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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２０年来８％－１１％的年增长率，以及国内城乡居民持续３５％－５０％的高储蓄率，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加之对其改革的犹豫、滞后及其所引致的不确定性，近年来，我国大批企业，尤其是优质国有大型龙头企业，纷纷到境外上市，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资本市场境外化现象。
境外上市渐成趋势
所谓资本市场境外化是指，国内企业的筹融资越来越依赖境外资本市场；国内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境内资本市场逐步萎缩；本国企业的利润和投资收益、资产定价权、证券服务业等大多为境外投资者和证券服务机构所拥有或控制。
目前，资本市场境外化现象凸显，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大量优质企业寻求境外上市，使境外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功能远远超过国内资本市场的筹融资规模和功能。据统计，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我国共有１０９家Ｈ股公司、８４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地区上市；在美国和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分别为３６家和４７家，还有大量的“Ａ＋Ｈ”等两地上市公司；伦敦、东京、温哥华等地也有中国公司在上市；致使我国境外上市公司的总流通市值约为２３０００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同期国内沪深两市１１６８８亿元人民币的流通市值。２００４年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数量，比２００３年的４８家增长了７５％，筹资金额为１１１．５亿美元，比２００３年的７０亿美元增长了５９％。同期，中国国内沪深两市共发行９８只新股，募集资金３５３．４６亿元，约合４２．７亿美元。两相比较，境外上市募集的资金约为国内股市同期融资额的３倍。最新统计显示，仅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就有１４家企业分别在美国的ＮＡＳＤＡＱ、中国香港的主板、新加坡主板及新加坡创业板上市。
二、银行及更多的优质民营、大型国有企业涌向境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百度、华为、中石油、中国移动、上汽集团、东风汽车等中国的国有及民营商业银行、优质民营及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涌向境外的资本市场上市。以建行、中行为例，这两家银行已于６月底完成了各自的战略引资，其赴境外上市的步伐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不少已在Ａ股上市的公司，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由于在内地市场的股本扩展受到限制，也正打算到境外寻找第二上市地。还有一些在内地上市的母公司正被外资兼并，如哈药集团，而兼并后也将赴境外上市。而像中石化、华能国际等已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尽管也在国内发行了Ａ股，但其发行规模远比在境外的发行规模要小得多，其主上市地也在境外。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寻求赴境外资本市场投融资。中国保监会已于６月１７日批准中国保险业的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资本市场，国内保险公司手中的少量人民币资金被批准到境外投资也只是时间问题；全国社保基金负责人已去香港证券市场做过考察，去那里投资只是早晚的事情。由此，国内金融市场资金外流之势似已不可逆转。
四、国内资本市场的规模不断萎缩，其资源配置功能日益弱化，经济“晴雨表”作用难以发挥。发达国家ＧＤＰ的证券化率（股市总值占ＧＤＰ的比例）一般都在１３０％上下，美国、英国等国的这一比例则更是高达１５０％以上。中国证券化率最高时是在２０００年，曾为１７％。这之后，因股市持续下跌，新股发行困难，到２００４年底，这一比率下降了一半还多，仅剩不足８％，比率之低甚于拉美国家（而拉美国家当年资本市场外包的深刻教训有目共睹）。另外，从投资证券市场的人数来看，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通常超过总人口的６０％，美国则有８５％的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我国参与证券投资的人数低于总人口的２０％：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沪深两市开户数约为６５００万户，以每户３口人计算，我国参与证券投资的人数仍不足两亿人口。
五、资产定价权被境外投资者和证券服务机构所控制，企业资产价格被整体性降低。具体表现如下：一些在境外上市的公司，也在国内Ａ股市场发行少量股票，比如中石化，在香港上市１６７亿股，在上海上市２８亿股，目前这２８亿股的股价持续下跌，不断向香港股价靠近。由此可见，不到１２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市值的内地市场，其价格是无法抵抗超过２３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市值的境外市场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也因此而逐渐丧失。定价权丧失后，现实的状况是，赴境外上市公司的价值被整体低估。比如，像中石油、中移动那样业绩优良的公司其在境外的股票市盈率仅为８－１２倍。
