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地方“特委”与农村武装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委论文,大革命论文,中共论文,农村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在1927年大革命遭受失败、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许多地区成功地发起农民武装暴动，除了八七会议确立的正确的武装起义方针、大革命时期所奠定的群众基础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起义地区中共地方“特委”这一领导暴动组织的建立。可以说，中共地方特委这一组织，对于当时武装起义的发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对于党的地方特委的建立与农民武装暴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关系、特委的创建缘由和组织性质、特委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等问题，本文拟作如下探讨。
一、一般来说，中共地方特委是地方武装起义的策动者和领导者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绝大多数是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发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党组织所发动的起义中，绝大多数是由特委这一党的组织机构领导和发动的。少数不是由特委领导和发动的起义，在以后组建红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建立特委的阶段。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向共产党大举进攻，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机关头，八七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并且针对党组织受到破坏的情况，会后中央决定恢复、整顿、改造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恢复和建立党章所规定的党的地方各级组织的同时，还在许多地区建立了党章所未曾规定的“特委”（其全称为“特别委员会”）这一级党的组织。
1927年4月，在广东海陆丰成立了“负责指挥暴动”的“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注：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在东江特委的组织和领导下，4月下旬，普宁、平山等县农民举行了起义，5月1日，海丰、陆丰举行了起义，但不久由于强敌的进攻而失败。这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农民起义。同年9月在海陆丰举行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和10月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东江特委都是策划者和领导者。海陆丰三次起义，预示着“特委”这一组织机构，在以后的起义中将担任不同寻常的特别使命。
1927年8月3日，中央在关于湖南的暴动计划中曾指示发动湘南暴动，为此，决定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并指定毛泽东为特委书记（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21-222页。）。8日，中央在给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的信中又提到发动湘南起义，“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成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67页。）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到湖南参加了省委关于在全省发动秋收起义问题的会议。会议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安源、岳州等湘中地区发动起义，实际上否决了先在湘南发动起义的计划，因此在随后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自然不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的湘南特委，而是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主要指挥机关。起义的区域是湘中，成立的指挥机关是前委而不是特委，这显然是对中央指示的必要变通。成立前委可能是受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指挥机关是前委）的影响和出于便于指挥参加起义的原国民党部队的考虑。事实上，无论是前委还是特委，在发动起义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前委不是特委，前委即前敌工作委员会，主要的职责是党在部队的战斗指挥机关；特委则是一个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因此，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认识到“前委”这一组织对根据地领导的局限所在和成立“特委”这一党的组织的必要。他在与朱德所部取得密切联系后，1927年12月18日写信给湖南省委，提出了成立湘赣边界特委，“以便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的意见。（注：《湘南特委报告》（1927年12月），见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196页。事实上，当时井冈山工农武装受湘南特委（刚成立）的领导，见前引书第195页、197页；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86页。）1928年5月22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注：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89页。）由此可见特委对武装斗争指导的必要性之一斑。考察其他各地的农民武装暴动和根据地的开辟，也表明与特委的领导与发动密切相关。
对于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领导者，过去的论著所提的往往是出名的主要领导人，而忽视了领导起义的党组织的作用。事实上，正是依靠党的组织发动的这些武装起义，才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富有实际经验和能力的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因此，必须肯定中央“特委”在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说中共“特委”这一组织是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发动和领导机构，既不是否认和降低中共、省委、县委和基层组织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否认和贬低起义领导人和革命群众所起的作用，而是意在补充、丰富党的领导人和革命群众是如何通过党的组织发动起义的历史事实。
