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家的风险偏好、利益激励和市场约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利益论文,风险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家是一个追求最大效用的经济人。在企业家的效用函数中，休闲和经济利益是两个重要的变量，企业家对休闲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可能损害所有者的资本收益。因此，在现代企业中，构建一种所有者利益和企业家利益相容的企业家行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一
企业的经营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是由所有者承担，还是由企业家承担，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准则。由于人们的风险偏好不同，同一风险收益的效用值以及由此体现的社会福利水平是不同的，因此，企业经营风险由谁承担，要视所有者和企业家的风险偏好而定。
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一个风险在一个避险者和一个冒险者或风险中性者之间分担时，让避险者获取一份固定收入，冒险者或风险中性者承担全部风险是一种帕累托最优。企业家是代理人，所有者是委托人。现在人们倾向性的观点是，代理人是避险者，委托人是冒险者或风险中性者，因为代理人是以其经营收益为其生活来源，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小，而委托人是所有者，其收入来源广泛，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强。按照这种理论，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取得一份丰的固定报酬，所有者承担全部的经营风险，是符合帕累托最优准则的。但我认为，这种理论与现实存在差距。第一，这一结论只有在所有者能对企业家的努力实行有效的计量和监督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但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努力是一种私人信息，所有者是难以有效地计量和监督的，因为这种计量和监督的成本太高。在对企业家的努力不能有效监督时，丰厚的固定报酬不能消除企业家“偷懒”，而且，这个报酬越高，其“休闲”的效用值越大，其偷懒的动机越强。第二，将所有者判定为冒险者或风险中性者，经营者判定为避险者，过于简化了现实。一个拥有土地的农场主，其收入不仅限于土地，而且土地一旦拥有很难失去，他更可能是一个风险中性者或冒险者。经验研究表明，对于现代工商企业的所有者来说，企业的投资者或股东一般是避险者。究其原因，所有者用于投资的资本可能是他多年的积累或借款，而且，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很容易因经营不善而失去。相反，以经营工商企业为职业的企业家往往是具有冒险品格的人。但具有冒险的品格并不等于冒险本身，企业家可分为两类：当经营企业的现期报酬是其当前生活的直接来源时，企业家会理性避险，因而是个避险者。若经营企业的现期报酬的多寡无关其眼前的个人或家庭生活时，他会是个十足的冒险者，特别是在他经营着别人的财产而非自己的财产去冒险时更是如此。
那么，我们又如何鉴别企业家的风险偏好呢？我以为企业家的私人财富可以作为显示其风险偏好的一个信号，因为一个人的私有财富越多，其收入来源越广泛，其个人和家庭的现期生活就越不依赖于现期经营报酬，这种企业家的冒险品格会充分显示，他会是个冒险者。而那些私人财富少，或者几乎没有什么私有财富的企业家，其个人成家庭的现期生活直接依赖其现期的经营报酬，这种企业家冒险的品格会抑制，他会是个理性的避险者。在企业家不愿显示其私有财产或其私有财产不易观察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按企业家冒险和企业家避险两种假定分别设计两种经营方案。第一种方案企业家承担的经营风险大，潜在的预期收益也大。第二种方案企业家的经营风险小，潜在的预期收益也小。两个方案同时摆在企业家面前，在企业家的选择中显示其风险偏好。
这是两种制度设计的思路，前一种是先判定企业家的风险偏好，再设计其报酬制度，后一种是先设计出企业家报酬制度，再显示其风险偏好。无论谁先谁后，核心都是设计出企业家的报酬制度，不同的是，后一种方式要分别按两种假定设计出两种方案，因而其制度选择成本高于前者。
二
自古以来，报酬制度就是企业利益激励制度的核心。按照所有者避险的判定，与企业家冒险和企业家避险或风险中性两种情况相对应，我们可分别设计出以下两种企业家报酬制度：
1.若企业家是个冒险者或风险中性者时，企业家承担全部经营风险，所有者得到一个固定收入是符合帕累托最优的，与这一理论对应的操作性方案是“承包制”。承包的指标和目标可由所有者和企业家谈判商定，这个承包目标是所有者要求得到的固定收入，企业家拥有完成这一目标后的全部剩余。企业经营的好，这个剩余可能较大，企业经营不好，这个剩余可能为零。
实施这一方案的难点是如何确定承包指标。承包指标不能是单一的利润，也不能过多，应少而精，抓住最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关键指标。我认为这个关键指标是企业存量资产的保值度和增量资产的增值度。企业存量资产的保值度可分为固定资产的保值度和股票资产的保值度。计算公式分别为：
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净值+折旧提取额
＝——————————————————
的保值度存量固定资产原值
股票资产
企业持有的子公司股票的现值
＝——————————————————
的保值度
企业持有的子公司股票的原值
这里的固定资产原值是存量固定资产帐面原值用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价值，存量固定资产净值是现有固定资产的评估值。作为承包目标，固定资产的保值度应为100%，但若承包期内存量资产流失或破坏性使用，或缺乏更新改造，存量资产的保值度就会小于100%。股票资产的保值度是针对那些拥有子公司的企业而言的，这里的股票资产原值和现值都是单位股票代表的子公司资产的实际价值，而非股票的市场价值。显然，子公司经营越好，盈利率越高时，留利及其形成的资产越多，股票价值就会越高。相反，子公司亏损，股票的现值就会小于原值。作为承包目标，这个指标不能低于100%。
