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时间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时间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研究文学史时间问题，是打开文学史理论之门的一把极为重要的钥匙，其中包含了文学史现象的所有现实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可以说，它的有机构成网络就是文学史本体的有机构成网络。它是一个包含“黑洞时代——星河时代”、“暂时时间——永恒时间”、“现实时间——审美时间”等一系列由宏观到微观、由现象到本质的不同层次的矛盾对立面的取代消长、互融互渗的复杂结构体。对于文学史时间结构的研究，将有利于揭开某些常识理论的迷雾，深入到文学史本体论深层，从而更有效地触及文学史理论的本质。
时间：对文学史的宏观参与
批评家可以讲“诗有工拙而无古今”（袁枚语），那是因为批评家对艺术品的未来意义（或曰可能意义）的关注是极其有限的，批评家必须首先着意于艺术品的现实意义，批评家是艺术品的现实性的阐释者。而史家则不能不寻求“诗文代变”，从而将文学的兴废“系乎时序”。换言之，史家崇尚时间，似乎对时间的敏感已经成了文学史家的必备素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今某些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不同的写作风格中可以大致看出来。前者几乎很少使用正式的页注或尾注，有时有注也常常是丢掉了出版年月及版本号的，只有作家及书名，而史家则几乎毫不例外地要在每篇文章的末尾列上一大串注解，尤突出出版年月及版本号，有时甚至这样做还不放心，还要在正文中直接点明时间。也因此，对文学史家的评价最高级的词汇往往是“史的流动感与纵深感”。然而这种对时间的崇拜对于文学史家来讲真的是有效的吗？
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更神秘。人们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数量作用必须以存在着相继发生的事件，而事件之间又存在长短不等的间隔为条件，实际上人们只能依靠对事件序列和持续间隔的把握来定义时间，甚至可以说事件序列及持续间隔对于人们必须的时间感知素来说就是时间本身。这样，事件序列及持续间隔的特征常常就成为时间长短的表征。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公元纪年只有非常有限的相对意义，例如文学因素的急剧变化，在本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伟大的文学事件，产生了从数量上说以往和以后的若干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伟大作家和作品，对于文学史家来说，不把这一时段感受得特别长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建国后的17年及文革10年，因为它在文学上的单一及寥落，一个史家就不可能将它的长度感受成公元纪年的长度，在文学史中只能成为一个过渡性的段落。换而言之，当文学发展的内在矛盾性在这一时间段中缺乏自由激荡式的展开，文学外部矛盾完全取消了文学内部因素的冲突。外部要求取消了内部要求，文学内部各因素诸元间缺乏重新配置组合相渗相生的宏阔变革时，文学史家就不可能对这一时间段给以必要的知觉长度。相对于一个新文学史家，文革10年很可能被感知为一个过渡性时间隔，而相对于一个人类艺术史研究者则很可能不仅仅将之感觉为文学发展史连续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无长度的点，因为在此时间内发生的文学事件的连续性和间隔性可以忽略不计。从抽象的数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这样的情况，即时间内部事件序列和持续间隔缺乏文学史意义，那么它都可以被当作无序列和无间隔来感知。从而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中成为一个具有数学意义而无知觉意义的没有长度的时间点。
在这里，公元纪年的时间长度常常只能被文学史家抽象地加以体认，不能被文学史家作具体的认可。当一个时期中充斥着这种文学史的时间隔、时间点时，意味着在这一时间段中文学领域的荒芜，我称它为文学的黑洞时代；而与此相反，当一个公元纪年的时间段，其内部的文学事件及持续间隔非常之繁荣复杂，以至于绝大多数的文学家都必须将之当作数倍于其公元纪年的长度来感知时，这种在文学史家的知觉中感觉到的时间膨胀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的星河时代。
相对于文学的星河时代，黑洞时代极少受到史家的热诚关注，然而无论是对于文学史，还是对于文学史家，黑洞时代的没有长度的时间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意义。因为正是这样的时间点，为在物理时间中没有始原、也没有终点的无限延续的文学史时间提供了可供我们感知落脚的始原点和终点，它将一维演进的连续的文学史时间分割成大小不同的时间段，使这些时间段互相成为参照系，成为观察者的立足点。从理论上说，在一个一维连续体中，我们除了对可以整体把握的现实的短暂时段可能拥有较明确的产生与消逝感以外，对前于我们和后于我们的时间间隔长度的感知都是模糊的，正是这些在文学史时间中经常出现的时间隔及时间点，它们在形式上造成了对文学史时间的连续性的分割，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获得参照系，能较有效地感受各个性质不同的时间长度，也因此，这种文学史的黑洞时代往往成为实现了的文学史的形式上的始原点与终结点。