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车换位”后俄罗斯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外战略构想_王车易位论文

“王车换位”后俄罗斯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外战略构想_王车易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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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底,在梅普合作关系出现关键性转折以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是将面临一个新的局面,还是维持既定格局?俄罗斯的对外布局是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还是延续原有的政策方针?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中俄关系将会有怎样的新机遇和新问题?这些都是值得加以关注和及时估量的紧迫问题。鉴于当前各项安排尚处于过程之中,众说纷纭,笔者尽量选择若干关键信息,并依靠近年来多次的实地访问,写就此文,以求教于国内外同行。

一、对于梅普政治的基本判断

在梅德韦杰夫于2011年9月24日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名普京作为2012年总统候选人以及普京表示一旦当选将提名梅德韦杰夫担任新内阁总理的信息公布之后,一项人们讨论和争论多时的政治安排终于尘埃落定。今后至少6年、甚至12年的时间里,如果俄罗斯各项内政外交处置得当的话,有可能在一个政治强人的统率之下,朝向完善国家构建和社会经济稳定的复兴之路推进。从时间保障来看,按照修改后的俄罗斯宪法,原来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已改为六年一任,并规定可以连任两届。

由普京担任统一俄罗斯党总统候选人的角色,并不太出人意料。首先,这一段时间以来,普京不仅以其持续领先的民意支持率表明了他在俄罗斯的人气之旺,而且也以其历练多年的成熟经验和施政风格,实际上主导和带领着俄罗斯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俄罗斯的冲击。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依然是最受国际舆论瞩目的俄罗斯政治家。从此前四年的情况来看,与梅德韦杰夫相比,普京的政治理念重点在于推动俄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延续较长时间的稳定。从普京最终能够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这一点来看,其政治理念看来是获得了多数的赞同,虽然梅德韦杰夫以及他更多主张的发展自由和民主、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包括调整与西方关系的政治立场,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特别是在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但相比之下,对于普京政治理念的支持,在俄罗斯还是占据优势。实际上,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分别代表了俄社会历史发展中互相补充、互相支撑的紧密关联的两个方面。只不过普京所主张的“发展、稳定和安全”较之梅德韦杰夫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和进一步的改革”,有更广泛一些的民意支持。

二、梅普“矛盾”有被夸大的可能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间的最新政治安排,表明了这两位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像此前大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两人之间曾展开过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梅普“矛盾”有被夸大的可能。大体上,对于2008年以来的梅普合作曾经有过这样三种类型的判断。

第一种判断,认为梅普之间在政治思想立场和政策方向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双头马”(tandem)政治将由梅德韦杰夫在2012年继续担任总统一职而告一段落。根据目前出现的政治结果,可以基本上排除“梅普政治歧见无法调和”这样的判断。9月24日,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的正式讲话,表明了当前宣布的关于由普京担任总统候选人的安排乃是几年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商定。而且此项安排确定之后,梅德韦杰夫坚定地表示将接受这一安排,确认自己和普京乃是“有20年交情的亲密同志和伙伴,确实不是竞争对手”。①可见,梅普两人之间尚可以就最为敏感和核心的政治问题进行直接讨论和交流,并得出意见相仿的结果,而且不违背两人当年的“约定”。

第二种判断,是关于梅普之间是否确实存在过对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歧见。一般认为,这大体上有两种可能的状况:

其一是,两人之间确实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梅普两人可以通过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私交情谊,或者通过作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沟通,经过协商得出共识。

另外一种情况是,无论梅普两人是否存在政治歧见,他们各自的团队和助手阵营里的一些人较多地以自己的理解来看待梅普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放大各种有关“分歧”和“竞争”的道听途说。事实上,大概除了梅、普本人,很可能谁都并不确切地知道最近三、四年间两位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的详情。

与此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西方舆论和政治决策层对于梅普关系的高度关注。西方非常愿意看到一个比较接近于自己的立场、比较愿意与西方积极调整关系的政治家来担任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与西方高层的交往中,以及在西方舆论的环境中,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不可否认地存在着。这样,俄精英内部的意见对立与外部影响相互强化,非常容易形成一种“高层歧见”的印象。2010年以后,俄国学者多次警告,引起人们不安的“高层歧见”,以及正在出现的决策层思想动荡的状况,确实是一种一度令人担忧的迹象。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安排,不同于梅普两人先前的宣示,即,追随梅普的人士曾一再透露,2012年以后,“梅普合作”将不会延续,梅普两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对方担任总统的情况下担任政府总理一职。但现在,梅德韦杰夫将被提名担任普京治下的总理一职的安排表明,这是双方顾全大局实行政治妥协的结果——即使是这样,也还是说明两人之间虽有歧见,但完全具有可协调性;另一种解释是,两人完全可以放手实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以推进他们的共同理念。

