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及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4-0043-08
发展成为现代社会① 的主题，当前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价值的贫困这一发展实践难题更是凸显发展的理论研究。西方学者弗朗索瓦·佩鲁、阿马蒂亚·森、保罗·谢弗等从人—文化—价值等角度构建了新的发展范式，对当代全球的发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发展中的中国如何对其选择？是接受还是拒斥？其在多大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并给予马克思主义回应，以对其优势和缺陷做到切实甄别。
一、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
二战后物质财富匮乏，各国面临“现代化”重任，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成为各国发展理论和实践追求的核心价值，并一直以来成为传统发展范式的核心理念用于指导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按照这一范式展开的发展实践，各国出现了种种的现代化难题——贫富分化、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等。
面对诸多发展难题，原有的社会发展范式已经无法应对挑战。各国学者试图寻找新的社会发展范式，以解决这一社会发展之困。在寻找发展新范式的过程中，西方有几位学者——阿马蒂亚·森②、保罗·谢弗③ 和弗朗索瓦·佩鲁④ 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下面对其观点进行简单描述。
（一）对传统社会发展范式面临的挑战有着深刻的认识
学科的范式转换是在原有理论范式遇到靠其本身的自我调整和精致化无法解决的挑战时发生的。因此，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只有对挑战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有针对性地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范式。这一点，在西方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发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对传统社会发展范式所遇到的挑战都有着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如保罗·谢弗在其著作《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中引用了这样的警告语：“我们可能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正处于世界转型的过程中，这个关键的阶段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一次伟大的变革”。[1](P1)他认为人类已经走到历史关键的转折点。证据之一“便是环境危机，与之相伴的则是战略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诸如木材、水、煤、天然气、电、鱼、石油，其中可耕地的减少尤为严重”。证据之二“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被迅速拉大”。其他的证据则包括：“令人触目惊心的污染、贫困、饥荒和失业，传染病的扩散，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升级，失衡性的世界两极分化，核生化战争的威胁，以及谋求‘人性化发展’所遭遇的失败”。[1](P1)这些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谢弗接着分析道：“人们稍加思考即可想到，如果这些问题找不到相应的解决方案，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畸变”。在这背后则隐藏着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随着世界人口达到60亿并持续加速的增长，随着地球载荷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找不到有效的防范途径，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必将崩溃”。[1](P1－2)从自由的角度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阿马蒂亚·森也有与此十分接近的观点，认为，现在物质世界是丰裕起来了，“在一二百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这些问题包括“长期的贫困与得不到满足的基本需要”，“饥荒和大范围饥馑”，“对起码的政治自由和基本的自由权的侵犯”，“对妇女的权益和主体地位的严重忽略”，以及“对我们环境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维系力不断加深的威胁”。[2](P23－24)新发展观的提出者佩鲁也有相似的认识，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按照原来的发展范式所进行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在那里，“贫困的诸种生理效应最终将使死亡率大大升高，以致很大一部分新生儿在成长为有思想、有生产能力的男人和女人之前夭折。人口中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是生理的和精神的低能者。多方面的人力资源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3](P14)
由此可见，这三位学者都认识到了按照原有的社会发展范式所展开的社会发展实践遇到了全面的挑战，主要造成的社会问题可归结为三点：贫富分化、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其集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平衡，资源和财富在代际和代内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在代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为贫富分化，在代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为环境的恶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这使得我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只是用来发展了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却没有得到发展。这一现代社会发展难题举世瞩目，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研究和争鸣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从人—文化—价值的角度构建新的社会发展范式
传统的社会发展范式之所以带来了众多的社会发展难题，是因为其理论的单纯财富本位视角。按照这一范式所展开的发展实践，只关注财富的多少，而不关注财富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也不关注这代人财富创造过程中是否透支了下一代人的环境和资源，从而带来众多的社会发展难题——贫富分化、环境恶化、能源紧张。面对这些发展难题，阿马蒂亚·森、保罗·谢弗和弗朗索瓦·佩鲁等认为传统的社会发展范式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社会发展难题，分别从人、文化和价值的角度提出新的社会发展范式。
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扩展人的自由的程度。[2](P1)“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1.评价性原因：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2.实效性原因：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3](P2)由此，森认为社会发展不是财富本身的增长，而是人的自由程度的增长，从而对社会发展有了全新的理解，提出了“人的自由本位”的发展新范式。保罗·谢弗认为，当代社会发展难题在经济时代无法得到解决，[1](P7)这些问题只能在文化时代得到解决。“这样一个时代的主要成果是，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需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1](P9)由此，谢弗提出了“文化本位”的社会发展新范式。同样，面对“经济增长发展观”，佩鲁反思道：“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3](P8－9)佩鲁认为现有的经济学描述的各种指标只能让我们认清物质财富的多少，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却没有丝毫的反映。他认为只重视经济增长是行不通的，因为：“1.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2.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3](P165)而且，“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3](P15)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文化价值发展状况是经济增长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它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佩鲁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文化价值的进步。针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范式”，他提出了“价值本位”发展新范式。
