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关系中的佛教——宏船法师及其访华(1982-199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法师论文,中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2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3)04-0078-07
宏船法师(1907-1990)，作为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和光明山普觉寺住持，曾在1982-1990年间八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详见表1)。在这数次访问中，他会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宗教界领袖，参访佛教圣地，帮助重建与他师父会泉法师有关的佛寺，并主持宗教仪式。1988年，宏船法师邀请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赵朴初对新加坡进行破冰之旅。9年时间的宗教交流促进了中新两国，特别是两国间佛教组织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国佛教协会对宏船法师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增进中新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谊而精进不息”[1]。
本文将宏船法师1982至1990年间的数次访问置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之后更广阔的中新关系历史背景之中，以论证佛教在两国建立官方外交关系之前所发挥的促进两国关系的作用。在中新两国尚不存在正式外交渠道的情况下，宏船法师的宗教之旅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帮助两国互建信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以来，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成为中新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两大主题。Chin Kin Wah认为中新关系有两层：“底层是经济/商务关系”，而“上层是政治关系”[2]。Yuen Foong Khong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新加坡在同中国的交往中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经济接触、政治接触及同中国交往时采取折衷立场[3]。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泰斗之一米切尔·勒菲尔(Michael Leifer)指出，新加坡同中国“克制的关系”受到经济、地理政治及文化因素的驱动[4]。新加坡—中国友好协会于2000年出版了庆祝中新建交10周年纪念特刊[5]。不过，这本纪念特刊依然以政治经济关系为核心。既有文献中缺乏对宗教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角色的讨论。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以往鲜受重视的宗教近来越来越引起各方学者的关注。依照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的观点，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被忽视了的一个因素。福克斯的研究进而探讨宗教为何被学者和外交决策者忽视，宗教又是怎样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6]。K.R.达克认为对宗教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有两个前提：首先，宗教信仰和宗教背景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为；其次，正是这些受宗教因素影响的人组成了参与世界政治的所有国家、民族和其他各类机构[7]。此外，斯科特·托马斯(Scott Thomas)认为宗教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他认为在文化和宗教日渐多元化的21世纪，妥善处理宗教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8]。斯科特·阿普尔比(Scott Appleby)在他的书中主张“宗教构建和平”(religious peacebuilding)能持续性地促进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因此，宗教人士和团体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贡献不容低估[9]。福克斯在他最近与萨缪尔·桑德勒(Shmuel Sandler)合著的一本书中，进一步论证了缪尔·桑德勒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不将宗教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国际关系[10]。那么宗教在中新两国关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通过宏船法师多次访华这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佛教在中新关系中所发挥的正面作用，希望能为这个领域的研究稍填空白。
本文资料来源于新加坡和中国的佛教出版刊物：纪念特刊、期刊、佛教高僧传等。其中最重要的资料有《宏船法师纪念特刊》，此特刊由光明山普觉寺于1993年出版，纪念宏船法师逝世三周年，收录大量论文、书信、报刊文章和照片；两份佛教期刊《法音》和《南洋佛教》，分别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出版，这两份期刊提供了宗教交流相关的报导和交流期间发表的演讲。除了佛教刊物，笔者还访问了宏船法师的两位出家弟子和一位在家弟子。论文资料还来源于光明山普觉寺近年开放的宏船法师纪念馆。本论文所涉及的时间为1982年至1990年，选择1990年是因为该年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建交，而且宏船法师也于该年辞世。
一 建立佛教关系前的政治文化背景
