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2)06-0050-08
一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广义地说，它既指马克思和恩 格斯之间的生平交往问题，又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文本关系问题；狭义地说，它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和文本关系。从19世 纪4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等主要方面就形成了“共 同见解”，并决定共同从事共产主义事业。他们从19世纪50年代初就确立了既分工又合 作的研究关系，而且相互介绍、评论对方的研究成果；他们自身在知识积累、接受教育 、语言风格和个人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恩格斯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又进行了12年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其关注的问题、研究的重点以 及得出的理论结论和实践策略同以前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整理、 编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使其从零散的、不完全的、甚至仅仅是 标题和提纲的手稿变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这部著作也就像列宁所说的成为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作品。所有这些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和文本关系变得复杂 和模糊。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完全一致作为理论 研究和思想宣传的当然前提，没有审查、提出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除了一致 外的其他关系。[1]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的深入，分析他们在思想和文本上的复 杂关系显得越发重要。这个重要理论领域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 ”学者开拓的。撇开恩格斯在世时对他们两人思想关系的零星的、未发生大的影响的研 究，卢卡奇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关注、提出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学 者。他在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和人本主义化的同时，认定恩格斯的实证唯物 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思想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虽然注意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差异，但并没有否认他们的观点在整体上的一致性。柯尔施也 因对这个问题持类似看法而受到诺曼·莱文的责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种对马 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思想关系的差异性的研究路径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一致性的研究 路径在相互辩驳和论争中发展。但从国际范围看，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认为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思想本质上一致的观点仍然是学术主流。从60年代起，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 化，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根本对立的观点逐渐形成并占据了支配地位。进入90年代 以后，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本质上一致的看法又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中流行起 来。
从研究方法看，最初主要是传记体的叙述方法，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从2 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打着马克思主义 现代化或当代化的旗号，热衷于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种种思潮结合起来，形成了黑格 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 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与此相适应，形成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种种不同方法。近 年来，随着解释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用解释学方法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逐渐流行 起来，甚至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结合起来的倾向。解释学理论和方法的确为马 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正如施泰格和卡维尔所说：研究恩格斯思 想的方法论“随着时间而改变，特别是随着大陆哲学中的解释学和英国语言学传统中的 语言哲学的发展而改变。‘语言转向’使得对语境中的文本和语境外的文本的解释比二 十年前的解释复杂得多，也令人鼓舞得多。”[2](P7)在这方面，卡维尔做出了突出贡 献。他直接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置于一种解释框架中，从作者—文本—评论者( 或编者)—读者的互动关系中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文本的影响，批判传统的恩格斯与 马克思关系上的“伙伴论”。解释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是以两人的思想关系为中心展开的，生平交往关系和文本关 系研究与之密切相关，是思想关系研究的铺垫和延伸。从整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思 想关系研究形成了以下三种代表性的倾向：一是“伙伴论”，主要是以第二国际“正统 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创始人， 虽然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分工合作，但每一个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都是经过两人充 分讨论的，因而表达了他们的“共同见解”。从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都把“伙伴论”作 为当然的前提。然而，“伙伴论”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遇到了挑战。伯恩施 坦于19世纪末“发现”了恩格斯晚年历史观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修正，并要求用恩格斯所 阐述的“成熟的形态”的唯物史观代替马克思的“最初的形态”的唯物史观；卢卡奇发 表于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也明确提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辩证法上的 差异，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第一次表现出褒马贬恩的倾向。不过，无论是伯恩施 坦还是卢卡奇，都在整体上肯定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致性。[3]二是“二分论 ”。利希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的出版标志着恩 格斯与马克思关系问题上的“二分论”立场的确立，并逐渐在恩格斯研究中占据主导地 位。