二、特委的创建缘由和组织性质
考之党的章程，从中共一大到五大，党的组织章程中，没有设置“特委”的规定。“特委”在其创建时是作为在党的章程所规定的组织系统之外的组织，这大概应是“特别委员会”之“特别”的缘由之一。此外，“特委”这一机构在设置之初，有的似具有“特别任务”、“不同一般”之涵义，如1926年1月成立的黄埔军校特别委员会（注：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21页。）和1926年5月成立的江浙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注：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40页。）可作如是说。有的最初是由“特别支部”发展而来，而“支部”所以冠以“特别”字样，应是党员小组或党员人数达不到章程规定要求而具有“临时成立”性质的缘故。而“委员会”所以冠以“特别”字样，大概也是按章程规定的“地委”组织未能达到要求而具有“临时成立”性质的缘故。所以随着党的组织的发展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地委级别的“特别委员会”。
“特委”这一组织最早设置于何时？现有资料表明，1925年秋成立的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广东）是成立最早的特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只是因特殊情况在个别地区成立了特委，总数应在5个左右。（注：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21-65页。地方中共特别支部不包括在内。）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后，不仅特委设置的地区迅速增加，特委的组织性质和层级性质也逐渐明确，并且这一组织的性质和层级终于为其后通过的党的组织章程所正式确定下来。
1927年8月3日，在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根据湖南的情况，决定“现既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实际上赋予了特委领导暴动的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21页。）在9月12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4期所载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规定“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11页。）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湘、鄂、赣、粤以至在全国各有群众基础的地区成立了特委并在特委领导下发动了起义。1928年3月，中央在给湘鄂赣三省委的指示中，由湘鄂赣边特委而对特委的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规定：“湘鄂赣边特委因为要指导三省边界各县及武长路工作，故应归湖南省委指挥，此特委应是有相当的时间性的，他的权限不单是政治上指挥，而且在组织上也可以指挥，惟特委所辖各县在组织上属于某省的县委，仍应向该省委作经常的报告受该省委的指挥，至若省委对该县委之指示与特委有冲突时则应提临委解决。”在这里，该指示提到了特委存在的长期性和如何对县实行领导而不与省对县的领导发生冲突的问题。该指示由对湘鄂赣特委的认识进而对其他地区的特委的性质和组织领导权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至于三省的其他特委亦与湘鄂赣特委相同，不完全是一种临时的组织，不单是在政治上的指导而且在组织上也有权指导。”该指示还就特委的内部组织建构及未来建构问题指出：“关于特委本身的组织，在割据局面尚未形成之前可设一秘书处，由秘书处兼管各科职务，如在有工农革命军的地方可设一军委，在割据局面形成之时特委组织的作用扩大，可以勘酌情形加设各种委员会。”（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76页。）显然，在中央看来，特委是须相当长时间存在的、领导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政权的党的重要组织和层级。
武装起义时期的特委，与以前的特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这时的特委，成了负责领导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机构。第二，这时的特委负责管理省内几个县，有的甚至是几个省交界处的几个县，实际上是省与县之间的党的管理组织的一个层级。第三，这时的特委，实际上不再具有临时的性质，将成为长期存在的组织机构。而这些变化，突破了原来党的文件和章程中关于党的组织的有关规定。这就要求必须对党的章程做相应的修正。
1928年7月举行的中共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对特委的性质和层级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3章第4条规定：“本党组织系统”有六个组织层级：支部、区委、县委或市委、特委、省委、中央委员会。对于特委，第14条具体规定为：“特别区（包括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特别区代表会议——特别区委员会。特别区的组织如有必要时，得由省委决议成立之。”这里，“特别区”几字后面括号内的“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的说明，明确了特委的层级地位；而所谓“组织如有必要时”，是说设置的时机问题。该章程第5章“城乡区的组织”第20条规定：“城乡区的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接收和批准区委之报告，并选举区委员会和出席县市委或特别区域及省代表大会之代表。”这里，把“特别区域”的地位置于县市之上、省之下，这里的“特别区域”，就是特委所辖的组织区域。该章程第6章“县或市的组织”，将县委、市委、特委并列于一章，而且规定特委“按照一切县委组织条例而工作”，似乎特委和县委、市委又同级，其实不然，此处指的应是内部组织机构情况，而不是指层级（因为特委的层级第三章已明确）。因而同章第22条又规定：“临时县代表大会，或经该县半数以上之组织的要求，或根据省委员会（或特区委员会）的决议由县委员会召集之。县代表大会……选举出席特别区代表大会或省代表大会之代表。”同章第26条还规定：“在省委或特别区委所在的城市，不另设市委，其工作直接由省委或特别区委指导。”这里的特别区代表大会就是地方特委党的代表大会，特别区委就是特委，都是高于县市党的组织的一个层级。（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298-302页。）这样，党的章程赋予特委是省委之下、县委之上的法定组织层级地位。
