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邓小平理论的三大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为什么邓小平理论能够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成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加以认识和阐述。但要真正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对邓小平理论的渊源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科学的认识，这是我们深刻领悟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关键。
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渊源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曾以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理论体系。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继承和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基础，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的精髓。邓小平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意义。1978年，邓小平就鲜明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这里邓小平很明显地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义。第二，邓小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准确、创造性地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发展中“经济运行是最强有力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列宁也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世界的最高标准”，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注：《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9页； 第41卷第72页。）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和116页。）他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一系列论述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第三，邓小平对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所作的理论贡献也同样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其理论渊源之一。细读《邓小平文选》，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一直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仅《邓小平文选》第3 卷里，有关这方面的直接论述累计近20处之多。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984年6月， 他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时的谈话中又多次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 63页。）1989年5 月，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他又再三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从邓小平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诸多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邓小平理论是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中的。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源泉。突出体现在：第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基础。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加以解决。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从理论上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改革就是“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 改变上层建筑，……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35—136页。）。这些说明，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完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第二，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两阶段思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源。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初级阶段。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又有一个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从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52 页。）“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9—380页。）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对此都进行了全面充分的阐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思想尽管比较笼统和原则，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共同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政策，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处理国际国内的诸多事务。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在此基础上，他还科学地阐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来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是邓小平理论的文化渊源
任何伟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以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源头。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也不例外。从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基本范畴、基本观点直至语言表达的风格特色，无一不表现出真正的中国特性，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的批判和继承。
邓小平在英文版《邓小平文集》序言中写道：“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对中国文化现代意识形态的重新构建过程中，他执着地认同于民族的优良传统，致力于从民族精神中发掘重振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资源。他一再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他要求在各个方面，采取各种形式讴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反映和宣扬中华民族的美好品质。对传统文化的评判上，他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清除糟粕；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上，他主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内容和精神本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突破的辩证关系上，他主张以“扬弃”为原则，并侧重于超越、突破和变革。纵观邓小平理论的整体内容和内涵，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尤其表现为超越、突破和变革。
首先，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廓清了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混乱。针对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摆脱贫穷，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他在1987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他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致富不是罪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172页。）我们“承认物质利益， 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所有这些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有力拨正。邓小平在强调“利”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义”的作用。他一方面指出，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并不是对立的，“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9页。）。另一方面，他一再强调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理想教育人民，培养“四有”新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要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邓小平在批判“重义轻利”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的义利关系辩证地统一了起来。
其次，邓小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突破了传统的经济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束缚。中国传统的消费思想是“用财有制、节之以礼”。邓小平则指出，消费在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刺激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扩大需求，只有通过扩大需求，才能启动市场。他主张在“创造—享受—高创造—高享受”的连动机制下，实现生产与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平均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一根深蒂固的思想。儒学强调“重均平而抑分化”。建国后的几十年中，这一思想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结合，导致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的盛行，其最终结果是共同贫困。邓小平认为物质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性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直接驱动力。他创造性地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从此， 吃“大锅饭”传统格局开始瓦解，平均主义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涤。
再次，在思维方式上，邓小平继承了“东方思维”所特有的长处，但他又突破了传统思维的直线性和两极性。在他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他指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42—143页。）这对打破僵化、保守的思维定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摆脱了那些既定的、先验的教条和理论原则的束缚，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大转换。1992年，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凡事都要先问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邓小平认为，有很多东西是中性的，属于人类社会所共有，是不受制度形态限制的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他特别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彻底地突破了传统思维的排他性、简单性和封闭性，实现了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的又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邓小平在变革传统文化上的历史功绩，正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为基础的。
总之，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渊源。
三、对所经历的近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深层次思索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渊源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几乎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全过程。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特别是其“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赋予他与众不同的视角和高人一筹的思想。邓榕在《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写道：“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些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事实的确如此。几度逆境为邓小平深思熟虑提供了客观条件，使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正是在这种总结和思考的基础上，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并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首先，在对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上，党的“八大”作了基本正确的判断。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党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认识轨道，过高地估计了我国国情，盲目求纯，急于求成，导致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针对这一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可以说，这是我党迄今为止对我国国情最清醒、最符合实际的一种认识。
其次，在对工作中心的认识上，党的“八大”确定以经济为中心是正确的。但从反右斗争开始，“左”的思想急剧泛滥，把阶级斗争放在中心位置，而把经济建设放在一边，甚至把搞经济与搞资本主义划上了等号，结果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针对这一教训，邓小平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40页。）随后， 他又不断强调十三大确定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能动摇，他说：“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一切工作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第三，在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上，党虽然一贯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但从6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制度遭到破坏，个人崇拜盛行，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国家法律受到践踏，打、砸、抢、抄、抓司空见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安全失去保障，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的失控状态。针对这一教训，邓小平强调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169页。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46 —147页。）这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
第四，在对外开放的认识上，我国在建国初期虽然也注意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但主要局限于以前苏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恶化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加上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开始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并延续近20年。正是这20年，我们失去了发展的宝贵机遇，拉大了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64页。）“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注：邓小平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的谈话，《人民日报》1985年1月20日。）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 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1956年以前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了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看成了“臭老九”，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歧视、压制和打击知识分子，使我国科技和教育出现了倒退。针对这一教训，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 ）“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75页。 ）他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恢复高考制度、学位制度、职称评聘制度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善等，都是在他的倡导下制定和实施的。
总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同他的革命和实践经历分不开的，是同他对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总结和反思分不开的，这些总结和反思是邓小平理论的又一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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