客观地说,在过去三四年间,梅德韦杰夫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普京理念的思想路线,并没有超越梅普两人同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这一界限。从两人的表现来看,梅德韦杰夫强调自己属于“民主的自由主义”,而普京则认为自己比较倾向于“保守的自由主义”。普京曾经几次亲口表白,他是“自由主义者”。而2008年以后在“瓦尔代”会议上的一次表白,他也明确地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②实际上,这只不过表明他是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中比较赞成传统理念的一翼而已。这说明,两人依然同属于一个大的营垒之中。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转型中大国来说,在现有的五花八门的政治谱段中,两位最主要的政治领导人物能够保持同属一个营垒,而又以不同的侧重点在相互协调的情况下实施国家治理,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从行事风格来说,普京对于不同政治思潮的接受程度可能要超出我们的想象。多年来,他所从事的内部工作要求注重实际效果、减少意识形态趋向的惯性,也进一步造成了普京的思维定势。在以往的三年多时间里,普京完全可以与一个看似意识形态立场与自己有所不同,而实际是自己老同事、老朋友的国家元首一起工作,今后,他将更加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和掌控能力。

第三种判断,从今天的结果再回过头去看以往这三四年的梅普双头政治,有理由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梅普合作的整个进程乃是出于“理性考虑”的政治安排。

近一年多来,当舆论越是怀疑梅普之间关系将要崩盘,越是预言梅普之间必有一争,甚至表现出对于梅德韦杰夫的同情和支持之时,实际上,越是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考虑梅普“矛盾”被故意夸大的可能性。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普京在近四年前,在一片劝进声中,在他本人完全有可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修宪而延续其总统任期的时候,却坚定地推举梅德韦杰夫继任总统。应该说,他对于梅普两人未来关系的各种可能性是有着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在法律许可和职权范围之内,梅德韦杰夫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对于普京来说,这可能反而是显示其政治家气度的机会;特别是在普京本人可能已经不太方便对以往政策作较大改变、而实际上又需要有所改变的情况下,由梅德韦杰夫出面进行调整而以观后效,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安排。同时,既然已经同意让梅德韦杰夫成为一个行事独立的总统,那么普京合乎逻辑的表现就应该是更为放手,无论是内部事务还是对外事务。越是这样的真切表现,越是能够达到两人原本需要的超乎常规的密切配合的目的。

这样的总结并非只是为了简单地评判以往判断的孰是孰非,而是希望对于判断今后俄罗斯的政情发展能有所帮助。事实上,只有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梅普两人之间关系发展的空间和谱段,才能够对未来俄罗斯政局的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普京最终被提名主要是俄罗斯当前局势使然

普京之最终被推举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总统候选人,从更深层次看,主要是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局势使然。

从国内政治走向来看,新世纪以来的俄国政治,基本上是按照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有所调整的方向发展的。虽然依旧维护着多党体制,实行着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制度,但政府的行政权力大大加强了,地方势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寡头财团的代表人物霍多尔科夫斯基(М.Б.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作为一种政治象征,被押上法庭,受到了严厉制裁。尽管有人认为,这种状态属于一种“有弹性的威权主义”,然而,得到统一俄罗斯党和人民统一阵线支持,又得到其他若干党派认同的普京本人,的确享有较高的民意支持率。目前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为68%,梅德韦杰夫为62%,这是权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最近几个月来维持不变的纪录。③

根据9月24-25日的一项权威民调:什么将是俄罗斯人的最大忧患?高居榜首的是通胀,53%;其次,住房问题,52%;公共服务水平,52%;低下的生活标准,51%;酗酒,48%;贪污腐败,42%;失业,40%;寡头对俄罗斯国家生活的干预,20%;军工业的状况,19%;经济与环境,18%;人口下降,17%;恐怖主义威胁,17%;提高工资水平,13%;民主和人权,11%。这项在46个地区、138个观察点、对1600人所进行的误差为3.4%的最新民调表明:无论民主和人权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但在当下俄罗斯人的心目中,这只是一个他们最不担心的问题。④