企业增量资产的增值度也可用实物法中资产的增值度和股票资产的增值度两个指标去反映。其中实物法中资产的增值度可用存量资产的税后利润率去反映，计算公式为：
存量资产的 承包期存量资产的税后利润
＝————————————————
税后利润率 承包期存量资产平均占有额
股票资产的增值度可采用股票增值率和股票资产盈利率两个指标去反映，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股票增
股票资产现值－股票资产原值
＝———————————————
值 率
股票资产原值
股票盈
每单位股票分得的现金红利
＝———————————————
利 率
单位股票资产原值
这里的股票现值和原值都是指股票代表的子公司实际资产的价值，而非股票的市场价值，这样可以避免投机因素对股票市场价值的影响，准确反映股票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若企业家是避险者时，最优的选择是“超收分成制”。超收分成制不同于一般的“分成制”，分成制是建立在所有者是冒险者或风险中性的判定基础上的，而超收分成制是以企业家和所有者都是避险者为判定的，其实质是所有者和企业家共同分担风险。按照这种制度，企业家的报酬和所有者的收益都由两部分构成：企业家的固定工资和分成起点以内的所有者收益类似于保险公司给投保人提供的部分保险，其变动部分为风险收益。企业家的固定工资水平可根据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而定，分成起点以内的所有者收益是所有者要求得到的有保证的收益，可以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基础确定。
和分成制一样，在利润完全取决于努力水平时，超收分成制也不是一种最优方案。我们X表示企业家的努力水平，Y＝F（X）表示企业的利润，A为所有者要求的按社会平均利润率计算的保险收益，B为企业家的固定工资，f（X）—A—B为超额利润，a为企业家的超额分成率，于是，企业家报酬函数和所有者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S＝B+a[f（X）－A－B]
R＝f（X）－S
企业家付出努力是有成本的。成本与努力水平正相关，并随着努力水平的上升，其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企业家的成本函数为：C＝C（X）
对企业家来讲，他参与经营劳动得到的净收益必须大于他不劳动得到的净收益W，即：S－C（X）≥W，充其量二者相等，即：S—C（X）＝W。这一等式在委托代理理论中称为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将这一参与约束代入所有者的收益函数，即得：
R＝f（x）－C（X）－W
所有者追求的利润最大化，令d（R）／dx＝0，即得所有者利润最大化条件是：
MP（X）＝MC（X）
其中MP（X）和MC（X）是企业家努力水平的边际产量和边际成本。
企业家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如果以企业家的净货币利益代表其效用，则企业家的行为目标可表示成追求净货币利益的最大化。净货币利益是企业家的货币利益扣除成本后的剩余，即：
BJ＝B+a[f（X）－A－B]－C（X）
令d（BJ）／dx＝0，即得出企业家效用最大化条件为：
aMP（X）＝MC（X）
从所有者收益最大化条件和企业家效用最大化条件可以看出，在企业家的超额分成率为0和1中间的任何数值时，企业家的实际努力水平都小于所有者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的努力水平，这说明超收分成制也并非一种最优的制度安排。然而，在企业家的努力水平是一种私人信息，所有者难以有效监督时，超收分成制却是一种理想的折衷方案，因此，一方面，所有者和企业家的固定收入满足了其避险的偏好，另一方面，企业家的部分收入和企业利润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所有者利益和企业家利益的激励相容。企业家要取得高报酬，就必须创造高利润。虽然利润不完全受人力控制，但至少努力经营比偷懒取得高报酬的可能性大得多。
实施超收分成制的难点是超额分成率a的如何确定，a到底定在0和1之间的哪个数，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规则，而是所有者和企业家双方对这个比率的认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公平交易的情况下，交易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交易协议是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由此可以认为，所有者和企业家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谈判中确定的超额分成率将是最优的。
三
亚当·斯密说过，很少有领薪的管理者会像管理自己的钱财那样来管理别人的财产。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报酬制度以赋予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方式建立了一种企业家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一损具损、一荣具荣的利益激励机制，并没有排除冒险的企业家无视所有者的资本安全或经营不善导致企业失败的可能。现实中因企业家不负责或不适当地行使剩余控制权而导致企业失败的例证并不少见，因此，在通过报酬制度对企业家实行利益激励的同时，构建企业家的监督约束机制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监督约束企业家行为的机制很多，包括立法监督约束、党内监督约束、群众监督约束等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监督约束机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约束机制。因为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制度只有在健全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现代企业之所以没有排斥“承包制”这种古老的形式，就在于承包制的背后有一个机制发达的市场。中国国有企业承包经营中的短期行为，原因也在于背后没有一个约束经理人行为的市场机制。
