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如何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强调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在讲话中提及五种监督方式：党的生活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和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他特别强调了﹃党的生活的监督﹄。
早在一九五〇年，邓小平就指出：﹃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每个党员都要过党支部和党小组生活，而领导干
部不仅要过党支部生活，也要过党委会和党组的生活，接受党支部和党委的监督，即双重组织生活。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强调，对领导干部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领导干部在党委会内互相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这样的监督效果更好。众所周知，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重要会议。邓小平提出党内监督问题，是从惨痛历史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时隔不到一年，他再次强调党内监督的问题，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