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前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环境和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环境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化在向中国招手
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21世纪将是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理想实现的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才是现代化呢？作为现代化的标准，一般的人都把它看做是综合国力的强盛。而综合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多种多样，有专家细分为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文化等的影响力和强制力；也有人认为应该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行业能力、军备状况、人口数量、民族特性、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能力等；还有人把它定位为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等。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关于国家和地区竞争力和评价体系，却把它分为地区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政府作用、金融活动、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八大要素，并细化为41个领域、 234项指标。我国政府也参阅这种划分，把小康社会的标准制定为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面貌和生活环境等六大指标和16项分指标。
关于现代化的具体指标，人们比较赞成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10个方面的量化指标：人均收入每年在3000美元以上；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2%—15%；非农业人口占70%以上；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80%以上的人口识字、有文化；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占适龄组青年总数的30%—35%；平均寿命在60岁以上；至少每800人有一名医生； 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按照现代化的这个标准， 中国将会在21 世纪中期实现现代化。1999年10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说时说到：“我们的目标是，到下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现代化……。”1999年9月29日，在以《中国，未来50 年》为主题的《财富》论坛上海年会上，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预测：50年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日本而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1.2万美元，上海将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人民币将成为硬通货，中国将成为现代化的有信心的负责任的国家……李光耀的预测与中国的第三步宏伟蓝图不谋而合。东南沿海一些省市以及一些大的都市，从现在开始，就发出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动员令。
拥有7000万人口、17.8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广东省，从1989年起，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1998年为7937.23亿元，占全国GDP的1／10。广东省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具体量化，到2010年，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GDP总值将达1500亿美元，人均5000美元， 第三产业占GDP总值的5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产值的20%以上，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0%以上，每百人网络终端用户等6 项指标的综合指数达到60%，平均寿命75岁以上，18—22岁年轻人受高等教育占该年龄段人口的20%，参加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人数占法定参保人数的95%，空气污染、地表水水质、汽车尾气量、城市污水处理等11项环保指数为90分，人均绿地10平方米，调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500公里等等。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市提出，要在200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1998年，深圳市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000美元，农业产值占GDP的1.23 %，第三产业占GDP的49.1%，非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95%， 识字率达到99.03%，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6.6%，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平均寿命75.17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56%，每个医生服务人数为550人，人均住房18平方米， 人均绿地16平方米，恩格尔系数为25%。如果按照英格尔斯的标准，深圳市离现代化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有“东方明珠”之称的上海，人均收入在20世纪末已经超过3000美元。到21世纪初，上海的人均收入将从3000美元提高到5000 美元，到2010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北京市到2010年，综合经济实力、社会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现代化；天津到2010年力争建设成现代化的港口城市和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还有江苏、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的省，都已经宣布要在21世纪的前叶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正在向中国招手。
二、中国实行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中国进入21世纪、实现现代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现实，客观地决定了中国将由一部分地区首先实现现代化，然后再全面实现现代化。而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将是任重而道远的历程。中国尽管在国民经济总量上已经跃居世界第7位， 但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美元； 中国“地大物博”，但被“人口众多”所平均了；中国的城市建设欠帐太多；中国还有4200万贫困人口。“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最近，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忠告说，中国在未来10年内面临三大关键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程度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力的挑战。解决途径：把国内经济作为增长的发动机。
第二个挑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金融系统将面临着各种风险的冲击，中国社会也会面临着一系列的冲击，而中国对付冲击的能力还不够。解决途径：减少脆弱性。
第三个挑战：中国面临着已有的潜在的社会和地区差距，如果这个问题能妥善解决，就可能影响社会安定。解决途径：提高凝聚力。
因此，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解决一系列艰巨的问题：
首先，沉重的就业压力。虽然从产值上说，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1998年一、二、三产业结构之比为18.0:49.2:32.8， 但是，12.5亿人口中有9亿在农村，还不能说是工业国。据专家测算，到2030 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6亿，然后再慢慢下降。且不说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就是按照英格尔斯关于现代化的最起码标准，城市人口要占人口总数的50%以上，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人口要从现在的30%增加到至少8亿人，就意味着至少有5亿人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到城镇，平均每年要转移1000多万人，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转移的人口是650万人， 且这种转移还很不彻底。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在接受中国的记者采访时就说过，“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最为艰巨的任务。恐怕需要50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注：《经济日报》1999年11月3日。）
