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家骥与创新管理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傅家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创新管理，作为一门新学科，发源于西方。创始人是熊彼特，他最早在1912年用德文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发动机。但他的学说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人们接受。20世纪60年代，是创新管理研究正式诞生的时期。如今，他已经成为国际上对当代经济政策最有学术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代表了经济增长的创新学派，重视市场竞争，创业和企业家的作用，与凯因斯的学派截然不同。熊彼特创立创新学派，因为他看到，已有的理论解释不了西方经济的增长。 一个先进的西方学说如何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得到再创新，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随着中国经济和产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日益丰富，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何时才能出现对世界有影响力的创新理论，或者说基于国情的创新理论体系？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恰好是《傅家骥文集》(2014)[1]，本论文以中国创新研究中的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傅家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做的重要贡献为基础，分析创新管理理论体系如何引入中国，如何影响中国政策和管理的历史进行分析，从中分析创新学说中国化的因素，并分析中国创新管理是如何自主发展的。 1 从设备管理到创新管理 在我国，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引进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其中厉以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从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开始介绍创新学说的。 在熊彼特创新学说系统引进中国之前，有关中国科技管理和战略最好的思想是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著名论断，清晰地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这与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但熊彼特更强调的是创业的作用、企业家的作用，这只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才会得到体现。但在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列入经济改革的日程，全社会需要从排斥科学技术的思维体系中，树立起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支柱作用，因此，在创新之前，是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使中国重新走上依靠科技、重视科技的轨道。 熊彼特的学说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的SPRU(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一个研究科学政策的机构中得到发扬光大。代表人物是Freeman，其出版了大量的论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科学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1974年，还出版了《工业创新经济学》一书。大约在1987年，国家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汤世国研究员到英国苏赛克斯大学访问，回国后，他开始介绍创新的学说。这些早期的介绍，引起了一批学者的注意，其中关注最早的就有清华大学的傅家骥。傅家骥在国内还不理解“技术创新”概念的情况下，开天下之先，倡导开展技术创新的研究。 与熊彼特从经济增长之谜分析创新的出发点不同，傅家骥等学者是从企业设备管理、价值工程出发认识创新重大意义的。具体来说，清华大学的学术群体在傅家骥的带领下，包括吴贵生教授、姜彦福教授，是从国内还没有建立正式的经济管理学科的情况下就开始创新研究的。当时，他们都是从工科背景下转到管理中来的，市场经济的理念还没有建立，企业家的作用还没有得到重视，企业还只是一个生产车间。因此，他们认识创新的作用，是从企业层面、从生产的层面去发现和认识创新的重要作用。1989年，傅家骥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出发，在《中国科技论坛》杂志上就提出，“中国企业过分重视扩大再生产，过多的搞新建式、扩建式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轻视现有企业技术进步为主式的扩大再生产”，“究其原因，在于我们不重视企业的技术创新，把精力总是放在总产量的增长上，也就是用粗放的经营代替集约化的经营，事实证明，其效果不佳”[2]。 傅家骥认为，这种模式有以下三种危害： 其一，他认为严重阻碍了技术进步。“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及时更新技术上陈旧的设备，单靠修理来维持生产，其设备至多只能维持建厂时的精度和效率。可是，设备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不更新就意味着技术上的停滞，不提高就意味着技术上日趋落后。长此下去，对企业对国家，后果都是严重的”。应该说，傅家骥的这一认识，是与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意义殊途同归。熊彼特在1910年就指出，一个经济，如果用原有的方式不断再生产，意味着一个经济是循环的经济，经济不可能增长，只有注入新的生产方式，即创新，一个经济的流量才会不断增加[3]。而傅家骥则指出，中国企业的生产方式只是不断地重复再生产，并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就会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淘汰。从某种意义上说，傅家骥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企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在GDP导向的模式下，大量的企业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进行生产能力的扩大，从过去的引进，后来的合资，到今天的投资驱动，都是生产方式的再扩大，没有真正的技术的进步，只能说缓慢式的技术进步。 傅家骥以汽车制造为例，他认为设备技术状态的落后导致了我国现有企业大部分产品难以更新，形成了“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结构。例如，20世纪70年代我国机电行业的26000多种产品中，相当于70年代水平的不到30%。又如，第一汽车厂建厂时的技术并不落后，但因建厂后二十多年中主要是靠修理维持生产，直到近年完成技术改造前，解放牌汽车基本没变样[2]。 其二，他认为，中国缺乏创新的机制。他敏锐地认识到，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我国技术创新之所以迟缓，主要表现在缺乏市场的激励。在大搞基本建设的年代里，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有销不尽的市场。