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与社会科学的多维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化与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所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导致人们在认识上长期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隔裂开来，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随着20世纪科技革命的深入，科学技术正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不可避免地，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断向社会科学渗透，使后者呈现出多维化的特点。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数学方法的普遍使用与社会科学的量化特点
众所周知，数学乃是研究从宏观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任何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根本特点是它的极度抽象性，这种极度抽象性不仅体现在它能最大限度地在思维中把质与量、形式与内容分离开来，而且还体现在数学范畴内涵的极度单纯性上，它从客观对象中抽取出来的数量、形式及其特定的关系、结构方面的同一性构成了理性思维隔离性的最典型表现。数学方法那严谨慎密的推理和一丝不苟的计算赋予其结论以不可动摇的明确性及应用范围的极其广大性，这是数学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或缺的形式化手段与推理工具的重要原因。它在科学中的广泛应用所取得的成功显示了其作为方法论科学的魅力。因此，“数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主要语言，不是因为它的数量多，而是它能够明确而精细地解释那些复杂得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现象。数学胜过粗糙的语言，这种优越性对于和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打交道的社会科学来说，甚至比对自然科学有更大的意义。”①因为在社会现象及过程中所存在的大量数量特征，已为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客观保证。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产和生活急剧地科学化、技术化、信息化、复杂化、整体化，也使得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社会过程的定性分析无法满足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的需要，这就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产生了定量化的需求。而数学本身的发展也使得过去许多无法用数学模型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可解的问题。数学方法介入社会科学已成为一种现实，具体表现在：
首先，数学方法的普遍使用，使社会科学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人统计过，在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中，自1900年以来定量研究占2/3，1930年以来定量研究占5/6。而在1969--1981年间颁发的13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有7个获奖工作是相当数学化的，其中有坎特洛维奇(Kantorovich)“由于对物资最优调技理论的贡献”而获1975年奖，克莱因(Klin)因“设计预测经济变动的计算机模型”而获1980年奖，托宾(Tobin)由于“投资决策的数学模型”获1981年奖②。这些量化的特点，一方面使大量社会科学命题成为一种可以用经验或可检验形式加以表示的科学陈述。如人们利用代数方程、函数理论建立了利息方程、供求方程；利用矩阵方法建立投入产出模型；利用线性规划建立生产规划、资金管理、食品配料、市场分配、污染控制、投资、聘职、运输等领域中的数学模型，以便获得最优选择；利用对策（博弈）论建立社会生活中各种竞争机制的数学模型，以便获得最优策略；利用概率论建立各种随机过程的数学模型，从量的角度揭示这种过程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数量经济学、社会计量学、数理心理学、数理语言学、定量政治学、计量历史学、教育统计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出现则成为社会科学量化的最杰出成果。
其次，数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建立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定量思维。所谓定量思维原指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从实际中提炼数学问题，抽象化为数学模型，并求出该模型的数学解，然后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必要时修改模型使之更切合实际，最后编制解题的软件包，以便广泛应用。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注意从质的规定性方面去把握和区别社会事物而很少关注社会过程中的数量变化，更没有相应的定量思维了。如今，数学方法的使用，敦促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重视社会现象量的规定性，并走出书斋去搜集社会现象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便建立简明可靠的数学模型。一旦构成一个随时可修改的数学模型，就能找出隐藏在这些数量关系之后的因果制约关系，并可以精确地描述这些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过程，这就把一个简化的模型加诸一个复杂的客观世界，使人们在这个世界里进行有效的活动。其结果是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科学根据某些抽象的理论观念、范畴进行思辩的研究方式，为社会科学寻求新颖的“社会实验”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社会科学家们通过观测、调查、实验等自然科学基本手段，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在进行理性思维的同时，又可利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进而找到反映社会过程的一般规律。于是，提出问题，寻找数据，构建模型，选择决策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新的逻辑程序和思维方式。
二、人与自然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生态化特点
现代科学技术那激动人心的进步，强化了人类的理性力量，扩大了人与自然的接触点，使人类得以对自然展开多维度、全方位的开拓。进军海洋，开发极地，探索太空，破译密码，移殖基因，……人的活动遍及地球上各个未开垦的处女地，整个人类社会生产面貌日新月异，奇迹丛生。但是，人类通过科学技术从自然界获取了巨大的自由和财富的同时，也为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而烦恼：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爆炸，……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危及着人类生存的环境，强烈地震撼着人类固有的价值观念。曾经以自然界主人自居的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并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良好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发现使社会科学摆脱了区域性的人—社会关系，将其视野投向整个自然界，形成生态化的特点。
首先，这种生态化新特点表现为社会科学研究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转化为对人—社会—自然关系的认识形成一系列相关的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是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求取对人的社会文化属性的深刻认识，过分强调人类社会的特殊性而排斥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速度之缓急有着较大悬殊，人与自然关系相对于人与社会关系处于比较稳定状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每一次人类社会文明进步都伴随着人类借助科技手段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其结果是不断强化了“人是自然界主宰”这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人们把自然界看作人和社会作用的对象，为了获得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人们盲目发展生产、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狂捕滥杀水陆动物、滥伐滥砍森林……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就在社会获得了空前发展之时，人类也开始吞食人与自然关系恶化所带来的苦果，这严重地威胁着人与社会的发展。人们这才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守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维护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以达到人—社会—自然协同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开拓了社会科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出现了诸如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环境美学、环境法学等新学科，它们为认识人—社会—自然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价值伦理观：广义的生态系统，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生命系统，而是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功能和强大实践能力的社会化的人及人的社会。人类的自我意识赋予生态系统进化的目的性，人类的主动实践则赋予生态系统进化的能动性。这样，人与自然是同等的。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不是为人类而延生的奴仆，它们理应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和价值，这种权利和价值不是根据对人类的有用或无用来确定，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存在物所固有的。从这一意义上看，人类社会的概念已扩展到包括动物、植物、土壤、水域等的整个大地。这就使社会科学具备了生态学的视野。
