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福利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2－0107－08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经济增长与福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极为密切的。从庇古的“守夜人”政府到凯恩斯的“全能”政府，政府都是被期望扮演福利推动者的角色的，这就有了政府规模大小之争论。而经济增长曾经一直被看作是福利的代名词，那么政府规模就顺理成章地与经济增长扯上了关系。但是，经济增长在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如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等等。人们发现将经济增长视为福利未免太简单化，衡量福利的研究逐渐发展和丰富起来。这样政府规模的研究就有了新的变化。
我国关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分为明显的两个阵营，一方说中国政府规模太大，一方说中国政府规模还不大。关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有的学者证明我国政府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增长，有的学者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其实这些讨论还应该进一步地深化，首先要考虑政府最终是为谁服务的，再考虑政府应该干什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的主题是“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政府规模与福利的关系是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在深入研究和把握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使用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对我国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1.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文献分析和总结显示，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根据其依据的理论，可以将政府规模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最新文献表明，国际上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已经开始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向研究政府规模与福利的关系。
第一阶段，关于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规模的变化及探讨变化的原因。代表性的结论为：美国学者詹姆斯·考和保罗·罗宾（James B.Kau and Paul H.Rubin,1981）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对政府规模增大的原因解释最早的可以追溯到瓦格纳。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扩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通过扩大政府规模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早期研究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是需求的增长。一方面政府纠正市场失灵，需要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在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詹姆斯·考和保罗·罗宾（1981）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的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与适度政府规模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美国学者拉蒂·拉姆（Rati Ram,1986）、罗杰·科莫迪和菲利普·梅格尔（Roger C.Kormendi and Philip G.Meguire,1986）都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政府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91）认为政府规模增大会降低人均收入。加拿大学者阿塔·达和萨利赫·阿莫卡里（Atul A.Dar and Saleh AmirKhalkhali,2002）的研究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澳大利亚学者菲利普·格罗斯曼（Philip J.Grossman,1987,1988）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指出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而更进一步，美国的艾杰·佩登（Edgar A.Peden,1991）采用美国195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之后许多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安东尼·戴维斯（Antony Davies,2008）以HDI作为测量福利的指标，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利用154个国家1975年至2002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HD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即增加政府消费支出有利于HDI的提高。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丹麦学者克里斯琴·比约恩斯可夫等（Christian Bj
rnskov al et.,2007）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1997－2001年的生活满意度数据作为生活质量的指标，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用OLS法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为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增长而下降。
刘长生等（2008）首次在国内研究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我国的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政府各项功能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作为结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的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其他四项结构指标也都估计出了最优规模，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潘雷驰（2006）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我国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
2.从GDP到HDI：福利流量向福利存量的转变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可以测量的，经济福利就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由于经济因素作用于经济福利与作用于整体福利之间并不冲突，因此他论证了提高国民收入就是增加福利。从那时以来，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学者们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和科布（Daly,H.E.and Cobb,Jr.,J.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科布（1995）等人又发展成为真实进步指标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澳大利亚的菲利普·劳恩等人（Philip A.Lawn and Richard D.Sanders,1999）计算了澳大利亚的可持续净福利指标（sustainable net benefit index,SNBI）。这些指标都是在国民账户的基础上，加上和减去那些增加和减损收入的项目后得到的收入指标。