三、特委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制定出正确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的情况下，特委发挥了独特的、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第一，党规定特委成立后的政治和组织任务主要是领导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这在前述党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中都有明确的指示，而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从思想上认识到特委领导武装起义的重要作用，如1928年3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渭华起义时，决定成立陕东特委，该特委于4月1日成立，其任务规定为“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并准备暴动”。（注：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4，第259页。）1928年7月9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给闽西四县委的一份指示中说，“遵照中央指示，在斗争剧烈的区域，可设特别委员会。现在闽西一带已经到了革命工农与豪绅资产阶级短兵相接的时期”，指示在闽西的永定“成立闽西特委”。（注：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4，第350页。）这里的“斗争剧烈的区域”、“短兵相接的时期”，无疑分别是指“武装起义的地区”、“武装起义的时期”。显然，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特委是领导武装起义的组织机构。事实上，特委已经胜任了领导武装起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
第二，特委的建立，弥补了党的五大章程确定的组织层级在领导武装起义方面的缺陷。五大规定的党的组织层级在领导、组织武装起义的非常时期表现出其局限性。这表现在：一、中国的一省所辖区域甚大，一省内的革命发展情况往往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起义条件成熟的地区一般是一省内离中心城市省会相对较远或交通不便、局部的地区，而省委一般将机关设在省会或离省会较近的城市，这样，省委对武装起义地区的情况既难以有全面、详细、真切的了解与掌握，又难以对起义实行符合实际需要的直接策动和领导。二、县委作为省委之下的领导机构，对于领导小规模、小范围的起义尚能胜任。但涉及几个相邻的县的武装起义，超出了一个县所辖范围，县委就难以对起义进行全面的策动，更难实行有效的领导。三、武装起义还有的往往是在几省交界的几个相邻的县的范围内举行，省委、县委的领导既难以开展工作，也难以沟通、配合。四、党的现有组织体系省——县（市）——区——支部，其建立有着严格而具体的条件限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一些地方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地方尚未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按照党的章程所规定的条件先去逐步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体系，等待恢复或建立比较系统的党的组织后再去发动武装起义，那必然会丧失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因此，创建一种新的党的组织机构、组织层级，是当时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而特委这一新的组织，从层级上说既是省委层级之下的一个组织层级（个别未设省委的省的特委则直属中央，界于数省交界的特委有可能属于某一个省委或中央），又是县委之上的一个组织层级；同时设置时又不受党章所规定的成立条件的限制，特委领导成员既可由上级派任，也可由地方党组织中有领导能力、有威望的同志担任，具有灵活性。因而，特委组织机构和组织层级的创建，适应和满足了武装斗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能担负起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第三，特委在苏区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中，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各地武装起义后，随着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一般都先后成立统一领导根据地军、政、民的特委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为了实行对各根据地的领导，1931年5月，中央在关于苏区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决定“各苏区特区委员会统改称省委员会，他成为地方党部（县委市委或区委）与中央之间的一级经常组织”。（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94页。）这样，各苏区的特委成为苏区中央管辖下的省委，成为随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一级的地方党的组织。但是，特委并没有因此被取消，如有的秘密地设于国民党统治的各省并担负着重要的作用，有的设置于苏区的一些地方继续发挥领导所辖各县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红军长征后，坚持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各地游击队大多仍保留了党的特委组织，说明了党的这一组织的强大生命力。在组织发展史上，特委这一组织，为建立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组织体系，提供了经验，对于发动开展武装斗争有着直接的、关键性的重大历史作用，对以后党的组织体系的发展和完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余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从总体上说是成功的。其所以成功，一是有党制定出比较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道路；二是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党和军队的杰出人物；三是制定了一套适合革命斗争需要的党和军队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对于成功地开展武装革命斗争而言，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而特委组织则是成功开展武装革命斗争所需的一套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大革命失败后，在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从严格意义上讲，依靠个人威信和影响发动的起义只有贺龙领导的其家乡的桑植起义，即便如此，其中贺龙到湘鄂边也是上级党组织派他去的，而且，湘西北特委的其他领导人如周逸群等也参与了领导起义。其他各地的多次起义，基本情况是在党的组织领导起义的过程中，一些领导人得到了锻炼，以后逐步走上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有的成为杰出的治军、治国、治党的人才。应该说，组织、制度具有整体的、长期的、稳定的作用，个人的作用是通过并依靠组织和制度的运作而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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