利希特海姆把恩格斯描述为一个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和实证论者，进而成为德国社 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来源，也成为信奉工业化的列宁主义之父，而马克思则是一个人道 主义的辩证论者。[4](P55)紧接着，罗伯特·塔克尔的《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 (1961年)和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相继出版。按照亨勒的看法，上述 三人为后来的“二分论者”的著作勾勒了大部分主题和特征：首先，他们彼此矛盾，甚 至自相矛盾；第二，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强调技术主义、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存在于 被看做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把这种恩格斯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对立 起来；第三，他们指出了恩格斯的所谓混乱的认识论。[5]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二分论 ”经过伊林·费切尔、吕贝尔、本德尔、亨德森等人的大肆渲染，在诺曼·莱文的著作 中发展为恩格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对立，诺曼·莱文本人也因此成为“二分论” 的最著名代表。不过，按照利各比的看法，莱文对恩格斯与马克思关系的分析是“粗糙 的”，根据是不充分的。三是“同质论”。卢维尔反对从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 致的极端走向完全对立的另一极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哲学问题上有重要区别 ，但在政治观点上是基本一致的。[6]这代表了这种冲击的前奏。亨勒、科洛格、利各 比等人的著作和文章都批评了“二分论者”把恩格斯与马克思简单对立起来的错误，阐 述了他们在基本观点上的一致性、同质性。[7]我们之所以把这种立场和观点叫做“同 质论”，是因为与早期的“伙伴论”拥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同，当代西方“马 克思学”学者的“同质论”的根本意旨是要通过揭示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具有 同样的错误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性。
二
卡维尔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一直致力于马克思 和恩格斯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的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如果说利希特海姆的著作开创 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上的“二分论”的先河，吕贝尔在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 论”上的成果是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而诺曼 ·莱文的贡献则是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那么，卡 维尔的特点则是不仅从传记研究和思想比较研究方面“为关于恩格斯晚年著作系统化地 歪曲了马克思思想的观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保护”[8](P162)，而且从思想和文本、 作者与编者、读者的关系方面研究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从而把“马克思—恩格斯 问题”置于解释学的框架中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提出了理解和研究“马克思— 恩格斯问题”的新路径，从而把对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的反驳、对马克思—恩格 斯“二分论”的解释和论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卡维尔用“差别论”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在他看来，“一致论”只看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统一，往往忽视区别；“对立论”只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 区别，往往排斥“一致”；只有“差别论”才既强调区别，又包容一致。卡维尔的这种 观点貌似公平，实际上他根本反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的观点。
为此，卡维尔首先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性质及其产生原因。在他看来， “恩格斯—马克思问题是一个解释学问题”[2](P17)，是研究者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 间的文本和思想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任何解释或解读都是一种对话，即评论者与 文本之间以及评论者与听众之间的对话。卡维尔认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有的 已经丢失，有的被故意毁坏，我们不能认为现有的文本是这种对话的一扇“窗户”。这 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文本难题。同时，任何对文本的解释和评论都必然带 有解释者的“前见”，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也不例外。这种解释者的“前见”的 存在常常造成解释和评论具有“一种武断色彩”，使文本的真实意义变得模糊不清，是 造成“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及其难以解决的解释学原因。另外，参与对话的每一方都 不可能准确地知晓另一方的思想，这是造成“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及其难以解决的又 一个重要原因。[2](P17-18)在这里，卡维尔从解释者的解释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 问题”产生的原因，认为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错误解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 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错误解释，形成了至今困扰着人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卡维尔认为，在上述错误解读中，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之间的“伙伴关 系”的伪造。在卡维尔看来，恩格斯总是以马克思的“另一个我”的面目出现，以马克 思的口气来阐述他们关于自然、历史和认识的“共同见解”。同时，恩格斯又以马克思 思想的合法解释者自居，在私人书信中提倡一种观念，就是自己的著作比马克思的“通 俗易懂”，可以通过他的著作来了理解马克思的晦涩的著作，由此开创了马克思—恩格 斯基于劳动分工的“伙伴关系”叙述。这种叙述在各个共产党国家政治力量的推动以及 “冷战”需要的推动下，持续了一百多年。
卡维尔具体审查了基于“巧合”、“劳动分工”和“融合”理论产生的马克思—恩格 斯“伙伴论”的传统叙述，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关系中区分出五种不 同声音：(1)两人单独签名的声音，如在《神圣家族》中；(2)两人联合匿名的声音，如 在《共产党宣言》中；(3)两者相互辩论的声音，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4)大师 的声音，如恩格斯在评论和文章中逐字逐句引用马克思的话的时候；(5)来自坟墓的声 音，或者“复活了的声音”，如恩格斯让马克思在坟墓那边说话的时候。在卡维尔看来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伙伴关系中的不同声音缺少正确认识：因为评论者 带有马克思—恩格斯“伙伴论”的先见，往往忽视对《神圣家族》中两人的单独声音的 研究；《共产党宣言》中的联合的声音常常被评论者归结为马克思一人的声音；《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相互辩论的声音几乎普遍地被评论者同质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第四种声音中，评论者往往把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观点和行为的“沉默”解读为“赞同” ；最后，评论者是与恩格斯自己创造的“伙伴关系”的叙述联系在一起来解读第五种声 音。[2](P25)
