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人才综合素质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思想家论文,综合素质论文,近代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才综合素质及内在标准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的问题，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概而言之，相同之处在于，均认同“德、识、学”等为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内在要求；不同之处在于，“德、识、学”等的内蕴和外延的界定因时代不同、人物的背景不同而迥异。该文试图通过对近代开明的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的论述以证之。
进士出身的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公使。他特定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轨迹及其所处的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使郭嵩焘坚持“人才救国”的思想，对人才寄予匡救社稷的厚望。在他的“人才救国”思想体系中，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对人才的内在综合素质标准作了论述。
首先，郭嵩焘认为，“德”是人才最重要的内在素质。郭嵩焘的这一观点，与“以德为尚”的传统人才模式大体相同。但是，郭嵩焘“读张子全书，士君子处治朝则德日进，处乱朝则德日退，慨然有感于言”〔1〕，意识到只用过去“德”的内容来要求现时的人才， 很难完全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消滞了的国脉”，“即求旧德而用之，能挽此积渐之势乎？然且不能也”〔2〕。于是，郭嵩焘在确认传统道德的同时， 又力图对旧德的内涵加以补充。
什么是“德”呢？广义的德一般指政治品质、伦理道德和个人心理品格。狭义的德只指前两者，简称为政治伦理道德。郭嵩焘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恪守万世不变的纲常名教，具有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他引用后人伪托的黄石公素书中对“道、德、仁、义、礼”的浅显解释，对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夫道，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3〕对于这些， 郭嵩焘本人是坚守不移的：“知之而守吾心之诚然，以行之不疑，而德乃备。”〔4〕除此之外， 郭嵩焘又将“理”的概念引入政治伦理道德之中，把它同“道”等同起来。所谓理，郭嵩焘依照王夫之的解释：“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5〕即理是事物的必然原因和规律， 它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处事有处事之理，待人有待人之理，处事待人做得恰到好处，合符规范就是得理，而得理就是得道，“得道者， 得其理而已”〔6〕，“所为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交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得位者效其职，身任焉而不疑，不得位者明其理，心知焉而不敢恃”〔7〕。 既然“理”与“道”一样，是人才应具有的政治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那么，怎样才能具有它呢？郭嵩焘从反身求诸己，以修身养性为先务的传统方式出发，将“理”内化于心，提出首先求“理”于自我，“天下事物之待理者，求之一身，而固无待于外也”〔8〕。然后，将求得的“理”首先用于律己， “君子之道急先自治，使其心与身皆受理焉”〔9〕， 用所受之理“勒攻吾之阙。……攻其阙者，以修身也，求吾身之仁，以为之推暨，精吾心之义，以为之权衡”〔10〕，这样，用“理”来完善自身，就可能做到“劳苦有所不恤，怨仇有所不辞”〔11〕，“利不足以动其心，阿谀谄附不足介其意”〔12〕，就可能做到“不厉威严，而人自畏之，故有德必有威”〔13〕，也就可能成为对封建国家有用的人。为此，郭嵩焘十分恳挚地告勉与他同属一个阶层的士大夫官僚们：“吾辈以中才而涉末流之世，内度之身，外度之人，忧勒惕厉，无有穷期。”〔14〕
前面已经说到，郭嵩焘强调“德”在人才内在素质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超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所需人才的客观要求。不过，郭嵩焘将“理”引入德的范畴，并把它与“道”等同起来，便自有其用意了。郭嵩焘试图通过“理”来对原来固有的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某种“合乎时宜”的变通和演绎，以适应特定的历史环境。比如，他提出，既然封建阶级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天理，那么，为了遵从这个天理，就必须在当时“世变之亟”的危局中，千方百计地保全这种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认清比中国强大得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人的入侵是现实存在的“势理”，并且必须遵循这种“势理”，与外国侵略者妥协，也就是以屈从“势理”来捍卫“天理”。尽管求和、妥协从现象上看是耻辱和败绩，但是，只要能够顺从这种不可逆转的“势理”，由此而保全危在旦夕的封建统治，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在处理一切夷务时，要以“理”的得失为准则，而不能以成败为转移，所谓“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过事理而已”〔15〕。为了说明与洋人“通知事理”的可行性，郭嵩焘又提出，根据他与洋人多年打交道的经验，用理开喻洋人比用理开喻中国老百姓容易得多，“洋人能循理路”，是通情达理的。所以，“窃以为控御之方，去猜嫌之见，传曰，凡事豫则立，而与外人相接，理不充即气不壮”〔16〕。这样一来，郭嵩焘为创建的妥协求和的对外原则找到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当然，郭嵩焘不仅自己要一心一意地去做“有理之士”，更为重要的是要使统治阶级内部更多的人知“势理”，与他志同道合，共同去向外国侵略者求和言欢，为封建统治“解事”。这就是郭嵩焘把“理”纳入政治伦理道德之中，作为人才基本内在素质的根本意图。
