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社会论文,因素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斯大林观点的影响下，一直认为在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因为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后来，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认识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在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过程中将释放出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例如，股份制就是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更是对资本主义工厂内资本和劳动之间对立的积极扬弃等等。
但在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新社会的要素”的问题上，接着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越高，它离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就越近，有的甚至从中引出资本主义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比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还要多的结论；还有一种意见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员持股、雇员参与企业管理、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计划化等等社会化举措以及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统统说成是社会主义因素，认为只要经过这些因素的不断积累，资本主义社会就会通过不断的部分质变而自行长入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些见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有悖于客观事实。
一、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而且准确地标出了它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的揭示是全面的，他不仅敏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自行扬弃过程中将释放出新社会的因素、新经济制度要素，而且还准确地标出了这些因素、要素的历史方位。
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①。在1871年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②。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说，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的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③。随后，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既指出“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应把它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起“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④。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强调指出了这种扬弃的历史方位：这种扬弃“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⑤。
所以，既指出在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过程中释放出了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又强调这些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还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的历史方位，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而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因素的论述时，必须牢牢把握住这样两个相互联结的方面。反之，要是只看到矛盾的前一个方面，而忽略和抛弃了矛盾的后一个方面，并以此作为惟一的指导线索去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那就显然会陷入到一种片面性、绝对化和简单化之中，而引出不正确的结论来。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股份公司、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性质和状况
为什么马克思要把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矛盾中释放出的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说成还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让我们且以资本主义中股份公司和工人自己的工厂为实例来作一番考察和分析。
虽然股份公司的萌芽形式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出现，但股份公司又毕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股份制产生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及其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开办一家企业所需最低限度的资本也随之而增多到为大多数资本家所难以承担，而要是通过股份公司按照办企业所需资本总额发行股票加以销售，却能在短时期内把分散的单个资本结合成一个巨额的股份资本，于是，“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⑥。
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但有些人却把它叫做“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要把它区别于被称作“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的“无限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责任并不严格限于出资额，也无需把公司资本作等额划分，它的股权证书不是股票，不能向社会公开发行，也不能上市交易，所以被称作“私人公司”。反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责任严格限于出资额，其股票可以向社会公众发行，可以不受他人限制地自由转让给别人，所以被称作为“公众公司”。由此可以看出：在这里，“公众公司”的含义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还是归整个社会公有无关，它并不意味着实行公有制，而只是意味着实行与个人的私人资本相对立的、归少数私人所有的资本集体所有。
然而，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又毕竟标志着资本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日益社会化，标志着资本主义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个人的私人资本相对立，其企业也表现为与个人的私人企业相对立的社会企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在股份制度内存在、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的社会生产资料，这种股份形式的转化还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而，股份公司这种对私人财产的资本的扬弃，又终究只是在资本主义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股份资本仍然是资本的集体所有形式，这里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本”最终还是由少数私人占有的财富，是私人借以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它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却并未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私有制的本质。马克思之所以反复强调这种扬弃“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它“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⑦，其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离开了这个关键之点，随心所欲地去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进而把它同社会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等量齐观，引出想入非非的结论，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中更会导致混淆是非。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社会主义还不发达、不够格，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其情况确实和股份公司有所不同：如果说股份制度只是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消极扬弃的话，那么，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则是对资本主义工厂内劳动与资本对立的积极扬弃。为此，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它“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⑧。据美国两位管理学教授曼兹和西姆斯在《没有老板的企业》一书中，在调查的基础上所作的报道说，这些公司成功地实现了向以班组为主的结构转变，其收获是明显的：成本下降，生产率上升，雇员对他们的工作有较多自主权，因而变得更有动力，更加投入，班组还提供了有效地解决工人之间冲突的途径。在这些没有老板的企业中，每位雇员都必须成为领导自己的人——自信、能干、有独特重要性的人才，经理和带头人只会与他们的下属干得一样有声有色，因为雇员是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可以帮助他们达到新的高度⑨。