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创造：文学史研究的发散型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思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学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作为主体的收敛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如同两翼在学术原野上舒展翱翔，缺少其中任何一翼，主体思维将是不健全的，至少要失去相当多的思维活力。若是只有收敛思维，那运作的结果必然是光合不开，要是只有发散思维，那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光开不合；光合不开的主体思维无疑是保守、僵化、封闭的思维，是难以产生创造性思维力量的，光开不合的主体思维无疑是随心所欲、任意辐射、无际无涯的思维，这也难以走向创造的境地。一个杰出的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兼备这两种型式的思维。实际运作中，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总是相互补充、互相制约、互相推动、互相激荡的，它们之间虽有对立相磨相擦的因素，并非完全的和谐相处，但是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携相伴地作用于科学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考察和论述收敛型思维的功能机制和运作方式时也涉及到发散型思维（见另文），也就是说这是这两种型式所共同造成的必要张力；但由于考究的重点是收敛型思维，故对发散型思维的功能尚未展开论述，这里有必要再作深入的探索，况且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毕竟有相异之处，特别当它们将各自的特殊作用发挥到顶点而暴露出自身的弱项时，其对立状态就会突显出来，这便增加了分别考察的意义。
发散型思维的幅射机制
所谓发散型思维又称作辐射思维，它的根本思维特点在于：如果说收敛型思维是一种从不同信息源中引出一种结论的思维方式，那么发散型思维则是一种从一个信息源中导出不同结论的思维方式。〔1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毂”可喻为同一研究对象，“三十辐”可喻为无数的思路；文学史研究的思维对象如同车毂，三十根辐条如同无数思路围绕着它，文学史研究的发散型思维的思维方向是从圆轴向四处发射，而收敛型思维的思维方式则是沿着各根辐条向轴心集中。显而易见，发散型思维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发散性，结合文学史研究的思维活动现实我们会感受得更具体真切一些：当我们以史学眼光考察审视一场文学运动时可以引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当我们考察一个文学流派时可以想到它的多种美学特征，当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审美判断，总之，这都是从一个信息源导出的不同的思维路向；试想一下，在文学史研究思维中，史学家们从一部《红楼梦》里发掘出多少不同的思路，导引出多少相异的看法，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发散思维的效能。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虽然重视收敛型思维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对发散型思维的功能更重视。他认为，“科学中的大多数新发现和新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现有科学知识货堆的补充。为吸收这些发现和理论，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查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他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因而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所以，它们确实要求思维活跃，思想开放，这是发散性思想家的特点。”〔2〕这对于我们理解发散型思维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功效、 机制等至少有三点启示。其一，发散性思维既然有利于科学结构的变革，那对于文学史结构的变革也是有益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史学科学，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经过代代学者的研究、规划和营造，不仅逐步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即包括文学史观念、价值标准、思辩方式、体制框架等范式，而且还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人文科学结构，特别是人造的教科书型的文学史范式的结构形态更稳固。因此更新文学史或者深化文学史研究，必须借助发散思维的攻击力和辐射力，从改革范式或结构入手。实质上这种范式或结构的变革是革命性的整体变革。就拿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结构的确已经凝固化、程式化甚至有点教条式的僵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研究者的思想有所解放，对这种文学史结构形态深感不满，从文学史意识、评价尺度、理论框架、史料选组、运思方式乃至表述语言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对旧有的范式或结构进行了冲击，研究主体对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作了较大的重组或变更，这就使现代文学史的科学结构由单一的程式化或僵硬化开始走向多样化，从思维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说是得力于发散型思维。