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些时间隔及时间点之后常常紧接着一个文学的复兴时期，那些文学时间仿佛骤然间被拉长了的时代，我把它称之为时间代偿现象，在文学时间隔及时间点频繁出现的黑洞时代被“黑洞”吸纳得无影无踪并常常被史家感受成“无距离”的时间往往在此刻突然爆发，文学时间一下子被拉长了，使得文学史家必须以几倍于公元纪年的时间感来感知它。这种时间代偿现象在文学史上经常出现，构成了文学史波澜壮阔的发展景观。有时我们甚至觉得黑洞时代的时间吸纳正是星河时代的时间释放的必要前提。在黑洞时代文学史时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吸纳自身，使自己看起来不像是文学史时间，这时文学的内部矛盾（形式与内容，文学诸形式的对立互融，风格冲突等）让位给外部矛盾（社会要求与文学规律的对立），或者说内部矛盾被异质于文学的外部矛盾消解，文学内部的诸因素缺乏相融相对的动力，也因此难以形成新的形式，这时文学话语的功能要么单一，要么被误读，形式和功能的分解与重组即实现文学史的流动性的可变因素便消解了，然而这种消解不可能永无休止，黑洞时代消解文学内部发展的力量的同时常常自身也正经历着一个能量衰减的过程，孕育着黑洞时代崩溃的可能性：黑洞时代文学史时间以近乎无长度的时间隔、时间点的密集出现为标志，文学史时间被无限制压缩，然而当这种压缩达到它的极限时便同时也完成了爆发成星河时代的准备。所以说，尽管黑洞时代常常为文学史家所忽略，但它对文学史运动机制的形成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的。遗憾的是现在还很少有人把黑洞时间的聚缩作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现象加以特别的关注。
审美时间：对文学史的占领与激活
当文学史家怀抱明确的动机，全神贯注于星河时代的文学史细节时，对时间流逝的感受力变弱了，因为星河时代的文学史时间被预期得更长而实质上与公元纪年等值，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家实际上把星河时代的文学时间表达得比实际的要长得多。如果说本文第一节着眼于宏观文学史时间的分解与构成，那么本节则要深入到文学史家进入星河时代的文学史细节时的时间依赖机制中去。
毋庸讳言，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史家对前代文学家的不朽性、永恒性的确认方式，在此，不朽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特殊标志的时间属性，这种时间，在质上具有超越一切名相的同一性，它在任何向度上都具有被理解者从共时性向度作完全同质重构的品质。质而言之，所谓不朽与永恒在此可以理解为在当代的共时性中或未来的共时性中依然具有被准确还原的必要和可能的那种已发生过了的文学时间，与此同时，这种文学时间在量的变化上可以说是没有长度的，具有趋零的倾向，因为当它成为在现在以及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段中都有可能被准确还原的时间属性时，它便实际上是被当作共时性加以确认的。这里，历时性被湮没了，也因此，这种文学时间在时间量度上的长短常常显得很次要。例如对于《诗经》，唐宋时文学史家的观审与当今文学史家的观审，作为共时性审美现象的质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文学史家进入文学史时无一例外地要依赖这种可以还原和重构的文学史时间。文学史家正是借助这种永恒时间，才能在思想的王国中重构过去时代的琼楼玉宇，还原过去时代的风格品藻。也因此，正是这种永恒时间的存在，它在质上同一、量上趋零的变化属性使文学史成为可能。而那些无法还原，超凌在永恒文学史时间之外的文学史材料将永远散溢于星河时代的背景中，成为模糊的一片而难以进入史家的视野，这部份文学史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暂时文学时间。这部份时间在质上的同一性本质上与永恒时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量上具有耗散性，而它的同一性最终会很快因为这耗散性而丧失。进而言之，这种暂时性文学时间只能被其同时代人所理解、重构，它依靠个别人的个体记忆，当这些个体记忆停止时，它便随即消散，成为存在过的不复存在了，而永恒文学时间则经由个体记忆而升华为群体记忆，成为民族文化积淀的一部份，并可以被后世还原。
我之所以提出并重视“永恒时间”这个概念，还因为如下认识。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没有接合缝隙，没有固定形体的变化无常的连续物，但不幸的事实是，作为文学史家，从宏观角度言之我们离不开时期（这便是文学史分期），同时从微观角度言之，我们离不开时序（离开了时序我们将无法将那些浩瀚繁复的文学史细节组织起来），而事实上文学史细节的当代还原与复现同时序本身便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二者无间隙地粘合，彼此成为对方必备的属性时才成为文学史现实。也因此，我提出这样的看法，文学史家再现文学史细节的过程是将文学史细节作为一个时间流程作整体的共时性还原而实现的。换而言之，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是文学史家对永恒时间的还原与重构，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史研究是研究者站在某个特定时间段上对一维时序中其他段落的追溯，那么任何对文学史细节的追踪都无疑包含了对该细节在时间序列中地位的确认，未经时序确认的细节是不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的，因为它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更愿意将进入文学史家视野的文学史细节称为“文学史永恒时间”，而所谓文学史研究就是对这种文学史永恒时间的追索、还原与编排，一部现实的文学史可以理解为这种永恒时间的系统化。
