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重组的误区与对策——基于2009出版重组年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误区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初，由新闻出版总署推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明确表示，重组是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推动出版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从此后一年的出版业改革历程来看，从新政之后的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改制重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到年末中国出版集团重组黄河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以及其间颇具意味的“公私合营”式重组，都明确地昭示了一个事实——2009年是一个出版重组年。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反思2009出版重组年的几个误区，并着眼未来探索我国出版重组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
《指导意见》提出重组有四种重要方式：一是拥有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的地方、中央部门和单位整合出版资源，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二是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三是中央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出版单位在财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牵头组建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四是中央和地方国有出版企业对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出版单位进行联合重组。这也构成了本文梳理2009年出版重组年的一个基本思路。
十分有意思的是，如果在这个框架中分析梳理出版企业重组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各种模式的运行情况冷热不均：就第一种方式而言，其实质是出版企业改制基础上的集团化战略，而其对象大多是中央部门出版社，在过去的一年内尚无实质性进展；就第二种方式而言，主要是一些产业竞争力较弱地方的出版企业通过强弱联合的方式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如海南凤凰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的重组，其对出版产业的结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就第三种方式而言，其实质是通过现有部门出版资源的优化重组，构建专业化的出版集团，但由于体制性问题并没有理顺，尚无一成功案例；就第四种方式而言，其实质是一些弱势中央部门的出版社通过重组寻求出路，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改制重组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是其代表。综合来看，本年的重组方式和行为除第二种方式略有起色之外，其他三种旨在针对改革相对滞后部门出版社的重组行为，除了若干弱势部门或经营效益较差的出版社在重组方面有实质性进展之外（如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等），整体而言乏善可陈。
二
我们认为，造成目前的情形和这些方式中所透视出的政策目标有关。具体而言，就是重组多出于政府想消灭亏损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在此目标指引之下我们所能见到的重组就只能是强弱合并，而很难见到强强联合。而且去年的出版企业重组整体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即“重强弱重组，轻强强联合”、“重存量重组，轻增量重组”“重资产重组，轻业务重组”，以下我们分别予以分析。
首先，2009年的重组表现出明显的“重强弱重组，轻强强联合”，即重组多是优势出版企业在弱势出版企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之下，实现强弱重组，而很少看到那些能够对出版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强强联合。从过去一年的重组案例来看，发生频率较高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优势出版企业对弱势地方、部门或者民营的出版机构的重组上，具体参见下表。
从这些重组案例来看，无论是地方还是部门出版单位，大多数是弱势出版资源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之下实现跨区域重组，其目的在于使这些效益差的出版企业可以转让产权，在被重组的过程中获得新生。那些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和弱势地位的民营出版机构，如今通过和优势出版企业重组获得合法的身份，自然也趋之若鹜。从2009年的实践来看，基于强弱重组的出版企业收获颇丰，基本达到了重组的目标——在消灭亏损出版企业的同时，激活了出版的存量资源，创造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在我们看来，我国出版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是不可能通过强弱重组来完成的，而只能依靠强强联合。因为只有强强联合才能真正优化出版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形成合理的产业集中度，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出版企业集团。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在2009年所发生的重组多是强弱重组，其对出版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十分有限。[1]因此，我们对于强强联合式重组充满了期待，这将是出版体制改革决胜之年的决胜之战。
其次，纵观过去一年的重组，多是出版产业现有存量资源的内部调整，如优势出版企业对弱势出版企业的重组，而很少涉及业内非国有资本以及业外资本的增量改革和重组，表现出明显的“重存量重组，轻增量重组”。在过去的一年中，“公私合营”式重组无疑是重组年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亮点之一。但是在我看来，国有出版企业对民营出版机构的重组，只是改变了民营机构的灰色身份，其政策性的障碍，如产权进入的限制仍然存在，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量资源，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十分有限。
具体而言，2009年的改革多集中在存量部分，即通过企业改制、股份制改造、企业重组等综合手段，在分担国有出版企业改制的体制性、社会性成本，解放国有出版资产历史包袱的同时，建立管理科学、权责分明、流动顺畅、交易公开、运作规范的产权市场体系，而在增量改革方面的举措还十分欠缺。特别是在吸收业外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领域，参与国有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推进出版产业增量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难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产业格局。出版体制改革必须在做好存量文章的同时，积极探索增量改革的新途径，只有两种方式齐头并进才能真正推进出版企业重组的实施。因为，存量改革的实质在通过增加国有出版产权流动性的同时，通过产权重组释放国有出版资产活力，这是优化我国出版产业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式不仅仅在于优化存量，而且培育和发展体制外的增量，即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放手发展非国有经济力量。因此，出版体制的增量改革不可或缺，即通过增量改革推进出版产业产权多元化，发展多元市场主体，建立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市场体系，全面推动出版产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再次，“重资产重组，轻业务重组”则构成过去一年中出版企业重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具体而言，即出版企业多将精力集中于外部性的资产重组，而对企业内部的业务重组，特别是基于内容提供商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内部业务重组重视不够。