以生产资料为例，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在外延为主要特征的大量新建和扩建企业里，设备需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它们首先解决的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数量问题，而新建和扩建规模越大，则市场需求也就越大”[2]。傅家骥认为，短缺经济造就了得生产者得天下，也使企业陷入了以数量取胜的一个恶性怪圈，这也是企业群体的战略惯性。似乎是生产越多，市场越大，因为数量的增长会引致价格的下降，再次引发需求的增长。但这一发展模式的前提是：没有新的技术出现，没有新的产品出现，一旦有全新的产品和技术出现，中国企业就会陷入群体性的危机之中。其实，这种现象在彩电产业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年，我国大量引进日本的生产线，其中长虹是如日中天，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降价，引发行业的再洗牌。但当行业走上了以液晶为主的产业技术轨道，整个行业再次陷入再引进的热潮中，长虹也就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其三，他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不重视企业的创新投入，包括设备的更新。政府只要企业的利润，不管再投入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窒息企业的方针。可是在我国却习以为常。事实上，现有企业可自行支配的再投资都是十分的少。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所有企业1978-1979两年旧机床的折旧率平均仅为0.34%，若按此速度更换上海市的设备，大约需149年。上海市机械行业设备更新率虽好一些，但在1977-1980年的4年间平均也只有0.856%，如果这样下去，企业的技术状况不仅没有好转的可能，而且会日益恶化”[2]。傅家骥的这些看法，囿于当时的认识，是从企业设备更新投入的视角分析的，他没有从企业的研究开发实验室建立的角度看，如果从这一角度看，则中国企业的技术投入更是少得可怜。1991年他在《科技导报》上指出，“我国现行折旧制度严重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4]。 从上述傅家骥不同时间的论文可以看出，他已经精确地看到了创新的实质和中国企业为什么难以走上创新道路的原因。其中市场经济没有建立起来是最根本原因。 1993年，傅家骥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第一个技术创新研究项目，题目是“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研究”。后来，他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在1993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大项目“技术创新研究”，并承担第一子课题“中国技术创新理论研究”。 因此，以傅家骥为领军的早期清华学者，不像熊彼特那样从经济运行中发现创新的重要作用，更多地是从企业微观技术进步的机制中看到创新的重要作用，或者说是从企业的实践中看到创新理论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引入过程中，与当时学术界还缺乏学科基础，而大量的学者是扎根于企业实践的历史分不开的。 2 从引进到创新 发展中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必然要把技术引进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同时，在资源短缺，外汇短缺，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大量的引进又是以国家计划的形式完成的。技术的受让方，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话语权。傅家骥教授发现，政府和企业不断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他一直有一个困惑：我们为什么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而没有走向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 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学者经常思考的问题。韩国学者金麟珠提出了从模仿到创新的韩国道路，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要走不同的道路，从工艺创新再到产品创新[5]。包括大家对日本经验的总结：消化吸收的经费要高于技术引进的经费，才能真正从模仿走向创新。国外学者Hobday(1995)提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亚洲四小龙走过的道路：OEM—ODM—OBM，即从为外国人打工做起，做委托加工的制造(OEM)逐步提高到自主设计(ODM)，再到自主品牌阶段(OBM)[6]。 傅家骥对出现这一中国技术进步怪圈的理解是深刻的。他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长期以来以计划、产品为导向的传统经济重生产轻效率，重经济增长的数量而轻经济增长的质量”。GDP导向的思维是“引进饥渴症”，将“引进视为迅速增加生产能力的捷径，通过大量引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必然要造成大量成套设备引进和重复引进，为了保有和延续生产力，必然要发生一轮又一轮的引进，而且对引进的设备企业或组织往往以产出为第一目标，不关心消化吸收”[7]。 第二，在GDP导向的趋势下，大量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企业热衷于对与引进项目产出直接相关的投资与活动，而对与企业眼前利益无关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投入，技术创造与开发能力及技术转化与实现能力的培养提高缺乏热情。 第三，市场的原因，通过高关税，使引进的项目变成了高利润的来源，导致引进的企业缺乏动力，其他的企业没有能力和机会进行引进消化吸收。这在汽车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几大汽车企业都是靠引进起家，且这一产业长期都是高利润的，因此企业都没有消化吸收的动力。 第四，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大量的科技人员集中在高校或研究所，而“从事消化吸收的企业和组织因技术资源和技术能力短缺，且难以通过市场进行调剂和补足。这种状况还致使各企业在发展技术能力方面大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形成大而全、小而全局面，造成社会范围内的低水平化，不利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最后，由于我国的技术引进都是大设备引进，许多技术是复合性的技术，不是一个单位或企业就能够解决的。“其技术牵涉面广，需要不同行业的企业和组织共同协作，为此需要建立一种高效合作的组织机制和组织形式。但在改革的局面下，这种协作是难以实现的，包括，协作关联的组织形式如何确定？组织行为如何约束？组织的活动由谁牵头？所需的资金由谁注入？消化吸收的成果归谁所有”[7]。傅家骥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国内众多研究者中是最为深刻的。这种靠引进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还来自于我国长期执行的以发展或GDP论英雄的发展战略支撑。其次，这一怪圈，又是长期资源配置的结果，企业不是研究开发的主体，没能力进行消化吸收工作。第三，引进消化吸收需要大量的协同工作，不是企业单独能够完成。