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期内美国财政政策跨国影响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美国论文,周期论文,经验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重新激起了有关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学术争论，而且引发了诸多针对其跨国影响的讨论。在政府界，颇受欢迎的观点是，财政政策有显著的国际溢出效应，当全球经济低迷时，财政赤字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危机后期应推迟实施旨在减少公共债务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以保持必要的国际需求总量。①在学术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奠定了早期研究财政政策国际传导的基础，并指出两种相互关联的传导渠道——汇率及利率渠道。国内的财政刺激政策会直接导致本国实际汇率升值，继而通过汇率渠道扩大进口并促进外国的消费、产出和就业；同时，国内的财政刺激政策会使得本国利率上升，继而吸引资本流入，从而间接影响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近年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均衡模型的发展使其成为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后，研究财政（及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的另一理论基础。但无论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还是标准的新凯恩斯理论范式，在刻画开放式经济体中的财政政策时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财政支出对汇率影响的理论预测与检验结果相背离。在标准的新凯恩斯开放模型中，基于民间消费的本国偏向，增加财政支出通常会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从而导致本国实际汇率上升。但是，诸多经验研究表明，实际汇率会因本国财政支出的增加而贬值（Kim和Roubini，2008；Monacelli和Perotti，2006；Ravn等，2007）。为克服这一理论瑕疵，Corsetti等（2012）在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中加入了为确保国债稳定的中期财政支出态势，即未来的财政支出会随当前的国债水平而变化。在名义刚性的前提下，②如果当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依赖于在中期内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支出逆转”），那么民间对未来短期实际利率的预期会因此而下降，并引发当前长期利率的下降及本国货币的贬值。
虽然理论预测与经验研究的背离引发了学术界对财政政策在开放式经济体传导影响的极大兴趣，并有大量研究致力于分析某一国家的财政政策对本国汇率的影响，但是通过建立两国（或多国）的计量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跨国影响的经验分析还为数不多，且仅有的文献对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及其跨国影响到底是正还是负也存在争议。Corsetti和Muller（2011）运用一个针对两国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国增加财政支出分别对欧元区和英国的影响：如果美国财政支出增加相当于本国GDP的1%，那么欧元区和英国的GDP会各增加0.5%和1%。他们认为，如此显著的正溢出效应，其传导渠道并非是汇率渠道，而是利率渠道。在增加财政支出后，美元相对欧元和英镑明显贬值，因此汇率渠道并不能解释欧元区和英国GDP的增长；相反，由于增加政府支出会激发市场对未来“支出逆转”的预期，美国中长期的实际利率会随之下降，通过国际资产价格的传导，英国和欧元区的实际利率也会随之走低，继而刺激两国GDP的增长。Arin和Koray（2009）也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国财政政策对加拿大的传导影响。与Corsetti和Müiller（2011）所得结论不同的是，他们发现两国的实际利率均会在美国财政支出增加后的中期内上升，其跨国影响是负面的。但是，这种“以邻为壑”结论的可信度因其所用的方法存在缺陷而有待商榷，Arin和Koray（2009）没有考虑美国债务的动态趋势和Corsetti等（2012）提出的“支出逆转”现象。Favero和Giavazzi（2007）曾强调，不考虑政府预算约束的研究结果很可能是有偏差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均忽略了全球经济状况的变化，没有考量财政政策在商业周期不同阶段特别是经济衰退时的跨国影响，而这正是为加强国际间财政政策协调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Woodford（2010）和Christiano等（2011）通过动态随机均衡模型，计算出国内财政乘数在金融危机和利率接近于零时（通常发生在经济衰退时）相对较高。理论上讲，如果国内财政乘数在经济低迷时期的值高于其在整个商业周期内的平均值，那么在全球经济低迷时，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也可能相对偏高，因为国内的财政刺激政策会导致本国实际汇率升值，有助于扩大进口以及外国的产出和就业。但是，如果美国等大型经济体的财政刺激政策使得全球利率上升，并因此削弱经济增长力，其利率渠道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抵消汇率渠道的正溢出效应。而且，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靠发行国债支撑，公共债务规模又比较大，则利率渠道的影响会更加明显。