其二，发散性思维的活力和强力取决于研究主体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向度，如果思维解放的向度把握得越正确、思想解放的程度越高，那发散型思维就越活跃越富有创造力。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所以能够突破旧有的结构或某些范式，与研究主体敢于冲破左倾错误思潮的长期禁锢有关；目前我们对变革后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结构或范式仍不满意，或者认为现代文学史研究深入不下去，旧框框还是很多，这也与研究主体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向度有关。我所说的研究主体的思想解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在政治层面上彻底清除左倾错误思潮的流毒，这对中老年学者更为重要，而青年学者也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污染，要真正将自己的思想纳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和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然而在这个层面上的思想解放越来越艰巨越来越深微，并且还带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或者重蹈旧辙或者越出轨道，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也要有摆脱政治风险的策略，解放思想不能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也不能谨小慎微裹足不前，只要有了明确的端正的向度，思想解放的步子越快越大越应该提倡，这是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研究深化的导向问题和发散型思维的总的方向问题。在学术层面上的思想解放，主要任务在于冲破学术思想的老化和僵化，以及固守现状、满足过去、不思更新、一味维护传统坚持旧有范式惯例、拒斥新观念新方法等心态。以上心态在不少致力于新文学研究者身上或轻或重或明或暗地保留着，他们总认为自己已形成的文学史意识、研究思路、体制设计、观念材料、文字表达等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其真理性或高明处是不容怀疑的，甚至有的评论者把某些现代文学史冠之“经典本”的美誉。在我看来，对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应该有个正确估价，不论什么样的范式或结构体制都要重新评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充其量不过是文学史结构变革的一个前提；然而这并不是决定现代文学史结构整体变革及其研究深化的主导方面或关键所在，主导或关键在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学术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墨守成规，甚至有形无形的保守性、惰性、惯性心理也在起作用，特别是在商品意识日益占上风的情势下文科研究遇到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文学史研究更受到冷落，这无形加重了一些学者学术思想的惰性或惯性：走老路既顺畅又痛快何必苦自己，反正文学史研究已贬值，更新学术思想已无大意义了。这种心态对学术思想进一步解放危害性极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批颇有锐气的新文学史研究者，他们高喊“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吓得那些学术思想保守者或僵化者惊恐不已，发出愤愤的斥责声，即使那些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学者也连连摇头，并不赞同这种“过激”的言行。虽然一度“重写文学史”的声浪已经过去，但不少青年学者以更深沉的史学意识和学术解放意识仍在“重写”，但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重写”队伍，也许会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如果从反思的角度来考察“重写文学史”那场小小风波，的确有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倾向，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思想解放，而且这种“出格”的解放并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这也许是“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在当时尚未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的一个内在的自身原因。政治层面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层面的思想解放，不仅能活跃和激发研究主体的发散性思维，而且也能促进与发散思维相伴并行的语言表述系统发生变革，从特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就有什么样的语言系统，文学史话语的变革取决于主体思维的变革。过去那些程式化的现代文学史语言表述方式或者词语句的运用大体相似，这恰好反映了文学史主体思维的趋同性；近几年出现一些在结构体制、史学观念有较大变革的文学史，可以看出研究主体学术思想的解放和发散型思维的出色运用，带来现代文学史话语的崭新变化，似乎有意识地在建构与其思维范型相适应的一套新的语言符号系统，不只是思维方式给人以新颖感，而且语言表述也令人耳目一新。
