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活动中，德国最后加入争夺殖民地的行列而最先丧失了殖民地。直到1883年，德国尚未占有寸土海外殖民地。然而时隔不久，它便将西南非、多哥、喀麦隆、东非、新几内亚等地纳入帝国的保护之下，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笔者认为，在争夺海外殖民地斗争中一直默默无闻的德国突然转变政策，迅速拓展成拥有诸多属地的殖民帝国，其原因及手段皆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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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家认为， 德国短期内创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史实表明：“一个富庶而高效率的工业国家，即便没有丝毫殖民经验，也能在一代人之内掌握复杂的热带殖民问题。”〔1〕事实不然。 德国人在创立殖民帝国前早已从事海外商业和殖民活动。
德国官方的海外殖民活动可追溯到17世纪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曾在“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并深受邻近的汉萨同盟的海外商业传统的影响，力主促进海外商业和殖民活动的发展〔2〕。30年战争结束后， 腓特烈·威廉开始将上述看法付诸实际行动。17世纪70年代，他派人探察几内亚，并于1682年创建非洲商业公司，从事对非洲的商业殖民活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不仅巨资补贴非洲商业公司，而且专门购买了西印度群岛中的多巴哥部分地区，以图殖民事业的更大发展〔3〕。腓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专门组建了一支商业舰队， 商业活动远及中国〔4〕。这些史实表明， 德国官方早就涉足海外商业和殖民活动。只因德国地处中欧，普鲁士等政府无休止地纠缠于欧洲事务和德意志内部的分裂割据，有关的海外活动未能继续下去。
德国民间的海外商业殖民活动以汉堡、不莱梅等汉萨城市的商人走在最前列。1833年，汉堡商人开始在非洲西部和西南部沿海地带建立商站。1844年，赫尔兹父子商行涉足东非。60—70年代，汉堡的沃尔曼商行已在加蓬到喀麦隆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大批商站，它的班轮定期航行于西非海岸， 以至汉堡酿造的杜松子酒成了黑人最爱饮的酒之一〔5〕。在南太平洋地区，汉堡的高德弗罗伊商行于1857年开始在萨摩亚购买土地，并逐步控制了这一带的大部分贸易，从而获得了“南海之王”的美誉〔6〕。
德国传教士在德国殖民帝国的奠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西非，德国入侵多哥前的40年中，不莱梅传教会派遣到这一带的传教士超过百人〔7〕。1840年，莱因传教会接替伦敦传教会在西南非的传教权， 成为德国占领这一地区的重要踏脚石。这些传教会所到之处，往往“把宣讲福音跟开店营业结合在一起”〔8〕， 从而为德国殖民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年以后德国宰相俾斯麦在论及殖民扩张的经验时指出：“传教士和商人必须走在士兵的前面。”〔9〕
地理探险活动为推动德国的殖民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探险家们有关热带非洲等地的报道激起了德国人对海外的好奇心。19世纪60—70年代，德国探险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探险活动。探险家们在进行地理勘测的同时，为德国商业殖民活动出谋划策。罗尔夫斯便提出了将德国商业活动从西非的尼日河推进到苏丹的主张。1873年，德国赤道非洲探险协会在成立宣言中公开宣称：开通非洲地理，“一方面有助于科学，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商业和工业”〔10〕。可见，德国赤道非洲探险协会的目的不只是在于探险，它还有为德国工商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意图。
以上史实表明，德国殖民帝国的建立并非一朝凭空而起。它是德国政府、商人、传教士以及探险家们长期从事海外商业殖民活动的必然结果。
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也有它的现实动因。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使德国资产阶级对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需求日益增强，从而唤起了他们强烈的殖民扩张欲望。据统计，1878年萨摩亚和汤加群岛的对德贸易中，进口139.56万马克，出口247.72万马克。1879—1883年间，德国向非洲出口由27.92万马克增至42.28万马克，而同期仅从汉堡港进口的非洲货物即从519.65万马克猛增到910.52万马克〔11〕。可见，德国在与非洲及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中出现了巨大逆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对原料的迫切需求，从而推动德国资产阶级去寻找和开拓海外殖民地。当然，德国资产阶级也渴望获得海外销售市场。当时沃尔曼商行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实践表明，非洲市场对于需要加强出口的德国工业而言，“具有巨大的价值”〔12〕。普鲁士容克集团对非洲市场也很感兴趣。1883年德国对非洲的出口中，作为容克庄园支柱产业的烈性酒占48%。故而普鲁士保守党的《十字报》也发出了“扩张德国的经济地域”的呼声〔13〕。