由于理论模型在此问题上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经验分析来验证哪种传导渠道及效应更加明显。据笔者了解，目前还缺乏专门针对跨国之间财政政策溢出效应在经济周期内变化情况的经验研究。现用于财政政策经验研究的线性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不适合此类研究，因为用线性模型计算出的财政乘数是在经济增长和衰退时的平均值。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在考察分析现有经验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检验美国财政政策产生的跨国溢出效应对经济状况的依赖，力求探索填补这一经验研究领域的空白。具体来说，本文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③探究美国财政政策对与其商业周期相对同步国家（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传导渠道和影响。同时，本文也考虑了除美国财政政策外，其他可能对外国产出造成影响的因素，包括全球信贷环境、财政政策和大宗商品价格等。为了避免由于变量过多而引起的自由度问题，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这些代表国际经济趋势变化的信息汇总到一个“全球公共因子”中，并将其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加入模型。
本文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针对美国财政政策跨国影响的结论：第一，在美国和相关国家经济都处于衰退时，尤其在识别出可预期的财政支出冲击后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第二，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还是在衰退时，美国财政政策对外国利率的影响均比对汇率的影响更为集中，利率渠道在美国财政政策的国际传导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其传导效果取决于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实际利率在经济衰退时会明显降低。与此相关联，外国的实际利率也会受金融市场和国际资产价格全球化的影响而降低。
二、关于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非线性的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以区分美国财政政策在不同经济状态（增长或衰退）下的溢出效应。通常情况下，非线性模型中含有大量需要求值的参数，但在现实中经济体发生严重经济衰退的次数很少，所以宏观经济数据的缺乏是通过非线性模型做出推断所面临的难题。本文运用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有效解决数据匮乏问题。
（一）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
本文运用下列STVAR模型：
本文选择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作为研究美国财政政策跨国影响的对象。Artis等（2009）表明，这3个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在过去40年间越来越同步。随着贸易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研究美国财政政策对与其经济周期大致相同国家的国际传导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这是进一步研究财政政策溢出效应在经济周期不同国家传导影响的基础。⑥
本文所用STVAR模型中代表相关国家经济状态（或在商业周期内所处位置）的指数是
。结合G7经济衰退的历史数据，⑦本文将设为G7国家产出汇总的移动平均增长率，⑧而且汇总的产出是各国产出的加权平均值，所用权重来自199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GDP，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构建G7经济衰退日期历史数据的方法一致。这种设定Zt值的方法要运用整个样本数据，使估算尽可能精确和稳定。本文之所以选择G7作为鉴别美国和其他3国在每个时间段属于哪种经济状态的参考指数，是因为这4国均为G7成员国，且在OECD国家中，现有经济衰退日期的历史数据中最小一组国家是G7（目前还没有仅将这4国作为最小一组国家的相关历史数据）。
在方程（4）中，除了指数外，γ也能影响经济体属于不同经济状态的概率（函数F（值）。虽然理论上可以在计算模型其他参数
的同时估算γ值，但识别γ依靠非线性矩，继而估值会受数据样本长度的影响。为了避免F（·）值随着样本的长度而变化，可在计算模型中其他参数γ值前，根据现实经济状况设定γ值（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2）。本文标定γ=0.7，意味着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G7国家经济大约有1/3的时间处于衰退状态，与OECD经济周期数据吻合。⑨
为了更好地说明STVAR模型的非线性问题，图1显示了函数的时间变化。此外，本文通过构建Tsay（1998）检验统计量，进一步确定了所用模型的非线性。根据Tsay（1998）提出的方法，假设线性模型是正确的模型（
），所得检验统计量在成立的情况下有渐进卡方分布（