三
我们知道，资产重组是指通过企业货币化资源的分拆、组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企业的低成本扩张，而业务重组是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结构等通过优化整合，提升企业的基础实力，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共同构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我国出版企业通过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可以完善传统出版企业断裂的产业链条，在横向和纵向价值链整合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内容提供商的完整价值链条和核心竞争能力。但是，出版资产重组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为出版企业的生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物质条件。而我国目前的出版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出版业正经历“从业务经营向资产经营、从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历史变革，因而倾向于将重组与资产经营画等号，认为资产经营比生产经营、资产重组比业务重组的层次更高。这是目前出版企业重组中的重要误区，其中也隐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因为没有业务重组所带来的业绩和竞争力提升，资产重组并无多大的价值，而且还要面对资产重组所致的各种风险。因此，出版企业在实施资产重组的同时也应进行业务重组，特别是应该基于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能力提升的目标，合理配置出版资源，优化管理制度，完善产业链条，壮大市场网络，才能保障企业重组取得实效。
四
重组是出版产业升级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既是其他领域国有经济改革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破解出版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重组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国家层面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而且需要企业层面有明晰的战略目标和手段。就目前而言，出版企业重组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抓紧《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落实，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尽快出台有关国有出版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为出版企业重组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一方面，要抓紧国有出版存量资产的改革，充分借鉴国有经济改革的经验，通过企业改制、股份制改造等综合手段，在分担国有出版企业改制的体制性、社会性成本，解放国有出版资产历史包袱的同时，建立管理科学、权责分明、流动顺畅、交易公开、运作规范的产权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抓紧落实国家关于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有关规定，推进出版产业增量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要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领域，参与国有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产业格局。出版体制改革必须在做好存量文章的同时，积极探索增量改革的新途径，只有两种方式齐头并进才能真正推进出版企业重组的实施。因为，存量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增加国有出版产权流动性的同时，通过产权重组释放国有出版资产活力，这是优化我国出版产业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式不仅仅在于优化存量，而且培育和发展体制外的增量，即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放手发展非国有经济力量。因此，出版体制的增量改革不可或缺，即通过增量改革推进出版产业产权多元化，发展多元市场主体，建立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市场体系，全面推动出版产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其次，要围绕内容提供商这个核心目标，大力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强联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2]我国的出版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并不具备产业的属性与功能，而且在传统体制下，出版社完成国家下达的出版计划和任务，新华印刷厂负责印刷，新华书店负责销售，出版产业链被人为割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版业借助集团化策略开始探索出版产业链的重构，但是，由于历史以及体制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出版集团尚未实现出版资源的充分整合，出版产业链也尚未成熟。在出版产业高度融合的产业背景下，通过“强强联合”引进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实现出版集团的产业链重构，而且有利于提升出版产业的规模经济和竞争力。目前阶段出版企业重组中引入战略投资者应该优先考虑如下两个原则：其一是基于内容提供商核心竞争力培育目标，即以内容生产资源、内容加工能力、内容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内容的多渠道、多媒介传播为手段，提供横向价值链重组构筑以内容为核心的竞争力；[3]其二是基于产权多元化和管理规范化目标，通过引入业外国有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促进股权多元化，这将有利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推动企业管理的规范化。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在出版企业重组中的引导作用，适时设立出版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增量改革推动出版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提升我国出版产业结构和整体竞争力。[4]所谓出版产业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对未上市出版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它实质是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通过向多数投资者发行基金份额设立基金公司，由专业机构管理基金资产并按照投资收益分成的从事实业投资的金融创新工具。从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目标不在于短期收益，而在于所投资产项目的成长性和资本的保值增值性，所以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者所抱持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理念和价值投资意识。因此，产业基金投资者更是一种战略投资者，即致力于长期投资合作，谋求获得长期利益回报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者。基于此，在目前我国出版产业体制和机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战略投资者尚未形成的前提下，由中央财政设立出版产业投资基金是培育战略投资者最切实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其战略投资行为的示范性和导向作用，将有利于解决我国出版产业所面临的产业规模“小而全”、投资渠道不畅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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