其次是这种还原的基础。文学史家对“永恒时间”的还原不可能因为一般的史学兴趣而得以实现，在这里便出现了一般史学与文学史学的本质区别，因为文学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必须经由审美这个中介。换言之，对文学史行为主体本身及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方式和结果加以审美的解读是一切文学史成立的必要前提。如果读者同意我的这个观点，我将由此导出一个结论，文学史依赖审美判断，或者说首先依赖审美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这并不是说价值判断对于文学研究没有意义，而是说价值判断大多数情况适用于判定文学作品的即时价值，不适用于判断文学作品的入史意义。在这里，常识理论中的“历史的观点”的提法，是要求文学史家以作家作品的历时性价值特别是社会学价值入史，从而将文学史首先理解成求善（有用）、求真（反映现实）的历史，而不是求美的历史。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史家常常热衷于“以诗证史”，在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中描述并构建特定时代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面貌，从而将“文变”与“世情”统一起来，将文学“兴废”与“时代变迁”统一起来。例如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就试图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来展示“时代社会本质”，“在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变化发展”中，反映出“时代社会发展史”，也因为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该书表现出独尊现实主义，以故事情节及人物为中心，表现出将文学作品的对于当代来说很有意义的共时性价值特别是审美价值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倾向。但是在我们现在看来，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历史成绩，主要不在于表达了深邃的思想（这一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超出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而在于创造了能更恰当地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感情思绪的新的艺术形式，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近的文学史家，更多地对小说的叙事者的作用、情节功能、文体特征以及审美趣味的演变等感兴趣，着力于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正是以审美评价为基础的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首要特征。
当夏志清说“身为文学史家，我们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他实际上是将文学史永恒时间的还原建立在了文学史家个人的审美体验之上。而稍有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审美体验的前提是文学史家与作品发生审美共鸣，而这种共鸣必须在文学史家将作品当作共时性的对象时才能产生。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审美时间的概念，因为“永恒时间”的还原正是因为这种审美时间的存在而成为可能的。所谓审美时间是相对于现实时间概念提出来的。人们在现实的生存中经验外界各种持续不断的变化，如夜以继日、夏去冬来，而内在生理需求也有周期消长，这种因外界和自身存在相继发生了变化，因这种变化之间存在长短不等的间隔而产生的连续感就是现实时间。自然时间是它的抽象，在自然时间中，时间表现为一种一维延续体，它于一个单向度作无限延伸，并且被认为在无限的延续中是完全均匀的。因为它是单向度的，所以它具有完全的不可重复性；因为它处于无限延续中，所以人们又不可能从中分割出绝对静止的状态。在自然时间中，生命表现为一个脆弱的连续体，表现为一个于似水流年中走向命定的死亡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而生命外部的一切也都经历着一样的由诞生到衰老、由衰老至消亡的过程。一切都在变化中，一切事物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是规律性的流转与灭亡，然而也正是这种代表着人类注定的宿命的时间才能凝聚人的现实价值，它的宏观表征便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然而这种现实时间给我们人类的却注定是有限的价值、有限的意义和同时共生的无限的虚无、无限的绝望，它告诉我们人类是且仅仅只是宇宙中纷纭丛生的若干生命体中的一种，相比于浩渺无际的时间流程它无比短暂，短暂到它的长度可以忽略不计，它无比渺小，渺小到近乎纯粹的数学意义上没有数量意义的点。它告诉我们，我们将注定走向死亡，从你诞生那一刻起，你就在一天一天无休无止地接近死亡。在此，自然时间（现实时间）对于人类来说不啻是虚无与悲伤的同意语。也因此，人类的灵魂需要一个超脱于自然时间的可以暂享安宁的住所——那就是审美时间，于审美活动中时间停止进入永恒，它是一种人生的诗化状态，标志人无限地占有了自身，它因此是自由时间，它是多向度、可逆返、可断裂、可停止的，它是生命的沉醉、升腾、勃发，是有限生命与无限时间合欢。在这种时间中，个体生命摆脱一切历史的重负，与自然欢庆共醉，人与时间的本质同一，与自然的本质同一，超越一切有限、一切苦难、一切悲观与无限共舞，与欢乐同歌，与希望同在，在审美时间中人类暂时忘却自然时间的飞速流逝，使生命笼照在一片温霭详和的彼岸光芒中。而文学是人类对审美时间的最重要的占有方式之一。