-distribution）。如表2中的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此假设在除美国—澳大利亚模型以外的其他模型中均不成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此假设在美国—澳大利亚模型中亦不成立。因此，非线性模型比线性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国际金融数据（IFS）和美联储圣路易分行的FRED数据库。在美国的数据中，政府支出（包括消费与投资）和GDP的数据均来自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e Accounts，NIPA），用本地生产总值平减物价指数将所有名义数据转换成实际数据。债务指的是由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其数据来源于FRED数据库。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来自于国际金融统计，包括各国的GDP、CPI、中期国债的名义收益率和名义汇率（外币对美元的季度平均值）。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考察“支出逆转”现象的存在及其对美国财政政策国际传导的影响，理想的情况是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长期ex-ante实际利率，其通常的计算方法是从10年名义政府债券收益率中减去10年后的通货膨胀预期。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数据的匮乏，本文通过从3年名义政府债券收益率中减去3年后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分别创建了美国及其他国家中期ex-post实际利率的序列。⑩本文所用样本覆盖了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3国的货币相对美元汇率浮动时期（1971-2010年）的季度数据。（11）除各国利率及美国债务占GDP比例的单位是每季度的百分比外，其他所有变量均由其自然对数代表。
（二）识别外生政府支出冲击的条件
非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与线性模型一样，在其经济模型的结构式和简化式之间进行转换时，会遇到模型的识别性问题（即能否从简化式参数估计得到相应的结构式参数），需要对结构式参数加以限制。根据Blanchard和Perotti（2002）的识别条件：相对VAR模型中的其他变量，政府支出是预先被确定的。只要政府支出变量不包括转移性支出的数据，这个假设就是合理的，因为转移性支出会随经济周期自动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重点放在政府支出而非税收上，是基于STVAR模型并不适合有关税收政策影响类的研究。这是因为，税收政策对经济体的影响既取决于税率的高低，也取决于税制结构；为识别外生的税收政策冲击，需要从税收数据中减去随国内产量而变化的部分。（12）结合
里变量的排序，Blanchard和Perotti（2002）的识别条件意味着：对美国经济而言，政府支出不会受同时期的产出、实际利率或公共债务影响，因为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滞后性；对外国经济而言，美国的变量可以在同期对外国的变量
有所影响，但外国的变量对美国只有滞后影响。与美国相比，外国经济体相对较小，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Blanchard和Perotti（2002）提出的识别条件虽然在财政政策不受同期经济状况影响的前提下成立，但没有考虑社会公众或许会提前预知政府将要实施财政政策的可能性。例如，由于财政干预措施需要通过国会批准，所以通常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会有一定时间差，或者是将政策宣传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致使很多政策在实施前就可能被社会公众所知晓。Ramey（2009）、Mertens和Ravn（2010）等学者指出，如果经济模型中忽略了预期的因素，那么不仅是忽略了可利用的重要信息，而且也很可能是错误地计算了冲击发生的时间，继而影响模型系数的计算和脉冲影响函数的准确度。为了证明在模型中加入预期的重要性，本文以加拿大为例，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了Ramey（2011）创建的“国防开销新闻”序列。这组数据旨在测量美国政府在军队、国防类开销的预期折现值，近似人们对政府支出变化预期的数据
，该次序列放在模型其他变量之前，即
,为拓展模型。在识别政府开支冲击时，可以将
变量中不受此预期变量影响的部分理解为“无法被预测的冲击”。
（三）计算方法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美国财政政策在商业周期内的跨国影响，为了避免由于外国产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并非美国财政政政策冲击）而改变，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个代表全球信贷环境、财政政策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外生变量（13）即公式（1）中的“全球公共因子”（
）。因此，本文运用STVAR模型的计算方法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利用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的原理（Bernanke等，2005），通过主成分分析，（14）将大量信息转换成序列。此方法易于捕捉众多变量的联动性。第二步，将第一步估算出的序列作为“生成自变量”加入STVAR模型（1）中，并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尔（Monte Carlo Markov Chain）方法计算整体模型。（1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检验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不同，要想确定在不同经济状况下检测出的不同脉冲响应是有效的，首先要确认政府支出冲击分布在零的左右是对称的。否则，通过STVAR模型计算出的脉冲响应不仅体现了在不同经济状况下政策冲击对相关变量的影响，也同时掺杂了冲击本身的正负取向对变量的影响，且很难将这两种影响区分开来。如图2所示，在本文的STVAR模型中，冲击分布是对称的，正如在普通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冲击分布。这意味着，通过STVAR模型计算出不同的脉冲响应，只可能是由于所处经济状况不同而导致的。