1974年5月，马来西亚与中国确立外交关系，而新加坡政府却没有随之推动中新邦交的正式建立。当时，新加坡因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不友好，因此直至印尼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中新官方外交关系才得以确立[11]。因此，印尼与中国建交一年以后，也就是直到1990年10月，新加坡才与中国正式建立邦交[12]。但与此同时，随着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5年3月以新加坡外交部长S.拉贾拉特南(S.Rajaratnam)为首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的官方访问[13]。拉贾拉特南此次访问为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于1976年5月的首次访华及会晤正在患病的毛泽东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新的政治领袖。邓小平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并确定了至关重要的新发展方向。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国际方面，这一开放政策意味着外国经济的投资、技术转移、贸易和培训方面的对外开放[14]。
1978年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是中新关系的转捩点[15]。Yuen Foong Khong认为新加坡官方已经预料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路径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效仿的模版。毕竟，新加坡模式证明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并不矛盾，因此深受邓小平青睐。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顾问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经济利益和互动促进了中新双方领导人的频繁接触。例如李光耀于1980年、1985年、1988年的数次访华，以及1990年以总理身份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16]。
中国对外政策和宗教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宗教组织、宗教领袖、宗教信徒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宗教活动的自由受到限制。虽然如此，在1952年至1966年间，佛教在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作用。作为中国国家层面最高佛教机构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于1953年，充当东道主接待其他国家佛教界的来访，并努力营造佛教在中国的繁荣之象。通过此类做法，中国政府希望赢得这些来访国家的支持，给中国对外政策加分[17]。霍尔姆斯·威尔奇(Holmes Welch)认为当有需要时，佛教有利于通过交流访问同政治人物、学生、商人以及一些社会团体建立友好关系。上述这些行为者都被号召起来鼓动和宣传，进而影响国外的公共舆论[18]。由此可见，中国官方利用宗教作为发展与其他亚洲佛教国家关系的工具。
20世纪70年代末，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宗教政策的松动。佛教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在华南地区还特别兴盛[19]。中国政府再次振兴佛教，以之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中国佛教协会也在促进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交往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此，中国的重新开放、宗教政策的放宽以及佛教的复兴为宏船法师20世纪80年代的访华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二 成功的开始——最初的两次访问
宏船法师，俗名朱成基，190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晋江县霞福村[20]。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有姐妹五人。宏船法师受其外婆的影响对佛教产生了兴趣。1922年，宏船法师于泉州承天寺会泉法师座下披剃出家。一年之后，他又在莆田广化寺受比丘戒于本如法师。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宏船法师与他的师父逃往东南亚避难。会泉法师和宏船法师于1941年来到新加坡，住在光明山普觉禅寺。光明山普觉禅寺的创建者和住持转道法师此时身体不好，因还没有合适的寺庙继承人，最终决定传法于宏船[21]。转道法师于1943年圆寂以后，宏船法师被新加坡佛教界的五大团体(光明山普觉禅寺、普陀寺、龙山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中华佛教会)召回，成为光明山普觉禅寺的住持[22]。这位坚强的住持大力开发和扩大普觉寺，使之成为新加坡最大的道场。及至1980年代，宏船法师被认为是新加坡最杰出的法师之一，并被所有新加坡华人佛教徒尊为最高的宗教领袖，而且也受到新加坡其他种族佛教徒包括泰国和斯里兰卡佛教徒的极大尊重[23]。
纵观宏船法师在新加坡成功的宗教生涯，他从没有忘记中国的佛教及其祖庭。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和现状，特别是对其祖庭十分关心[24]。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宗教政策的宽松，宏船法师开始考虑访问中国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派徒弟刘创民居士与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一些居士信徒一道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成功建立了联系[25]。在与中国佛教协会的领袖们广泛协商后，这些居士决定向宏船法师发出邀请，并安排他会见赵朴初。这就促成了宏船于1982年和1983年最初的两次访问。
1982年7月，宏船法师以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和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的身份，率领一个由六位新加坡佛教徒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抵达广州，受到赵朴初及其夫人陈邦织的热情欢迎。宏船法师与赵朴初在广州进行了一次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会晤。他们的首次会晤标志着中新佛教领袖之间一系列交流的开始。
首次访华之后一年，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再次邀请，宏船及其他15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983年6月16日抵达北京，受到赵朴初及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们的诚挚欢迎。次日，他们又为宏船法师举行了一场盛大招待会，宗教事务局乔连升局长应邀光临宴会。两天后，宏船法师会见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主席班禅喇嘛。作为由中国政府任命的藏族领袖，班禅喇嘛表达了他对宏船此次访华的欣悦。他向宏船介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以及中国的佛教发展和现状。班禅喇嘛也希望宏船法师能更经常地访华，并为国家尤其是佛教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帮助[26]。