从经济上来看,目前俄国内最大的争议之一是,未来究竟是能够在传统能源资源经济的模式之下取得可持续的发展,还是走向创新型的“斯科尔科沃”(Cколково)模式——这后一种模式显然是梅德韦杰夫所推动的。而客观上,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趋势以及新兴经济体后劲巨大的需求,使得俄罗斯经济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力仍然能够有所回升。所以,俄罗斯目前并不太担心欧债危机的冲击。据估计,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1%,但通胀水平降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7%。⑤俄罗斯大概在明年之后能够实现“无财政赤字”运行。这些变化大体上都使得普京所主张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状的经济政策稍占上风。

在社会发展领域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在苏联解体和上世纪90年代初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一个具有俄国特色的新兴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也要求社会的稳定发展,在这方面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同类阶层相同的一般倾向。同时,他们对于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也都不同程度地起着推动作用。俄罗斯的社会分化程度确实在扩大,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尤其是每年大约70万以上的人口下降,影响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威胁,以及普遍存在的犯罪现象,都干扰着俄国社会的稳定。然而,尽管依然面临着种种困难,整个社会的基本心态仍然是不愿意回到前苏联僵化保守的旧体制。

上述国内局势至少表明,既定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大幅度地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需要。这无疑是普京参选总统以及继续与梅德韦杰夫搭档治理国家的有利背景。总体说来,有以下进一步的理由支持上述判断:

第一,梅普之间无论是否存在歧见,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可协调状态。进一步说,也不排除梅普之间更为紧密合作的很大可能性。至少从时间来看,修改后的俄宪法规定,原定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改为六年一届,而且可以连任两届。这就使得俄政治决策层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宽裕的时间里施展抱负,可以从更加长远的战略高度进行谋划,而不受限于选票、政治更替等因素。

第二,客观上已经存在着的一个一定程度上“人造”的二元政治的局面。这一局面正在活灵活现地得到展示。在普京被确定提名为下届总统候选人之后,精英阶层不再需要为“站队”问题而颇费踌躇。而且,梅普两人之间可能的继续合作,将在本届选举中最大限度地取得民意的支持,最为广泛地吸纳选票,从而为争取今后尽可能长久的政治稳定局面提供基础。

第三,尽管“王车易位”之后的俄国政治依然存在着挑战,但是普京的主导地位显然将成为一个基本的格局,这使得俄罗斯的领导阶层有可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紧迫实务。普京曾表白过的“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的承诺,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⑥

第四,有可能组成一个更能够贯彻普京意图的内阁班子,或者是行政工作团队。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的去留问题,并非如事发后国外媒体传播的那么严重。普京在确定被提名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即明确表示:库德林是他的私人朋友,仍将留在经济团队中工作。但同时,他又坚决地维护被库德林批评的浩大的国防开支计划。⑦恰恰在这个关键点上,梅普观点一致。

第五,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政治竞争以及政治可替代性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向西方证明俄国式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说,这将有利于俄罗斯政治声望的提升,也便于俄罗斯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手法来拓展其国际空间。

四、俄罗斯今后几年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的总体评估

首先来看政治状况。

虽然普京几乎已经毫无疑义地将成为今后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俄罗斯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一结果体现了当前俄罗斯国民的政治心态与选择,但这并不等于俄罗斯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转型期的政治问题。

其一,总的判断是:俄罗斯的政治格局,特别是当前的梅普、或普梅合作,能够适应现阶段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但如果不在体制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提供更大的空间发挥尽可能多的社会各阶层的作用,那就很难断言现有体制能够确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具体而言,在目前条件下俄罗斯的“垂直系统”能够有效地维持和进行管理,并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应付“不同意见的部分”⑧,而且近期也不可能发生任何灾难性的政治革命,但如何在较长时段内维持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进一步扩大政治支持率和政治动员能力,仍然是对“王车易位”之后的新政权的考验。