其三，由于发散型思维强调在科学研究中的“新发现和新理论”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理所当然地应该承认发散思维与发现逻辑机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思维的发散性离不开发现机制，发现逻辑机制有助于思维的散射，而发散性思维的运作能够推动发现机制，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和新理论”既是发散思维的结果也是发现机制的体现，所以我们从对发现逻辑机制的考察中亦可以看到发散思维的特异功能和效应。发现是一切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真谛，也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普遍目的，不论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在重视发现机制这一点上是有共同话语的。卡尔·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既反对归纳法又反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理性重建”公式：“问题→尝试性的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其中“尝试性的解决”就是他所强调的科学发现的重要环节，而这种“尝试性的解决”的结论可以借助发散性思维推导出或想象出若干个，但这些结论是不是科学发现则要依靠“排除错误”来选择。虽然任何发现都是以未知的经验材料为依据或以从前的理论空隙作为开端，然而发现机制又不限于此，在特殊情境下似乎主体头脑中会出现先验模式，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就是借助逻辑推理力量和发散思维的特异功能。他曾说：“在我们还未能在事物中发现形式之前，人的头脑应当独立地把形式构造出来。”〔3〕马克思也非常重视研究中的发现机制， 他称发现是思想群的“增值”。马克思能够突破里嘉图等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在资本增殖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而里嘉图却不能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缺少抽象力，不能在讨论商品价值时，把利润忘记”〔4〕。也可以说， 马克思的发散性思维在研究中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就能发现前人所未能发现的新理论。在研究实践中常常出现一些带规律的现象，有的科学发现是知识积累和增加所导致的，有的科学发现是智力结构或思维方式调整同化的结果。从思维学的角度来说，任何科学发现无不借助于发散型思维，虽然文学史研究有其特殊性，但是发现逻辑规律和发散型思维却具有普遍意义。
发散型思维的品格威力
由发散型思维的根本特征发散性引申开去，便可发现它具有一些突出的思维品格，尽管不能说这是发散型思维所独有，但起码在它的思维运作中得到了充分显现。比起收敛型思维来，发散型思维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所以自由性可视为它的思维品格之一。研究主体进入真正的研究状态，其心理空间的自由度越大越好，而自由度的大小又决定着主体发散思维的辐射程度，自由度越大发散力越大，自由度越强发散力越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散思维实质上是研究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由于发散思维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伸展自如、挥洒无度的，所以从一个信息源里能开启出多种多样的新颖独到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根据主体思维理性功能对研究对象的领悟、把握、认识可以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智力，也可以想象到研究对象的全面联系和各个方面。基于研究主体自由心态的发散思维的理性功能可以触及到研究对象的第三维即深度，透过对象的二度表面去揭示其本质及其隐藏着的关系和深层的涵义，开掘研究对象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表明，发散思维的理性功能若获得自由性就能达到理性的深度。然而发散思维的自由辐射力不仅仅止于此，即“关注事物的本质并不就等于关注隐藏于事物‘之后’的东西，但关注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关注一般的、普遍的和属类的东西，也就是关注现象的最一般最突出的特征，进而就抛开了现象的表面的和偶然的（无逻辑关联的）诸方面。”〔5 〕发散思维的自由辐射既要涉及到研究对象的一般本质及其突出特征，也要辐射其它方方面面，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因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只从一般本质进行透视和辐射还是不够的，应重视文学运动的偶然性和文学现象的错综性，这样才能发现文学史的丰富多彩的真实面貌。尤其应该提及的是，发散思维的自由性与对研究对象的兴趣性联系在一起。如果研究主体对某一对象感到厌恶憎恨，自由心态受到压抑或重创，那就会严重挫伤其发散思维的自由挥洒。在发散性思维中，主体并非对研究对象漠不关心，冷眼相对，而是全神贯注于研究对象，并由对象激起研究的热情，把兴奋点集聚在研究对象身上，这样发散思维方能从信息源——研究对象迸射出自由的思维火花，展开五彩缤纷的自由遐想。这是因为“主体把对象体验为有生命的东西，在体验对象时与自己本身和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主体并不是以一种自我孤立的方式去思考对象，而是对思维对象抱有浓烈的兴趣；主体与自己思维对象的关系越亲密，其思维的成果就越大。 ”〔6〕正是研究主体对思维对象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浓厚的兴趣，不只是激活了主体发散思维的自由性，也激活了主体的发现机制，这就大大拓展了思维的自由空间。如果研究者缺乏或者没有充沛蓬勃的精力驱动着他去完成文学史研究这一艰难清苦的任务的浓烈兴趣，哪能以自由开放的发散型思维透过研究对象含混迷茫的表面深入其因果联系和相关联系中去呢？那种认为主体兴趣完全摈除才是认识真理、探究科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文学本体充溢着或浓或淡的审美情趣，很难设想一个立志于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缺乏或没有兴趣，他的主体思维能被激发起来。即使他的思维不乏辐射力度和自由度，也不会有什么富有意义的发现和洞见。所以，研究主体发散型思维的自由辐射总是同个人对研究对象的兴趣交织在一起，这是确定无疑的，没有深究的必要；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关键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兴趣，它与真理的关系如何，它与展示文学史的演变规律、内在机制及其本来面目的关系如何，它与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发现的关系如何？大凡被兴趣激活的自由洒脱的主体思维，无不与研究者追求的真理密不可分，无不与文学研究主体考察的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衍化规律密切相关。
