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比较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人口论文,机制论文,大迁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3—0114—06
人口迁徙① 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有利于个人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国内外的移民史也告诉我们，移民是当地社会的新鲜血液和最活跃的力量，经济越发达，社会的流动化程度就越高。建国后，我国的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庞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影响强烈。小规模的流动次数难以精确统计，千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三次，即：1958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精简下放；1968年至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民工流动。我们择其比较，因为它波澜壮阔，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和普通家庭生活命运；我们探讨其流动机制，有利于揭示人口流动发生的内在原因和驱动力量，使人口流动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情况概述
（一）第一次人口大迁徙（1958—1962年）——大跃进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1949年到1957年，我国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五年的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两个阵营”冷战背景下，如何快速发展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创造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这是摆在我国领导人面前的主要问题。当时我党没有完全建立起经济发展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从1958年起，在急于求成、急于赶超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农村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城乡各地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批农民经招工进入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人口极度膨胀。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人，3年增加3124万。同期所增人口中约有90％属于机械增长，其中2000万来自农村，流动期主要集中在1958年。
违反经济规律的实践必然失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农产品供给短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在经济形势处于危急关头，国家被迫从1960年底开始将1958年以来新招职工中的原农村人口大批下放回农村。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职工2000多万，干部100多万。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这是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一次逆向大迁徙。②
（二）第二次人口大迁徙（1968—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期
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直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规模较小，方法较为温和，对社会和城镇居民的影响不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变味和转折在于1968年12月11日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人民日报》同年12月22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镇青年和数千万家庭的命运，同时也影响了广大的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在这一时期，全国共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上山下乡的高峰在1969—1971年，三年内，全国有573万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1972年后，国家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回城，改变了“知青”有去无回的状况。“知青”的大批返城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无法继续在艰苦的农村、边疆生活，绝大部分“知青”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陆续返回城市。至此，这次运动宣告结束。这是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二次逆向大迁徙。
（三）第三次人口大流动（1984年—现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工潮”和农村人口流动改革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快速的发展，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的劳动力有了选择劳动方式和劳动地点的自由，农村多余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92年），政府的基本政策倾向是限制流动。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但城市政府为r解决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对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作了政策限制，只能进入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建筑、运输、环境卫生等行业，从事脏、差、累的工作，其身分是临时工。特别规定农民工不允许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长期性的工作。其特征是临时性、流动性和不固定性，候鸟式特点比现在更为显著。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全国非正式迁移人口达2160.9万人。
第二阶段（1992—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确立，各地因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放宽了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农民工的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1万人，1999年6683万人，2001年为8961万人，2002年为9400多万人。目前已达1.4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③ 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特点与前期有所不同：一是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性限制（行业进入）基本取消；二是主要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及城市；三是流动人口的职业相对固定，就业范围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吸收了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四是青年农民工成为大多数外向型加工企业操作工人的主体；五是部分国有工矿企业也招收了农民工。六是人口流动中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
二、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比较
社会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发生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所决定的，既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又有其发生的规模、烈度社会影响的偶然性。我们要探讨这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和不同特点，就必须考察它们的成因、对象、动力、流向、路径、方式、内容、流动成本和社会影响（结果）。
（一）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成因：由政治意识主导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1.由指导思想主观要求到客观需要。