三、基本模型的测算结果
图3和图4显示了在不考虑政策预期影响下美国财政支出增加1%后，美国和外国变量的脉冲响应。其中，图3展示了在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非线性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包括经济增长和衰退两种状况），美国变量（政府支出、实际GDP、实际利率和公共债务）的脉冲响应；图4（见第63页）显示了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中，样本国家（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变量（实际利率、实际汇率和实际产出）的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图周围的阴影部分代表置信水平在90%的置信区间。（16）美国国内变量在模型中的顺序为[G，Y，r，d]，外国变量[Y*，r*，ε]放在美国变量之后。
（一）经济周期内美国财政政策冲击对本国的影响
1.线性模型的测算结果。图3第1列展示了在线性模型中美国变量的脉冲响应结果。按图所示，虽然政府支出在冲击后上升，但在大约5年后，“支出逆转”（即政府开支将低于其长期水平）的现象开始显现。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美国国内产出在冲击后会马上增加，但鉴于政府支出在中长期内的“逆转”，美国实际GDP在中长期也有逐渐退回初始水平的趋势。（17）公共债务在冲击后骤然上升，但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放缓，公共债务的增长也会相应减缓，并在“支出逆转”后随之递减。实际利率会在冲击后短暂地上升，并在政府支出还未低于其长期水平前就已经开始下降，说明市场主体在此轮扩张性财政政策尚未结束前就已预料到未来的财政支出会因债务的上限而减少。
2.非线性模型的测算结果。图3第2、3列分别展示了通过STVAR模型计算出美国在经济衰退和增长时的脉冲响应结果。按图所示，尽管国内产出受冲击后的反应在经济增长和衰退状况下类似，但在中长期，产出的走向仍有明显区别。在经济增长时，财政乘数不会持续增加，且很快回归0；当经济衰退时，财政乘数会持续增加，并在30个季度后达到1。这亦证实了近期新凯恩斯动态随机均衡模型的计算结果（Woodford，2010），即当中央银行利率受到零下限的制约时（一般出现在经济衰退时），财政乘数会比平时大很多。
本文首次探索了公共债务和实际利率的脉冲响应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区别。在经济衰退时，债务会在政府支出增加后激增，但将在约30个季度后回到初始水平；在经济增长时，债务最初是缓慢增长，但在中长期内并没有逐渐还原的趋势。这一结果与上述财政支出的持续性以及国内产出的动态响应颇有关联：尽管“支出逆转”现象在经济衰退和增长时都较明显，但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衰退时的产出有更积极的作用，而基于国内产出对税收的影响，政府增加支出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时的政府收入超出一般经济增长时的收入。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在中长期内公共债务的逆转为何在经济衰退时期更加明显。
相比公共债务的动态走势，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更能解释实际利率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脉冲响应结果。鉴于名义国债收益率走势通常与政策利率走势一致，（18）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可以直接减少公共债务上升对国债收益率的上浮压力。此外，当经济衰退时，人们对债务走势在中长期内回转的预期可以解释为何实际利率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反之，当经济增长时，美联储通常会提高利率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继而为中长期实际利率上升留下伏笔。但当“支出逆转”的现象发生后，实际利率也会相应有所下降。
3.线性和非线性模型测算结果的差异。针对美国本国变量，线性和非线性模型的测算结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差异：第一，在线性模型中，增加财政支出虽然在近3个季度里有拉动GDP的作用，但财政乘数接近于0，且在此之后回归为0。通过非线性模型则可以看出，这并不代表在所有经济状态下的财政乘数。虽然在经济增长时期，财政政策对实际产出的影响不大，但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乘数会在5个季度内达到0.5，并且继续上升。第二，在线性模型中，实际利率的脉冲响应在0的附近波动；而非线性模型显示，在短期内，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导致实际利率在经济衰退时下降明显，但在经济增长时升幅显著，继而直接影响在不同经济状况下实际产出的脉冲响应。第三，在线性模型中，公共债务和政府支出均在中长期呈现出“支出逆转”的现象，而通过非线性模型可以发现，虽然债务对增加政府支出的响应在经济衰退时更高，但其在中长期逐渐“逆转”的现象也在经济衰退时期更加明显，其原因可追溯到财政乘数对税收的影响。
（二）经济周期内美国财政政策冲击的跨国影响
图4展示了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3国的变量在线性及非线性模型中（即当美国和相应国家都处于经济增长或衰退时）对美国财政支出增加1%的脉冲响应。