其二,普京本人获得了近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居民的支持,但是,俄罗斯的现代政党体系并非一统天下。“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无意识形态”和缺乏严格组织纪律约束的“俱乐部风格”,使其基础难以像传统的民主集中制政党那样稳固。也正因为如此,普京要大力推动建立人民阵线来弥补统一俄罗斯党的不足。同时,久加诺夫(Г.А.Зюганов)的俄罗斯共产党、日里诺夫斯基(В.В.Жириновский)的自由民主党、米罗诺夫(C.М.Миронов)的俄罗斯公正党,包括反对党“右翼联盟”等,虽然还难以形成真正的联盟来对付“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但是,有可能出现的挑战是,随着普京政权的相对稳固,执政集团越来越从至少是形式上的“二元政治”演变为“一元政治”,反对党的力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其合作,在极端情况下,这支力量在数量上并非绝对没有可能形成对现执政集团的挑战。

其次,从国际格局角度的分析。

未来若干年,俄罗斯将面临诸多国际竞争,这包括来自西方的依然抱有冷战意识形态和主张限制和削弱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那部分政治力量的压力;也包括在国际经济格局转换过程中,客观上出现的对俄罗斯传统产业部门提出的挑战。但是,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并不存在任何特别严重的、危及其生存的外部威胁——无论美国和欧洲在延续不断的危机态势之下都自顾不暇,国际恐怖主义并不会把主要矛头对准俄罗斯,中国更不会挑战俄罗斯,相反,是要坚定地与其发展全方位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俄罗斯并不需要为应对战争和保卫国土而去从事大规模的战略与军事动员与部署,而能够有时间和精力聚精会神于国家的发展。⑨这是未来若干年中对俄罗斯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

俄之所以要在今后十年拨出7000亿美元巨资用于军事开支,主要是为了提升大大落后的军队装备,同时力争确保在国际军火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军工发展带动民用。总之,积极防御的色彩要大大高于进取型的拓展军事实力的涵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政治领导阶层发生的现在这种程度的变换,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俄罗斯总体的国际环境。因此,俄罗斯除了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对外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以适应变局外,并无必要大幅度地调整基本的对外方针。

最后,俄罗斯经济显然将对未来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一,在较好的外部市场行情之下,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估计依然会保持在4%上下。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除了上述人口下降因素的严重制约之外,成系统的腐败现象、基础设施的严重隐患、超过人们想象的各地区间的严重差异、包括产权问题实际上仍然未能得到解决——这些是造成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低下、乃至于成为当前俄罗斯总体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二,一些基本数据表明,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有着相当大的瓶颈制约,例如,储蓄率不到20%,近期内达不到人们所渴望的25-30%的水平。⑩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创新水平按各种主要指标统计,都排在世界平均的中下水平。(11)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总体上无法与德国相比,而产品的数量规模又无法与中国抗衡。(12)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俄罗斯一些地方的经济原始化的状态依然存在,自然经济的传统还经常可以在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看到。

其三,俄只有大刀阔斧地改变经济政策,真正改善投资环境,重新分配能源资源的利润,以及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公司组成联盟,才能够摆脱以上困境。但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至少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新的总统任期延长到六年的一个客观背景,也是民众对普京“王者归来”的最大期待之所在。

其四,大体上说,可以预期一个技术继续现代化的过程将在俄罗斯延续,人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为现代和舒适。但是,仅有一小部分技术来自自主创新而多数现代技术依然要依赖从国外引进的局面,无论是在技术工艺、出口市场、还是在生产领域,几乎都存在。作为最主要经济部门的资源采掘业和过境业务,以及相关的粗加工产品,还难以在短时期内被其他更先进的产业部门所替代。被认为比较先进的宇航、化工、武器制造、原子能、医药等部门,还难以立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不过是整个世界产业链中的几个环节而已。因此关键在于,俄罗斯如何能在近期继续运用其资源能源优势,为未来势必要来临的经济格局变换及时做好铺垫。

五、未来俄罗斯局势发展的若干判断

在梅普合作的政治格局确定之后,在今后三至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里,俄罗斯国内局势和对外发展将会有怎样的前景呢?