民族主义对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1864—1870年，德国人通过三次“所向无敌的战争”建立起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帝国。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既满足了德国人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也激发起他们内心深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希望像英国一样，通过殖民扩张而使德国获得威望，因而广泛鼓动建立德国殖民帝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甚至宣称：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14〕。赤道非洲探险家休贝·施莱登从传播德国文化的角度强调了扩张殖民地的重要性：“德国人在数十年中有过许多发明和发现，但在很多人眼中它们却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产物，从而使德国人的威望和文化被湮没了。”〔15〕德国政府的一些要员，如“德国舰队缔造者”阿尔布莱希特公爵和海军司令利沃纽斯等人，也鼓吹夺取殖民地。“对于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没有扩张就没有生机。”只有夺取殖民地，才可以“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不那么平庸的德国人。”〔16〕这种急切向外扩张的欲望正是德意志帝国推行殖民政策所必备的“民族动力”〔17〕。
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也是俾斯麦政府在国内争取政治主动的一个筹码。1878年以后，天主教的中央党成为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中央党在殖民地问题上毫不隐讳地主张向外扩张，以便为德国资产阶级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传播“德意志文化”。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明确宣布：“我们现在拥护、将来也拥护明智的殖民政策。”〔18〕为了在议会中得到支持，俾斯麦政府不能不考虑中央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一时期，德国国内各种鼓吹殖民扩张的社会团体也不断出现。1878年10月，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成立，1881年夏，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在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秘书长布伊克、军火巨头克虏伯等人的支持下成立。1882年，在民族自由党政治家约翰内斯·米克尔等人的策划下，德意志殖民联合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应运而生〔19〕。面对以上形势，在1884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临近之际，俾斯麦自然要打出殖民政策这张牌，借以捞取“政治资本”〔20〕。他曾在私下谈话中指出：“所有殖民事务都是骗局，但我们需要它帮助选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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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存在着客观有利的国际背景。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受国际形势的制肘，在殖民扩张问题上一直很谨慎他认为，德国地处中欧，东西两面有法俄等强国环绕，尤其宿敌法国对德国向有复仇之心，因此德国必须集中精力于欧洲大陆，拉拢俄奥等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故此，在谈及殖民扩张问题时，俾斯麦总是以反对者姿态出现：“只要我是宰相，我们就不会实行任何殖民政策。”〔22〕然而时过境迁。19世纪80年代初有利的国际形势撩拨着俾斯麦的殖民扩张野心，促使他一改在这一问题上的无所作为的政策。
第一，19世纪80年代初，俾斯麦通过各种外交努力，已经建立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复杂庞大的大陆联盟体系。1881年，德、奥、俄三国续订了三皇同盟条约。1882年，意大利在与法国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失败，转而寻求德国的支持，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1883年，罗马尼亚因惧怕俄国的威胁，也加入了德奥同盟俱乐部。同年，俾斯麦还与西班牙国王订立“君子协定”，约定一旦德法两国间爆发战争，西班牙将出兵10万从南线攻击法国。至此，宿敌法国在欧洲大陆已陷于孤立境地。而德国地位稳固，无后顾之忧，故能放手向海外扩张。