历史地考察重大的社会事件，我们发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指导思想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次的人口迁徙的发生、发展与对“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片面理解和急于赶超、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有关。错误的理论导向和“左”的指导思想，引导人们头脑发热、心态狂躁、作风浮夸，不顾常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到自由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不断反复的前进过程，它不能一蹴而就。但在当时的宣传中否定客观规律性，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放卫星”等等。这种思想倾向到1958年膨胀到极点。
第二次人口大迁徙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意识形态烙印。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建国后找党一直提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性质发生转折，由倡导变成强制，似乎知识青年不到农村去，则将一事无成。“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因此要改造人，消除知识青年中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必须到穷苦的农村去锻炼，在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将青年人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是这次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思想意识根源。
正确的指导思想是社会变革的灵魂。第三次人口流动的发生和实行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意识形态理论和指导思想正确了，社会变革才能成功，人口流动才有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由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党一直重视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这有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过分对政治作用的迷信和依赖，却会适得其反。用“政治统帅经济”的方法来搞经济工作，必然违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则欲速而不达。我党通过运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认为搞经济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因此“全民动员，大办钢铁”，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经济的崩溃。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错位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当时经济现实的需要。政治因素：1966—1968年的文革高潮已经过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目标已经实现，作为文革的主要动力——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红卫兵的政治作用需要得到转化和消解。上山下乡则是最好的选择。经济现实：由于1966—1968年的三年“文革”动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厂停工，企业停产，学校停课，无法安排近400万“三届大中专毕业生”，让这些青年继续留在城市，必然加剧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同时，“老三届”不“清淤”，更多的学龄儿童无法入学，现实迫使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边疆。
第三次人口流动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数最多，内容最广泛、变革最深刻的人口迁徙进程，是党和国家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后的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只有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人民公社制度才能废除，家庭联产责任制才能实行，背朝蓝天嘴啃泥的农民才能从田野里解放出来，他们可以不再屈居于乡村僻野，到城市去，到发达的沿海地区去，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追求幸福生活，哪怕现在的生活还很辛苦。摆正了政治与经济的位置，人口流动才能健康发展，才有社会经济效益
3.由社会对人口迁徙排斥到接纳。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前两次的人口迁徙是在经济发展不足和经济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不足是指社会的经济状况还没有为人口流动准备好必需条件；所谓危机是指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不能安排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等。第三次人口流动是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人口流动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第一次的人口迁徙是在“左”指导思想指引下，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人口迁徙活动，人口迁徙没有稳固的基础，一旦经济发展挫折，迁徙必然失败。第二次的人口迁徙更多地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是政治和经济危机形势下被迫采用的制度手段，是违背社会进步规律的，也是不人道的，更多意义上是对一代城市青年的“流放”。第三次人口迁徙（流动）是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由之路。
（二）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推动力：由政府推动到市场驱动
社会人口流动的发生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口流动的“理性”概念，如经济理性、迁移理性、社会理性等。黄平（1997）提出“生存理性”概念，认为农民为寻求生存甚至维持糊口而非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文军（2001）则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根据人们追求目标不同，将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也有人将“经济理性”改为“市场理性”，将“社会理性”改为“政治理性”的。由于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其含义有所不同。
根据以上的研究，我们认为：前两次的流动是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的流动，因而称为“政府的流动”。④ 所谓“政府的流动”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采用强制的方法，强迫一部分人进行迁移，目的地由政府指定，个人不能自由选择的流动。外部强制力是人口流动的驱动力。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流动的阶段不同，在同一次流动过程中其驱动力是不一样的。如第一次向城市的流动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的愿望是迫切的，流入城市是自愿的，有“生存理性”（人的本性）发生作用，⑤ 是政府推动和个人“生存理性”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后来的回迁则是政府单独的推动。第二次的流动又可以称为是“政治理性”的推动。所谓“政治理性”是指意识形态理论对政府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十分巨大，直至决定行动者的具体操作过程。“政治理性”的作用主要通过政府行为来实施。同时，“政治理性”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政治理性”，现在或将来可能不正确。第二次流动在毛泽东的“12.11”指示（“政治理性”）的指引下，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总体上来说，这两次流动是政府安排下的流动，即“政府的流动”。对第三次人口流动的推动力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1）“生存理性”的驱动；（2）“市场理性”的拉动；（3）“经济理性”的撬动；（4）工业化浪潮启动；（5）城市化进程发动，等等。我们研究后认为：现在的这次人口流动主要是“生存理性”和“市场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设想，如果没有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创造的劳动岗位，农村人口流向哪里？去哪里找工作？流动不就成为“流浪”？如果农民不想出来打工，流动怎么会发生？在我们对西部农村的采访中发现，有小部分农村居民宁愿待在家里晒太阳，而不愿出来挣钱。这说明流动是主观意愿与客观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流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生存理性”和“市场理性”。为了便于对比，又可称为“市场的流动”。