第一种可能性: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维持现状。

这样的发展前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较大(13),但在中长期会发生改变。有鉴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尚需时日,因此,较多依赖于世界行情的俄国经济维持和延续现有的水平,将成为主要的可能。从外部政治环境来看,来自国外的威胁处于较低水平,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这样一种状况和来自内部“基层”的政治压力不大,形成匹配,使得俄有可能获得一个较为和谐的发展空间。就社会层面而言,现有的社会服务水平尚可以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包括中产阶级上升的速度都将有所减缓,这有利于避免社会差距过于拉开。从长时段看,维持现状会形成惰性,并孕育社会不满,但是,2-3年内的近期威胁不大。这样一种维持现状的格局不仅具有物质性的条件,而且也确有其存在的心理土壤,其中包括:对于普京和现政权的较高信任度、爱国主义情绪的上升、对于无论是帝国时期还是前苏联时期稳定生活状态的怀念。但是很显然,维持现状的状态在一段时间之后会积累起并导致一系列矛盾的尖锐化,因此,这样的模式估计不能够持久。

第二种可能性:威权现代化模式的实施。(14)

有学者认为,威权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在苏联晚期是有可能出现的,遗憾的是未能得见。在普梅关系被确定之后,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于是,人们从各个角度预言这样一种威权模式的较高的出现概率。从理论上说,威权模式在转型国家的历史上反复而且普遍地出现过多次。一般而言,其特征是:其一,保持政治领导阶层较为长期的相对稳定;其二,政党模式中出现一党独大,而其他政党虽具有影响力,但无法与主导政党相抗衡;其三,存在着无定型的意识形态,不主张过于激化思想路线的对立;其四,军队和强力部门抱持一定的职业化倾向,但主要依执政党的意向行事;其五,媒体和公共生活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但以不损害稳定的政治格局为度;其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以国家主导,寡头集团和私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威权体制之下的经济往往具有一定的发展和增长空间。

从稍后几年的态势来看,这种威权模式如果在俄罗斯出现,其积极方面,是有可能导致国家在现实存在的具有一定竞争性的财产结构基础之上形成一个长远的战略发展计划,同时又不会在现代化路线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在国家重要产业领域,如石油、天然气部门,国家长期投资的政策将发挥巨大作用,同时在有效利用国际资本的背景下进行产业结构的更新。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借助国外资本对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这种模式要求政治相对集中、民族主义高涨、舆论工具具有有效的动员能力,同时要求决策阶层具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以面对内外挑战。因此,需要实现类似彼得大帝、斯托雷平式的集权但面向改革的政策。有专家认为,这样的威权模式在当下立即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只有在大约两、三年之后,保持现状的模式出现了问题并无以为继的时候,才会被接受。这样的发展方向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威权体制,基本上是保守主义背景下的自由主义政策路线。

总体上说,这一模式被采纳的概率较大,但是,如果这样的一种发展模态因各种原因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无法持久的话,那就会有比较激进的其他趋向取而代之。

第三种可能性,激进主义的发展前景。

所谓激进主义的发展前景是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有关的:第一,前面曾提到,西方的一部分政治力量始终希望出现一个他们所想象的主张交好西方、大幅度推动民主的早先的梅德韦杰夫式的政治领袖。如果今后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受俄罗斯影响的能源资源市场的行情继续大幅度看涨,加上西方国内政治角逐激化,将促使西方的这部分力量进一步对俄施加影响。第二,俄国内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围绕着未来俄罗斯经济的定位与走向急剧分化,同时,俄国内主张进一步接近西方的力量抬头。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主张与欧美结盟、以自由主义—民主改革为口号的政治力量会推动建立进一步民主化的多元政治结构,包括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独立的司法结构、保护人权、地方政治系统的更加多元和开放,以及进一步的非斯大林化。表面上看来,这种模式似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实现,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模式要求对俄罗斯现有政治结构作根本性的激进改变。

而激进主义路线的另一种可能,则是上述激进民主改革路线的难以为继,并随之发生社会动荡,由此导致向更强硬的威权模式急剧转化。在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俄国内经济随之发生动荡、抵制现有政治集团的意向尖锐化、精英阶层大幅度地依赖外部势力等背景之下,俄执政阶层将不得不实行这种强硬的管理模式。(15)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模式不太可能在俄出现。因为很多人都明白,如果出现这种模式,那么在短期控制局面之后的效应,就很可能是再次出现“解体”式的革命。

按笔者的理解,对于俄罗斯来说,人们比较乐见的模式应该是,从政治上看,在确保长期稳定的前提下,政治上允许保持一定的竞争性,甚至出现两到三个竞争性的政党,尽管这两三个政党还难以和主导的执政党竞争。笔者一直以为,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在俄罗斯出现,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式的完全自由竞争式的多元政治,而是类似于现有的“二元政治”的一种延续。90年代以来,这样的一种政治发展已经有过多次尝试,虽然这在目前依然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这样的“二元政治”可能会是目前俄罗斯政治格局中的一个主要成份。

