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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2-0001-04 一、中国：复杂共同体 中国自古就是复杂共同体，它有悠久的历史，中间穿插了各民族交往互融的生动场景，具有“美美与共”的原初能量，国势起伏，命运多舛，终于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民族生态共同体。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经历了历史文化的不断积淀、不断丰富、不断融变。许倬云先生把忽必烈以后的元代统治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1]142，同时认为清朝皇帝逊位时，下诏将全部领土交给中华民国，在法律上确保了中国疆域对清朝领土的全盘继承[1]184-185。这是“大中国”观，是对于少数民族历史贡献的承认。 “中国”概念与“天下”“四海”“疆域”“版图”联系在一起，古今不同，理解殊异，区别古今中国十分必要[2]。即便在古代，“中国”可以是“国中”“王畿”“京师”，可以是周朝和诸侯国共用的名号，也可以是“内华夏外四夷”的华夏诸国。当代中国在全新的国际交流中重新定位，是现代化的造物，是多族共建的共同体，不仅继承了清代疆域，也包括这个疆域内的各族人民。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疆域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渔盐交商”五大文明板块组成，在这些板块上的大小政权互动攻防，彼此接纳，逐渐融为一体[3]。当代中国“族群”繁多，难以统计，而国家迄今认定的“民族”却只有56个，使用语言约130种。今日中国有历史传承，有创新发展，有西学东渐，也有根脉绵延，有汉族、壮族、满族这样的超大民族和大民族，也有人口在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说它是复杂共同体，绝非戏言。中国是一个股股相连的维特根斯坦式“绳索共同体”，是“差序式”的“家族相似体”。①毋庸置疑，各族人民经过世世代代的交流和交融，在荣辱观、尊严观、家园观和国家观上形成了重叠共识。 二、“民族”今义 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原本是外来概念，在经过本土化处理后，成为“以一当十”的多义词，可以对译nation，可以对译nationality，可以对译peoples，也可以对译minority。“民族”这种模糊性给政府治理增加了弹性，给古为今用留下了空间，给民族关系带来了活力，也给民族尊严提供了保障。 西语中的“民族”出自拉丁语natio，表示出生和出身，最初含贬义，指住在罗马的外国人，也指外国学生同乡群体[4]。即便在西方，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各国的民族主义有不同特点：英国有个人—公民民族主义，法国有集体—公民民族主义[5]，而德国有集体—族群民族主义[6]。一般说来，最初来自英格兰的“民族”概念是一个政治隐喻，指理性的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现在却变成了超人的集体人格[4]。在近代中国，来自西方的“民族”和“种族”的概念几乎同步引入，“保族”和“保种”同义，保国与“保种”也同义，因此“民族”和“种族”“国族”就发生了“互渗”，也恰好符合“一族一国”“一种一国”的原初民族主义理念。不过，从古代中国“用夏变夷”的历史观念着眼，主流精英意识形态中的“种族主义”应当属于“文化种族主义”，即以文取人的种族主义，文不通不与为谋，语不达不与为友。 盖尔纳说，先有民族主义，后有民族[7]，这只是一家之说，并非定论。例如罗曼·施波尔卢克(Roman Szportuk)指出，盖尔纳没有重视英国的“旧国”民族主义(old-state nationalism)[8]。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指出民族具有宗教和世俗两种根源，民族的出现早于民族主义[9]。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发源于16世纪的英国[4]196，这要早于带来民族主义浪潮的法国革命。如果我们搁置民族与民族主义孰为先的争论，仅就“何谓民族”来说，迄今缺乏共识。 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定义以及“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有民族”的前提，近代尚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阶段的中国，就不能够有民族了。但是富有弹性的汉语“民族”，可以指“原始民族”，可以指“封建时代的民族”，可以指“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甚至可以指“社会主义民族”。在中国，大家都是民族，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中国的“民族”是“特色民族”。 三、各民族“绳索共同体” 绳索纤维缠绕，重叠编织，无论多长，两端因股股相反、彼此扭合而交织递进，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各民族就是这样的绳索共同体，无论古代和现代，无论南北和东西，都是如此。兵马俑、楼兰古尸、三星堆、红山文化、匈奴墓，形成这片广大区域的“满天星斗”，环环相扣，多元一体，是中国综合文明的基础。苏秉琦先生把中国的新石器遗址分为六大板块，颇有说服力：仰韶—中原文化；大汶口—鲁、皖北、豫东文化；巴蜀—楚—鄂北及其相邻地区文化；河姆渡—长江下游地区文化；西南地区文化；红山—大河湾—陇东—河套—辽西文化[10]。当然这些板块之间的界线不会那么明晰，中间有许多过渡带，人际往来，文化交流，通婚通商，自古频繁。 中国有130种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五大语系，语言之间的借用现象十分普遍，是智慧交融、文化共生的基础。汉字文化影响深远，汉族文化也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元素。各民族拥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史诗、音乐、舞蹈、绘画，典籍和建筑也丰富多彩，这些都是这个现代共同体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历史上各民族的经济制度复杂多样，各有特点，且互相重叠，许多民族的内部也分不同类型，农耕、游耕、游牧、渔猎、采集，部分上兼而有之。从服装到粮食作物，从音乐到雕塑，少数民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稻和麦是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高梁、玉米、棉花、芝麻、苜蓿、大蒜和葡萄、西瓜、黄瓜、胡萝卜等，从古代西域传入中原；春秋时代苗蛮系统的楚国有发达的冶铁业，最初的水利灌溉也是从楚、越发展起来[11]。社会制度也同样复杂，有盟旗制度，有政教合一制度，有家支制度，有土司制度，有头人制度，有山官制度，伯克制度，等等。汉族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汉族成分。战国时期楚亡于秦，楚将庄蹻率军在云南“变其服，从其俗”，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回纥汉国崩溃后，南迁的一支融入汉族，西迁的一支形成今天的裕固族或融入维吾尔族；来自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和汉族等民族融合，形成现在的回族。宗教与民族的边界也不完全一致，一个民族信多个宗教的情况比较普遍，多个民族信同一个宗教也属于常见，例如在河西走廊一带可以见到“汉回”“蒙回”“藏回”和“回回”。契丹建辽，吸收中原王朝统治经验，汉化程度较深，以致于北方多种语言至今把中国称作“契丹”(kitai，khiatad，khetai)。