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历史经验的传承与创新——兼析非科学化的思想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思想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兼析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4)02-0111-06
党中央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一个寓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重大战略命题。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探索历史，既要注重经验的传承，又要加强实践的创新。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及其教训，汲取传统中的科学化精神，剔除非科学化思想，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的建设实践的历史镜像描述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其自身建设的历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党的建设史。一个建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微小型政党，经过90多年时光的磨炼，发展为拥有8 000多万党员的超大规模政党，成长的辉煌足以令其欣慰和自豪。然而，历史展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胜利与失败、顺利与曲折、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始终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相伴，党的历史实践是一路磕磕绊绊过来的，党的建设在崎岖的前进道路上留下艰辛的历史步伐。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历史实践，可以毛泽东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为标志分成前后两大段。前一段是党的建设探索时期。党建立的初期，确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等等，都是党的建设科学实践的体现，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的探索足迹。但初步探索有很明显的历史局限性。1939年毛泽东将党的建设作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进行经验总结时指出：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取得了“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使党的建设遭受沉重的损失。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就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主张，显露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端倪。在此基础上，《〈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进行定位，并以党的建设作为概括党的历史实践的主线，表明认识上已形成高度的自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后一段以40年代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创造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典范。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提炼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它以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和掌握全国政权提供了保证，“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2]。延安整风运动创造的经验传承至今，一直为党的建设实践所借鉴。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经历过严重的曲折，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领导中国革命中连续发生“左”倾思想路线的指导失误。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决策者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硬生生地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套用在中国的实践中，结果丧失了艰辛创造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员人数锐减，党的事业几乎陷入绝境，留下了党的建设非科学化实践的惨痛教训。
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历史实践，可以邓小平领导全党作出改革开放的抉择为标志分成前后两大段。前一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将近30年，党的建设遭遇了不同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党中央先后于1950年、1951-1954年、1957年、1963-1966年领导开展了4次整风运动。从党的建设角度看，虽然也出现一些错误，但整体上是正常和健康的，在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党员标准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延续了党的建设优良传统。1966年至1976年发生十年“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闹剧全盘打乱了党组织正常的运转系统，“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浪潮冲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造反有理”的喧嚣使大批打砸抢分子污浊了党的队伍。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党委的领导被取消，党政机关受冲击，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是非颠倒、思想扭曲、组织瘫痪、党员迷茫，构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建设遭受严重破坏的基本事实，留下的教训十分惨痛。社会主义时期后一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抉择不仅将国家建设引上新的轨道，而且也推动党的建设进入新的历程。30多年来，历届党中央正本清源，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以不断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指针，针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不断开拓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新格局，迈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和实践的新步伐。
从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实践可以看到，科学化和非科学化两种思想取向同时存在。坚持科学化思想取向的主要表现是，党在执政后延续着党的建设运作模式，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使党继承和保持着曾经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那些核心精神，诸如宗旨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想信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组织上严密纪律性，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这些具有原旨意义的革命精神，对于在执政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坚持科学化思想取向的结果是使党在经历严重挫折后并没有因此而垮掉。非科学化的思想取向主要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修防修为宗旨，混淆党内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整党运动，打乱正常运转的组织系统，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些非科学化思想取向的结果是使党在错误实践中伤害了自身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实践还表明，正确发展趋势和错误发展趋势同时并存，科学化思想取向与非科学化思想取向二者博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建设遭遇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党内仍然有一批坚持真理，坚持与极左路线不屈斗争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他们坚顶逆流、力挽狂澜的努力虽然遭受打击，但却代表着坚持科学精神的党内健康力量。
历史梳理显现出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与实践行进的路轨。党的建设历史实践之丰富，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整阐述。以上只是对各个时期党的建设实践作了简单的勾勒，仅为历史的粗线条展示，当然不能反映党的建设全貌。但这对于深刻认识党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离开对党的建设历史的了解，就抽调了党建设实践科学化探索的根基。“党的建设”与“党的建设科学化”无疑是两个概念，讲党的建设不等于讲党的建设科学化。后一个概念里，“科学化”不应视为修饰的形容词，而应该当作名词与“党的建设”连在一起构成同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不是把“党的建设”与“科学化”叠加。这样认识问题绝不是玩文字上的概念游戏，是要说明这个命题显示了把握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党的建设从党组织建立起就起步了，而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认识则有一个过程，它既不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的，也不是每时每刻存在的。从以上粗线条的历史勾勒可以看到，党的建设也经历过非科学化的曲折。再进一步说，党的建设发生错误的时候有非科学化的事实，党的建设健康发展的时候也会存在一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现象。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完整的名词概念，意在揭示它的深刻内涵不是用状态的形容来表现的，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含义是一个价值判断。历史告诉我们，科学化探索早就存在于党的建设实践之中，但自觉地去认识它，明确地形成科学化的价值取向，则表明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建设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飞跃。