其次，社会科学的生态化还表现在对人与自身关系新内涵的揭示。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创造了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本身。这种人与自身的关系只存在于人的活动过程中，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发现这一关系的方方面面特点。人把自然变成自己活动的客体，这就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研究，揭示了人与自身关系的新内涵。
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发展和客观自然过程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利用科学成果作用于自然、发展自身的过程中，愈来愈发现人自身的自然与外在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严重地威胁和影响着人自身的内在自然。人们开始对业已形成的自然观发生了动摇，并对自己创造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发生了怀疑，因为它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最终人们对固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提出了质疑。通过反思，人们意识到，人与自身关系的本质在于能真正地组织起自己“有目的的活动”，而人的内在自然的发展始终处于外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因此人在关心自身自然的同时，必须关注外在自然。
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为揭示人自身意识的内在结构提供了可能性，也激发了人们对自身意识内在结构的求索。电子技术发展和计算机普及为揭示人脑思维的奥秘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科学的负向效应也使人们开始对人及人的理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对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直觉以及无意识在人的认识及行为过程中的作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通过自身的活动发现，片面追求物质的繁荣并不能使人幸福，进而反求诸已，试图从人的内部心灵的体验去寻找生活的意义探求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探索意识与无意识产生的外部条件，以揭示人们行为的主观因素及相关的客观因素。人与自身关系的内涵在向内探求和向外求索中得到了深化。
三、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科学可操作化特点
曾有人认为，“自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并未在变革世界中取得成功。……其原因之一固然是在于社会科学以外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原因则在于社会科学本身，往往强调为研究而研究”。③可见，书本式、经院式的研究使得社会科学家面对复杂的社会系统，一直找不到适合于研究社会现象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只能凭借思辨的抽象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加工和研究。落后的研究手段，不仅浪费了人的精力，而且妨碍和束缚了人的才智的发挥和发展，使社会科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一些观念或辞藻上，缺乏可以用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这也是导致社会科学成果实践功能不显著的一个重原因。现代科技发展提供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促使社会科学从思辨型转化为可操作型。具体表现为：
第一，电子计算机技术使社会科学具备了可操作性手段。电子计算机具有运算容量大、速度精度高等特点，具备进行逻辑判别、程序编制及记忆储存等功能，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认识手段。它可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实现推理机械化，帮助人们节约思维劳动。无疑，计算机本身的优势为研究复杂的社会系统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将计算机技术用之于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能够完成资料的存储、检索、加工任务，还能进行数据、信息、模型和方法、知识、经验的管理，它能使过去用手算难以完成，甚至根本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迎刃而解。比如，经济学中物价的数学模型涉及到大量的统计和计算，没有计算机的帮助是很难进行的。文学上借助于计算机分析作家作品中词汇、句式、音律、辞格出现的累计频率及种种细微的数学关系，就能找到作家的语言特点。与此相应，科学认识活动中运用了计算机实验，能把所要研究的问题换成数模型，通过计算机进行运算，经过系统的参数变换运算和比较分析而最终得出可靠的结论。
第二，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实现了社会科学中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兼容及转换。传统社会科学采用的自然语言常因其模糊性和歧义性导致结论的粗糙性。同时，自然语言所带有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对社会科学成果的信息传播与交流都构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从而造成社会科学缺乏共通性和累积性。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推动了逻辑学、符号学、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和彼此渗透，并在社会科学的工作语言中纳入了计算机语言、数学语言、逻辑符号语言，使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的交流了有共同相通的语言形式，并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功能。
第三，计算机的使用强化了社会科学评估职能的可操作化。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很难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也缺乏自然科学实验所必需的精确科学语言，现在有了计算机，社会科学家们可以进行各种仿真模拟实验，从而对理论、假设、政策方案的价值、可行性作出准确的评估，增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它还赋予研究成果以某种程度的可操作性，大大缩短了理论与实践间的距离。人们利用计算机对反映社会现实的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演算，推测社会发展的未来状态，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科学的预测能力。
第四，电子计算机还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方式。计算机技术改变了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壁独思的传统工作方式，充分调动了人在思维活动中的主动性，通过智能计算机，不仅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而且，人—机对话计算机，还能帮助人们找到正确的思路，共同解决半结构、非结构化问题，使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彻底更新。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融已成为时代发展趋势，这种新趋势将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生同步革命，形成良性循环，创造出统一的科学智力共同体，使人类社会各个方面都以科学的最佳方式运转前进。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②中科院数学物理部：《今日数学及其应用》，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③赵复三：《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