因此，引进消化再创新的工作，直至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断上升，政府对引进的管制不断放松之后，这一怪圈才逐渐化解。 为了改变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傅家骥特别重视企业技术积累的因素。在傅家骥看来，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的技术积累相对不足。他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技术积累的相对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素”[8]。 傅家骥尖锐地指出，一方面，我国企业目前尚面临资金短缺、三角债、产权改革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吸引了管理部门大部分的注意力，造成了对技术积累相关问题的忽视。也就是说，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企业会过于关注短期的问题而忽视企业长期的技术创新问题，这也是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7]。另一方面，傅家骥认为，“技术积累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基础，其作用与重要性远未被有关部门和企业领导认识”[7]，许多企业仅将先进设备等硬件设施的占有视为提高企业竞争力迅速快捷的方法，而忽视了与硬件设施密切相关的软件形态的技术积累，由此导致大量企业急功近利，热衷利用硬件技术引进与购置，而持久的竞争力却难以提高。据报道，我国近年来技术引进花费中85%～90%均用于硬件的购置，许多企业在使用先进技术设备过程中未能有效地提高自身的技术积累，以致引进之后再创新难以进行，企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重视硬件，忽视技术方面的软件，知识的积累，是中国企业一个长期的“心理疾病”，傅家骥对此一直在呼吁，但这一情况，直到2006年之后，才有所好转。 傅家骥还指出，企业忽视技术积累还有一个组织层面的因素。“在一个企业中，研究开发部门、设计部门、生产部门等的技术积累必须匹配协调，相互支持，才能形成高水平、系统化的技术积累。我国过去若干年中，研究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大都是分散在不同的经济实体中进行的，每一部门技术积累高度专一化而相互之间协作效率却很低”[7]。 3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概念基本上已经定型。在一个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的角色如何定位，对转型国家至关重要。韩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开发经费中政府研究机构所占经费的比重达到了70%左右，企业的比例则很低。 傅家骥从设备出发，从引进技术的路径出发，他发现，真正制约企业创新的，是如何确定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创新的本质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应该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成长史应该是创新的发展史。在这一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他指出，“创新是由企业家推动的。企业家是最富有创新品格的人，其主要职能就是推动以至实现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企业。因此，一定意义上而言，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现代商品经济大潮中的英雄。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创造一流的企业。因此，成功的企业家成长过程，也是他不断推动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他又提出，“成功企业的发展史正是一部企业的技术创新史”[9]。他认为，北大方正就是一个例证。北大方正公司成立之初，在采用信息压缩技术的指纹鉴别系统和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两项技术中，反复论证，选择了后者，从而引发了一场汉字印刷术的革命。“古有毕昇，今有方正”，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傅家骥在1994年前后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他长期关注的是企业，因此，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中国创新能力低的关键：企业不是创新的主体。为此，他提出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一著名论断。其标志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人文版)》1994年第9卷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企业主动追求技术创新”和1996年发表在《经济工作通讯》杂志上的文章，“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9-10]。 创新的主体是谁？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自然是企业。但在中国，由于漫长的时期内，企业就是一个生产车间，导致大量的国家科技资源投向了大学研究所，而企业还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制造部门。而且有企业家认为，创新是国家的事。为此，他从1994年起一直在呼吁：企业应该是创新的主体。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投资的主体。技术创新的投资具有短期性、一次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而技术创新的收益则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投资者、经营者与风险承担者能够高度统一，只有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才能做到这一点。具体来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企业必须具备技术创新投资的能力，不仅具备筹资能力，而且更要具有运用资金的能力。包括决策能力、施工建设能力、生产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二是企业在投资方面必须具有自主决策的自由、权利和责任，即能够做到：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宏观指导下，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特别是潜在的需求，自主地选择本企业力所能及的创新项目，进行筹资、投资和承担风险，任何管理部门都不应干预。 就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而言，使企业具备技术创新投资能力尚需很长时间。由于政企不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决策的自由。长期以来，企业并未获得充分的投资和经营的自主权，也未充分承担应负的责任，所以，企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主体。 第二，企业要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收购性经济，产品开发游离于企业之外的研究院所，企业按照规定的设计和图纸进行生产，政府组织收购。当实行市场经济后，这种收购性经济的模式使得产品不适应市场，造成产品积压进而企业亏损。