宏船法师的访华必须放在20世纪80年代中新关系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中国的开放政策、国家宗教政策的放宽，以及佛教的复兴局面，这些使宏船法师与中国佛教协会开展交流活动成为可能。因为祖庭的渊源关系，并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宏船法师分别于1982年和1983年对中国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访问。这两次成功的交流使宏船法师与赵朴初、班禅喇嘛和其他佛教徒及一些中国官员建立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赵朴初和班禅喇嘛同时是政治和宗教领袖。宏船法师与中国的宗教政治领袖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密切联系，这为他后续的访华铺平了道路。
足羽与志子(Ashiwa Yoshiko)在她对中国南方的佛教复兴运动的研究中指出，宏船法师访问中国是跨国佛教网路中资源流动的重要例子。在她同戴维·万克(David Wank)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她将宏船法师数次访华置于“中国佛教全球化的制度化过程”的情境中进行探讨[27]。宏船法师访华的宗教因素的确促进了跨国佛教网络中的资源流动，其在外交领域中的影响也值得探讨。下文将着重分析1990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宏船法师访华对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
三 会见中国领袖
宏船法师这两次成功的访华使得他和中国的佛教领袖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在这之后中国佛教协会再一次邀请他访问中国。他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访华分别在1984年和1985年。这两次访问期间，宏船法师和他的代表团会见了中国数位重要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宏船法师在这两次访华期间扮演了非官方、非政治化的外交家角色。佛教也由此成为联系中新两国关系的桥梁。这两次访华的确对两国非官方的外交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宏船法师第二次访华一年后，他收到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希望他再次访华。法师和由15人组成的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诸信徒朝山观光团在1984年8月出发，开始他们的第三次访华[28]。此次访华的重点无疑就是1984年9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这是新加坡佛教僧人首次有机会会见一个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乌兰夫称赞宏船法师对促进中新两国佛教组织的友好关系做出的贡献。他对宏船法师说，他真诚希望“把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扩大到两国政府之间和各个领域中去”[29]。
宏船法师第三次访华与其上两次访华有所不同，不同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此次访问代表他访华任务开始政治化。在会见乌兰夫和其他中国政治领袖之后，他的访问就不再是单纯的宗教访问。中新政治和外交关系问题常常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在宏船访华期间也有提及和讨论。其次，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认为宏船法师是新加坡最杰出的佛教僧人。他们认为宏船法师是新加坡宗教界的重要代表，即便两国尚未正式建交，宏船法师也能成为两国之间宗教往来的纽带。宏船法师第四次访华时邀请新加坡宗教联谊会(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代表团赴中国交流访问。这表明宏船法师开始扮演宗教外交家的角色。
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宏船法师第四次访问中国。这一次，法师决定邀请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各大宗教领袖一同前往中国。新加坡宗教联谊会1949年在英国殖民政府和一群宗教领袖的领导下成立，它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新加坡各宗教团体和种族之间的争执。因此，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半国家组织。一方面，它为促进政府的宗教和谐政策服务；另一方面，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属于任何法定机构。作为该组织最年长的成员，宏船法师是该组织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30]。因此，新加坡宗教联谊会成员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宏船法师还慷慨地为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团赴中国进行有史以来的首次各宗教交流提供资金[31]。
宏船法师和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团成员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也许是他们中国之行中最重要的时刻[32]。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并荣幸地会见了如此重要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乌兰夫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宏船法师和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团，他对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感激，特别感谢宏船法师“对中国和中国繁荣的关心”[33]。