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些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其地位和影响是受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所制约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暴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⑩ 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正是这样一种被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光和以太所笼罩和影响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所以，马克思在指出它打开旧形式的第一个缺口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它“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11)，从而在性质上也是不能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有制等量齐观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自行扬弃的过程中释放出“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正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好日益完备的物质准备，出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点或过渡形式，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正经由这些“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的不断积累，不断地发生部分质变而自行长入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这个基本观点，也是为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始终坚持的。例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强调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在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的场合，“资本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它包含着解决冲突在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12)，就是说，只有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由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解决问题。而列宁则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针对那种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调指出：“尽管他们(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迟缓，而绝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碎资本主义。”(13) 总之，虽然“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14)。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恩格斯、列宁在这里表述的观点，也恰恰正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如其不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为什么要工人阶级去“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而不是听凭这些因素经由一个又一个的部分质变而使资本主义社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呢？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社会化举措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疑难和迷惘，被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了社会主义因素的，还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化举措和现象。但是，在实际上，它们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
1.股票职工化或雇员持股
这是在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需要有巨额资本扩大企业规模时，西方资产阶级为进行社会集资、加速资本集中所采取的一种举措，它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表面上看来，雇员持股似乎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正在扩大到工人阶级。然而，在实际上，实行雇员持股却丝毫也不意味着使广大持股职工和大老板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人，因为持股的个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发言权都取决于其拥有股份的数量。在美国，占人口1％的家庭持有全部股权的63％，占人口5％的家庭持有全部股权的83％，在此前提下，资产阶级把小额股票卖给雇员，只会帮助资本家融资，而并没有赋予雇员以什么发言权、乃至控制企业的决策权了；更何况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大多数股票持有者都在“投票委托书”上签字，把自己的投票权交给企业的高级经理或委托给大银行去行使，即使在企业经营不良时，他们也往往时只是用卖掉股票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不论雇员持股计划实行得多么广泛，股份公司的决策权终归还是牢牢地掌握在足以控制企业大量股份的大股东、大资本家的手中。而从股票的收益来看，占有几张小额股票的雇员，他们每年从股票所得的收入也微乎其微，同大资本家每年所得股票红利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持股股员从股票中所得的收入更不能改变他们被资本家雇佣去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地位。所以，就连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都把“怂恿工会会员”或其家属去“买几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叫作“是带有欺骗性质的手法”，因为“和他们的工资或年金哪怕是1％的变动相比，工人们所持有的几张股票的涨落，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5)。可是在另一方面，雇员持股却可以使雇员感到自己的身份发生了由单纯的雇员到公司产权的部分所有者的变化，从而使雇员把自己的利益同企业的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增强雇员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职业安全感，更加激发雇员的劳动热情，增强职工队伍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调查，在美国，凡是实行了雇员持股计划的企业，其利润要比没有实行这种计划的企业高出50％～52％。从雇员持股的这种实况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在性质上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正因为这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极力倡导雇员持股说：“职工不只应该在车间或办公室工作，他也应作为股东每年出席年度大会。他自己也应该为有效地管理和实现预期的利润而感到满足”，“如果股份制实行得更广泛，人们就会像拥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那样地拥有股份”(16)。
2.雇员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
这是在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欧亚一系列国家中取得新的胜利、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不懈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垄断资本为了防止在西方国家也出现工人革命与暴动、防止阶级剥削导致剧烈的阶级冲突和生产破坏而做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也是西方资产阶级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管理社会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举措。有的地方如联邦德国还通过法律把它明确规定为一种制度，允许雇员代表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这种制度对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对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巩固资本主义在企业和社会中的统治地位，都有一定的意义。
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辩护士曾一再把这种雇员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说成是使劳资对立变为劳资和谐的社会变革，是改变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开始。然而，在实际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坚持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这种企业治理制度的，因而就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工厂企业中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也不可能“赋予劳资权利平等”，使工人成为资产阶级管理企业中的平等伙伴，使劳资对立变为劳资合作，而只是让工人以被雇佣者的身份去参与雇主及其专家代理人剥削工人的决策和管理。因而只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良，它能够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更加有效地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坚持阶级剥削，而在性质上和社会主义无关。
3.社会福利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势同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由于这种矛盾通过危机的爆发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出面保证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需的条件，要求国家出面调解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要求国家出面维持社会资本再生产所必需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以便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持续地维持下去。说到底，社会福利制度是适应于生产社会化的一种分配社会化方式。而在二战以后，社会福利制度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流行，乃至有些西方国家把建设福利国家奉为目标，更是由一系列因素作为直接原因而促成的：一是以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的利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社会化，这就相应地提出了要进一步实现分配社会化的要求；二是二战后工人阶级坚持、扩大和发展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的斗争；三是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后经济的迅速增长所提供的物质基础。