如果技术引进是以引进生产能力为主，而忽视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并不会提升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开发能力是企业创造名牌产品、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也是实现产品差别化和成本差别化竞争战略的手段。 第三，企业要成为创新收益分配的主体。企业在依法纳税后，有权对创新收益进行自主的分配，这是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重要机制。没有这种激励就没有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收益分配的主体，应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一是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二者本质上是纳税和收税的税收关系。企业作为法人财产所有者，只有它的财产保值和增值，才能保证资产最终所有者——国家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如果企业有多少就被收走多少，那么企业不会发展，国家也不会富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仍在干预税后利润的分配，以求“平衡”和“安定”，其结果是大大影响了创新企业的积极性。事实上，政府不仅不应该干预创新企业的税后利润分配，而且还应该通过优惠合理的税收政策来激励企业从事创新。要确保创新企业的市场收益率高于不创新企业的市场收益率，形成“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鼓励创新的企业先富。 二是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这一关系本质上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关系，它是创新激励机制的基础。如果忽视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创新者没有得到高于不创新的员工收入，那么创新就不会出现。 在利益分配主体上必须走出三个误区：一是收入拉开档次带来的贫富不均会挫伤更多人的积极性；二是怕收入多了，树大招风，惹出麻烦，加重摊派；三是怕富了和尚少了庙，国家收入减少。 激励的对象除员工外，当然应该包括厂长、经理，对他们的激励更重要。目前的厂长和经理多半是事业型，靠责任感办事，激励并没有到位。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绝不是“金钱拜物教徒”，企业家的创新意识、成就感和机会的洞察力，使他们敢于逆潮流而上，不断推出新产品，正是这样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人对经济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0]。 傅家骥的这一系列学术思想，对当时的中国创新体系来说，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科研院所大学作为科学技术的主力军，从而也是创新的主体。认为企业不具备成为创新主体的能力。但傅家骥深刻领会了熊彼特的创新思想，意识到企业家的重要作用，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他的这一研究，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 企业是创新主体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人心。现在，从研究开发资源的配置上，企业承担的研究开发已经占到国家的71%左右，完成了从生产主体向创新主体的转变。当然，在国家科技资源的配置上，真正做到企业是创新主体，仍然任重而道远。2013年1月18日，温家宝同志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此，2013年1月28日，国家专门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 而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论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促进国有企业进行创新。傅家骥在1998年发表的题为“国企如何构建开发与激励的机制”的论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11]。他认为，推动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一是需要技术创新的能力；二是需要技术创新的动力。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有企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既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又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为此，应对国有企业进行组织上的重建，以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第一，要靠研究开发使企业生存和发展。企业最大的功臣是产品开发。只有通过持续有效的研究开发，不断突破技术难题，向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企业才会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研究开发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和竞争力的源泉。在市场竞争中，永无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保证企业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更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保证企业有永久的优势，使一个企业持久繁荣。 第二，要靠产品更新速度来赢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已不能仅靠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来竞争，而必须转向靠产品更新速度来赢得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国有企业的组织目标，需要根本地转向追求技术变革和产品更新速度。增强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应成为国有企业组织重建的基本目标。 第三，要改变企业研究开发的组织形式和地位。重建国有企业组织就是要以提高企业研究开发能力为核心。企业组织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标志，是将企业的研发由过去离散独立的状态变为企业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是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营销部门等其他部门成为一体化经营的实体；使企业的研发与企业整体战略相结合，共同来决定企业的命运兴衰。企业研发组织形式及其地位的改变，可以彻底改变国有企业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大工厂生产车间”存在的形式，而转向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实体”存在的形式。 第四，要加大技术投入。