第二，法国政府对外政策重心的转移，法德关系趋于和缓，减轻了德国西部边境的压力。1880—188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伟大的殖民开拓者”茹尔·费里两度组阁。他一反往日的复仇态度，采取对德友好政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上。俾斯麦政府对茹尔·费里的这一政策自然嘉许有余。为转移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注意力，他大力怂恿法国政府向海外扩张。1880年11月，俾斯麦命令驻法大使霍亨劳厄转告法国总理，只要法国不将目光转向斯特拉斯堡或麦茨，德国支持它吞并北非、西非和东非等一切可以得到的地方〔23〕。结果是，法国人在忙于夺取突尼斯等地时，却忘记了莱因河疆界〔24〕。
第三，英国的国际困境是德国能够顺利夺取大量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原因。英国乃当时世界第一号海上和殖民强国，且日后德国要攫取之地皆英国欲夺占之地。因此，没有英国的应允，德国难以在争夺殖民地的市场上立足。但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英国的国际困境迫使它在争夺殖民地中向德国让步。
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加剧了英法两国在殖民扩张问题上的矛盾。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成为欧洲通往东方的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也成为英国的全球商业、金融以及海军战略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80%的英国海上交通要经过于此〔25〕。为此，英国政府处心积虑地想控制这一战略要地。1881年9月， 埃及爆发了反抗欧洲列强侵略的民族起义。由于当时在埃及拥有巨大势力的法国顾虑德国的威胁，不敢过于分心海外，埃及民族起义的爆发成为英国独占埃及的绝好机会。1882年7月，英国不顾法国等列强的反对，发动武装干涉，并于9月占领了整个埃及。法国当然不能容忍英国独占自己窥视已久的埃及，两国矛盾因此尖锐化。双方从1884年起陷入了一场逐步升级的海军竞赛，在殖民地问题上也随之冲突不断〔26〕。
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特别在阿富汗的争夺，加剧了双方的矛盾。阿富汗是英属印度和俄国的中间地带，双方都觊觎着这一地区。1878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阿战争，迫使阿富汗于1879年5月签订甘达马克和约， 使之沦为英国的附属国。而当时俄国正欲南下征服阿富汗，并威胁印度，从而寻找一种对付英国的新武器。为了巩固在阿富汗已经取得的地位，防止俄国南下威胁印度，英方向俄国提出了成立“混合委员会”以便划定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建议。但俄国政府故意拖延会晤，并加紧向有待确定边界的地区进军。 1885年3月，俄军在塔什克普里击溃阿富汗军队。英国对此大为恼怒。格拉斯顿内阁当时正欲寻机恢复由于镇压苏丹马赫迪起义失败而受损的政治声誉，故立即作出了准备对俄开战的强烈反应〔27〕。双方关系骤然紧张。
既然已经与法俄两国反目，奥匈帝国是唯德国马首是瞻的小伙伴，德国便成为欧洲大陆四强之中最值得拉拢的对象。为了巴结德国，英国必须在殖民地问题上向德国让步。当时的英国政府承认，“德国已在欧洲外交中执着牛耳”。故此，格拉斯顿在谈及殖民扩张时表示：“如果德国要成为殖民大国，我能说的话只能是：愿上帝使它成功。”〔28〕1885年接替格拉斯顿上台的保守党首相索尔斯伯里说得更明确：“为了取得德国在埃及和亚洲的支持，英国必须在桑给巴尔和加罗林群岛等地与德国合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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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国际国内的诸种因素仿佛在敦促着俾斯麦德国踏上殖民扩张的征程。
德国正式建立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在西南非洲。19世纪40年代起，总部设在巴门的德国莱因传教会开始在此传教，成为德国占领这一地区的先声。1868年，莱因传教会首次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保护其在西南非传教站的请求，以后又多次呼吁普鲁士政府吞并该地区，俾斯麦政府一直没有理会。8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俾斯麦在殖民问题上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他允诺，如果能在西南非地区获得其它国家不能合法宣称拥有港口，帝国政府将予以保护〔30〕。据此，1882年11月，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在西南非洲的安格腊—佩昆纳湾向当地的贝塔尼人酋长约瑟夫·弗里德里克斯购买下第一块土地，并请求德国政府予以保护。但德国政府没有对吕德里茨的请求立即作出决定。俾斯麦顾及到正同样觊觎着这一地区的英国反对，巧妙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1883年2月4日，俾斯麦向英国政府发出一份彬彬有礼的照会，询问英国是否对安格腊—佩昆纳地区行使主权，“否则，德国准备在这一地区向她的臣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护。”言外之意似乎是：德国“丝毫没有在西南非洲建立立足点的计划”，它宁愿让英国负担起保护责任〔31〕。但是，当英国政府在1883年11月宣布对该地区拥有合法权利后，俾斯麦于12月突然询问英国的权利依据何在。英国政府一时无言以对，遂转而试图由它在南非的开普殖民政府表明对西南非的领土要求。但此刻开普政府正陷入一场内阁危机，迟迟不能答复德国的询问。俾斯麦决定造成既成事实。1884年4月24日，他电告德国驻南非领事， 命其转告开普殖民政府，德国已将吕德里茨所占土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一天遂成了德国殖民帝国的诞生日。它结束了德国没有殖民地的历史。年迈的德皇威廉一世听到这一消息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声言自己终于在归西时“可以正视大选帝侯了”〔32〕。