除外，郭嵩焘又把“气”作为人才的心理品格，纳入了“德”的广义范畴中。“气”即志气、勇气。郭嵩焘的解释是：所谓志气，就是经世济国、匡求时弊、治乱安危的志向和决心。 “举远必至谓之志”〔17〕。所谓志气，“君子出处进退，求达其志而已， 无欣感于其间”〔18〕，“志立乎万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然后义可精”〔19〕。可见，志气是一个人成才、有为的内在动力，因此“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20〕。
所谓骨气，即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志向，而始终做到独立特行，刚正廉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古豪杰伟人之生，必有所自命。虽在贫贱，其气概尝加于一切功名富贵之上”〔21〕。
所谓勇气，即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惜一切的勇敢精神。只要有了勇气，就可以一往无前，“志城言（郭嵩焘的弟弟），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气荣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22〕。
尽管郭嵩焘很强调人才“气”的个人心理品格，但是，他又认为“气”的运用必须以“道”、“义”、“仁”、“忠”、“孝”等政治伦理道德作为导向。“气，用独者也。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用之以配道与义也”〔23〕。“君子之用气也，仁以为任”〔24〕。“大臣养吾气以致天下之气，忠孝廉节之道其常，言论事功之标其准”〔25〕。
此外，郭嵩焘认为，作为人才，还应具有“朴”、“耐”、“公”等个人心理品格。
什么是“朴”呢？郭嵩焘认为“朴”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正派忠厚。“士之立朝，要立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庭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26〕。因此，“吾又以知天下之人才，惟能引也，而后可与当大事，临大难而不变所守”〔27〕。
“耐”又具有哪些含义呢？郭嵩焘认为：“耐”就是坚强耐苦，百折不回的韧性。作为一个人才，“须具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耐力。大凡有为之士，杰出之人都能吃苦耐劳。“圣贤仙佛，英雄豪杰，只熬得一苦字过，无一时敢图逸乐，乃得有所成就”〔28〕；“吾谓圣贤豪杰长处，尤坐一赖字，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直是一赖字，澈上澈下，停停当当，低着头干，终其身无功，亦只坐定如此干去，此为豪杰非常之才，不必其智虑果殊绝于人也”〔29〕。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耐”的心理品格，就能够为他锲而不舍地“立德卫道”提供可靠的保证，“贞固强忍，百屈不挠，斯为载道之基”〔30〕。因此，“用人之法，总须用苦人，其心思才力皆出于磨炼，故遇事能知其艰苦曲折，且能耐事”〔31〕。
何为“公”的人格品质呢？郭嵩焘认为，即是“存公志私”的价值观。他指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32〕，“见浅鹜小，循私近利者俗吏”〔33〕，“以学问文章助其名利之私，其贻患尤大”〔34〕。更为严重的是：得利者小“气”，趋利者孤“义”。“以好利之故，颠倒是非，其气不能昌”〔35〕；“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36〕。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定要做到贱利重义，去私存公。重义则生无畏，“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37〕；存公则能明理，“公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内外两忘，澄然无欲，惟理是从”〔38〕。
从上可见，郭嵩焘对人才“德”的要求，既有所侧重，又不失全面；既完全继承了传统人才观的基本内容，又加入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新成份。总而言之，郭嵩焘以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的政治品质为核心，以对交往对象产生作用的伦理道德为重点，辅以对个人成才产生作用的个性心理、人格特质，企图用这个较为系统的、具有适应力的人才德行观，来唤起封建士大夫立德、宣德、匡扶朝庭的“良知”。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宣扬：“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其强弱”〔39〕；鼓吹“吾人进德修业，乃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不可薄于自待”〔40〕。郭嵩焘还提出，如果“生衰世，处污俗”，一时不能循“治乱安危”之理，行“富国美政”之德，那么就要激流勇退，退身以养德，“隐者，非所以避世全身而已，所以养德也，乱世之是非以身与焉，而与争屈伸之数，非君子之所尚，明矣”〔41〕。“君子进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42〕。这样，就可以“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也使人才的德行观更加完善了。
如果说在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素质和人才标准中，“德”是最重要的，那么“识”的地位仅次于“德”。而郭嵩焘对“识”的强调，从某种程度上丝毫不逊于前者。
