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形而上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8-0041-07
一部西方哲学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形而上学与存在论、本体论具有哲学基础性问题的重合性，因此，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经常将这三个基本哲学概念看作是对哲学基础性理论进行追问的同一个命题。形而上学是整个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础，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是漂浮的、肤浅的、无根的。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企图痛批形而上学的时候，却造成了赵敦华先生所说的“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哲学场景的漂浮境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 (P282)。更有一些哲学在高举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对形而上学进行一番淋漓尽致的解构后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的理论羞羞答答地回到了形而上学，如后期的科学哲学的奎恩、夏皮尔等人要求建立科学实在论，海德格尔等现象学人本主义对形而上学的重构等。也许这些哲学所重建的形而上学与古近代形而上学发生了很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说明形而上学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不能无原则地通过割断哲学历史的发展随意地宣布形而上学的死刑，相反，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基础性问题具有发展的永恒生机。马克思哲学从来就没有像国内现在有的哲学研究者所说的像逻辑实证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分割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他拒斥形而上学，却要重建本体论)等一样是完全地抛弃形而上学才走上辩证历史唯物论的，但马克思哲学确实对形而上学进行了一种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改造，即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将纯思辨的主观逻辑和自然物质的形而上学改造为主客观统一的具有现实生活意义的实践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概念一般认为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本著作的名称。但由于形而上学实际上与古代西方哲学具有同义性，所以，必须从哲学的视域对形而上学进行厘察。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对问题的形上追问，是对存在本身而非对具体的存在者的求解，也就是对存在者何以存在的惊疑与究诘。所以，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存在的范畴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设立的。自此后，西方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论域。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之外并非存在”，“存在是一”，“存在与思维同一”等在他那个时代最具思辨性的著名哲学命题。这些思想是关于“存在”之思的源头，因而也是真正哲学形而上学的起源。在巴门尼德那里，对存在的思考是不需要从存在者出发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感性的经验，而是纯粹的理性直观。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巴门尼德的“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裂变为两个命题：“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存在者存在的根据”。第一个命题是对巴门尼德“存在”问题的继承，第二个命题是对巴门尼德“存在”问题的拓展。而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存在”问题的焦点放在第二个命题上，所以，巴门尼德的“存在”之思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域中实际上沦降为思“存在者”，对“存在者”的探究取代了对“存在”的追问，巴门尼德的“存在者何以存在”的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转化成“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性”的问题。柏拉图将“存在”界定为“理念”，亚里士多德将“存在”设定为“实体”，这样，哲学就从原来的对于“存在何以存在”的发问变成了为经验现象世界万物寻找一个超验的永恒不变的始基、本原或依据的逻辑预设，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对“存在者”的考究。正如吴寿彭先生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即存在的“第一因”，或者说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2] (P56)简单地说，形而上学就是要探寻感觉到的现象世界背后的根据，也就是求索现存世界的终极本原。这成为后世哲学对存在问题探讨的主流方式。以致海德格尔一再指责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只是抓住“存在者”却遗忘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及其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西方哲学的发展。
中世纪宗教哲学有关万物存在的根据的上帝的证明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存在论思辨理性的神学化转嫁。中世纪哲学家把“存在”理解为“上帝”，上帝就是存在本身。上帝就像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一样是世界万物的生源和基础，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从上帝派生并依赖于上帝。
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即由重点研究“本体论”问题转为重点研究认识论问题，简称认识论转向。这种转向既导致了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主体思辨性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取代了古代哲学客体性的实在主义形而上学，又导致了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形而上学存在论的诘难。
近代哲学的本质特点是主体性的张扬。表现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问题上，近代哲学终结了古代哲学的脱离主体的纯客观的实在主义形而上学而代之以主体建构性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实现了“实在存在”式的形而上学向“思维与存在同一”式的形而上学变革。其代表人物包括笛卡尔和德国古典哲学所有的唯心论哲学家等。笛卡尔从彻底的怀疑论立场出发，建立了以“我思”为前提的存在形而上学，即“我思故我在”。其简单的逻辑演路就是“思考着的存在着，存在着的存在着，思考着的必定存在着”。这样，“存在”就由古代哲学的客体变成了主体的主观性存在，即“存在预设”。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存在论是通过他的辩证逻辑学推演而建构的。针对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对知性理性的揭短，黑格尔构建了辩证理性，在他的辩证逻辑学中发展出一套纯粹概念，经过自身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运动过程，建构起哲学史上空前精密的以“绝对精神”为基本线索的主体形而上学。对此，海德格尔曾评价道：“形而上学作为体系是第一次通过黑格尔才把它的绝对地被思过的本质形诸语言的。”[3] (P379)人们一般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客观主义，但只要了解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品质以及当时的时代性，就会洞察到黑格尔哲学更是一种主体性哲学，因此，他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实质上是一种主体形而上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也就是用“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4] (P75、213)