为了破除“伙伴论”，树立“差别论”，卡维尔提出必须避免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 题上的十大认识误区：(1)“传统解决问题”，如“伙伴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看 法，因而是不可质疑的。(2)“差异和多样性 = 二分”，如“卡维尔寻找马克思和恩格 斯之间的不同，所以他相信他们总是不同的”。(3)“新思想是一种新的正统”，如“ 二分主义者是一种时髦的正统”。(4)“一个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另一个人”，如“恩格 斯概括出他与马克思的关系，所以这种概括是正确的”。(5)“年代的消解”，如“马 克思和恩格斯任何著作中的任何一段都可以与另一段相提并论，而不问评论者心中的真 实意图”。(6)“惯性销售”或“异议之要求”，如“马克思必定是完全赞同恩格斯， 因为他没有表示异议”。(7)“抓住只言片语或词语搭配”，如“马克思提到黑格尔和 辩证法，所以他一定同意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8)“只有一种解读是可能的 ”，如“解释必定是将材料解读成与某种已有的观点相一致”。(9)“伙伴关系 = 单一 身份”，如“假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特定的问题上都有同样好的见解”。(10)“偏 狂”，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共同的日程表，他们在任何具体的时间所说的必须与 日程表相符”。[2](P32-34)卡维尔认为，这些错误的解释活动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恩格斯问题”的实质，更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由于卡维尔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归结为一种解释学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 就不是惟一的和确定的，而是多样的和相对的。卡维尔认为，今天需要的是一种批判的 、建设性的对话，必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做普通人而不是神，对“马克思—恩格斯问 题”的解答就存在于这种对话之中。可见，卡维尔并没有提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 题”的确定答案，他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产生、性质、特点以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误 区进行了解释学的和认识论的说明，并指出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方向。
三
利各比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有专门的研究 。他既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统一性的无条件的捍卫传统，又不 同意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割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 对立论”是长期存在的好坏绝对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在这种思维方式中，马克思的著 作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而恩格斯是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发 生进化论的矛盾混合物，应该被驱赶出马克思主义。
在利各比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是根本回避马克思著作本身存在的问题的 一种策略，他本人的任务不是要否认恩格斯著作中存在的引人注目的矛盾，而是要表明 同样的矛盾也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中。他说，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统一 整体，必须用强调其中的矛盾的新观点代替强调其和谐统一的正统观点，在这个基础上 才能进行真正的解读。他认为，这种解读方式与传统的解读方法相比，有显著的优点： 第一，“承认他们著作中存在着矛盾的论述使我们能够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著作造成如此 广泛的解释上分歧，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必简单地把以前的解释斥责为谬误，而是可以把 它视为更广泛的解释整体的一部分”[8](P8)。第二，“承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各 种不同解释的正当性的更重要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从确定哪种解读代表他们 的‘真正意思’的不可能任务上移开，而集中于确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种解读对我 们的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政治活动家等等的实践具有最大价值这种更重要问题上来 ”。[8](P9)在这里，利各比要求区分解读的价值性或当代性要求和客观性要求，认为 不应该“把‘我们发现某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读最有用’的论断与‘它就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自己的自觉的意图’的论断混淆起来”[8](P9)，并且更强调解读的当代性、 价值性。
利各比不仅具体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社会主义等方面 的观点的同质性，而且通过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观，系统论 证了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同质性。就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和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恩格斯思想的研究重自然观、认识论而轻历史观的现状来说，利各比 的第二个方面的分析更有价值。在这方面，利各比的立场和所做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概 括的：“不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而是试图表明这两位朋友中的一位所表达的 各种历史观总是在另一位的著作中被找到，结果，他们的历史观享有共同的长处和短处 。因此，恩格斯历史观的主要问题不是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8](P133)这实际上把 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看做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同质的，它们的问题在于都包含着内在矛盾 ，都与实际不符。利各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同质性 ：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是相同的，都包含有人类基因 观点与方法、实用学观点与方法和规则学观点与方法。利各比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著作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历史观：一是把历史看做人逐渐克服本身的异化并最终实现 其真正本质的目的论过程的“人类基因观点”或“人类基因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青 年时期的著作明显体现了这种观点或方法；二是把历史看做比任何趋向于特定目的的结 果更盲目的、由人们的需要所推动的个人和群体的行动之结果的“实用学观点”，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提出了这种观点；三是把历史看做一个按照一定规律发 生的自然过程的“法则学观点”。