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动要求企业的投资结构也相应变动，即增加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国际上常用“研究开发经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来表示这一投入的强弱，产业界对这一比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如低于最低水平(1%)，则企业难以生存，不具备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如2%～3%)，则企业只能走模仿创新的道路；达到较高水平(4%～5%或以上)，则企业可以进行自主创新，进而会有一定的竞争力；世界500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可以视为该投入水平的上限。这一标准也会因行业不同而不同。一般传统产业较低，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微电子产业、生物工程产业则较高。 在工业发达国家，传统产业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占其销售额4%～8%，高新技术产业约占其销售额6%～15%，而我国大型企业前者最多占1%～2%，后者约占1%～3%。从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仍未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大工厂生产车间”的组织模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创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仍有极大距离。考察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多数企业走的基本是模仿创新、甚至是纯粹仿制的道路，尚无能力实施自主创新的战略。在技术引进上，采取的基本是“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模式，而无力摆脱“追赶陷阱”的被动局面。 傅家骥认为，我国企业要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开发首先必须进入世界500强，没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仅靠兼并、联合凑销售额，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500强。即使销售额凑够了，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第五，要建立完备配套的激励机制。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还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规范的激励机制，这是部分国有企业搞不好的主要原因。首先，激励的对象应该是企业家。实际上，一个企业成败兴衰的关键是一把手的素质和稳定性。可以说，没有对企业家的激励，就谈不上是企业的激励机制。纵观全球企业发展历史，任何经营优良和效益卓著的企业，都离不开优秀的企业家。企业成功的另一类关键人物是懂技术、善经营、高素质的管理层群体。 第六，激励也应该包括对组织绝大多数员工的激励。通过建立一套制度，创造一种氛围，杜绝个别人瞎混，使组织成员都能以最佳的效率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多做贡献[11]。 4 技术创新学的建立 傅家骥在研究的后期，想在中国建立一门技术创新学。傅家骥作为学科带头人，于1979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生，到1985年获批技术经济博士点。并于1989年招收创新管理的博士生，先后共培养了38位博士生，他想带领这一个团队，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学。 技术创新学是傅家骥在技术经济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一个产物，传统的技术经济学，主要考虑了工程项目的经济学，这一研究对中国的项目建设和技术改造工作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傅家骥敏锐地意识到，国际上新兴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且对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为此，他开始率领原来技术经济研究中的一些核心团队，包括姜彦福、吴贵生教授，进行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转型：转向技术创新的经济与管理研究。其后所有的博士生，都参加到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研究中，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也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 从傅家骥著作《技术创新学》一书中基本上可以看到他想建立学科的一个概况，也可以看到如下的学科架构： 4.1 技术创新的基础问题研究 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和创新的激励二者中。前者是发现总结创新的基本过程和规律，后者是创新的制度框架条件。创新的基础问题是激励问题，傅家骥及其团队认为，创新与否是产出，作为一个知识产权，具有非独占性，因此，他强调了产权的激励，包括有形与无形的产权。因此，傅家骥提出了知识产权在激励创新中的基础地位，并从市场、个人、企业和政府多个角度论述创新激励的制度因素。其中市场经济是一个基本制度，它具有对创新的自组织效应[12]。而在政府层面，需要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介入创新。包括研究开发的支持、金融的支持、相关的税收减免、政府采购的支持等。研究的目标是从企业制度、市场和国家三种角度出发，针对技术创新的非独占性、收益期晚和不确定性，构建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下激励企业创新的框架。 4.2 技术创新的战略问题 技术创新的战略问题，包括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可以说，在创新战略中，傅家骥及团队早在国家制定自主创新战略的十年前，已经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的战略，并以内生性、率先性和内在性作为自主创新的特点。自主创新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探索产生技术突破，攻破技术难关，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达到预期目标的创新活动。但傅家骥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自主创新只是一个战略之一，且有其特点：风险高，成本高，对中国企业而言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略。因此，傅家骥强调了企业要注重多个创新战略的比较且进行选择。本文认为，这种对自主创新的分析，更注重了与开放创新的均衡，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自主创新作为一个战略，后来受到了政府高度重视。在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20)中，首次提到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并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自主创新的三个重要内涵。 4.3 创新的地理集群 创新的时间与空间(地理)集群。时间上的集群诱因是一个突破性创新之后大量的后续创新跟进，形成一个一定时间内创新集中爆发的现象。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M型创新集群。