二、党的建设实践非科学化偏失的思想表现
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目标，而且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党的建设以科学化的标准来要求，就意味着党的建设中非科学化的存在，追求科学化就必须克服非科学化。研究党的建设实践的历史，需要分析非科学化思想的种种表现，以期在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过程中自觉地剔除非科学化的思想和抵制非科学化的行为。
第一，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坚持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指出：教条主义者“理论和实际分离”，“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194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教条主义的特征作了详尽分析，指出：“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这样的认识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反省于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对于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非科学化泥潭。教条主义不仅曾在民主革命时期盛行一时，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造成的危害直接影响党的建设。
第二，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4]，忽视客观情况的研究，既不从实践要求出发作出判断，又不顾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拍脑瓜做决策，想当然地做工作。教条主义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经验主义则满足于已有的知识，“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5]党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容易发生经验主义，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工作方式和行动逻辑，习惯于把已有的经验千篇一律地套用在所有的工作上，埋头事务堆里，轻视理论学习和研究，甚至用经验排斥理论。因而，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一样，缺乏创新意识，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形势下守成不变，受“经验崇拜”心理的驱使，把经验固化成为一种主义信奉。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也对经验主义作了批判，并在以后党的建设中经常强调必须注重思想武装，提高理论水平，克服经验主义。
第三，形式主义。所谓形式主义，就是指将内容与形式相分离，只看事物形式的表面效果，不顾事物内容的本质意义。形式主义将形式死板化而僵硬固守，党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照搬上级指示的“传声筒”工作方法，都与形式主义有关。办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定的形式，但形式必须体现内容，为内容服务。内容和形式都是重要的，形式选择得不好当然达不到实现内容的要求，形式选得好不认真执行，就会陷入形式主义泥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将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坚持从内容的本质意义出发，根据实际情况，顺应事物发展规律，选择适当的形式并及时调整和丰富实现内容的形式，既反对脱离内容的表面形式，也反对拘泥形式的一成不变。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形式主义十分普遍，大到涉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理论问题，小到开展日常工作的态度，包括思维逻辑、行为方式、办事原则，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经常碰到，甚至习以为常。如果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党的建设中表现的是思想方法的非科学化，那么，形式主义表现的就是作风问题上的非科学化，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中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主义。
第四，理想主义。党的发展史上，理想信念是与主义选择相联系的，但这与理想主义是两回事。马克思揭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的思想也形成了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理想主义者。在思想史上，理想主义者指称像著有《理想国》的柏拉图等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特点是超脱实际，将未来的理想作为现实来追求，往往陷入空想和浪漫的境地。因此，将理想作为幻念而主义化是不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想主义对党的建设也有过影响，在为领导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过程中，党内一些领导人不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试图一下子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理想主义的表现。毛泽东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指出：“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6]执政以后，理想主义对党的思想带来很大混乱。20世纪50年代末，“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渲染导致了“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盲动冒进，“左”倾错误夹随着理想主义的革命浪漫激情而影响到党的建设健康发展。江泽民在总结党的历史实践时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7]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观点，是党的建设思想和实践科学化必须始终坚持的立场。
第五，思维定式。思维(thinking)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反映，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精神活动。它在感知觉所获得的信息基础上，利用已学得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抽象和概括，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使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思维实现着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化，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形成对事物规律的深入把握。思维的这一内涵与把握党的建设规律的科学化要求完全相契合，党的建设科学化需要理性思维。然而，尽管思维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高级形式，但人的思维并不都是必然理性的。感知觉获取信息的虚假，以及已有知识和经验运用的错误，构成思维陷入非理性泥潭的两个重要变量。而且，思维活动具有惯性，容易在认知模式化中形成思维定式。党的建设科学化需要党的思维理性化。党的建设实践中，有过不少错误的判断、结论和决策发生，思维形成定式就是原因之一。例如，将公有制与私有制截然对立起来，认定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正是误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思维定式，曾长期主导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如，在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型政党转变为全国执政的建设型政党后，仍然“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8]，犯的就是思维定式的惯性错误，危害甚大。思维定式的特点是认识机械化，置思维活动于僵硬之中，与揭示事物客观规律的理性思维格格不入。党的思维理性化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方法论要求，只有打破思维定式的束缚，才能保证党的建设沿着科学化的轨道健康发展。
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克服以上各种非科学化思想的偏失。历史和现实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党的建设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现象，例如路线错误、组织涣散、干部管治不严、党员教育松懈、纪律观念淡薄、理想信念动摇、工作作风浮夸；例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党包办一切；例如执政能力不够强、制度执行力比较弱、体制机制不完善；等等。无疑，所有这些都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和实践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然而，如何深挖这些问题的造成原因则不太重视，对党的建设中非科学化偏失的思想表现缺乏深入研究。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高度重视研究非科学化偏失的思想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是科学化与非科学化两种思想取向博弈的过程，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在剔除非科学化思想和抵制非科学化行为的自觉中不断提高的，是在用科学精神战胜非科学偏失的对决中全面提高的。
三、在经验传承中创新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和实践
反对将经验主义化，不等于否定经验的意义。经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中沉积形成的智慧结晶，其价值的宝贵来自于对事物规律的把握。因此，经验无疑是一种资源，但固化经验，就会变资源为负担。党的建设长期历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经验的资源作用，又必须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创造新的经验。
党中央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并认为党的事业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的。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每当党的事业取得胜利或遭遇挫折的时候，党中央尤其强调必须及时总结经验，并有针对性地概括总结过许多值得传承和发扬的经验。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角度看，可以概括基本经验。