六、上市公司收益流失。２００３年度国内沪深两市１３１２家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为１２６８亿元人民币，而境外上市企业仅中石油一家２００４年就实现利润１１００多亿元，这些利润均被国外投资者或境外证券机构所获得。
七、国内资本市场丧失再发展的先机。优质企业走了，大型公司走了，具有创新概念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走了，资金也走了，股指期货、期权等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创新及套利等机制创新被搁置了，已生计无着的国内资本市场遑论再发展。
负面影响巨大
中国内地企业寻求境外上市虽有其难言之隐或合情合理之处，比如，中国股市长期低迷，企业筹融资困难（沪深两市自２００１年７月见顶之后逐级下跌，４年来上证指数下跌５３％，深圳Ａ股综合指数下跌６３％，今年还双双创下过８年新低。），境外上市不但可以拓宽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还能够减轻中国经济中现已高达７５％的对外开放度（出口与ＧＤＰ之比）等，但是资本市场境外化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威胁社会稳定及经济、金融安全。优质企业境外上市、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等极易引发中国股民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虽然，中国流通股股民占总人口的比率不高，但他们毕竟是一个现已拥有约七千万户的、利益较为一致的集合体，并且这一群体中的一部分股民因中国境内股市连续四年多的持续下跌而被深套其中，他们的情绪也因此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以中国保监会６月１７日下发《关于保险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为例，《通知》刚一上网，许多网站的ＢＢＳ上就立即出现了言辞激烈的评论，如“要团结一致，内惩股奸，外伐国贼”等。其次，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大部分的选择地是香港股市，香港开放的资本市场存在着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就是先例。另外，香港资本市场开放度高，资金大多以外来为主，其稳定性较差，大陆境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无论发生任何一点波动，这些资金都极有可能迅速从香港股市撤离，这势必造成大陆在港上市公司的融资困难，市值下降等。
二、延宕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资本市场境外化，使国内原本就规模偏小、发展滞后、问题颇多的股票市场更加积贫积弱，对整个金融系统，包括银行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到目前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８０％以上的收入依然依赖传统的存贷差业务的收入。有些银行，除去国际结算业务收入之外，其中间业务的收入、证券业务收入所占其整个收入的比例不足１５％。面临加入ＷＴＯ的后过渡期及全球金融一体化、混业化的新趋势，收入结构亟待转型的金融和银行系统的改革已迫在眉睫。而这一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一个健康、强大的国内资本市场的支持。
三、给股权分置改革带来隐患。Ａ股市场中，有超过１００家公司同时发行了Ａ股、Ｂ股和Ｈ股，这些企业也要参加股改，如何对待Ｂ股和Ｈ股股东，让不让他们参与投票、给不给补偿等，国内法律依据欠缺，大部分境外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中并没有说明股权分置及其可能的影响。国际间法律诉讼可能显现。
四、企业价值被低估，资产流失。资产定价权事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权益，是本国或本地区经济主权的主要构成部分。具体到股票的定价权，它直接关系着交易各方的切身利益。从微观上看，它关乎股市走向及对应的各种经济活动秩序；从宏观上看，它实际上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票上市或交易的国际渠道而流失的大问题。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是接受者，但在特殊条件下，如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定价的决定权则在买方。中国企业寻求境外融资，境外股市是当然的买方市场，中国企业的资产定价权也因此丧失。资产定价权的丧失往往造成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偏低。以８月４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百度为例，其以２７美元的发行价上市，开盘即涨了２．５倍，当日交易的盘中最高价高达１５１．２１美元。美国不少业界人士随即指出，“这意味着原本应该属于百度公司的大量资金打了水漂”。不仅如此，有些上市公司还要向境外投资者许诺一些优惠条件，如答应他们每年股息分红至少达到发行价的６％等。即使不许诺，其发行市盈率一般也只有６－１０倍，这大大低于国际资本市场公认的、优质上市公司一般为２０－３０倍的发行市盈率水平。有评论认为，这事实上是对中国企业资产的境外变相廉价出售。
五、造成企业利润转移，并使国内资本市场进一步境外化。企业境外上市，国内消费者不但无法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且企业利润也通过股票分红和股价上涨等方式转移给了境外的股票持有者；国内股市持续不景气的系统性风险使证券服务业整体经营状况欠佳。加入ＷＴＯ的过渡期后，外国证券公司将获准进入中国证券业，国内证券市场存在被国际证券机构挤占的可能性；资本项目开放后，国内投资者将被允许投资于国际市场，国内资本市场的规模将因此而进一步萎缩。如此，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优质企业的融资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国内资本市场将被进一步低质化、边缘化、境外化。