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但又并不像资产阶级辩护士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消灭剥削和贫困、导致社会普遍福利和阶级同化的“收入革命”，也不是一种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因为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它从劳动者的工资中直接扣除，而且其税率是随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而提高的；二是资本家为受雇的工人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资本家所获利润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却被资本家把它和工人的工资一起计入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因而也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三是除社会保险税之外的其他财政收入，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广大雇佣劳动者。
例如，二战后的美国，征自雇佣劳动者的部分在个人所得税中所占比重，在1969年就已达到82.3％。所以，说到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基金，主要的是把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集中到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以福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它没有、也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在财富分配上资产阶级按资分配、工人则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从而出现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情况。不仅如此，西方的福利国家还和民主社会主义一起，被资产阶级用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斗争的工具，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就曾说过：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有效方法。
4.资本主义的计划化
二战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普遍地推行了资本主义的计划化，作为干预和调节国民经济的一些综合形式。促使西方国家实行这些计划化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各要素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越来越成为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迫切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内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日趋尖锐，也要求通过国家的经济计划来加以调节。二是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对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部门的结构、地区结构进行改造，而旧的生产部门的改造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都需要耗费巨额资本和进行整体规划，这往往是个别私人垄断资本所难以忍受，必须由国家作出有计划的安排和调整。而科技开发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自然资源的分配、社会福利问题等等，更需要由国家作出统一的计划调节。三是为避免1929-1933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和社会震荡，也需要有国家计划这个超市场的社会机制来协调市场活动，减少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供求偏离、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创造宏观总量基本平衡的宏观环境。四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经济矛盾的日趋尖锐，也迫切需要各国通过国际协商，在生产分工、价格和关税的拟定、各国货币汇率的稳定浮动等方面进行协调，把资本主义计划化作为反危机的重点，以避免和延缓世界经济危机。
但由于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毕竟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因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就只是其市场调节的补充：一是各私营企业都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其产、供、销都通过市场来进行，它们的计划并不是从整个社会着眼的最优选择，而是从资产阶级狭隘私利着眼的，计划目标往往同社会发展的实际相脱节。二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还决定了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私营企业的行为方式具有极大的随机性。所以，尽管资本主义计划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却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社会化举措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但由于它们终究是适应于生产社会化而产生、反映着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因而又包含有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借鉴。例如，雇员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其先天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社会却有着无限广阔的活动余地，它有助于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安排和处理得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更加有利于调动社会主义社会企业中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也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5.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共产党宣言》所列举和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中的许多种，如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福利救济、公共卫生体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这些举措使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得以在矛盾和危机中稳定下来，以致有的西方左派学者评论说没有这些改革措施，很难想像资本主义社会还能继续存在。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不意味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措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而在资本关系所许可的限度内借鉴《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一些做法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提到英国一些最大的工厂主，在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甚至把发生适时的罢工也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有效手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了要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为了压垮竞争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同样是为了实现它自己的目的，而并不是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其次，也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基本框架内借鉴这些做法、采取这些措施的，这样，这些措施和做法就既可以调节、缓解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制约，可以使资本主义继续容纳和发展生产力，可以使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而又不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归结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是一种立足于自我改进、自我完善上面所采取的举措，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因此，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是没有根据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52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页。
⑨参见《未来学家》1994年第5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1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5)萨缪尔逊：《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3页。
(16)撒切尔：《利润分配与股票期权》，转引自巴顿等著：《人民的资本主义？》，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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