其次，人口素质的提高。进入21世纪的信息时代以后，十几亿中国人能不能变成庞大的经济资源，并不在于总体数量的大小，而在于其中有多少高素质的头脑和能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头脑。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的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小学入学率达到98.93%， 成人文盲率从80%多下降到16.5%，但中国的初中生升学率只有50.75%，即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接受不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最低标准是适龄青年入学率为15%，而中国1997年适龄青年进入高等院校的比例只为7.6%，还处于精英式的高等教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科技力量是最强的，但科技人数占职工总数只有10%左右，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上。每万个劳动力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人数，美国为74.3，日本为79.6，英德法等国家都在48-61之间， 而中国到20世纪末也只有6.8。科学技术带动经济增长的比例，发达国家一般为60%以上，而中国只有30%左右。全国每年近3万项科技成果， 有20%左右实现转化并批量生产，只有5%能够形成产业规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人口素质，中国将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再次，环境保护的艰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最严峻的课题。到20世纪末，中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27.3%，重度荒漠化面积103万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8.2%；中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衡，668个城市中有400个供水不足，黄河1997年断流226天； 中国的森林资源枯竭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国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但有15%—20%的动植物受到威胁，高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为32 亿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为540亿元，水土流失平均每年损失为1000亿元， 荒漠每年损失为540亿元，因缺水每年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 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逾越的难关。
最后，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的“软遏制”，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存空间将遭到美国等西方大国以资本、市场、高科技、西方价值观加军事力量为手段的遏制和堵截。这种状况是由世界政治“原生态”所决定的。所谓“原生态”的内涵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资源是有限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仍然是以民族国家来划分的，而每个国家所能支配的资源、经济利益和权力都是有限的，每个国家都企图或在潜意识中渴望拥有最多的利益和最大的权力。由于过去超级大国“压抑机制”的迅速崩溃，更加强化了民族国家谋求自我利益的张力。特别是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及其在21 世纪20—30年代大国地位的最终确立，将改变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均势，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矛盾将进一步表面化。这种利益冲突将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最终将进入两国在太平洋全球地缘战略利益角逐的格局。所以在美国的一些政客和所谓的战略家看来，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将改变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局面，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乃至战略关系，形成所谓的“中国势力范围”。故美国等国家在亚太地区制造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离间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起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不仅如此，美国还制定了在15年内拖垮中国的战略。21世纪初15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除非发生巨大的突发事变，中国将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头号敌人（这是指美国的主流势力）中国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皆因前苏联瓦解后，美国主要的真实威胁顿时出现“真空”所致。美国界定“头号敌人”的“资格”或“条件”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制度如何，即按照美国的标准是“民主的”还是所谓“专制的”，即使在所谓的“专制体制”中，是“专权的”（如智利的前皮诺切特政府）还是“全权”（即“共产主义”的）。这其中，后者比前者更易被美国界定为敌人。第二，种族的文化如何——是白色人种还是非白色人种，是基督教文化还是非基督教文化（如印度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美国对前者更亲近，对后者更易产生疑虑和敌视。种族和文化这两者，种族更根本，文化附着其上。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影响巨大，就是因为它突出了种族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日益深刻和占主导的作用。只不过为了避免戴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他用的是“文明”而非“种族”的标签。第三，国力如何——实力越强，越容易自行其是，不听美国的指挥，与之发生摩擦。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类动态因素。增长越快的国家越易于动摇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在国际秩序的主要得益者。以上三方面具备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但是，只有同时具备三类要素，才有“资格”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比如，身在美国后院的古巴，虽然是共产党政权执政，又不是白色人种，但它的国力规模太小，不足以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是“三合一”：它既是共产党执政，又是黄色人种和儒家文化的大本营，又是规模巨大和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潜在强国，故自然被美国选为“头号敌人”。
20世纪的历史表明：一旦美国认定某国为其首要敌人，它就有意并且有能力动员强大的资源去对付这个敌人。为了搞垮“头号敌人”，美国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不惜与它的次要敌人联手。例如，为了击溃纳粹德国，美国与斯大林的前苏联结盟。击败德国后，立即又把前苏联确定为“头号敌人”。现在，美国正运用它在20世纪下半叶在战胜前苏联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来对付中国。
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一方面，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边制造日益巨大的战略压力，迫使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战备，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15年，美国将把它的导弹全部瞄准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会收紧对中国的高科技转移（《考克斯报告》是最明显的信号），缩减中国汲取国际科技资源的机会。这两手的综合作用就好像是要弄一只口袋，扩大它的破洞，扎紧它的袋口，它不早枯竭才怪呢！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前苏联在50年里就是这样被活活拖垮的。这不是耸人听闻，不要忘记，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献身于搞垮前苏联的冷战斗争，与共产党国家打交道的身手不凡。一句话，美国主流势力已经把中国视为继前苏联之后的，必须将其搞垮的“邪恶帝国”。面对美国的霸权战略，中国必须要有心理上的准备，并及时地采取回应之道。
三、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应该采取“多做少说”，避其锋芒，韬光养晦的战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大国，应该具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优势，军事和经济等硬件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软件实力。