宏船法师1984年和1985年第三次和第四次访华展现出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参与者合作共同促进中新关系的特征，因此这两次访华也应置于中新关系发展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分析。1981年，新加坡贸易办事处成立。1985年9月李光耀访华，此次访问卓有成效，中新关系开始转向正式化。中国官方十分热衷于利用宗教作为积极深化两国外交关系的工具。宏船法师和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团同乌兰夫以及其他政治宗教领袖的会面发生在这个时期，绝非巧合。事实上，这些会面是中国政府精心组织和安排的。中国佛教协会作为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以宗教交流为手段拓展中国外交[34]。宏船法师的第三、第四次访华正是中国政府特别安排的。
尽管是第一次访华，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团还是同中国高级别的国家领袖和其他许多宗教领袖进行了会面。对代表团的关注和重视表明中国政府将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一个半官方机构，看成是新加坡最具代表力的宗教机构。中国政府热情款待该代表团，希望这些来自新加坡的重要的宗教代表能促进两国文化和宗教层面的非正式关系。另一方面，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进行宗教交流顺应新加坡政府对华政策，也是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补充。例如，宏船法师鼓励一个富有的新加坡信徒前往厦门投资，于是银花瓷砖工厂建成，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海外华侨在厦门金额最高的投资之一[35]。这表明宗教会对经济关系产生影响。正如达克所说，宗教组织能直接作为一个非国家机构参与全球政治，并且能直接影响其他参与者的政策和行为。因此，宏船法师的数次访华应被置于两国更广阔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背景中去研究[36]。
广品法师说，新加坡领导人“对这些访问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37]。因此，新加坡外交部没有发表任何关于两国宗教交流的官方声明。政府貌似漠然的态度可归因于两点：第一，新加坡政府是一个世俗政府，它采取的是“多元种族”(multi-racial)和“多元宗教”(multi-religious)政策，因此不愿意公开支持宏船法师，因为这可能被理解为对佛教的偏爱[38]；第二，宏船法师访华是非正式的，他既非新加坡政客也非外交家，因此新加坡外交部认为没有必要发表任何官方评论。不过，新加坡政府对这几次访问并非一无所知。赵朴初被邀请来新时，新加坡政府十分热情地款待了这位中国访客，就同宏船法师在中国访问时一样。实际上，新加坡政府非常愿意将宗教因素带入它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中。
宏船法师对中国的访问广受新加坡宗教界特别是佛教界的认可。新加坡宗教联谊会的宗教领袖们对宏船法师邀请并资助他们参加他的第四次访华之行深表感激，佛教界也对这些访问十分支持。宏船法师的信徒慷慨捐资重建中国的一些佛教寺庙，例如，宏船法师一位十分富有的在家信徒何蕙忠，捐资五百万整修宏船法师的祖庭承天寺[39]。然而，尽管两国佛教界关系友好，但若中方人员没有访问新加坡的话，那么这些访问不能称得上圆满。因此，宏船法师热心邀请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访问新加坡。
四 赵老访狮城
早在1986年5月和7月间，宏船法师就已经两次邀请赵朴初赴新加坡访问。1986年7月8日，赵朴初因为“法务繁忙”，回复宏船法师说他无法接受邀请[40]。1987年12月和1988年4月，宏船法师又以光明山普觉禅寺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名义寄给赵朴初两封赴新访问的邀请信。1988年5月17日，赵朴初在给宏船法师的信中接受了邀请，并同意带领一队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在同年年底赴新访问[41]。7月18日，中国佛教协会给宏船法师发了一封官方信函，告知法师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六人代表团将在该年九月份赴新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赵朴初会长、明旸法师、慧原法师、陈邦织、游骧、赵国忱和方定华医师[42]。接着，光明山普觉禅寺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在该年8月31日发送了一封有关访问的细节确认函，并声明光明山普觉禅寺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将会承担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的费用[43]。经过两年多的信函往来之后，宏船法师终于能在新加坡见到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的领袖。
1988年9月23日，赵朴初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带领由六人组成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首次赴新访问。这是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成立后首次同新加坡进行宗教交流[44]。新加坡佛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在机场热情欢迎赵朴初和他的代表团，欢迎人员包括宏船法师、广洽法师、常凯法师、何家良(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级政务部长)、潘巴厘(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以及陈光别(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宏船法师首次在新加坡迎接赵朴初及其代表团这些贵宾[45]。
代表团在光明山普禅觉寺受到热情款待。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赵朴初参访了数所著名的佛教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和佛教学校。佛教领袖和在家信徒以极大的热情款待这位备受尊敬的中国佛教领袖及政治家。赵朴初对新加坡佛教施诊所和佛教学校的设备与设施印象很深，他也为新加坡佛教的发展感到高兴[46]。据李木源回忆，赵朴初对他的代表团说，“中国的佛教机构应当学习新加坡的成功经验”[47]。赵朴初的这句话对佛教界而言就如同邓小平1978年首次访新时，希望中国能将新加坡作为经济发展的“优秀模型”[48]一样。
宏船法师代表光明山普觉禅寺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邀请赵朴初来新加坡进行宗教访问，其实这次访问也是政治访问，因为赵朴初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所以新加坡政府以接待政治家的礼仪热情接待了他。赵朴初在宏船法师和广洽法师、陈光别及王久安的陪同下会见了新加坡政要，包括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和社区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此外，新加坡税务局局长徐籍光在税务局特别宴请赵朴初及代表团[49]。因此，赵朴初访新的外交重要性不容忽视。