空间的地理集群得益于技术外部性，创新外部性和利益外部性，诱导了创新集群的产生。傅家骥所主持的这一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是开创性的工作。之后人们所进行的创新集群工作包括国外的和国内许多创新集群工作(国外是由于硅谷的启示，国内刚得益于浙江集群经济的实践)。其中以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的工作最为引人关注，她著有《创新的空间》等书[13]，总结了大量的浙江集群经济现象。清华这一群体的研究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先导，是创新集群的首倡者，并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傅家骥及团队的这一研究，比较偏重技术的关联，包括上下游产业的技术联系，这一研究，与今天学者们所重视的创新生态的研究更接近些[14]。但没有考虑地理的因素是一个遗憾。后者是后来集群创新研究的重点，而学者过于忽视前者的研究则又是一个新缺憾。导致我国在创新生态的研究方面再次落后于美国。 4.4 创新的组织 一个企业要实现创新，需要相匹配的组织。直线制、事业部制、矩阵组织、内企业家、技术中心的建设，这些在当年傅家骥指导的课题中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是，关于创新的组织，当年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知识，缺乏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的研究，且这一研究需要组织管理的知识。导致国内后来的跟进研究并不多，但企业有大量的组织创新实践，包括海尔的大量组织创新，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傅家骥重视组织创新并率先研究，仍然值得称赞。 4.5 创新能力评价 傅家骥也在清华和全国管理学界率先进行创新能力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高建的博士论文上，他提出，按线性过程模型对技术创新环节的划分，技术创新能力包括辨识市场机会能力、R&D能力(包括设计能力)、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具体而言，创新能力由如下因素构成： (1)技术创新资源投入能力指企业投入技术创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分为R&D投入和非R&D投入。R&D投入能力集中体现在经费、人员和设备上。用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和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测度经费投入能力。 (2)创新管理能力主要由三方面反映：①创新战略；②创新机制；③创新速度。 (3)创新倾向，即衡量企业的创新愿望和动力。没有创新愿望，一切创新活动都不会产生。可是，仅有创新愿望，创新将停留在动机阶段。只有创新行为产生后创新愿望才能具有真实性。创新倾向是对创新愿望真实性和创新愿望强烈程度的反映。创新倾向强表现为企业创新活动多，创新倾向弱表现为企业创新活动少。 (4)研究开发能力。研究开发能力可由创新资源投入与配置的结果表示。但创新资源投入能力替代不了研究开发能力。前者既强调R&D投入，又强调非R&D投入，而后者则强调R&D的成果。研究开发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5)制造能力。本文把制造能力定义为把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为符合设计要求的可批量生产的产品能力。制造能力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企业装备的先进性；二是工人的技术等级；三是工艺设计和管理能力。 (6)营销能力。营销能力包括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市场调查研究能力；二是销售能力。销售能力又表现在销售宣传和销售系统两个方面。 但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其建立需要相当大的研究基础。由于傅家骥的退休和后期的身体原因，他的许多梦想没有能够实现，这只能有待后人完成了。 5 结论 处在一个改革的大潮中，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在一个经济管理学科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如何提出创新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挑战。傅家骥带领清华大学的许多师生，与其他学者一起，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把熊彼特的创新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创新学说体系，如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都对中国创新政策制订和实践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他也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技术创新学体系。但由于早期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不健全，加之中国企业仍然是在一个追赶、引进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创新实践和模式，因此，技术创新学的发展还需后人的努力。傅家骥的研究，启蒙了一代人，使创新学说在中国生根开花，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从傅家骥的学术思想发展看，他抓住了熊彼特创新学说的实质，把熊彼特创新学说进行了很好的一个中国化的发挥，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创新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对中国创新体系的建立、中国企业的改革和科技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以说，傅家骥学以致用，强调理论基础联系实际，以知识报国。他的研究项目为建立与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部分为政府决策时所采用，其社会影响是重大且长期的。如由邓寿鹏、傅家骥、贾蔚文、许庆瑞等共同主持的重大项目和研究成果都将对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相关政策产生重要影响。1999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许多承担过技术创新研究项目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与长期积极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傅家骥、贾蔚文等提出的倡议被国家经贸委、科技部所采纳，促成了国家技术创新工程(2000年)的启动。 今天，随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并为世界所瞩目，创新的研究群体在不断扩大和全球化，中国的创新研究有了比傅家骥同时代更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我们相信，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体系会不断完善和成熟，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曙光。标签：创新管理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技术管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