（三）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向及路径：由逆向流动到正向流动
流向和路径是揭示社会人口流动性质的关键。第一次人口大迁徙从流向上区分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1960年为农村流向城市阶段，1961—1962年为城市返回农村阶段。这一时期流动的总人数由于数据不全，综合已有研究的资料，估计约为3000多万人。流入城市时期还累积了1958年以前的能量，1958年以前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倾向已经强化，流速加快，1958年达到峰值。它的流动路径是：农村→城市→农村，经过一番折腾，农民还是农民，身份没有改变，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次流动的特点：一是快速性，快速地流入城市，又快速地返回农村；二是暂时性，这次流动从中国人口流动的长时期看，是一次短暂的过程。三是回归性，人口的迁徙活动从起点又回到终点，是一次代价巨大、损失严重的流动；四是盲目性，流动既无牢固的经济基础，又无切合实际的计划（流动人口的数量大大超出原定国家计划），它的流入因“大跃进”中的城镇劳动力紧缺，它的精简下放是因粮食短缺和国民经济调整。盲目性是它的显著特征。
第二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向是荒凉的边疆和落后的农村地区，回归的路径是部分通过招工、招干的方式，绝大部分通过政策安排方式的和“非法的”方式返城。估计有97％以上的知青回到了原来的城镇，也有少部分回到其他地方的城市。它的流动路径是：城市→农村→城市，本质上是违反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逆向流动。它的特点：一是流动是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旗号的指引下进行的。二是流动是在被迫的。从国家层面说，不这样做，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局面无法克服；从个人层面上说，绝大多数知青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这样做。三是它的时间跨度较长，历时10多年，1600万知识青年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对他们的人生和家庭影响十分深刻。
第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它的路径是：农村→城市和发达地区→？，大部分人可能留下来成为新的移民，少部分可能回老家，这得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进程来决定。这次流动的特点是：第一，流动的主体是自由的。广大农民不再受国家制度的管束，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流动及到哪里去；第二，流动以分散的形式进行。所谓分散是指某一地区的农民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今年可以去甲地，明年可以去乙地，可以单个人也可以一家人、或一批人结队去。第三，流动的愿望是自觉的和强烈的，流动不是在外界强力压迫下的强制性流动。第四，流动的目的是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据我们对宁波市534位外来人口的调查，出来目的是“挣钱”的人占到77％。“经济理性”是这次人口流动的原动力。第五，流动规模庞大。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1.4多亿人，目前也有研究认为已达到2亿人。第六，人口流动的候鸟式特征显著。所谓候鸟式：一是指农民工在流入地不长期固定居住，每当春节来临，大批农民工返乡，节后又返回原打工的地方；二是指部分流动人口目的地经常变换，流动是临时性的流动；三是指部分农民工农闲出去打工，农忙又回家种田。第七，根据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将以特殊的方式（无户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的劳动周期）在流入地生活下去，直至国家户籍制度的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前两次的人口迁徙流向实质上是逆向迁徙，而第三次的人口流动是正向迁徙，其性质截然不同。
（四）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方式及内容：由非选择性流动到选择性流动
流动与迁移不同，流动是临时性的在某一地的居住，停留时间较短；迁移意味着身份的改变和长期性的定居。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人口大迁徙改说流动更为确切。如果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视角进行分析，那么迁徙的方式和内容则决定了迁徙的性质。
第一，流动者身份的区别。前两次的人口迁徙中迁徙者身份的不断改变，第一次由农民变为城市职工，再由城市职工变成农民；第二次是由城市居民变成农民和兵团战士，再由农民和兵团战士变成城市居民；其身份特征依据所从事的工作性质而变化。第三次人口迁徙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特征不变，农村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从制度体制上讲，流动人口还属于乡村结构体系，虽然他们大多从事城市结构体系中的工作，但身份与工作性质相分离。
第二，流动方式的选择性和非选择性区别。前两次的流动主要是在国家政府计划指令下的流动，特别是第一次的回迁和第二次的派发，国家运用了强制性的户籍管理和粮油供应手段，对流动者来说，流动方式是非选择性的；而现在的人口流动国家没有指令性的计划，流动是人们自愿的、有选择性的流动。
第三，计划性与市场性的区别。前两次的迁徙总体上是在政府计划的指令下进行的，政府决定迁徙的方式和内容的；第三次流动是“市场的流动”，市场因素决定迁徙的方式和内容。
第四，城市与农村区别。前两次的迁徙（指第一次的回迁和第二次的派发）是“发展农村，发展农业，充实农村劳动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边疆”的需要，其内容是发展第一产业和农村建设。而现在的流动内容是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和城市基本建设，是国家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前者将市民变为农民，后者将农民变成“工人”二者流动的内容不同。
（五）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成本及结果：由得不偿失到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社会流动需要计算流动成本和核算收益。如何用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取较高的流动收益，不但是个人流动中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也是政府在国家人口流动计划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一次人口迁徙由于计划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0％，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第二次人口迁徙国家每年给知识青年的经济补助达到20亿元，总支出估计约100多亿元，⑥ 却买来“四个不满意”，即“知识青年不满意，城市家庭不满意，农村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同时，每个知识青年家庭还要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下乡知识青年作生活费。其中的典型是1972年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在城市，上山下乡运动给城市居民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压力；在农村，知识青年还要与农民争夺有限的口粮，农民不欢迎；后来的知识青年返城，又给当时的城市就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前两次的流动成本巨大，收益微小，得不偿失。现在的人口流动国家基本没有支付成本，如果说有成本，就是给流入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治安带来一定的压力，需要增加社会综合治理支出。相反，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给城市和发达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流入地的企业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明显；同时也给农村流动人口增加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20.94万亿元，农村流动人口对GDP的贡献功不可没。这次人口流动社会成本最小，经济收益最大，是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双赢的流动。