第一，科学化的思想取向贯穿于党的建设全部实践。实践表明，无论是在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领导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程度总是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化程度，决定着党的事业成败。党什么时候科学办事，尊重科学，什么时候就获得发展和进步；什么时候背离科学，违反规律，什么时候就遭遇曲折和困境。自觉地将党的建设纳入科学化的轨道，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保障。
第二，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本质是将党建设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目的是永远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同的历史环境构成党不同的政治生态，不同的时代要求决定着党不同的奋斗任务，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谋求不变的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色，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的进步。“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9]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地凝固不变的，它需要建设，不断在自我净化中使党的先进性保持新鲜特征。先进性的本质属性与科学化的本质要求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任务之中。
第三，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核心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作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10]这段论述里，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态度、党性的三个关键词，呈现了党的建设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联。纵观历史，党的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为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党的建设实践树立科学化思想取向的大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指南。延安整风运动奠定党建科学化思想取向之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中遭遇了曲折，留下的教训提供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取向的训诫。1978年底改革开放实践标志着党的建设进入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呼唤着党的建设树立科学化思想取向。历史经验昭示，党的建设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要求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规律。经验表明，把握规律的深浅程度是党开展任何工作高低水平和完成一切任务好坏标准的检验尺度。党的事业不顺利，发展受挫折，思想犯迷惑，行动遇困难，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客观因素，但不能把握好规律则是重要的主观原因。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有自身的规律，与党的建设规律并非一回事，但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党的执政使命和领导核心的双重角色，决定了搞好革命、建设、改革首先必须保证其思想取向上的先进性，科学化的思想取向则是提供保证的前提。把握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与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在科学化思想取向的要求上是完全一致的。党的建设科学化建立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效能体现在服务于革命、建设、改革的事业上。从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规律的要求出发，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仅有利于克服主观因素的缺憾，而且有利于战胜客观因素的障碍。
第五，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是一项常说常新、常做常新的任务。胡锦涛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1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真理是相对的，人们不可能穷尽真理。因此，认识真理永远处于进行时态，没有终结完成之点。这个观点契合科学化的内在精神，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无止境的实践过程。从党的建设来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要求，等等，始终不变地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持之以恒地坚持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实践。然而，党的建设这些基本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决不是简单重复。党的建设中，许多老话反复重提，旧事不断新做，这是因为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党的建设必须“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12]。认识真理的永恒性与党的建设动态性的统一，决定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永无止境。老话重提必须旧事新做，旧事新做必须超越经验，常说常新、常做常新才能不断攀登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高峰。
第六，党的建设科学化是革命、建设、改革全部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曾将党的建设概括为战胜敌人的法宝，这是从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面对党的事业的艰难险阻，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党能够依靠的最关键最有效的东西就是搞好自身建设。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光讲党的建设是法宝还不够，用好这个法宝必须将科学化思想取向植入党的建设之中。党的事业在不断的胜利中前进，期待胜利是党不懈奋斗的动力，虽然取得胜利不是主观意志能够决定，但主观努力却能反作用于胜利果实的取得。因此，科学化思想取向对于党的建设尤为重要，如果不能将党的建设纳入科学化的轨道，党的事业要想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就缺乏足够的资本。法宝不是手掌中的玩物，发挥好党的建设这个法宝的作用，必须提高科学化的水平。
经验的意义不在于新与旧。新旧经验是取代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补充。旧经验的过时以新经验的创造为替代，新经验创造的必要以旧经验过时的失效为理由，新旧经验更替不是割裂的，新经验的创造以旧经验的价值为基础。党的建设科学化是旧经验继承和新经验创造的统一，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是追求科学真理的统一体，也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和实践的内在要求。“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13]享有盛名的科学家牛顿说：“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在显示谦逊的同时道出了一个真理：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更高境界。因此，没有继承不可能创新，创新是继承的结果；没有创新不可能继承，继承是创新的铺垫。旧经验在新经验中存活，新经验在旧经验中提升。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拘泥于既有的经验，就是将经验主义化。经验作为把握规律的智慧结晶，总是反映特定阶段的认知水平，有受时空条件制约的历史局限性，固化经验就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主义化的经验必然带来思想的僵化和行动的拘谨。
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给现实留下的启示是：在创新中传承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在传承中创新党的建设现实经验，合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逻辑。因为科学化的思想取向贯穿于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继承旧经验是理之所在；因为固化经验不符合党的建设科学化要求，创造新经验是情之所至。习近平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就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发扬革命传统、又创造新鲜经验，既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党的建设中的难题、又善于用创新的思路探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途径，努力做到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14]胡锦涛指出：“90年来，我们党在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对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长期指导作用，必须十分珍惜并发扬光大。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我们要充分运用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及时总结党的建设新鲜经验，深化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15]党中央领导人的这些论述，都十分清晰地揭示了党的建设实践中经验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出发，在经验传承中创新党的建设思想和实践，是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战略需要。将党的建设经验传承与创新统一起来，是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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