政治局面的稳定将为俄罗斯提供发展经济的良好机会。因为取得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是寻求取代能源依附性模式的新的产业格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将决定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布局和各项政策安排。这并不是简单地确立私有产权等措施所能够解决的,其中关键的步骤,很可能在于俄罗斯能否形成若干新的产业领域,如汽车产业、大飞机产业、乃至于现代化农业。另一个堪称核心的战略选择,便是能否成功地实施西伯利亚的开放、开发战略。这是确保有更多的外资进入以及长时段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所有权的确立。虽然以往多年也有过一波又一波的开发西伯利亚战略,但这次可能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稳定存在,有可能为其开放开发战略提供一个公平、互利、多元、创造性的外部环境,而俄罗斯又能够同时从内部提供一个强势的政治推动与控制。正如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所言,“俄罗斯实在是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机会”。(16)这是各种重要的趋势在同一个历史关节点的交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性机遇。

在外交上,在一定时期内,俄罗斯会沿着梅德韦杰夫时期的调整,进一步修补与西方的关系,但不会如同90年代初期那样接近西方。“与欧洲结盟”的纲领提出后得不倒回应,便是这条道路在目前形势下无以为继的证明,而重启美俄关系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这是因为有若干背景和行为逻辑在起作用。同时,俄罗斯也不会简单地重复以往和中国的政策关系,一个新的空间是,在“现代化伙伴关系”的概念下寻求对华合作的新途径;另外一个重要空间在于:中国未来若干年持续不断的国内城市化进程和筹划中的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重新开发、开放这两个历史过程的历史性相遇。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具有互补性的互动过程,同时将使中俄关系大大地提升层次,也呼唤着更具有远见和深度合作的长远战略。最后,2012年以后,中俄两国将按照既定程序同步发生的政治领导阶层的重要更替,会成为这一历史性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保障。

注释:

①Медведев создаст "больш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Утро.15 октября.2011.

②2008年9月11日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的发言。

③Левада-центр:рейтинг Медведева снижался перед съездом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а у Путина был прежним//Газета.29 Cентября 2011.

④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ВЦИОМ).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Cтраны-Инфляция,Жкх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Пресс-вьшуск № 1855.Москва,5 октября 2011 г.http://wciom.ru/index.php?id=459&uid=112035

⑤В.В.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м форуме ВТБ Капитал 《Россия зовёт!》.6 октября.2011.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16653/

⑥“普京豪言壮语:给我20年还给你奇迹般的俄罗斯”,《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3日。

⑦В.В.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м форуме ВТБ Капитал 《Россия зовёт!》.6 октября.2011.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16653/

⑧"Russia Should Not Miss its Chance",Valdai Discussion Club,2011,Nov.7-11,Moscow,pp.14-15.

⑨Ibid,p.20.

⑩"Russia Should Not Miss its Chance",Valdai Discussion Club,2011,Nov.7-11,Moscow,pp.16-17.

(11)Anders Aslund,Sergei Guriev,Andrew C.Kuchins,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CSI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enter,Washington,D.C.,2011,Jun,pp.95-123.

(12)2011年7月和9月间俄罗斯学者在与笔者交流中所谈及的一种观点。

(13)前文所注Valdai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俄罗斯发展前景的第一种“the Inertial model”预测模式,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一种“停滞模式”。因此,本处沿袭其意,但主要强调俄罗斯发展前景的延续性,而不是其“停滞不前”的含义。

(14)"Russia should Not Miss its Chance"(Valdai Discussion Club,2011,Nov.7-11,Moscow)的报告中提出了"The Inertial scenario","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Liberal-democratic reform","democratic revolution,Hard-line authoritarianism" 等五种发展前景的预测,本文取其“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名称,除了注释所表明处之外,其内容为本文作者的分析。

(15)前文所注瓦尔代报告中,提出的后三种模式,即“自由民主化改革”、“民主革命”、以及“强硬威权主义模式”,本文认为并不可能单独出现,而总体上仅可能在社会政治激进化的态势下才能出现,并相互依存,因此本文将其归为一类“激进主义的发展前景”。

(16)Sergey Karaganov,"Russia's Asian Strateg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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