由此，文学史应当上升为一种人类不断超越自然时间占有审美时间的历史，也因此它首先应该是文学史家与研究对象的共时同醉——文学史永恒时间在研究主体心灵中的复活与还原。而其次才是各个单一文学史永恒时间在人类审美时间中的时序与比重。
永恒时间：反进化论的文学史
自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经过胡适、郑振铎等人不遗余力地鼓吹进化的观念风靡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进化的观念使我们几乎是毫不怀疑地就接受了文学史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文学的变迁的说法。同时还使我们相信这种变迁总是在朝着进化的方向发展着，后来者总比前者更为完满，并习惯于以为后者提供了何种借鉴来确定前者的文学史意义，而后者又总是因此而拥有了前者所不具备的素质站在了进化的更高层面上。这是一种“进化”崇拜，它对文学史治史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自然，比之于“五四”之前退化的文学观念、载道的文学观念（参见《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3页）是一种伟大的进步，它给文学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它的动力论观点、发展论模式都对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它同时也使我们走进了另一系列理论圈套中。首先是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把文学的历史理解为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奔向一个既定目的（且是唯一目的）的过程，它否定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将已经实现的可能性变成唯一的可能性，且是最好的可能性。其次是有机体生长式的发展观念，认为在进化演进的必然法则面前，文学机体就象植物一样经历着不可抗拒的生长、繁殖、开花、成熟、枯萎、衰亡的过程，也因此在他们看来文学史只能存在于历时性中，任何共时性的解释都因为对这必然法则的崇信而成为不可能。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之点还在于当他们判定一个新事物的产生时，便必然要以判定旧事物的灭亡为前提，因为新事物如果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它的出现是在旧事物内部、旧事物“母胎”中孕育成熟，也因此新事物对于旧事物来说，当然是促使它灭亡的胚芽，就像生物的新物种抛弃了旧物种中一切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复杂环境的消极的特性，保留了其中那些对适应新环境仍有积极作用的特性，又加进了一些能适应新的复杂环境的新特性，因而它就比旧物种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在优胜劣败的自然选择中淘汰旧物种。然而文学现象毕竟不同于生物体，无论是狭义进化论的生物学发展模式，还是广义进化论的社会学发展观念，都不能完全涵盖文学史运动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简单化的历时性观念，使我们在研究文学史时常常将文学史时间简单地理解为现实（自然）时间，只看到它的单向度，一维性，只看到它的连续性、不可逆转性与流动性，而长期以来，我们戴着这种进化论的有色眼镜去观察文学史，的确使我们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条文学史诗文代变的简明因果链，这种回避了历史运动的无限丰富性的单一的进化因果链也的确很容易回答“历史是什么样子”的提问。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回答与其说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史，倒不如说是有助于我们自我蒙蔽。
文学史时间应当充分体现文学史运动的骤变与渐变，倒退与反复，重演与断裂，永恒与停止，多维共生与迷醉升腾，而这些正是审美时间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文学作为人类非常重要的艺术活动方式，它的本质是审美，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由此岸向彼岸的超渡，它的终极指向是对代表有限与必然的现实（自然）时间的超脱与离弃，是对代表无限与自由的审美（自由）时间的追索，也因此，文学史研究在此应该摆脱那种对自然（现实）时间作单纯历时性描述的历史，而应当上升为一种对文学史运动现象进行反思与审美观审的历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着自由的审美时间追索的标示尺，也正是在这里，它体现着一个史家对于人类永恒精神困顿的博大柔情与悲悯，他将像作家一样成为人类超越性精神需求的代言人。由此他将放弃将文学史简单地描述成现象史或反映史的愿望，转而着力揭示人类的生命现象向美学形态的转化，并将文学史上升为精神史。
文学史研究在摆脱了现实时间的束缚，从历时现象的考辨与描述中解放出来之后，转而追求对人类审美时间的把握，便必然要依据审美时间的自由性法则，而不是现实时间的必然性法则，同时也将从对暂时时间的挖掘与回顾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永恒时间的复活与还原，竭力揭示文学史永恒时间对于人类精神史的超越意义，并实现以对人类的形而上关怀统照社会历史文化关怀的愿望。
199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