所谓识，一般来说就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洞察力，对是非、得失的判断力以及掌握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自信力。郭嵩焘所说的“识”，与前面所说的“理”、“道”有密切关系。“识者，恒也，知者，察也，恒者，道之纲纪，察者，道之昭著，纲纪斯而不昧”〔43〕。“识有二，有大局之远识，有一事之深识。大局之远识，周子之所以几也；一事之深识无他，明乎理与势而已”〔44〕。
郭嵩焘认为，作为一个人才，必须有超乎常人的识见。“处天下事，以识为本”〔45〕。“论天下事，以识为主”〔46〕。“故为大臣者，以识为本，而才次之”〔47〕。“君子以识为本，而行次之”〔48〕。“识定，则持之为有故而发之为有术”〔49〕。如果“识力透出人一层，自能剖析是非得失，不随众附会”〔50〕，“不随俗转移”，就可能做到“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彗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
郭嵩焘认为在当朝“识”的最主要原因是识“天理”，知“势理”。郭嵩焘提出，根据当朝极贫极弱的局势，一个有识之士一定也是有理之士，他们以“理”而“论控夷狄之大，常以守为本”〔51〕。但是，由于今人受南宋“争言之战”的风尚所迷惑和毒害，因而多“以一战为能者”。“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52〕，“悲哉无识”。郭嵩焘由此得出结论：“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53〕“天下大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54〕“天下之大乱，积成于无识。”〔55〕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呢？郭嵩焘忙不迭地指出：首先，“须大臣有学识者，左右维持，盖之以诚悫坚定，久而其德日新，斯为得之”〔56〕；同时，要切实把“识”作为是否为有用之才的重要标准；更为迫切的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尽快把“明理审几”的洋务人才纳入统治阶层。因为，这些有理、有识之士十分难得。“则明理审几之才，因不易得也，知情知势，而后有以处人，狭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知理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屑出于其口。……能知处理洋务，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必皆裕如矣”〔57〕。
如果说“德”、“识”在人才内在素质和标准中居核心地位，那么“学”在其中便居基础地位，即所谓“非学无以立德”，“非学无以明识”，“非学不成为才”。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人才，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是具有知识，其二是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后者又是产生于前者之上的。“学”即是指知识素养。“学”的具体内容在各个阶级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变化和侧重。按照郭嵩焘所推崇的人才典范——曾国藩的说法，当时的知识“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58〕。所谓义理之学（也称道学），即是宋代以来的中国后期封建文化的主体。它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将封建的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或“心”，将维护纲常名教归结为义。所以，义理之学是封建统治阶级要求它的人才所必须掌握的。所谓“经济之学”，即经世济国之学。无外乎仍是古今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没有脱离传统经学的范围。至于“词章之学”，即作诗填词写文章的学问。考据之学“即今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59〕。在这四门学问中，自然是以“义理之学”为首，“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术”〔60〕。不过，在郭嵩焘年轻时，他曾对词章之学有很大的兴趣，并由此而受到好友刘蓉的指责和劝勉。刘蓉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到：“记诵之学，止于表志，而词章之学，其终至于丧德，其德既丧，借使文采烂然，亦所谓其余不足观者。”〔61〕在曾国藩、刘蓉这些从“学而优则仕”正途上脱颖而出的封建人才的长期影响下，郭嵩焘最终接受了“义理重于立身，文学止于润身”的原则。他深有体会地说：“人须是从道学切实入手用功夫，乃能自立。”“学之不修，德之不足于达天下。”不过，郭嵩焘也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个“匡时正俗利济生民”的人才，还要“博览群书，不当墨守一经以自囿”〔64〕。他把经、子、史、传百家之书分别比譬为堂奥、门户、窗子、厢房等，认为只有广泛“求其书而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65〕。他以自己为例，说他之所以能够洞悉世变，明察势理，就在于“读书多而见事明，反复相寻，而理势之所趋，终必循其径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数也，而其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亦岂非学问之效然与”〔66〕。
郭嵩焘还认为，读书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理，“故吾人读书论世，首在明理，理明，自然随处可以理处，消患未萌”〔67〕。郭嵩焘提出，之所以当时办理洋务的官员多半都懵然无知，力不胜任，就是没有认真读书观理。而那些抵抗派的“无识”之论，更是没有“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的缘故。既然非“学”不可能为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提供保全之计，非“学”也不可能在与强大的西方侵略者的交往中为封建统治阶级化险为夷，那么，有无中国传统学问的坚实根基，自然便是能否成为人才的基本条件之一了。