以上三位学者试图从人的自由、文化和价值的角度构建新的社会发展范式。他们提出的发展理论新范式，表面上看来是互不相关的，但本质上却高度一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而文化和价值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的提升和超越问题。他们提出的新范式的核心理念是关注人，关注人的价值，从文化的生成和超越角度来完成全面而自由的人的生成。
二、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
佩鲁认为，当前一种新的发展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以一种超越传统功利主义哲学的新哲学为基础。新的哲学是什么？佩鲁试图进行寻找。他认为，“在这一领域中的抉择无论怎样困难、怎样带有主观性，我们都认为，在世界迫在眉睫的激剧动荡使人们进行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而且应当从卡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从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产生于莫里斯·布隆代尔的个人人格至上）汲取宝贵的训诫。”[3](P100)那么，究竟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还是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佩鲁认为，“马克思原初理论中保留下来的是被剥削被压迫者对自由日益高涨的渴望，当时，他们在一个有利的历史时期，成功地把政治活动同广泛的、潜伏的拒绝接受制度性弊端的运动结合起来。即使在人们考虑到马克思的思想绝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自发哲学’时，它也是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教益；但马克思的哲学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哲学”。[3](P101)而他认为，“在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著作中，则可以找到一个精心设计、结构完整的行动哲学”。[3](P101)所以，佩鲁找到的不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而是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行动哲学。由此可见，佩鲁等新发展观学者曾经一度接近过马克思主义，但最终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发展理念的哲学支撑。
虽然其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但是经过分析，包括佩鲁新发展观在内的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深处还是富含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发展范式的理论旨趣高度重视人，将人的发展上升到社会发展的根本地位，认为人的发展状况是社会发展的评价性指标和实效性指标。这些方面都体现了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
（一）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与商品的关系，而不是研究商品世界本身
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关注的是商品世界本身的丰裕程度，发展的各种指标只能用来评价商品世界本身。面对这一“经济增长发展观”，佩鲁反思道：“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3](P8－9)佩鲁认为，没有人的在场，对发展的研究就是空的。所以他们试图转换一下考察问题的方式，如森在考察“贫困与饥荒”时，认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4](P5)现实世界存不存在食物是物质财富本身的问题，而人能不能够得到食物反映的是物质财富对人的意义问题。森继续论述道：“关于食物供给的陈述（statement about food supply）是指有关一种商品（或一组商品）自身的事情，关于饥饿的陈述（statement about starvation）则是指人与这种商品（或一组商品）之间的关系。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我们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4](P5)这是考察社会发展的一种重大的视角转换，由原来只关注商品世界本身，转换为关注人和商品之间的关系。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这一考察发展问题的新视角和马克思考察发展问题的视角十分接近。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5](P44)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重物不重人”的理论旨趣不同，马克思进行发展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实社会发展之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在抽象地承认物象化合理的基础上建构了其理论大厦，其在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创造物质财富的人的关照。马克思透过物象关系，考察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物质财富丰富的背后，是历史主体的价值贫穷。通过研究，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象的现实表现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马克思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物象的揭示，来寻求人的现实发展之路。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的奥妙在于：“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6](P89)这说明，商品看似是私人劳动的产物，来自于劳动者个体的意志，其实不是，劳动产品要想得到实现，成为商品，就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整个社会劳动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对某人的承认来自于对其创造的物的承认，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因此，单从商品的物的属性的层面根本无法了解商品经济的本质，只有从人的角度，才能认清商品经济的本质，进而找到现实社会发展之路。而对于货币，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重要的生产关系，它代表着对别人的劳动的支配的权力，人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7](P106)这样，“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7](P99)所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信赖的是物（商品和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如此社会，很容易忽视人的发展。当出现雇佣劳动后，“价值的增加无非就是对象化劳动的增加，但是，只有通过活劳动，才能保存或增加对象化劳动”，因而“价值即货币只有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才能转化为资本”。[8](P40)此时，资本作为一种关系，一种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关系，使得现实的商品世界背后蕴含着一部分人得到发展，而绝大部分人得不到发展的真相。
由此可见，单纯考察商品世界是无法找到社会发展之路的，这是传统经济学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一直在批判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理论，要让发展理论真正回归人间。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也认识到单纯考察商品世界本身是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难题的，并认识到了应该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虽然其研究方法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解蔽物象并考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法的高度，但是相对于以前的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发展范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的。