元代创设行省制度，在云、贵、川、康等民族地区设立土司制度，所辖疆域十分辽阔，首次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清朝政府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明确了边疆地区的归属，完成了国家统一，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四、各民族生态共同体 长期以来，我们在观察和分析民族关系的时候，多采用中原观，较少考虑“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的历史和现状，忘记互为“边疆”“互为中心”的道理。从各民族的历史话语出发，他们的宇宙观各有不同，而且都以自己为中心，难免“以己度人”，常有一厢情愿的想象。站在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他族，自然会觉得我族语言是文明的，他族语言是野蛮的；我族文化是先进的，他族文化是落后的。固然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十分强大，扮演着引领的角色，但少数民族的天地智慧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各民族的存在涉及物象，涉及交流，也涉及精神。旧物象消失，新物象产生；建立在旧物象之上的精神会继续维持，具有顽强的滞后性，时过境迁，记忆犹存。此外，民族是在交流和比较中产生和维持的，民族交流会提高彼此意识，发现差异，寻求共识。民族差异会长期存在，但并不妨碍达成重叠共识。想人为消除民族差异，以一个民族同化另一个民族的做法，既无可行性，亦不符合天理公德。 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看，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优长之处，都有各自的天地智慧，唯有持光光交彻的态度，力促互补共生，才能比较贴近生活，贴近民族关系的本真，发现处理好民族关系的关键。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新中国政府长期秉持的立场，上层理念高远，尚待落实到基层。 中国各民族共同构成一个“绳索共同体”，也构成一个生态共同体。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丰富多彩，他们的宇宙观和信仰世界也互有差异，但这恰恰是互补共生、互相交流的现实基础。 在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中，政治制度的作用十分突出，民族关系的好坏，也直接涉及相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否得当，是否到位，是否符合实际。新中国政府总结历史，结合现代理念，建立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且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制度固定下来，与其他政治制度共同构成富有弹性的“制度生态”，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中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形成是一个政治协商过程，充满曲折，历尽艰辛，是大民族和小民族互利双赢的选择。一方面，现代国家逐渐放弃对族裔单一性的追求，对语言文化差异的宽容和包容越来越大，多样性不再是国家发展的累赘和负担，而是活力的来源；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少数民族自觉选择自治道路，把自治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12]。民族自治，包括民族区域自治，不等于民族自决或民族独立，不是联邦，不是同化，也不等于单一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民族生态共同体的政治保障，是中国“制度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余论 近些年来，政府部门和研究者注重民族关系的物质方面，注重少数民族的经济脱贫，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无疑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物质和精神如天覆地载，不可割裂对待，地天通，大道行。物质重要，精神也重要。少数民族要有物质生活基础，也要有精神生活的支持，要“骄傲地、有尊严地生活着”。 我们要从中国作为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克服各种我族中心主义，以互为环境、互为中心的生态视角重新定位民族关系，不仅仅守望我族我群的尊严，还要守望他族他群的尊严，即互守尊严，建设充满创新的民族生态。富足的物质生活是良性民族关系的基础，尊严自信的精神生活是良性民族关系的核心。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数字化网络时代，QQ、微信使网民能够扮演多种角色，80岁的老人可以扮演18岁少女，教授可以变成电商，农民工可以是政府官员，变化莫测，各取所需。网络方便了创新，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差异，同时也加大了跨界沟通的需要，加大了达成共识，遵守普遍规则的需要。网络一体，网民多元；“语言”一体，“言语”多样。各民族在这样一个虚拟空间里，既增强了文化自觉，彰显特色，构建差异，也扩大沟通，跨文化交流，寻求重叠共识，发展“共同语法”。 在当代中国，本土化的多族共生格局已经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各个民族都是广大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都为这块土地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也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过去“一族一国”时代的同化政策，不仅不能带来社会认同，国泰民安，反而会造成民族之间互不信任，互毁尊严，甚至流血冲突。同化不能带来万众创新，不能带来活力，不能带来良治和善治，当然也就不能带来长治久安。 需要突破我族中心主义的窠臼，以创新的眼光和实践建设创新的民族生态，各民族之间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是互为环境、互为结构的关系。需要承认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广大中国，承认各民族的主人翁地位，保护和发展本土化的民族生态，根据差异寻求共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收稿日期：2016-03-15 注释： ①这里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和“纺绳”的比喻：一个家族成员之间有各种相似之处，如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情等等，这些相似性交叉重叠；我们纺绳时，把一些纤维绕在另一些纤维上，绳索的强度不来自一根贯穿全长的纤维，“而是在于许多纤维互相重叠”。参见[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页。再如类似于ABCD、BCDE、CDEF、DEFG、EFGH这样的数字组合，相邻组合之间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如ABC和BCD、CDE和DEF)，但两端组合(如ABCD和EFGH)缺乏共同成分。中国这个“绳索共同体”中的各个民族及其文化，交叉重叠，相邻相似，两端殊异。但是，如果考虑中间相似的逐步过渡，环环相扣，就能把殊异的两端联系起来，它们彼此之间就不再那么格格不入。“纺绳”这个整体就是有你有我、相互借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异又相依的整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