与自由性相联的是开拓性，这也并非是发散型思维所独具的，但与收敛型思维相比，“开拓性”却应该算作是发散思维的思维品格之二。结合文学史研究实践，不难感受或发现发散型思维的目的总是在拓展文学史研究的空间，不仅向点、线、面扩展，而且也向高度、广度、深度辐射，凡是可能与研究对象有关的领域、有关的联系，它的辐条都应发射进去。在文学史研究中，常常遇到一些难点或重点，如果不借助发散思维的开拓性和进击力，那是很难攻破的，也很难获得一个满意的解决；特别有时在难点或重点面前，深感它们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其内在本质不易发现，最烦人的是越需要打开思路越打不开，而发散型思维在这个时候却能显示自身的神通，勇敢地承担起打开思路的任务，于是“难点”有可能得到突破，对“重点”也有可能提出不少的解决思路以供选择。文学史研究需要发散思维的开拓性，文学创作也需要发散思维的开拓性，甚至比文学史研究更需要。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潘金莲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如果要在创作上有新的突破就应该发挥发散型思维的开拓威力。魏明伦创作的川剧《潘金莲》获得轰动效应，从思维学这个视角来说，是他得力于发散思维的开拓性，正如他所表述的：“同样一个潘金莲，同样的遭遇，施耐庵是全用俯拍镜头，鄙视淫妇之恶，欧阳老全用仰拍镜头，抬高叛逆之美！后辈我是在俯仰之间，把人物置于光怪陆离的社会背景下，视其性格发展的不同阶段，该仰时则仰，该俯时则俯，该同情就同情，该赞扬处也赞扬，该惋惜时就惋惜，该谴责时亦谴责。”〔7 〕可见他是以收敛型思维总结了前人处理潘金莲题材的艺术经验，主要是以发散型思维的开拓力，拓展出新的艺术构思，导致他笔下的《潘金莲》以新的艺术风貌出现在当代戏剧舞台上。虽然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需要发散思维的开拓性，但前者的开拓限度可以更灵活更自由一些，也就是它的开放程度可以大到难以限定难以预测的地步，只要思维的自由想象力和联想力能够触及到的外宇宙和内宇宙，都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范围加以辐射和拓展，因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发散思维的开拓性品格能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当然这也不是说文学创作中发散思维的自由拓展没有一丝一毫的收敛性或制约性了。实际上主体发散思维的开拓性在任何领域挥洒伸展都不是无止境的，开拓性只具有相对意义。它的开拓性不仅要受到辐射对象的限定也要受到主体本身的限制，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既有思维解放程度的差异也有思维素质、功能的差别，这些差异能对主体思维的发射和开拓形成制约的因素。
如说文学创作中发散思维的开拓性更大一些，那是与文学史研究相比较而言的。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常常发现发散思维运作的两种相反的倾向，即戴着镣铐式的开拓和脱缰野马式的开拓。所谓戴着镣铐式的开拓，是以比喻来说明那种在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主体发散思维的辐射和拓展总是自我设置障碍，处处受阻，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唯恐步子迈大了走快了，这里站的是“尊神”那里坐的是“权威”，不敢超越更不敢推倒，只能在自我划定的圈子内戴着枷锁去开拓，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怎能有大的突破和新的发现呢？这种自我封闭自我束缚的倾向正在日益克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了思维不解放文学史研究难以开拓新局面的至理名言，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脱缰野马式的开拓在文学史研究中虽然不是主要倾向却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若不注意，它会把文学史研究引向歧路。所谓脱缰野马式的开拓，是以此为喻来形容那种发散思维的漫无边际的随心所欲的毫无目的的脱离主客观允许范围的任意驰骋和开拓，或者把“文学史”完全主观化，我想象中的文学史是什么样它就应该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主体构想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或者甩开文学史研究的史料信息源随意地开拓发射，所获得的“史识”或引出的这样那样的结论或作出的种种判断，似乎都不是来自史料信息源至少是不完全来自或仅仅沾上点边。这种脱缰野马式的开拓是发散型思维走向极端的表现，无助于文学史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不能误认这种开拓性会给文学研究插上翅膀；恰好相反，这正是我们文学研究中运用发散型思维应该抑制和克服的一种倾向。就研究主体来说，当着发散思维在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下尽情发射和开拓的时候，应清醒地想到发散性思维尚有客观性的特征，思维者要尊重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对象，并能按照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去发射，而不是按照主体所希望所想象的样子去开拓。主体思维所受到的研究对象客观性的制约要比文学创作严格得多，因为文学史研究是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它不属于感性形式创造的审美范围；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客观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主体发散思维的开拓程度了取决于文学创作的本来面目，思维的客观性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内涵与外延的曲折反映。