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和一些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在于个人对各种因素组合的选择。福利函数在福利测量中得到较多的应用，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的研究偏好将不同的因素纳入到福利的测算公式，但究竟什么样的因素需要纳入尚没有定论。总之，被GDP及其改进指标所忽略的因素往往都被考虑进去。最常见的福利函数是福利等于各影响因素的和或乘积。
上述的福利测量是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而新、旧福利经济学又是建立在效用理论的基础上的，个人福利由拥有的商品或收入来衡量，即消费越多福利越好。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福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而商品或收入只是达到福利的一种手段。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是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的。
福利研究最新的一个分支为主观福利或称幸福研究。经济学家们认为人的福利包括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测量人们自己表达的主观幸福感也是很有必要的。主观福利是个人对其愿望得到满足的评价。这种评价与许多因素有关，因此主观福利是不容易测量的。
总结上述福利测量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些指标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GDP及在GDP基础上的改进的指标ISEW、GPI、GS、SNBI等；第二类，综合福利指数或函数；第三类，人类发展指数HDI；第四类为主观福利。对于第一类指标，关于GDP用于福利测量的不足已无须讨论，即使是其改进指标ISEW、GPI、GS、SNBI等也是在国民账户基础上加上和减去了促进和损减福利的项目，其实质仍然是收入指标。对于第二类指标，尽管综合福利函数想要囊括各种影响福利的因素，但它仍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影响因素，而且选择哪些因素，不选择哪些因素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不同的国情对福利的理解不同，因此不具有可比性。近年来兴起的主观福利测量，由于我国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本文实证研究暂不考虑该类指标。
而使用HDI作为福利测量是适当的。一是HDI与收入指标相比，比收入指标全面，衡量了人获得福利的最基本方面。二是HDI比福利函数简明且具有可比性。HDI还可以超越福利函数在因素选择上的主观性和差异性的影响。
澳大利亚学者布鲁斯·赫迪等（Bruce Headey and Alexander Wearing,1991）① 区别了幸福的流量和存量概念，指出一定时期里由生活中的事件引起的满足和沮丧是精神收入的流量，而那些稳定的个人特性、社会地位和关系是幸福的存量。借鉴这种区分方法，我们也可以把经济学概念流量和存量引入上面的那些福利测量，GDP只能算作是福利的流量，而HDI是经济收入等因素转化后形成的人的发展和能力，是福利的存量。
三、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一个公式和几个重要变量
1.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来源及其变量
本文使用的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由基本的投入产出模型转化而来。自从列昂惕夫提出投入产出模型以来，这种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的应用。最典型的是国民账户中的投入产出表，用价格来计算投入和产出。当然这种方法和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方法有点不同。
一些学者丰富和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把它用在了难以用价格衡量的领域。事实证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这种拓展是简单而有效的。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1996）使用投入产出公式测量生态经济绩效（Ecological Efficiency），即生态经济绩效＝所获得的人造资本服务（Man Made Capital）／所牺牲的生态资本的服务（Natural Capital）。使用投入产出法就将可生态资本这种难以量化的资源也纳入绩效评价。好的生态经济绩效是用最少的生态资源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英国学者米克·卡门（Common,2007）使用这种方法以非价格的手段测量经济福利，公式为：E＝S／I，E为绩效或效率，S为满意度，I为投入，他使用幸福生活年数作为产出指标，使用能源消费量、生态足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投入，测量分析了OECD国家的经济绩效。这些用法给了我们启示，论文拟采用非价格的方法衡量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
我们定义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福利／政府规模，公式表示为：
WE（Welfare Efficiency）＝Welfare／GS（Government Size）
一个好的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是在满足居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的条件下，用最小的政府投入，获得最大的福利满足。本文使用HDI作为福利测量指标。政府规模使用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和政府支出绝对水平指标测量。
虽然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本身是简单的，但是将公式进行分解后，可以纳入几个与福利关系密切的变量，用来测量这些因素对福利的影响。福利可以由分解后的几个变量表示：
（1）
可见福利的影响因素由收入、政府规模和福利绩效即每单位政府支出生产的福利所组成。
2.政府规模福利绩效的对数模型
为了使测量数据标准化，把所有变量取对数形式，转化后得到可以测量每个因素对总体贡献率的新模型：
同理，其他几个指标也如此。这样HDI的增长率就由GDP、政府规模和福利绩效的增长率组成。再用右边的三个增长率分别除以被解释变量HDI的增长率，就可以得到三者各自所占比重。可以通过变化趋势来分析各因素的长期影响程度。
像所有的经济模型一样，这个模型也有一定的不足。因为模型中只采用了几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忽略了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是它所揭示的基本趋势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
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均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首次发布人类发展指数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约每隔五年计算并发布各国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社会进步的测量。人类发展指数由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人均收入指数三部分组成，用来反映各国经济发展为人民带来的健康、知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中1980、1985、1990、1995、2000、2003、2004、2005和2006年数据来自《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其他年份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80年－2006年人类发展指数的趋势运动图（Motion Chart－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rends(1980－2006)）整理得来。②