1.对各国实际利率的影响。图4的第1行展示了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实际利率（r*）在受美国财政政策冲击后的脉冲响应结果。这3国利率对美国政府增加财政支出的反应类似，都是通过国际资产价格渠道受美国利率（r）的影响。因此，这3国实际利率（r*）受美国政府增加开支的冲击影响后，在线性模型中显示逐渐下降，在非线性模型的经济增长时表现为上升，在经济衰退时则显著下降。尽管如此，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各国利率的响应程度不尽相同：在线性模型中，英国实际利率的响应并不显著，澳大利亚利率的下降趋势明显，并在大约5年后，返回到冲击前的水平。在非线性模型中的经济增长时期，加拿大利率对冲击的响应与美国利率的响应类似，英国利率在冲击后上升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均超过美国利率；在经济衰退时，各国的利率都在冲击后的3年内呈下降趋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利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英国利率。与英国相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际利率脉冲响应更近似于美国实际利率的脉冲响应，可能与1997年以来英国中央银行更加独立以及其严格防范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有一定关联。
2.对各国实际汇率的影响。图4的第2行展示了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3国货币对美元实际汇率（ε）的脉冲响应。在线性模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的汇率都因美国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大幅贬值，（19）各国汇率的脉冲响应都呈现驼峰状走势。与利率的脉冲响应图所不同的是，各国实际汇率的脉冲响应在非线性模型中缺乏共同之处。在经济衰退时，虽然美元在冲击后对加元和澳元持续性地大幅贬值，但在对英镑贬值前出现小幅升值；在经济增长时，虽然美元对加元和澳元在冲击后的变化并不大，但对英镑的贬值幅度较大。由于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诸如利率、贸易规模及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等），在不同经济状态下，每个国家的实际汇率都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各国实际汇率的脉冲响应表现不尽一致也不足为奇。
3.对各国产出的影响。图4的最后一行展示了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3国产出（y*）对美国财政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从线性模型中得出的主要结果显示，作为协调国际间财政政策的前提，外国产出对美国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类似于美国本国产出的响应，各国产出会在冲击发生后短期内上升，并在中期内呈现驼峰形状的脉冲趋势。在线性模型中，由于美元贬值的趋势明显，且此趋势会通过贸易渠道对外国产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线性模型中外国产出对美国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将源自于美国及外国的利率持续大幅下降。
非线性模型的计算结果更加显示了增强跨国间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经济衰退时，美国本国财政乘数的增加将增大财政政策的跨国影响，因为本国GDP的增加会直接影响进口。本文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在经济衰退时，美国政府支出上升1%，将导致美国实际产出在冲击3年后增加0.5%，7年后增加0.7%。在国际传导方面，以加拿大为例，其产出增加的幅度与美国类似，且利率传导渠道比汇率渠道显得更加重要，美元的持续贬值会对加拿大的产出带来“以邻为壑”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时，3个样本国家的产出都会在冲击后发生小幅上升，但由于经济增长时的实际利率水平较高，外国产出在美国财政政策冲击后上升的时间较短。脉冲图显示，在经济增长时，正溢出效应最长的可持续约3年（加拿大），但这期间溢出幅度一直接近于0，而最短的仅有大约1年（澳大利亚）。
4.对美国财政政策跨国影响的小结。概言之，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3国变量的脉冲响应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外国利率（r*）对美国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与美国利率（r）的响应相类似，各国利率在线性模型中呈下降趋势，在非线性模型中的经济增长时持续上升，在经济衰退时不断下降。这一现象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尤为显著，且这两国利率在衰退时的下降幅度要明显大于其在经济增长时的上升幅度。二是在线性模型中，美元因财政支出的增加而贬值的幅度明显，但在非线性模型中，各国汇率对美国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缺乏一致性：在经济衰退时，虽然美元对加元和澳元在冲击后的贬值幅度明显，但对英镑贬值前出现小幅升值；在经济增长时，尽管美元对加元和澳元的变化并不大，但对英镑的贬值幅度较大。三是在美国和外国经济均处于衰退时，美国财政政策对外国产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且利率渠道在国际传导中的重要性和统一程度要大于汇率渠道。金融市场对未来财政“支出逆转”的预期，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对其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是增强财政乘数及其溢出效应的两个重要前提。（20）