[8](P111)利各比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虽然在 对历史的看法上有一定的变化，但从未抛弃他们青年时期坚持的对社会历史的人类基因 学的、人道主义的描述，这三种历史观同时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晚年的著作中。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都具有实证主义倾向。西方大多数学者把恩格斯看成 实证主义者而把马克思看做反实证主义者。利各比反对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 历史观也具有实证主义的特征，这既彰显于马克思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历史上的阶 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的论断，也表现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物理学研究与 经济学研究关系、关于社会规律的自然性质的论述上，而《资本论》第二版跋关于社会 运动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的概括，更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观的科学主义倾向。 据此，利各比说：“很难明白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与强调社会进化的可预测性和必然性这 一常常被概括为恩格斯和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的实证主义歪曲的观点有何区别，也难以明 白他们关于社会发展是一个经历某些必然阶段的一定规律的机体过程的观点与早期的实 证主义者孔德和圣西门的观点有何区别，也不明白为什么对适合社会研究的自然科学方 法论研究惟一地怪罪于恩格斯而不牵涉到马克思。”[8](P147)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既是单线论者又是多线论者。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西方 多数学者认为恩格斯是个单线论者，而马克思是个多线论者。利各比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单线论；而恩格斯虽然也坚 持单线论，但他晚年一直坚持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观点。例如，《反杜林论》多 次将东方社会的停滞与专制主义、对灌溉的需要、缺少私有制和存在自给自足的村社共 产主义联系起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于篇幅的限制，没有讨论东方社会 历史，但在论述西方社会历史时，恩格斯也提出了国家产生的三种不同道路，即古希腊 方式、古罗马方式和德意志方式，并提出了私有财产产生以前的公有制的多种形式。《 论俄国社会问题》虽然强调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 ，但也认为俄国不一定像西欧一样，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 展；相反，它有可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公 有制。总之，“很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共产主义前途的观点有何实质的差别 ”。[8](P198)
第四，关于两种生产理论。西方许多学者指责晚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认为这一理论破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一元论。利各比认 为，这种观点错误地理解了恩格斯的思想。在他看来，晚年恩格斯并不认为劳动和家庭 、生产关系和血缘关系具有同等的地位，而只是重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认 为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发挥功能的，并强调了生产力和财产关系在 推动家庭和性的变化中的优先性。[8](P202)
利各比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的同质性，反对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并不是要 回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而是为了通过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存在着的 内在矛盾来更彻底地解构马克思主义。
四
西方恩格斯研究者基本上都要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做出各种各样的解答 。如何看待西方学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如何评价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他们的研究有什 么经验和教训?科学地阐明这些问题对于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迷雾，正确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应该说，西方学者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做了具体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 问题不在于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本身，而在于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旨和论述这个 问题的方式，在这方面就存在着强烈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当20世纪60年代西 方“马克思学”学者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二分法”时，虽然都标榜不偏不倚的 客观的研究立场，但在论述的出发点、材料的选择、观点的评价上，实际上都是以西方 主流的哲学或社会学理论为范式，以批判所谓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为皈依。由于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晚年恩格斯有理论上的合作或交流，并主要通 过恩格斯的著作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因而相对而言，恩格斯晚年思想对20世纪 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上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双管齐下：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当 代化，以适合当代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需要。另一方面必然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关系上采取褒马贬恩的态度，以至于只要是恩格斯的，都必然是错误的，不好的；只 要是马克思的，必然是正确的，是好的。这种解读模式是当代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 ”学者所共有的特征。正如迪姆帕纳罗所指出的，一旦把马克思当代化，马克思主义中 的那些人们逐渐发现的不能接受的内容不得不纯化，而“在所有这些纯化过程中，需要 有一个人，马克思主义者在那种特定的时刻要求去除能够去除的他的所有思想观点。这 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3](P109-110)沃尔夫森也说，恩格斯逐渐发挥着马 克思主义气球上的压载物的功能：他是使马克思这一思想气球飞得比以往更高而进入思 想的最高层而不得不抛弃的因素。[2](P110)由此可见，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那里 ，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进行 认真的科学研究，而是为了通过在理论上打倒恩格斯而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打倒社会主 义，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合法性。