这里值得深探的是，文学史研究主体的发散思维的开拓性品格不受研究对象制约的那种纯主观性是误导的，它只会带来偏见、幻想和异想天开；然而也必须看到，主体思维受到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在思维过程中与研究对象紧密联系着的主体的性质这两个方面制约所形成的思维“客观性也并不是所谓‘科学的’客观性之类的糊涂观念”，“客观性绝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尊重；这就是说对事物、对他人、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丝毫篡改和歪曲。”〔8 〕这应该视为文学史研究主体发散思维在辐射和开拓过程中必须受到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必要的限制，它不仅有可能确保发散思维运作向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也能使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开拓不走或少走弯路。中外不少学者为了把文学研究发散思维的漫无目标的带有相当盲目性的辐射和开拓纳入明确而健全的思维路线，曾进行过多种富有启迪意义的探索，为热心于发散思维的文学研究者提出几条可行的思路。且不论其他的路线如何，就以迈·霍·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第一章“批评理论的总趋向”所构想的文艺批评座标系来说，的确囊括了文学研究者发散思维的主要辐射和开拓路线。他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一是作品本身；二是生产者即艺术家；三是作品导源的“世界”；四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在这个以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构成的框架里，“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而文艺作品是研究者面对的主要思维对象，大都以文艺作品为中心进行发散思维的辐射和拓展，既可以由作品射向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即与作品直接或间接发生关联的内外宇宙（世界），又可以拓展创作主体的主观动机和审美心理（艺术家），还可以辐射到接受对象（听众、观众、读者）。由此可见，主体发散思维的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和接受美学批评是分别朝着这三个大的方向辐射和开拓的。尽管这是文艺作品研究的粗线条的发散思维框架，但对于我们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发散思维进行准确的富有成效的开拓大有裨益。
发散型思维的自由性、开拓性品格总是同创造性品格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既有因果关系也有多维的横向联系；尽管创造性不是发散型思维的独具品格，然而比起收敛型思维来，它的创造性品格显得格外耀目。文学研究离不开发散型思维，研究成就的高低，成果质量的优劣无不与发散思维的能量有关。实践反复证明，大凡创造性强并且在文学研究上做出开拓性成绩的学者，其发散思维的辐射能力就特别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和体验，中国学者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著作或文学史著作大多是严谨有余、开拓不足，因袭过多、创造太少；而西方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美学史等著作虽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但开创性非常突出，新的文学史观念、新的文学理论、新的批评模式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学者的发散型思维要比中方学者发达得多，文学研究的创造性更比中国强得多。富有独特性和奇妙性的创造思路往往与主体发散型思维联系在一起，思维的辐射能力越强，越能开创出形形色色可供比较选择的路向，有可能导引研究主体找到真正的窍门，进入最佳的胜境；很难想象一个发散型思维稚弱的人能够以研究者的姿态进入学术殿堂，即使因种种条件进入了研究行列也只会跟在前人或他人的后面转，人云亦云，永远不能开展具有自我特色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是‘放射到’或散发到或投射到整个生活中的，正如一个振奋的人没有目的地、没有谋划地甚至也不是有意地‘放射出’兴奋一样。它象阳光照射一样；它传播到各个地方；它使一些东西成长（那种能成长的东西），而且它也浪费在岩石和其他不能成长的东西上。”〔9 〕文学研究上的自我实现的创造性也是如此，创造性的放射或散发从思维学的角度考察无疑是源于发散型思维或者借助于发散思维的功能，尽管这种创造性的发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难控性，但是它却如阳光一样不只照到每个领域或每个角落，而且能够催动那些有条件成长的东西成长。可见，创造性与发散型思维是研究主体身上难以分开的机制，创造性凭借发散思维，发散思维驱动创造性，创造性的强弱又印证了发散思维功能的优劣。实质上，创造性和发散思维，归根结蒂又是研究主体的人格问题。“自我实现的创造性首先强调的是人格，而不是其成就，认为这些成就是人格放射出来的副现象。因而对人格来说，成就是第二位的。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强调的是性格上的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自发性、明晰、整合、自我认可、即一切能够造成这种普遍化的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东西，在创造性生活中那些表现自身的东西，或者说是创造性的态度、创造性的人。”〔10〕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所强调的人格素质，不论是勇敢大胆还是自由自发等，都是主体发散思维能否得以充分辐射或进击的性格支柱和精神力量，那些富有开创性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著者无不具备这种性格上的优质。