赵朴初及代表团在1988年9月30日离开新加坡返回北京，他为期一周的短暂旅行毫无疑问是中国佛教协会的破冰之旅，对中新关系作出重要贡献。在1988年12月2日给新加坡佛教界和政界领袖的一封信中，赵朴初表达了对访问期间所受热情款待的衷心感谢，真诚希望中新两国的佛教能带来“世界和平、众生安乐、携手互助、共转法轮”[50]。
赵朴初对新加坡的访问原本是一次宗教性质的访问，他是宏船法师的客人，且最初邀请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和加强两国之间的佛教联系。然而，他作为佛教领袖和政治要人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访问带上了政治色彩。赵朴初不仅受到新加坡佛教领袖的迎接，也受到新加坡政界领袖和高级官员的欢迎，如王鼎昌、庄日昆、徐籍光等。赵朴初的宗教及政治访问从三个方面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他对新加坡的访问是对宏船法师访华的礼尚往来。如果没有宏船法师先前的数次访华和中新两国佛教领袖的友好关系，那么宏船法师很可能不会邀请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领袖来新加坡进行访问，而且即便宏船法师发出邀请，中方也不一定会接受邀请。其次，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中国佛教协会自1953年成立以来对新加坡的第一次访问。这可以置于当时中国有所松动的宗教政策和佛教复兴的大环境中探讨。在中国政府重新利用佛教作为外交工具的背景下，中国佛教协会同来自各国的佛教徒之间的友好交流可以被诠释为中国政府通过佛教这一纽带加深两国关系的努力①。这次访问的关键之处在于赵朴初毕竟是一个中国政治家。赵朴初对新加坡的访问也说明了新加坡政府尽管表面上对宏船法师先前的访华不甚关心，实际上却对两国间的佛教交流了若指掌。虽然新加坡政府没有明显地将宗教引入外交政策，但却很乐意允许此种非官方外交关系的存在，以补充正式外交关系建立之前的官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因此，当赵朴初接受宏船法师的邀请访问新加坡时，新加坡高层政要在机场迎接，并且会见代表团。由此可见，赵朴初的这次访问是一次宗教兼政治性质的访问，目的在于为中新外交关系带来发展。
在赵朴初的这次访问之后，宏船法师又分别在1988年11月和1990年10月对中国进行了两次访问。1990年10月，中新两国正式建立官方外交关系几天后，宏船法师最后一次赴中国为承天寺主持开光仪式[51]。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赵朴初和中国政界、佛教界领袖。两个月后，在1990年12月25日，法师在光明山普觉禅寺突然辞世。
本文尝试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宗教在中新关系的形成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改革开放、宗教政策松动和佛教复兴的历史背景为宏船法师在1982年至1990年间八次访华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本文将宏船法师的访问放在更广阔的中新关系背景中来探讨，说明在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这些宗教交流对促进两国外交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宏船法师和中国高层官员的会面及赵朴初接受邀请回访新加坡，都说明中新两国佛教领袖的联系增进了两国文化和宗教关系。这证明了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前，宗教在两国关系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说明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新两国建立关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佛教在中新关系中是“两国彼此适应与合作的正当途径”，并对“国内和国际政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52]。事实上，威尔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佛教外交历史悠久[53]。由于20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的宽松，中国政府重新利用中国佛教协会同来自各国的佛教领袖建立友好关系，宏船法师数次访华和赵朴初对新加坡的回访便是极好的例子。这说明了佛教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此外，新加坡政府对这些宗教交流的态度值得关注。新加坡政府奉行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政策，因此对宏船法师最初访华表面上不甚关心。对于宏船法师1985年带团访华，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然而，当宏船法师邀请中国佛教界、政界领袖赵朴初于1988年访新时，新加坡政府十分热情地欢迎了这位中国官员及其代表团。这反映出尽管新加坡政教分离，对宗教事务的处理向来十分谨慎，但也从实用的角度积极将宗教引入其外交实践中。
最后，本文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中新关系中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两国间的佛教关系在宏船法师逝世后延续了下来，两国间的交流如果说在近几年称不上蓬勃发展，至少也在继续[54]。新加坡外交部也开始更加正式地进行地区间的宗教交流，并越发重视中新两国的佛教交流[55]。佛教在中新两国关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许多人的协助。我特别感谢杜博思、黄坚立、郭斯珲和杨斌给予的建议及批评。我也要向郭景誉、柯群英、莫枚奉、彭秋霞、沈薏琳、苏毓涵及叶静慧以及给我提供消息的释广品法师、释广声法师和李木源居士表达感谢。最后，我要感谢余素香和周陶沫给予翻译及校正上的帮助。本文是依据拙文"Buddhism in Singapore-China Relations:Venerable Hong Choon and His Visits,1982-1990",(The China Quarterly,No.196,December 2008)修改后翻译。
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参与促进同来自各个国家，如缅甸、日本、韩国和斯里兰卡的佛教领袖的交流。见《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48-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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