（三）拓展模型的测算结果
如前所述，社会各界通常在财政政策正式实施前就对其有所耳闻，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可能颇受“预期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很可能在实施前就对市场产生了一定影响。（21）基于对“预期效应”的考虑，继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2）后，本文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了Ramey（2009）的“国防开销新闻”序列，并将其放在其他所有变量之前，以控制预期效应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图5用美国和加拿大的例子显示了拓展模型（加入“政府支出信息”变量后）的计算结果。在消除了财政政策冲击中可被预见的部分后，不仅美国本国的财政乘数会在经济衰退时增加，而且其财政政策对加拿大产生的溢出效应亦会在两国均处于经济低迷时变得更加明显。此项研究结果证实了识别可预期的美国财政政策冲击对分析其跨国影响的重要性。
本文通过构建和运用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为样本，经验分析了美国财政政策在商业周期内的跨国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证明，财政政策的跨国影响将随着商业周期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这一结论，对协调跨国间的财政合作提供了参考依据。当经济衰退时，采用非线性模型计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要明显大于普通线性模型的估值。这个结论对各国把握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至关重要。同时，鉴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通常可能会受到“预期效应”的影响，如果能够控制“预期效应”，不仅可以增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的财政乘数，而且会增强其跨国影响的溢出效应，也有助于避免在计算政策冲击发生时间上可能出现的错误。
本文的研究还显示，在以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为主的财政政策国际传导中，汇率渠道的影响客观存在，而利率扮演的角色亦应得到重视。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或衰退的不同时期，各个国家实际利率的脉冲响应要比实际汇率更趋于一致。利率传导效果可能取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当央行利率受到零下限的制约时，财政政策对金融市场预期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根据本文分析的结果，在经济处于上升和衰退的不同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和溢出效应不尽相同。当世界经济疲软、各国政策趋向普遍以扩张为主基调时，其政策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了加强国际间财政合作的必要性。同时，对跨国合作政策的设定和评估，不应只考虑短期政策影响，也应注意为金融市场提供前瞻性指导。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鉴于目前许多经济体政府债台高筑、长期预算压力骤增的情形，诸多国家不得不将注意力从刺激内需逐渐转到减少公共债务方面。以欧洲为例，不仅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需要及时调整财政政策，而且债务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开始担心主权债务风险溢出的影响。因此，从国际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多国政府已陷入刺激经济复苏和防止主权债务危机的两难选择中。在此背景下，如果能够在模型中考虑主权债务风险溢价对私人借贷成本的影响，可能会给有关国际间财政政策协调的讨论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启示。
①在2010年6月的G20峰会上，欧盟领导人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确保欧元区经济稳定：“虽然有关紧缩政策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应根据本国的情况而制定，但跨国间的合作亦可有效缓解相关的溢出效应”（欧盟主席Van Rompuy和欧盟执委会主席José Manuel Barros在2010年6月22日致G20的信函）。
②在价格黏性的前提下，由于当前财政政策对实际产出（而非价格，即实际利率）有更大的影响，所以对“支出逆转”的预期可导致未来短期和当前长期实际利率的下降。相反，在完全弹性价格的前提下，即使“支出逆转”在未来得以运用，当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会导致短期和长期实际利率的上升，因为当政府对国内资源需求较低时民间会将当前的一部分消费重新分配到未来的某个时期。
③用非线性模型探索财政政策传导效应的经验研究，目前还仅限于对国内影响的分析。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2）运用这一模型，证明美国国内产出的脉冲响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段并不一致：5年内的累积财政乘数在经济增长时期为0～0.5，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高达1～1.5。