（二）将人的价值或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作为发展的评价性指标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对传统的社会发展评价方式进行了反思，如佩鲁反思道：“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3](P8－9)森也反思到，为什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一次经济危机就造成了大量人口的生存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不对，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的是物质财富的量，却没有反映物质财富对全体国民的意义。也就是说，没有反映出国民对物质财富的享有状况。所以他们认为，必须从人的价值和自由的实现程度的角度来看待审视发展。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不从文化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进行审视的发展结果是成问题的。森也有同样的观点：“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3](P2)文化、价值和人的自由等所言说的都是人的提升状况。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认为要评价发展状况，其最终要看人的发展的增值状况。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这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某种程度的契合，马克思恰恰是从人的发展的现状的角度来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根本评价，这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马克思评价社会发展有两个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从理性的维度来度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充分肯定的，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P277)但是从价值维度，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却进行着深刻批判。马克思曾论述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10](P269)这样，“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0](P267)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6](P743)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时代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11](P96)
由此可见，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发展评价指标蕴含着一种价值维度，而这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长期以来，之所以社会发展出现了诸如贫富分化、环境问题等就在于人们在考察社会发展的时候只有一个理性的维度而没有价值维度。西方社会发展新范式所蕴含的考察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马克思的理论诉求。
（三）将人的价值或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作为发展的实效性指标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认为人的价值或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不仅是发展的评价性指标也是发展的实效性指标。佩鲁论述道，“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3](P15)森也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2](P2)所以，经济发展必须重视文化价值，进入文化时代。因为只有在文化时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因为“这样一个时代的主要成果是，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如此，“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需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1](P9)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认为，要想提高发展的实效性，使发展具有动力，应该高度关注人的主体地位。这一点是深含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马克思对此有过更精彩的论述。首先，马克思认为这些没有得到发展的人“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狂野了”。[5](P9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得不到发展，会从根本上影响生产力的提升。其次，“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0](P270)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丝毫感受不到存在的意义，而“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劳动的时候“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10](P271)这种不发展劳动者的劳动必将从根本上制约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0](P270－271)从而影响劳动的进程，进而影响发展的实效性。
由此可见，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和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一样都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劳动主体得不到发展，其最终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一点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和马克思发展理论一样都将人的发展状况作为发展的实效性指标。
三、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审视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佩鲁除了曾经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行动哲学以外，还曾对马克思的理论公开提出过挑战，认为“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除了一种关心被剥削者及其集团的社会哲学所作的杰出而具有刺激性的抨击外，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对于发展理论和分析很少有贡献”。[3](P79)这使得对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进行审视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下面本文就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以及“发展的价值诉求”等层面对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进行审视。
（一）对“人的本质”观点的审视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将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体进行直观。比如佩鲁在其发展理论中考察发展的评价性指标——人的生活水平时，提出了最低生活方面的标准。他对“生活标准”进行了详细的结构化的细分并认为如此就能“把我们带入发展过程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把我们带入客体（产品）与人类的关系之中”。[3](P25)而森在解决人的饥饿问题时，也是从其所谓的“可行能力”[2](P14)的角度，来考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达到物的可行能力，其就不会挨饿。所以，佩鲁和森等在考察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时，都是把人作为孤立的个体来看待的，都认为解决好一个个孤立的人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贫困与饥荒问题。
然而，某个人是否能达到最低的生活标准，以及其是否能避免挨饿，不是进行孤立考察就能解决的。因为一些人的贫穷挨饿恰恰是被其他人剥夺的结果。所以，这需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关系去考察才能寻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正是马克思考察人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56)所以，马克思强调，作为我们考察问题前提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1](P17)这是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和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在考察起点上的不同。西方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往往从抽象的直观的角度考察人，将人看成是孤立的。而马克思认为人是具体的，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生成的特定的人。考察起点的不同决定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和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在理论品质上的巨大差异。
