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5.范文澜的唯物主义历史评价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唯物主义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98-17
在创建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有不少学者对形成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历史评价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范文澜以其对经史典籍和各种史料的熟练掌握，对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对中国历史贯通性的深入研究，对历史评价作出了精到论述，并深刻揭示出历史问题的本质，因而具有突出的警策力量和启发意义。概括来说，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历史评价问题进行了论述。
第一，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范文澜坚持以历史主义评价人物、事件等的态度是一贯的，并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他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认为：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好东西，朝朝代代都是坏蛋坐江山[1](P72-73)。对此，范文澜非常重视，立即请助手漆侠撰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肯定封建王朝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杰出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2]。1961年，范文澜针对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流行的“左”的思潮，接连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这年春天，他在首都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对史学界存在的离开史实、抽象地宣读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同年5月，他又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对当时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强调要透过这些论调貌似“革命”的表象，认识其对史学研究的危害，要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3]。范文澜是新中国史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治学严谨，深知离开具体史实、离开扎实的史料基础所形成的历史认识，只能是谬见妄说，因此，他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历史主义这个阵地。下面以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为例来说明其对以历史主义为指导评价历史人物的高度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范文澜对自己的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在其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成功运用了历史主义原则。如范文澜称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功勋的伟大人物”[4](P136)，但又严正地批评他“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4](P39)。他评价唐太宗称帝，不是站在封建道德立场上，而是看大局，看其对历史的作用。他认为，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5](P95)，“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5](P97)。同时，范文澜也指出，在取得巨大的功业成就后，唐太宗的骄矜心和享乐心也在滋长[2](P106)。可以说，这些评价都贯穿了历史主义原则，其分析客观而全面。
范文澜评价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做到精到而富有新意，还在于他在三个方面对历史主义原则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一是着力对集功过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作深入的具体分析。如对武则天，范文澜虽然写了她残酷统治、手段狠毒的一面，但同时还称她是“刚强机智的政治家”[5](P108)，并说：“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5](P108)。二是发掘新史料，拓展评价历史人物的视野。如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范文澜运用新发掘的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对隋文帝躬行节俭，奖励良吏，严惩不法官吏，以及对前代各种制度斟酌损益，创设官制、礼乐、刑律、兵制、科举、度量衡等项制度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评价。他认为，这些做法颇具合理性，因而方能为唐以后历朝所沿用。三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推进评价历史人物的深度。如书中对晋元帝司马睿和宋武帝刘裕的比较，对唐代韩愈与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风格和地位不同的比较等，都是很成功的例证。
第二，尊重史实，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范文澜总结出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发伟大祖国的观点。他说：“汉族今天居住的地区……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6]范文澜的这些阐述事实确凿，观点正确，因而深得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民族史研究者的赞扬，以致四十余年来一直被广泛引用。二是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将少数民族的历史置于重要地位，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对历史的贡献。如范文澜认为，魏太武帝拓跋焘“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P537)。三是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对于为促进民族和好、密切民族间联系的汉族人物，予以大力表彰。如范文澜说张骞“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4](P86)，“汉文化随着这些使官广泛地传播到遥远的西方”[4](P86)。他还肯定了班超父子对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书中的这些记载和分析，无疑是加强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第三，从具体历史人物、事件上升到一定高度，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如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范文澜认为，汉族自秦汉时期起就已开始形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著作中，曾论述民族的形成应当具备四个条件，并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的话具有无上的权威。然而范文澜认为，斯大林的论断是根据欧洲的历史作出的，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历史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根据中国的历史分析，自秦汉起，形成民族这一稳定的共同体的四个条件就已经具备了，“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7](P48、60)。当时，他的这一论断曾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其汉民族形成的结论已基本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几十年后，著名史学家、民族学家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多卷本大型通史中亦接受了这一观点[8](P43)。
此外，范文澜对明清实行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评析，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的苦难命运，是种种矛盾所决定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要防止被动挨打局面的重演，就必须汲取历史教训，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奋发自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范文澜则从两个方面作了探讨。首先，他评析了生产力发展迟缓的原因，这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传统的个体小农使用的是细碎的、粗陋的农具，尽管农业工具和技术在改进，但不可能达到质的飞跃；二是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包括残酷的剥削使生产力萎缩、频繁的战争和屠杀破坏生产等原因；三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通过对生产力状况多角度的考察，他得出“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生产力，一方面既还保有发展的余地，另方面自然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将遵循着老公式缓慢的进行”[9](P107)的结论。其次，与上述对生产力状况作多角度的评析相结合，范文澜还分析了封建的政治、文化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是从大量史实中归纳和概括而来，并贯穿了中国史与欧洲史比较研究的眼光。他的研究推进了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颇具科学价值。进而深刻地启示我们，要推进当今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发展先进文化等方面作出不懈努力，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6-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