我国文学史研究界近几年有些后起之秀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表现出喜人的创造力，从思维学来讲就是因为这批年青学者的发散思维并没有直接受到左倾思潮的毒害，即使偶而有“左”风吹来他们也具有免疫力和抗拒力，这表明他们有充沛的优越的人格力量驱动着发散型思维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开拓新疆土，获取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主体发散型思维的创造性品格在与侧向思维的比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说文学研究的平向思维是一条直通研究对象的思维路线，从来也不斜视而专注于文学史研究对象，如文学文本的研究只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结构并不他顾；那么文学研究的侧向思维则是左顾右盼，好象脚踏两只船，一只脚走在通向文学研究对象的思路上，另一只脚涉猎于文学研究的非具体对象甚至文学以外的领域，从而寻找文学研究对象的相似物，希图借助于外力来协同把握文学研究对象。可见侧向思维具有发散性，在这一点上正与发散型思维有相似之处；不同之点则是发散思维并没有定指，不一定要寻找文学研究对象的相似物，而侧向思维却是指向研究对象的相似物。由于这两条思维路线都具有发散性的功能，所以无不显示出创造性品格。当文学研究者深感用本领域的语言无法清晰地描述研究对象时，便以思维的发散性辐射到其他领域，从中寻找研究对象的相似物，把这种创造性的发现移过来与研究对象进行类比性描述和分析，显得异常明晰。例如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是借助于语言学中的“对话关系”完成了一项非常困难的描述，因为他从陀氏作品的研究中发现了异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独白”的“对白”，而这种“对白”不是同声齐唱乃是多种声音处于平等地位的各自独特的言语轮流发言，作者的言论亦莫能外，致使这样“对白”不只发言者时刻意识到他人的声音存在而且发言者声音中也保留着他人声音的余响。巴赫金以发散型思维由陀氏作品的这种“对白”关系联想到与之相似的语言学中的“对话关系”，并借用之对陀氏作品的“对白”进行别开生面的创造性的描述，于是他提出的“复调艺术”概念便流传下来。艾略特《荒原》中充满了时空错位和重叠现象，例如伦敦桥与桥上行人一眨眼就变成但丁《神曲》中的地狱里的长椅与鬼魂，今天的泰晤士河时而与16世纪泰晤士河重叠时而又与莱茵河重影，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眼之间竟与古罗马时代的布匿战争搅在一起。郑敏在《从〈荒原〉看艾略特的诗艺》一文以发散思维审视，由《荒原》的艺术描写辐射到毕加索的绘画艺术，她发现毕加索采取的艺术手法与艾略特何其相似，即运用错位法将人物的正面与侧面、前胸和后臂任意地重叠拼接在一起，于是郑敏就借用毕加索的艺术描述了艾略特《荒原》中的错位重叠现象。〔11〕可以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类比研究。郑敏以毕加索绘画艺术形容艾略特诗艺，其目的主要不是描述而是作进一步的阐释；毕加索之所以用错位法，主要意旨是为了压缩性地表现多位空间，扩大绘画的容量，表现艺术家的心灵真实；同样的意图，艾略特采取这种艺术手法也是为了在400余行诗里压缩地揭示西方社会昨天与今天的实质， 以动态时空来表现他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意义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在。”〔12〕这种以发散型思维对毕加索的创造性发现，大大有助于对艾略特的理解。因为文学研究的发散型思维如同侧向型思维一样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路线，所以它能为文学研究提供众多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描述手段；为了更好地运用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有必要掌握其在思维过程运作中的内在机制：它向文学研究对象伸展思路进行辐射时，也向其他领域开拓探索性的思路，力图在文学研究对象的外宇宙来寻找相似物进行类比研究；经过主体发散思维的摸索和推断，有可能攫住文学研究的相似物，也就是寻找到形式相似或功能相似或结构相似或过程相似的“启发原型”或“相通意象”；主体思维一旦判断出某事物与文学研究对象相似，它们之间的距离立刻就缩短，伸向文学研究和其他领域的这两条思路在瞬间接通，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便应运而生。不论是侧向思维还是发散思维，它们的创造性的确令人感叹人类思维的奇妙，不过人的思维魔力并非无源可探，就拿侧向思维和发散思维环绕文学研究对象向外寻找相似物这一点来说，它们的终极成因则在于宇宙的同一性，世间的万事万物作为一种结构都是宇宙这个整体结构的分解层次和展开结构，无不具有不同程度的同一性，最近兴起的宇宙全息科学进一步证明了宇宙的同一性。正是宇宙同一性从万事万物的结构中体现出来并作为相似经验日益积累贮存于人的大脑里，所以当文学研究者以侧向思维和发射思维直奔研究对象并向对象以外世界辐射时，就可以在文学研究领域以外找到研究对象的相似物，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或逻辑上的类比研究。这两种思维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思维方法的拓展上，更表现在文学理论新建设、文学批评新开拓、文学史新建构上，这里恕不赘述。
注释：
〔1〕〔11〕傅修廷、黄颇：《文学批评思维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120页。
〔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224页。
〔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78页。
〔4〕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6〕〔8〕〔9〕〔10〕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0—241、253—254页。
〔7〕魏明伦：《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 《新华文摘》1986年第10期。
〔12〕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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