从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状况来说，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首先就要保证自己周边地区的稳定，保证自己对境外增加和保持控制及影响的能力。例如，有着国际竞争优势的美国，他只与两个实力比它弱的国家为邻，还有两个洋保护它免受强势国家的威胁。而中国与美国则截然相反，中国周边海上和陆上邻国就有24个，这些邻国中至少有5 个的人口超过1亿，即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的话，这些国家将会成为强大的地缘政治的制约力量。在硬件实力方面，中国在其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军队在拥有一个世界强国所需要的军事能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也是中国暂时不能成为世界大国的因素。（注：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中国与美国：非对称战略伙伴》《华盛顿季刊》1999年夏季号。）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决不是一蹴即就的，而是需要按部就班逐步实现。1975年，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由于出现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设想，如1958年大跃进提出的“在15年内赶上英国和在20年内赶上美国”的口号，以及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等，都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的设想，使得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危机怪圈，使中国走向繁荣，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伟大胆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分析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以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经过深入思考和精心设计，于1979年底提出了实现中国从本世纪8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共70年间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最低目标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 然后第三步就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现实而缜密的，它既以中国现实发展状况为依据，又透析了中国今后发展趋势。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每一次历史的灾难总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赎的。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的腾飞，将补赎它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深重苦难。
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七位，居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之后。到2010年左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发生一个“惊险的跳跃”，由第七位上升到第三位，即超过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而居美国、日本之后。这是一次“惊险的跳跃”，但这次“跳跃”是有安全保障的。中国经济从1991年起就进入黄金增长时期，并可持续至2010年前后，这将使经济从80年代算起保持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整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9%，2000年至2010年增长率不会低于7%，且这种增长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增长。
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年翻了一番。 而按照工业化的发展规律，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其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均产出增长一倍分别用了58年、47年和34年时间，中国则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按照10年翻一番的逻辑计算，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2000美元甚至更多一点。到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有可能超过日本。再用三四十年时间，即到2050年，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原理和方法对多种方案模拟计算，只要2020年至2050年期间的平均国民收入总额增长速度维持在6%左右， 2050 年中国的人均GDP 将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 为人均6000美元左右。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达到世界银行机构的预测水平，即21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实力为世界经济一流强国。这将标志着华夏民族一代又一代人追求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成为现实。按照50年经济翻一番的速度，再用四五十年的时间，即到2090年， 中国的GDP将达到24—30万亿美元，首次将超过美国，成为富裕、文明、 民主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中国这种分步赶超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学上是有理论根据的。有经济学家把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或称“后工业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6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演进都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钱纳里等人则把现代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他们把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结构转变过程划分为6个时期、3个阶段。（注：参见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15页。）
当然，标准增长模式并不等于工业发展道路的唯一性，但却为我们研究21世纪的“中国世纪”实行分步赶超战略提供了一个国际背景和历史经济参照系。结构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是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主要是农业生产活动。虽然一般来说初级产品生产的增长速度慢于制造业，但过低的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对工业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不能使制造业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时间晚，比西方发达国家大约晚100年；工业化起步的起点低，中国1952 年时的人均GNP仅为30美元左右；同时，经济结构变动率低， 为满足早期的赶超意识，借助国家力量进行强制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经济结构的超常偏差；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中国就是在这种背景特征下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初级产品的贡献，人均收入达到1120美元以上，在世界上的位置居美、日、德后，列第四位。发展到第三阶段，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中的份额开始下降，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大大加强，以致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对“中国世纪”的战略目标进行大致的预测。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准备阶段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所说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增长加速通常被看成是资本积累率增加和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由资本和劳动等构成的要素投入和附加值的增长加速幅度相吻合。因此可以认为，增长加速主要推动力量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注：参见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33—334页。）
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并正在向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过渡。大致到2005年左右，中国将进入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世界先进国家前列，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甚至超过5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人口超过70%，全国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比重将迅速超过第二产业，反映科技进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上升，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农业开始进入高度机械化、现代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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