六、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克拉克定律表明，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ＧＤＰ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应该逐步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将相应逐步提高。但从近几年中国三大产业发展状况看，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均显得相对滞后，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今仍不足３５％，这不但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６０％－８０％的水平（美国现已超过８０％），甚至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３７％的平均水平。从第三产业的内部构成看，金融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仅为２３．１％，与美国、日本的３０％相比明显偏低。不言而喻，产业结构失衡给经济均衡发展带来困难，而资本市场融资及其服务均属于第三产业中附加值极高的金融服务业，其大量外包不仅不利于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还将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阻碍“十一五”计划纲要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
七、将为腐败分子、不法商人提供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或公共财产的机会。目前来看，这种侵吞或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买壳、借壳或造壳上市、并购或收购等掏空上市公司资产；二是隐蔽公司股权收购方或壳方的真实身份，低成本侵占公有股权或原始股权。
八、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与效率。境外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为人们普遍看重。据悉，大型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走“以上市促改制”之路，一度是业界高层相当数量的决策者的共识。但是，以往大型国企、银行上市的教训已经证明，因为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性，而且海外市场的这种不对称性极易放大，这些因素很容易使市场的约束力出现扭曲，松紧失常，并直接影响市场效率的发挥。
九、诱惑或便利公司财务造假。实施以上行为的主要方式可以有两种：一是虚增资产。上市公司可以利用境外创业板市场准入的门槛低；对公司业绩、盈利状况均不作要求，不审查或不认真审查公司财务报表；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等特点进行财务造假，虚增企业资产，达到多融资的目的。二是虚增企业的经营业绩，以恶意圈钱。
十、转嫁金融风险。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向证交所和证券发行机构隐瞒其真实负债水平，或与相关机构合伙隐瞒，实现低成本扩大融资规模。为达到这一目的，无需盈利业绩或财务报表的境外创业板市场无疑是这些企业的上乘选择。但是，企业上市融资后，其高负债率的风险便转嫁给了证券投资者。
十一、形成国际间的投资争议或潜在的法律诉讼。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去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创业板市场上市的江苏滨海东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ＶＳＣ）的股票回购协议执行不力案。另外一个案例是刚刚在美国上市的百度公司。据悉，该公司首创中国概念竞价排名，但是，由于其竞价的商业意味过于浓重，而且有过多的人为操纵因素，美国金融界人士预测，百度在美国上市后随时都会因以上原因而成为美国投资者诉诸法律的对象。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潜在争议或诉讼一旦成为事实，所受到负面影响的就不仅是境外上市公司的形象，还会包括中国的国家形象。
十二、为不法中介机构及身份不明的境外融资公司或个人提供可乘之机。国内企业境外上市热，使得国际融资中介机构或咨询服务公司在中国备受青睐。但是，国内企业，甚至包括国外投资者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现有的相关融资机构缺乏了解，这将给一些身份不明或不属实的、打着国际融资公司旗号的组织或个人提供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到中国招徕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国内企业或国外投资者均不乏受骗上当者。
另外，境外上市使企业坠入上市容易，融资难的陷阱不能自拔。境外一些创业板市场的门槛低，企业上市相对国内要容易些，但上市后却难以融到资金，股票开盘后因无人问津、无交易量，或持续下跌而被停牌，在加拿大多伦多创业板就有类似的先例。另外，国内许多企业对赴境外上市趋之若鹜，但境外资本市场服务费用高昂，致使有些企业花费的咨询及服务费用比后来融到的资金还多，这导致一些公司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