作为“二分论”的主要代表，卡维尔在论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上可谓功不可没。 他的重要“贡献”是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作为元问题提了出来，并把它引入解释 学的框架，用解释学的范式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把他们思想上的不一致建立 在对二人文本差异的详细的语言学分析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 从早期“伙伴论”者的着重于传记性研究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马克思学”学者着重 于思想观点的对立研究到把传记研究、思想比较研究、文本的解释学研究的有机结合的 整体研究的转变。他出版的《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恩格斯— 马克思问题：阐释，身份，伙伴关系，政治学》就代表了对恩格斯及其与马克思关系的 上述三种形式的研究。应该承认，用解释学理论和方法来说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文本及 其所表现的思想关系，的确深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但并没有解决“马 克思—恩格斯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理 论总结，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实践性是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只有联 系时代和人类实践的发展，联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正确理解和完整把握马克思主 义，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卡维尔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归结为解释学问题， 用语言学和解释学的方法说明二人在文本和思想上的差异，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上 实现“语言学转向”，这说明他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卡维尔表面上既 反对“伙伴论”，又不同意“二分论”，但从其具体论述来看，他归根到底是站在“二 分论”的立场上，其“差异论”不过是另一版本的“二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 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必须注意从整体上、从各个思 想观点的内在联系上把握其实质、精髓和核心，不能纠缠于个别词句，否则，必然不能 达到科学的认识。卡维尔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结合起来，用解释学方法来说明恩 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把充满党性斗争和政治斗争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变成 了一个纯粹的主观理解问题、解释问题，易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变成咬文嚼字的考 据学、注释学。这不但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有可能把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引向错误的 方向。
“同质论”表面上反对“二分论”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绝对对立起来做法，并对 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然而，这并不是说“同质论”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解释是 正确的，更不表明他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事实上，无论是“二分论”者还是“ 同质论”者，都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立场上来解读恩格斯思想及其与马克思 思想的关系，区别只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和方法不同。前者打着回到“真正的马克思 ”的旗号，采取先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再用歪曲的马克思来反对歪曲的恩格斯的手法 来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企图用马克思来反对、打倒恩格斯和整个马克 思主义；后者只是在“客观研究”的幌子下，通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一思想 片断与其他思想片断绝对对立起来的手法来说明恩格斯的错误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存 在，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打倒，从而连根拔除马克思主义。然而，由于意识形态 “先见”，由于非科学的研究方法，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和整体特征的不理解， “同质论”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同质性的论证虽然有意义，但并不完整和科学；至 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所谓“内在矛盾”的揭露，更是充满着主观主义的想像和资 产阶级的偏见。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纯主观解释 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首先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事 业上的分工合作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 革命家，亲自参加和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同时，他们也是 思想家，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共同创立者。早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 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青年时期，他们就开始了事业上的分工合作。19 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要研究经济和历史，恩格斯则研究政治、军事和自然科学， 并更多地承担了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指导各国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革命实践的任务。这种合作不仅基于个人之间的无私友谊和各自知识、能力、语言 、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优势，更建立在他们对哲学、历史、政治、社会等一切重大问题的 一致看法和共同见解、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执著追求基础上。这种分工合作关系既 表现在他们以两人的名义出版的著作中，也表现在他们以各自的名义发表的、但征求过 对方意见的著作中，还表现在他们以导言或序言的形式对对方著作和思想的评介上。这 种分工合作的最终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立、 发展和完善。由于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的这种紧密合作关系，列宁说，要了解恩格 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 的意义；同样，要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不了解恩格斯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正确认识马克 思和恩格斯事业上的分工合作关系是科学理解他们思想上的统一和差异的重要前提。