④严格地讲，政策溢出效应的前提应是“当外国政策不变时”，剔除可能存在的外国财政政策对美国的反向传导。因此，作为检验本文结果的方法之一，作者将模型中的政府支出变量换为美国政府的相对实际支出，即美国对外国财政支出的比例，所得结果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受篇幅所限，作者不在这里表述检验结果。
⑤为了尽量简化表达符号，方程（1）中仅包含1个滞后期。
⑥鉴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所用模型仅包括“增长”（即美国和外国都增长）和“衰退”（即美国和外国都衰退）两种可能性，此方法并不适合研究美国财政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comovement）程度不高（Kose等，2012；Moneta和Rüffer，2009）。若尝试进行此类研究，需考虑两国进入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时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模型中的“经济状况”应有4种可能（即美国和中国均增长、美国和中国均衰退、美国增长而中国衰退以及中国增长而美国衰退），这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但可作为未来研究的内容之一。
⑦G7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和日本。
⑧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2）在研究美国财政政策对国内影响的美国国内模型中，结合美国经济衰退的历史数据，将设为国内产出增长率的7个季度移动平均值。
⑨经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不依赖于对γ值的设定。
⑩即便如此，本文针对美国财政政策冲击对本国影响的结果与在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加入美国长期ex-ante实际利率变量的研究结果（Corsetti等，2012）类似，继而肯定了所构建序列的有效性。
（11）由于英镑比其余两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时间略晚一些，样本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数据从1971年1季度开始，英国的数据从1971年3季度开始。
（12）为解决识别外生的税收政策冲击问题，可参照Blanchard和Perotti（2002）的研究，运用税收收入对产出弹性的信息，但如果此弹性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化，那么在不同经济状态下计算出的估值很可能存在偏差。
（13）所有相关数据来自国际金融统计（IFS），包括有关大宗商品价格（共45组不同的指数）、全球信贷环境（美国道琼斯综合价格指数和不包括美国的其他OECD国家利率）和不包括美国的其他OECD国家财政政策数据。
（14）主成分分析是一种降维处理技术，允许在针对国际经济研究的模型中加入有关国际经潇趋势的大量数据，同时避免由于变量过多而引起的自由度问题。
（15）与Bernanke等（2005）不同的是，本文将估算出的因子作为外生变量计入整体模型中（Benassy-Quéré和Cimadomo，2006）。
（16）由于区分两种不同经济状况会骤减每组样本中数据的数量，非线性脉冲图的置信区间要比线性模型置信区间宽（见图3）。受篇幅限制，在国际模型中（图4），本文只展示了线性模型中脉冲响应的置信区间，有关非线性模型中置信区间的脉冲响应图从略。
（17）研究表明，财政乘数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模型参数的设定以及数据年份的选择。本文通过线性模型计算出的乘数比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2）相应的结果稍小一些，除了模型本身的差异外，也可能与本文选定的数据年份较晚有关。
（18）这种一致性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近期美国国债骤增，但美国政府国债的收益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与美联储设定的利率一同下降。
（19）Kim和Roubini（2008）认为，美元的实际贬值主要源于美国财政支出增加后美元名义汇率的贬值，价格粘性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20）在经济衰退时，由于央行利率很有可能受到零下限的制约，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有限，而财政政策（短期内扩张伴随中期“支出逆转”）则可通过影响金融市场的预期，拉动国内外的产出。后者被称为财政政策的利率渠道，或“主权债务风险渠道”（Corsetti等，2012）。但是，通过此模型验证究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利率渠道（即金融市场对未来“支出逆转”的预期），还是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导致了经济低迷时财政乘数及其溢出效应的增加有一定难度，原因有两点：其一，鉴于本文的STVAR模型中已含有美国及外国的9个变量，受自由度限制，本文难以在模型中加入除利率以外的其他货币政策变量；其二，与其他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类似，本文假设各国名义利率不受零下限的限制。此假设是目前所有有关财政政策传导类经验研究文献的一个共同缺陷，但可成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21）Ramey（2009）强调，有关财政政策的新闻对经验研究尤为重要，且应把其当做一个变量放入传统的STVAR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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