（二）对“社会的本质”观点的审视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体。某种理论关于人的本质观，就决定了其社会本质观。以孤立的抽象的人为理论起点的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以社会本质观为前提对社会进行考察，必然会认为社会的本质是孤立的人组合而成的群体。这是包括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等西方理论的一贯的观点。
而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的，“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12](P514－515)社会发端于处于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的需要。正是个人的需要，使他们之间结合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创新着这种关系。而这种需要都是由特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所以社会发展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是由具体的人，进而由具体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马克思清晰地论述道：“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9](P92)
所以，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的实践生成性，决定了社会的实践生成性。社会是由处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人结合成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的社会本质观和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社会本质观的重大理论差异。
（三）对“解决人和社会问题方法”的审视
人和社会的实践生成性，决定了马克思解决人和社会问题方法的独特性。西方学者在破解社会问题时，往往从人性的角度来着手，其致思路径是由人而及社会；而马克思破解社会问题时，往往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入手，其致思路径是由社会而及人。
现代社会的发展难题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同步。资源在代际和代内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在代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为贫富分化，在代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为环境的恶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
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所做出的解决发展难题的努力——所有权研究和指标设计[4](P61－63)（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解决人与社会的问题）都是空洞的，都是在资本的逻辑框架之内做出来的。在这一框架之下所做出的努力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此问题的解答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深层经济关系去进行审视，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理论旨趣的指引下，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深处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角度出发解决人与社会的问题），找到了造成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分离的根本动因——资本的逻辑。资本的消灭是解决发展两个维度分离困境的唯一出路。因为，只要有资本的存在，就会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会出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靠劳动者“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劳动者“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这是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无法企及的研究高度，因为其研究范式还是在资本逻辑的大框架之下的。
（四）对“发展的价值诉求”的审视
佩鲁和森等都抓住了现代社会发展由重视经济增长范式到重视文化—价值—人的进步的范式转换这一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是在方法论上，他们没有上升到实践论的高度，没有把握这一发展范式转换的科学方法论，从而容易将现代社会发展研究的价值转向进行机械化的理解。西方学者一直将发展中的理性与价值的冲突问题进行一种直观的理解。认为两者很难协调，除新发展观外，西方的其他经济学家们也无法找到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13](P2)其实，经济增长和文化—价值—人的进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翼，这两者辩证统一于具体的现代社会发展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P55)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而文化—价值—人的进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并受到具体社会发展实践的制约，交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但同时这两者之间要保持必要的张力。当投资不旺，人们的物质需求极大，资源丰富时，发展的理性维度就凸显出来。二战结束后，物质财富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增长，物质的丰裕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成为发展的中心，各个国家开始谋求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发展。但是，当物质产品丰富，贫富差距加大、资源开始枯竭，发展的价值维度就会凸显出来。
［收稿日期］2009-09-08
注释：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都是在实践中，在理性与价值保持张力的发展中而逐渐生成的。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所追求的抽象的价值实现，看似是为了全人类，其实是具有阶级性的，其价值的实现是资本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整个人类的价值实现。
① 本文提到的“现代社会”指资本彰显的社会。马克思将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马克思希望通过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来寻找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之路。
②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并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关于发展研究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架。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第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③ 保罗·谢弗（D.Paul Schafer），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在文化领域工作长达40年之久。其于2004年所著的《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详细阐发了以文化为本的发展范式。参见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高广卿、陈炜译，序言第1－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④ 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Francois），法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其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于1983年出版了《新发展观》一书，阐明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价值为尺度的新发展观。参见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第1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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