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做了错误的解读。 卡维尔认为，分工合作关系是恩格斯创造出来的故事，具有目的论倾向。依据这个故事 ，恩格斯的叙述可以很方便地引用马克思的材料，使二人的声音既能保持一致或相容， 又能保持差异或不同。卡维尔认为，自己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破除这种分工 合作的神话。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基于共同政治信念和一致理论见解的分工合作 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点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承认，无论卡维尔花费多少精力进行 考证和解释，也不能推翻这个事实。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统一和差别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上的分工合作关系以及恩格斯晚年所面临的时代和实践的新特点、 新情况、新问题，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既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存在着一些差异。 在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政治信念上，在对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看法 上，在对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根本观点上，在对待马克思主 义的根本态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差异或区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 义者在马克思主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攻击和党内机会主义的歪曲的理论斗争形势下，为了 维护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重点强调马克思 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强调他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甚至把这种一致和分工合作当 做理论研究的当然的、不可置疑的前提。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也 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实践的不断发展的学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 的进步，以及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在每一阶段的主要任务的变化，马克 思主义的各个不同方面就不得不分别提到首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实践 品格。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存在着分工合作的关系，存在着知识 结构、思想历程、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也存在着对同一个问 题的不同理解或所强调的侧重点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特点和马克思恩 格斯之间的这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一些西方学者据此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文本、生 平交往和思想上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二人在理论上的差别问题，并进行探讨，这对于拓 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域也是有意义的。然而，正如只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 的一致，看不到差异，看不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就会阉割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实践本质，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一样，如果只看到马克思和恩格 斯思想的差异，甚至把这种差异夸大为根本对立，否认他们在根本政治立场、基本理论 观点和思维方法上的一致，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看做是对马克思的背叛 或背离，就会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如何理解马克思 主义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反对用所谓“本本”、“两个凡 是”、“圣言”来衡量理论、裁减事实，主张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以实践结果作为检验 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反对把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断普遍化、绝对化为不再发展的最高真理，主张对唯心 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进 行深刻的理论批判，对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损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的过时的旧制度进行无情的实践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具体的结论 进行自觉的自我批判；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它既反对任何理论和 实践上的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也反对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革命本质的阉割或 抛弃，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基础上发扬它所固有的 与时俱进的品格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根据时代变化、科学发展和实践进步不断把马克思 主义推向前进；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是系统论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反对割裂马克思主义各 个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断章取义，以偏赅全，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应该全面、准确地把握。
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错误理解和解答的一个重要认识论根源， 就是他们的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立论”和“同质论”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在 马克思主义观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他们标榜“客观”、“中立”的态度和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看做阶级狭隘性； 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思想观点等同于作为科 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在应用过程中的 具体化、民族化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品格， 把任何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都看做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修正；他们不理解马克思 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了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而寻找马克思恩格斯的片言只语作 为理论根据。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更谈不上发展 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02-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