随后，德国的殖民扩张目标转向西非。德国势力渗入西非较早。1827年，以德国人和说德语的瑞士人为主的巴塞尔传教会开始在丹麦人控制的黄金海岸一带展开活动。19世纪50年代，不莱梅传教会也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传教站。沃尔曼、亚琛等德国商行也纷纷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商站。但是德国人在西非的活动受到英国的排挤。到19世纪80年代初，德英两国在多哥的争夺尤其激烈。1883年，英国人威廉·劳森在多哥的阿内乔策动排德阴谋，结果遭到正在附近海域的德舰“索菲娅”号的镇压〔33〕。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德英两国商人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以至汉堡商人兼船主阿道夫·沃尔曼等正式请求本国政府直接对喀麦隆实行帝国保护〔34〕。1884年2月，英葡订约，欲垄断刚果河交通，也引起在此地贸易的德国商行的不满。
上述情况使德国政府感到，必须加快在西非的行动。1884年5 月19日，俾斯麦任命驻突尼斯总领事、探险家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为驻西非领事，前往管理该地区的德国权益。
1884年7月初，纳赫蒂加尔到达多哥的阿内乔，并于7月6 日宣布多哥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7月中旬， 纳赫蒂加尔又先于英国一步，到达喀麦隆，与当地头领签订了建立保护国的和约。纳赫蒂加尔的快捷行动使英国人大为吃惊。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德国人民居然会有殖民野心”〔35〕。同年10月13日，俾斯麦正式宣布上述地区处于德国的保护之下。
接着，德国的殖民扩张矛头指向东非。早在19世纪30年代，汉萨同盟一些商行开始在桑给巴尔从事商业活动。1855年6月， 汉萨同盟进一步与桑给巴尔苏丹签订贸易条约，以确保其在该地的商业地位。后来这一条约的权利为德意志帝国所继承。到1875年，德国与东非的贸易额已达350万马克，三倍于英属东非公司〔36〕。但是， 东非地区是英国在非洲推行2C殖民计划的必经之地，故而英德两国也在此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保护东非地区德国商人的利益，防止英国可能的吞并活动，俾斯麦于1884年11月派探险家罗尔夫斯为驻东非领事前往该地区，并于次年1月抵达桑给巴尔。与此同时，他故伎重演， 表示德国无意建立东非保护领地，以减轻英国人的怀疑〔37〕。
德属东非殖民地的开拓者是卡尔·彼得斯。1884年9月， 彼得斯偕非洲探险家普法伊尔、商人奥托等经伪装前往东非。他们于11月初到达桑给巴尔，随即深入内地。所到之处，彼得斯以玩物和烈性酒为先导，诱使当地土著首领在早已拟好的接受德国保护的条约上签字。1885 年2月上旬，彼得斯携带着一打“条约”回到德国，并说服俾斯麦给予“保护证书”。2月27日，德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 认可其在东非所攫取的权利。德属东非殖民地随之产生。
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活动采取了更主动的行动。在非洲，德属殖民地基本上由私人开拓创立，然后请求德国政府给予保护。而在南太平洋地区，德国的殖民扩张之举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其原因在于南太平洋诸岛在商业及经济上对德国的巨大价值。
早在19世纪50年代，德国的高德弗罗伊商行就开始在萨摩亚种植橡胶、可可、椰子等经济植物，使之成为极富吸引力的富庶之地。1860年时，高德弗罗伊商行已垄断了这一地区的商业贸易〔38〕。19世纪70年代后期，高德弗罗伊商行插手欧洲矿山事业失败，出现财政困难。为防止它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落入英国之手，1880年2月， 大银行家汉泽曼在俾斯麦的支持下成立了德国南洋商业种植公司，以取代其地位。同年，德国南洋商业种植公司向俾斯麦提出了吞并新几内亚的建议。俾斯麦也积极支持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商业活动，甚至提出要对通往南洋等地的航线提供国家补贴〔39〕。1884年5月， 俾斯麦又支持汉泽曼为首的德国银行家建立新几内亚殖民公司，专门投资于南洋地区种植园的发展。1883年，约克公爵岛等18个商站向德国的干椰肉出口即达3000吨左右〔40〕。
但是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活动同样遇到英国的威胁。当时某些英国政治家鼓吹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与南洋群岛合并成一个大英南洋帝国，把英国以外的商人和农场主逐出南太平洋地区〔41〕。英国咄咄逼人的姿态使俾斯麦感到，德国政府必须采取相应对策。1884年中，英国宣布要将新几内亚东部划为保护地，德国立即就此提出了抗议，并派探险家芬希博士前往新几内亚北部和新不列颠岛一带开拓德国的保护地。同年8月，冯·奥尔岑作为帝国专员前往新几内亚北部活动。结果， 当英国于1884年11月正式宣布对新几内亚东南部的保护权时，德国政府随即宣布对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和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地区实行兼并。英国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和活动范围大大超过德国，但鉴于自己所处的外交困境，它不得不对德国无所顾忌的扩张让步。1885年5月， 两国达成协议。德国获得新几内亚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的部分岛屿、新不列颠岛和约克公爵岛等的宗主权。