在对“学”的内容界定中，郭嵩焘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他对西方文化没有象封建顽固派那样视为洪水猛兽，加以坚决的排斥，而是采取了承认和称道的态度，并企图将其纳入中国传统学问的系统中，以弥补其传统学问在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方面、科技方面的空白和不足。他在英国时，曾与日本户部官恩娄叶欧姆会谈，并问及所读有关洋务的书，认为他谈的“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68〕。在他出洋的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的各项自然学科及专家，“引次至伦敦，所见定大、谛拿娄、阿文、虎充、斯博得斯武得谈论电学、化学、光学、热学之精微，盖见英国学问人人讲求云云”〔69〕。郭嵩焘称这些“亦极天下之威矣”。不过，尽管郭嵩焘讲了西学、西人、西方的若干赞美之话，甚至在学习和采纳西学的某些主张上，超过了洋务派的一般观点。但是，这些毕竟只是他思想的支流，其思想的主流仍然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河床里流淌。在郭嵩焘看来，实用的学问，中国确实不及西方，而治国治民的学问还是中国的好。“鄙人始及中国学问流传三千余人（年），圣人立身而已，治国治民之方，备具于书，此所以崇尚至今。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70〕。既然西方的实在学问胜于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在坚持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学来为我所用。可见，郭嵩焘把西学作为人才必备的知识素养，并没有“离经叛道”，依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严格限制之中。
另外，郭嵩焘认为，从广义来说，人才的“才”就是德、识、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既然如此，郭嵩焘就对狭义的“才”不甚看重，并且主张敛才，认为才气不能太张。因为“才者赋之天，望则须以人”，才太甚容易损望。他举例说：“子静做官之才尽有余，惟虑用才太过，必致损望，故才有余，必务敛约”。〔71〕郭嵩焘还认为才太足容易使人失德，“司马光论才德之辨，以为人多蔽于才而遗于德”〔72〕，“道德文章，推极于圣贤境界，亦尽无穷。若恃其才气之伏，偃然自足，遂以文字玩弄一切，是其倒乱是非，是使玄黄异色，天下何赖有此。 ”〔73〕同时，郭嵩焘还把才与志对立起来，“朱子曰‘才悠悠， 即是志不立’”〔74〕。
以上是郭嵩焘认定人才自身和衡量人才的三大基本要求。这三者分轻重、按主次的有机排列和组合，便构成了郭嵩焘的特定的人才内在素质和主观标准。从结构上看，就是以“学”为基础（以中学为主，以西学为补），以识为重点，以德为核心。从总体来看，就是要求人才做到：“以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75〕更为重要的是，要求人才具体做到：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去适应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变化了的形势，去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这个现实存在的“势理”，由此获得对新的统治格局的心理承受能力。无论是“德”，还是“识”、“学”，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目的来规范、限定的。
从以上对郭嵩焘的“德、识、学”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综合素质的标准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烙印和他个人作为一个较早具有洋务思想和经历的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从中既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可借鉴的内容，同时也说明了郭嵩焘作为一个近代洋务思想家的时代局限和个人偏见。
注释：
〔1〕《玉池老人自叙》，102页。
〔2〕〔9〕〔10〕〔11〕〔12〕〔13〕〔17〕〔19〕〔20〕〔23〕〔24〕〔25〕〔26〕〔28〕〔30〕〔32〕〔33〕〔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0 〕〔51〕〔52〕〔62〕〔72〕〔74〕《郭嵩焘日记》卷一，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37页、420页、497页、524页、428页、428页、499页、 499页、157页、473页、474页、474页、198页、511页、488页、499页、 158页、499页、157页、428页、157页、553页、31页、30页、506页、 506页、447页、498页、499页、447页、393页、403页、347页、488 页、157页。
〔3〕〔6〕〔22〕〔29〕〔31〕〔35〕〔36〕〔56〕〔75〕《郭嵩焘日记》卷二，195—196页、65页、189页、189页、40页、377页、198页、9页、195—196页。
〔4〕〔8〕〔18〕〔21〕〔27〕〔49〕〔53〕〔54〕〔55〕〔63〕〔65〕〔66〕《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264页、52页、 518页、259页、507页、144页、158页、160页、258页、513页、《书〈海国图志〉后》。
〔5〕《正蒙·至当篇》。
〔7〕《使西纪程》，18页，转引自《郭嵩焘年谱》上，72页。
〔14〕〔34〕〔67〕〔73〕《郭嵩焘日记》卷四，256页、257页、503页、256页。
〔15〕〔16〕《郭嵩焘年谱》下，524页、526页。
〔57〕《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353页。
〔58〕〔59〕《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上，辛亥七月传忠书局刻本，81页。
〔60〕〔61〕《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64〕转引自《郭嵩焘年谱》上，28页。
〔68〕〔69〕〔70〕〔71〕《郭嵩焘日记》卷三，169页、203页、203页、9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