市场制度是怎样约束企业家行为的呢？这种约束力最终来源于企业家市场上的竞争和退出机制，但这种机制的实现却是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企业家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产品市场的功能是显示企业家经营绩效和经营能力，资本市场是对企业家的经营绩效和经营能力作出评价，企业家市场是最终决定企业家的进入或退出。这就是说，避险的所有者在企业经营绩效低下、利益受损时会中止合约，迫使企业家退出以避免资本继续受损，或者是出售股票，抽出资本以保证资本的安全。所有者用脚投票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一旦股票跌价导致企业被其它投资者收购或兼并，董事会就要被改组，经理人也会被强行退出。明确了企业家行为的市场约束过程，我们就有了构建企业家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就是：
1.营造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产品市场是个显示屏，企业的经营绩效在这里显示无余，没有什么能掩盖企业家的无能和不负责任。产品市场的这种监督机制往往又使企业家走向另一极端——排斥竞争者以获取超额利润或转嫁成本以掠取额外收益。排斥竞争造成的垄断和转嫁成本形成的外部不经济不仅会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而且使企业的经营绩效不能得到正确的显示。因此，要发挥产品市场在显示企业家经营绩效中的作用，政府应适时地伸出看得见的手，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种种手段反垄断和消除企业行为的外部性，营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使企业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2.完善资本市场的选择制度。避险的所有者所关心的是其资本的收益，所有者的这种理性避险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因而是对企业家经营绩效或经营能力的一种市场评价，这种评价决定着企业家的去留任免。因此，存在一个所有者可以自由进出的资本市场选择制度，可以督促企业家从自己的职位安全出发努力经营，从而大大节省所有者的监督成本。要使所有者的理性避险能直接决定企业的市场价值，就是要将企要的产权全部推上市场，实现企业产权的完全市场化。为此，不仅个人股应上市流通，而且国有股和法人股也应上市流通。
3.建立企业家人才市场。企业家首先是个经济人，其道德是不完美的，其效用函数中可能包含损人利己的动机，这就需要有种制度来抑制这种动机和行为。外在的监督和约束不仅有成本，而且容易招致企业家的逆反情绪，是否存在一种把所有者的意志内化为企业家的自我意志，把各种有损企业家尊严并容易招致逆反情绪的外在监督变为企业家乐于接受的自我约束的制度呢？我以为企业家市场从本质上讲就是这种制度。这是因为，第一，企业家市场的选择机制构成了所有者对企业家的无形监督。在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经理人的场合，当企业家的目标和所有者的目标不一致时，企业家出于自己的职位安全的考虑，多半会服从于企业的目标。董事会对经理人的素质负责，甚至因企业家的经营不善而退出或解散，恰恰证明在法人企业的治理结构中，所有者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企业家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是完全相通的。尽管企业家市场和其他市场一样，也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但只要企业家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竞争的结果都能实现企业家目标和所有者目标的相对均衡。第二，企业家市场合约的长期性质，迫使企业家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与产品市场不同的是，企业家市场的合约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具有长期连续性质的，因此，企业家的经营绩效和名誉对其经营前途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会根据他过去的表现计算出这个经理将来的价值”，企业家不能不注重短期内的经营业绩和名誉的积累，但他也不能不顾企业的长期发展，长期的合约要求有长期的追求，他在本期对绩效和名誉以及各种非货币利益的追求至少不应损害他下期与所有者的签约，因为其他任何同行经营者都有可能替代自己。现实中没有谁明确告诫企业家必须考虑这两个方面，企业家的理性选择完全是迫于企业家市场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存在。
我国的企业家市场正处于发育之中，而且这个市场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存在外流现象。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买者进入市场，在企业家人才供给刚性的情况下，会导致卖方垄断，因此主张在国有经济内部建立一个与外部企业家市场平行的企业家市场。我以为这种人为地分割市场的做法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以为国有企业缺乏经营人才，非从非国有经济中去购买不可的看法也不符合实际，国有企业经理人才的外流本身说明国有企业并不缺乏经理人才，而是缺乏一种人尽其才的制度。因此我认为企业家市场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为此，改革干部制度、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消除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逆向选择，是国有企业作为买者进入企业家市场，同时将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推向市场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