1884年4月—1885年5月的短短一年中，德国将它的殖民大旗插在了非洲和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上。这时的俾斯麦也一反往常厌恶殖民扩张的腔调，转而宣布：“殖民地将意味着为德国工商业的扩张赢得新市场，为德国人的活动、文化和资本赢得新场所。”他甚至以开导性的口气指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需要进口的棉花、咖啡产于德国的海外领地，那会意味着什么？那不就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吗？”〔42〕
然而，正当德国人为新近的殖民扩张而洋洋自得之际，欧洲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1885年3月， 热心殖民扩张的茹尔·费里内阁因法军在越南谅山战役中败于中国军队而被迫下台。法国国内重新出现了对德复仇的民族主义宣传。法德关系的和缓告一段落。1885年9月， 东鲁米利亚暴发反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起义，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合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东方问题重新提上日程。列强间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外交冲突。列强之间特别是俄奥之间的矛盾使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发生动摇。
国际形势的上述变化，迫使俾斯麦急忙将注意力从海外殖民扩张方面转向欧洲大陆，以应付不测。德国的殖民扩张遂造一段落。事后俾斯麦在会见非洲问题专家、殖民扩张的鼓吹者欧根·沃尔夫时指出：“您的非洲地图的确很美，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43〕由此可见，虽然俾斯麦创立了德国殖民帝国，但在他的心目中，殖民问题与欧洲问题相比，始终只是“枝末问题”〔44〕。
收稿日期：1995—08—28
注释：
〔1〕D.K.菲尔德豪斯：《诸殖民帝国之比较研究》，伦敦1982 年，第364页。
〔2〕〔3〕〔5〕〔6〕〔11〕〔15〕〔30〕〔31〕〔32〕〔36〕〔37〕〔40〕〔42〕M.E.唐森德：《德国殖民帝国的兴衰》，纽约1930年，第14、15—16、45—47、48—49、79—80、127、88—89、91、131、 105、145、120页。
〔4〕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 第37页。
〔7〕〔33〕罗贝尔·科纳万：《多哥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2、240—242页。
〔8〕〔9〕鲁思·弗斯特：《西南非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67页。
〔10〕〔12〕〔13〕〔34〕H.施丢克尔：《德国帝国主义在非洲》，伦敦1986年，第19—20、32、22、27页。
〔14〕〔16〕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03、405页。
〔17〕〔22〕〔44〕A.希尔格鲁伯：《俾斯麦对外政策》，弗莱堡1972年，第167、167、174页。
〔18〕M.M.舍英曼：《梵蒂冈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第254页。
〔19〕K.克劳斯：《德意志殖民联合会和德国殖民政策》， 柏林1966年，第5页；参见施丢克尔：《德国帝国主义在非洲》，第23页。
〔20〕〔43〕G.A.克莱格：《德国史》，慕尼黑1980年，第114、 114页。
〔21〕J.罗顿：《19世纪的欧洲》，伦敦1983年，第96页。
〔23〕W.H.道森：《1867—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 纽约1919年，第111、113页。
〔24〕C.西摩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交背景》，耶鲁大学出版社1918年，第35页。
〔25〕〔27〕R.香农：《帝国主义危机》，伦敦1986年，第158、 169页。
〔26 〕保罗·肯尼迪：《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2页。
〔28〕斯沃茨：前引书，第152页；弗斯特：前引书，第79页。
〔29〕M.斯沃茨：《迪斯雷里和格拉斯顿时代的英国外交政治》，伦敦1985年，第153页。
〔35〕维克托·勒维纳：《喀麦隆：从委任统治至独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4、53页。
〔38〕〔41〕岩佐嘉亲：《萨摩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7、78页。
〔39〕克莱格：前引书，第115页； 施丢克尔：《德国帝国主义在非洲》，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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