藏着一线生机，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适应性变革。
尚无迹象表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选拔性大学和非选拔性大学之间的分化将会在未来减弱。但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极有可能出现不同院校或分部门之间的重新组合。非选拔性大学可能进一步强化提供职业教育。硕士层次公立院校的经费削减将会导致其文科院系的发展陷入困境。与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相似，就业焦虑将会促使学生选择职业性较强的专业领域。此外，由于学费高于社区学院，而在教育的职业性方面又逊色于营利性大学，公立大学在日渐萎缩的缝隙市场上遭遇挑战。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社区学院的教育机会在继续扩大。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幸运儿，白宫于2010年10月举办了促进社区学院发展的庆祝活动。各州政府也依靠社区学院以较低的成本增加高等教育机会。社区学院在校生规模的大幅增加，可能促使部分优秀学生进入学术型项目，但更多的学生将进入职业教育项目（包括获得新设立的三／四年制学位）。为此，社区学院将面临挑战——提高学生转入本科学位的比例和完善副学士学位证书制度。但是，资源不足和执行不力将成为完成以上任务的瓶颈。无论成功与否，社区学院的在校生规模都将在整个中等后教育系统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无门槛（open enrollment）高等院校中发展最快的是营利性大学。2000年，该类院校的在校生规模仅占高等教育市场的2.9％，到2008年则升至7.7％，而且在整个高等教育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还在持续增加。营利性大学的本科层次学生主要依靠联邦经济资助，否则，多数院校将会濒临倒闭。尽管营利性大学的学费通常高于公立大学，但它们凭借营销策略、就学便利性、聚焦职业教育以及学生资助来吸引生源。随着公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以及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机会增加，营利性大学在高等教育市场中越来越具有竞争力，而且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营利性大学的扩张对公立大学的生源基础构成了威胁。此外，营利性大学主要聚焦高收益领域（如MBA），这也对公立大学筹措经费构成挑战。规模扩张是营利性大学的经营策略[39]，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正好支持了这一策略，结果其股票价格步步冲高。如果联邦政府对其提供的学生经济资助不加以限制，营利性大学将会进一步扩张。近期联邦教育部出台的一些调控举措可能对营利性大学的扩张有所制约，但能否成功抑制此类院校的扩张趋势，尚无定论。
私立选拔性大学采用“高学费—高资助”模式的经济基础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精英大学由于基金亏损，不得不削减预算，进而降低在追求卓越质量方面的经费投入，这意味着精英教育资源的减少。2010年，美国四年制私立大学的生均学费超过200000美元，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数目惊人。尽管大多数私立大学的财政优势在减退，但是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其卓越的地位。而对于资金不太充裕的私立选拔性大学而言，“高学费—高资助”模式可能会让这类院校再次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遭遇，陷入市场营销危机。
与此同时，公立选拔性大学的数量却在稳步增加，主要包括一流研究型大学和本科教学质量较高的小规模院校。虽然此类院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生源，但作为维系学术质量基石的州政府拨款却不断下降。近年来，一流大规模公立大学对学费收入的依存性逐渐加强，为了维持学术核心的地位，这类院校采取了以下策略：在提高本州学生学费的同时，更多地录取州外的学生，而后者的学费标准是前者的2～3倍。此外，维持高质量的教育还需要开拓新的经费筹措渠道，尤其是科研经费。这些压力迫使公立选拔性大学采用“业务拆分”（unbundling）的策略：尽可能聘用非终身教职人员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使正式教师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活动。[40][41]保持学术前沿地位已经成为研究型大学内部分化的重要动力，并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
此外，公立大学还通过转让知识产权和参与技术经济发展的方式筹措经费。这种主动出击的做法与私立研究型大学形成了鲜明对比。私立研究型大学（医学院除外）只重视其核心支持者，而对于新合作往往持保守态度。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公立大学需要进一步拓宽外部经费筹措渠道，从而维持和扩展知识创新活动。
上述预测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对于大学对知识社会的重要贡献有持续的认同。迄今为止，美国主要凭借其在研究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来摆脱经济困境。1980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美国颁布《贝伊—多尔法案》，并出台了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政策。但这些举措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科学研究的批判，此类质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才逐渐平息。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政府尚未出台任何鼓励创新的新举措，或许因为此类措施已经足够多了。尽管联邦政府将面临削减科研经费的压力，但人们对于学术研究和资金投入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依然抱有坚定的信心。在知识经济社会，先进知识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大学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大学创造、传播先进知识，并培养掌握先进知识的专业人才。美国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的产业（如生物技术和电脑软件业），都是在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未来社会的繁荣发展将取决于这些无法预测的新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崛起。这场经济危机消退以后，只有积极投身于知识进步并与先进技术部门紧密合作的大学才会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
收稿日期：2010-11-19
注释：
① 学费价格和收入数据都换算成2009年不变价格，而且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学费价格的数据来源于大学委员会，但直到近几年才有营利性大学的相关数据。图中学费价格只包括学杂费，不包括学生的生活成本。其中，公立大学的学费价格是针对州内学生而言的。
② “标价”是指大学学费在没有折扣时的定价。
③ 可以参考Heller（即将出版）、Mumper（1996）和Wilkinson（2005）对不同时期学生经济资助的发展及其扩增所进行的分析研究。
④ 图中数据均转换成2009年不变价格，因为学校提供的助学金被理解为学费折扣，故而不包含在内。
⑤ 经济学者用财富或者支出衡量学校质量，但是学生更倾向于用学校支出对其建筑设施的影响等方面来评价学校质量。质量竞争的另一种形式是价格竞争，因为价格竞争对学校投入有严格限制，故而对资质不高的学生比较有吸引力，容易导致学校质量下滑。
⑥ 为了方便研究高等教育的选拔性，美国社会科学家将其高等教育机构划分为七个层次。第一梯队包括44所大学，其中除三所为军事学院外，其余均为私立大学；第二梯队包括85所大学，其中包括65所私立研究型大学、20所公立研究型大学。详情请见Soares（2007）。
⑦ 营利性大学所占比重引自Geiger（2007）。
⑧ 关于企业办学的政治分歧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尤为明显，主要集中在教育券、特许学校和学校系统的企业化治理等方面。
⑨ 美国教育标准制定的责任委托给那些教育政策很难一致的地区性认证组织（Kinser,2004）。传统大学不承认营利性大学的学分，营利性大学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改变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