三、启示
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十分深刻。不同性质的人口流动对社会进程起着明显不同的作用。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得出有益启示，以便更好地指导现实的人口迁徙活动。
（一）人口迁徙的路径必须符合社会形态进步的方向和趋势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前进的过程，社会形态的进步，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把握自己、把握自然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人口流动由荒野到村落，由村落到集镇，由集镇到城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历史上发生的人口流动并不是都符合社会进步规律的，有的甚至是逆向的、倒退的流动，那么其结果必然失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次人口大迁移将人民的生活状态由城市状态倒退为农业状态，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的下降，这种流动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相反阻碍了社会的前进。而现在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由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变，是社会生活形态的进步。虽然转变进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反复的，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制度障碍，但从社会进步的方向看，这次人口流动一定会成功。
（二）人口流动要顺应社会经济规律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口流动要与之相适应
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口流动也要按照“市场理性”的要求进行。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口的流动状况，经济是人口流动的基础，脱离了经济需求的人口流动是盲目的和人为的，无法获得成功，因此必须十分注重。前两次人口迁徙的失败根源就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的现实，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现在的人口流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市场理性”支配下的流动，社会的经济基础牢固，实践也证明了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人口流动必须是流动主体自觉自愿的行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人民不断争取自由的斗争史。在人口流动中，流动主体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其中选择新的居住地是一种主要的方式，这是流动者主观的自我选择，是非外界社会强制力的压迫。人们带着良好的愿望到新的住地，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政府为了某种政治或经济目标，采取强制的政策性流动，必然违背流动者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种被迫的流动实质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流放”。人的劳动积极性何以发挥？人口流动的目标怎能实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人口流动是流动主体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自由”的流动，因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流动者在流动方向和路径选择上要有自主性。
人的具体流动行为是流动者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在流动的方向、内容和路径的选择上要有自主性，即多方向、多地域、多行业之间的自由选择；时间上可长期的或短期的；在内容上可以去工矿企业，也可以去经商或服务业；在路径上可以去甲地城镇企业当工人，也可以在乙地继续做农民，等等。流动的自主选择性是决定流动能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如当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同是下乡，但对某一特定个体来说，他只能去边疆，而不能去农村，这是由国家和当地政府决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这种抹杀了流动者自主选择性的迁徙，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在今后的人口流动中要充分注重流动者的主观愿望和自主选择，切忌强行指派。
（五）人口流动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给予必要的信息引导、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
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基本确立的今天，经济建设要遵循市场规律，人口流动也要按照“市场理性”的原则，引导人口流动的方向、路径和内容。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既是人口流动的导向，同时又给人口流动带来不确定性，使一部分人的流动陷入盲目性和无序化。对此，第一，政府尤其是流入地政府要加强信息发布和政策引导，发布当地的就业信息，既可以避免外来人口的盲目涌入，给社会正常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可以减少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第二，流入地政府要废除歧视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性限制，切实保障外来人口的基本权益，使流动成为“完全”的流动。第三，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和设置，要适合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方便人口流动。只有这样，人民平等、城乡一体、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才能实现。
收稿日期：2007—02—20
注释：
① 词源上，“迁徙”是指多种鸟类依季节不同而变更栖居地区的一种习性：“迁移”是指动物进行一定距离的移动的习性；迁徙可能回到原栖居地，迁移一般是离开原栖居地，到新的地方居住。流动是指人和动物的运动，包含迁徙和迁移，范围最广泛。运用到人口流动上各自的含义有所不同。我们将三次人口流动称为“迁徙”因为前两次从大的时间范围看，都回到了原住地，现在的农村人口流动更具有候鸟式的特征。
② 由于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统计数据不全、不实，迁徙人数的数据各个研究者有所不同。请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李若建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徙初步探讨》，陈理的《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
③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即是说2000年底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4亿多人。目前也有报道称，2006年流动人口已达2亿左右。
④ “政府的流动”具有二重性。一种是政府和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综合发展需要，对部分地区进行移民，如三峡水库移民，退耕还林移民，水源保护移民等，是正确的合理的人口流动；另一种是本文所说的脱离客观实际的，违背迁徙者主观意志的强制性的迁徙。
⑤ 本文所说的“生存理性”与黄平的含义略有不同，主要是指由人的本性决定的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和获取幸福生活的本能驱动。
⑥ 俞德鹏（2002）的研究认为1962年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为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发安置经费75.4亿元。（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 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21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讲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20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本文根据推算从1968年到1980年估计约为100多亿元。确切数据有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