1980－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政府总支出数据均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及政府总支出首先使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通货膨胀因素。GDP平减指数的计算方法采用统计常用的方法：
四、结果、发现与讨论
依据上节设定的模型分别计算了等式左边一项HDI的增长率和右边三项GDP增长率、政府规模增长率和政府规模福利绩效增长率，分别用LHDI、LGDP、LGS和LWG表示。计算结果见表1。
依据表2得到各组成部分的贡献趋势图：
发现一：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福利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8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对福利的贡献率一直远大于政府规模和政府福利绩效的贡献率。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在1984年和1992年达到峰值。1984年之后随着我国政府规模的缩小，经济增长对福利的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而同时期政府福利绩效的贡献率大幅上升，保证了福利的持续增长。
发现二：总体上看，我国政府规模的扩大是有利于福利的增长的，但从2002年开始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和拉姆等（1989）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1980年以来，政府规模对福利的贡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4年，在这一阶段，虽然我国政府规模持续降低，但其对福利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基本保持平衡的趋势。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2002年，1994年之后，我国政府规模的扩大对福利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并于1998年其贡献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为2002年以来，政府规模的扩大对福利增长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
发现三：从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看，我国以相对较小的政府规模取得了较快的福利增长。
从1984年开始，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并一直保持到1996年，尽管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规模逐年下降，但是单位政府规模的产出却能保持不降低。从1996年开始到2002年，福利绩效明显下降，主要是因为政府规模迅速上升，其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造成单位政府规模的产出降低。
这些发现与结果可以从我国的财政政策及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得到解释。首先，20世纪80年代前期，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经济活力，我国人民获得的实惠最大，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对福利的拉动作用最大，并于1984年达到峰值。
其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我国实施了多年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标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规模逐年下降，从1980年政府支出占GDP的27.2％下降到1996年的11.2％（见图2）。但是，政府规模的大幅降低却没有影响福利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政府规模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大幅度降低，而用于社会文教费等与福利密切相关的支出份额没有降低（见图3）。使得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得以提高。这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即政府投资于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福利增长的重要保证。
第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从1998年开始我国连续实施了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政府规模逐渐增大，从1996年的11.2％上升到2006年的19.1％。在这一时期，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用于福利性支出占GDP的比例逐渐增加（见图4，其中GS表示总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W2为政府用于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两项合计占GDP的比例；W3为支农支出、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三项合计占GDP的比例），这是政府规模扩大有利于福利提高的主要因素。而这一时期政府规模福利绩效的降低也正是因为政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以外的投入增长大于福利性支出。
五、结论
本文在全面总结和讨论了有关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使用政府规模福利绩效对数模型，对中国1980－2006年间，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福利之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首先，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以HDI表征的福利提高具有重要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
其次，政府提供持续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我国福利提高的根本保证。在分析中我们看到，以我国1994年财税改革为分水岭，1996年前后我国总支出占GDP的比例是相反的，但是因为政府保持了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稳定增长，使得福利稳定增长。
最后，提高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是新的发展阶段改进福利的关键措施。虽然我国的人均政府支出的水平还很低，但在资源有限和不宜通过增税等手段提高财政收入的条件下，提高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是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而提高福利绩效完全可以通过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来实现，在总的规模一定情况下，通过大幅增加福利性支出就可以提高单位政府支出的福利产出。
收稿日期：2010－01－19
注释：
① 转引自：Bruno S.Frey,Alois Stutzer,Happiness and economics: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30－44.
② 具体数据来源可查阅网址：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data/motionchart/(200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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