近代哲学史上对存在的形而上学进行诘难的始作俑者是休谟，他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断定感性知觉之外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是否存在这一类的形而上学问题，都是无法回答的，是人的经验无能为力的“超验”问题，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经验现象的关联，从而揭开了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向的经验主义路径序幕(笛卡尔哲学揭开了这种转向的理性主义路径序幕)。但在此问题上对后世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则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天然具有一种对事物穷根究底的品格，这种自然意向产生了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却是人的理性无能为力去解决的；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又称知性理性)只能获得经验科学知识，而不能通过经验现象去达致对超验的“物自体”的认识；当理性企图超出现象界去追求“物自体”时，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即“先验幻相”。这样，康德批判哲学的最终批判的落脚点就是宣判“一般形而上学的死刑”。然而，康德在理性知识域对形而上学的消解是为他的道德意志域对形而上学的展布作铺垫的，因为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是“我能怎么样”而不是“世界是什么”，康德在晚年就指出“人是什么”的问题乃是统摄其他哲学问题的核心；同时，康德在道德实践论域中提出人是目的，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命题实际上是使自己的哲学最终复归到了形而上学。正是康德哲学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矛盾去蔽为黑格尔构建新的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奠定了理论转机和变革先导。
近代哲学对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理性重建，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所以，即使像黑格尔哲学这样庞大而精细的形而上学也只能说明存在的能动性和可知性，而不能真正科学解释世界的真实存在和人类的命运。正因为如此，直接渊源于德国古典哲学且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命运深切关怀的马克思哲学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等唯心主义的主观思辨性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自然直观性的局限，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重构自然的本体存在和社会的本体存在，创建了实践的形而上学。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全部理论的基础。如果说马克思哲学产生使哲学发生了时代的革命，那么，它的最根本的含义既不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也不是对唯心辩证法的去蔽再塑，而在于科学的“实践”范畴的确立。马克思的“唯物论”之区别于旧唯物论，并不在于重新把“存在”归还给“物质”或者“自然”，亦即回到自然唯物主义；而是把“存在”或者“实在”设定为人的“现实生活”亦即“实践”。“海德格尔认为：从存在论上说，马克思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之本质区别，乃在于它的历史、社会理论中的非实体的存在观，依马克思，‘非对象的存在物是一种根本不可能有的怪物’。”[5] (P42)在与德国古典哲学彻底分道扬镳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6] (P58)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物质”的观念具有和唯心主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因为这种意义上的“物质”是一种“抽象的自然界”或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亦即“物相”或“物性”，[7] (P166-179)它和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一样，乃是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7] (P177)而实践形而上学所理解的现实的存在(也可称为物质)则是实践中人所面对的生活现实，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 (P60)
马克思认为，人有三个来自自然的类特性：“未定化”性、需要的自然非自足性和意识的能动性。“未定化”是指人的天性包括其体质、生存样态即本性，这不是固定化的遗传，而是变化着的文化造就，是人在生命实践中的自我生成。德国著名哲学人类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就是说，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立的进程，而大自然似乎只做一半就让他上路了。大自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人可以并必须塑造自己”。[8] (P7)需要的自然非自足性是指本然的既有的自然不能满足人的多样复杂性需要，尤其是人所特有的发展性的“主动性需要”。马克思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9] (P130)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满足自己的需要；人来自自然的第三个类本性是指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是人的自然本性中最重要的一点，所以，马克思说：“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 (P96)
正是人的三个自然类特性生发了人的社会实践性特征。“未定化”性和需要的自然非自足性使人的实践成为必要，意识的能动性使实践成为可能。实践使自然世界从而也使历史世界成为属人的世界。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7] (P131)从马克思的人类学看，自然史分为两个部分，即人类以前的自然史和人类产生后的自然史，前者不过是为人类的形成所作的准备，马克思的人类学关注的是人类产生后的自然界，这是通过人的实践而形成的“现实的”、“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或者说“人化的自然界”。[7] (P128)这个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 (P76)马克思认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然界正是这种实践化的人化的自然界。就是说，真正对于人类有意义的现实世界只能是人化了的世界，即实践的产物。至于在人的实践视野之外的世界本身是什么或怎么样，“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0] (P383)脱离主体的实践去设想纯客观的自然世界，即使这个世界是存在的，但对人来说也毫无意义，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7] (P178)
现实的自然世界之所以不是本然的，是因为自然母体并没有为人设计出特定的适宜的生存环境，本然的自然界总是使人类处于“匮乏”状态，而且自人类诞生开始就对人类形成巨大的压迫力量。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6] (P81-82)正是生命所需的物质的“匮乏”和生存的自然压力把人推向了通过劳动实践求生存和发展而实现自我决定、自我完成和自我塑造的西西弗斯式的命运中。列宁指出，自然“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1] (P183)实践活动不但形成人对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而且也证明了人自身与自然界都是感性的存在，确证了对象的属人的性质，即对象的客观存在不是本然的客观存在，而是属人关系的客观存在。人既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的产物。如果说首先是自然造化了人，那么一旦人诞生后，则是人创造了自然。因为人一诞生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这种对立迫使人去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力，而人作为主体性和实践性的存在具有这样的品质和能力。当人类以主体性的实践行为作用自然界后，自然界就具有了“属人的本质”和“人类性”，从而具有了现实性。因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7] (P122)所以，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不是自然创造了人，相反是人创造了自然，自然是人的实践对象化生成。马克思指出，自从有了人和人的劳动，“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6] (P77)了，人的劳动使自然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也在人的身上延续其存在，成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7] (P127)
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自然不断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创造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过程，即创造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的客观的现实的环境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创造的过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不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并赋予这种力量以历史的性质。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2] (P43)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6] (P59)因此，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7] (P131)的关系，也就是对象化的创造性关系。实践性既创造了现实的自然世界，又创造了现实的人生存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也就创造了人自身。所以，现实性的一切存在都是主体的人的实践的产物。存在就是实践，实践就是存在，实践是存在的本体。
实践的存在形而上学具有客观性、主体间性、普遍性、发展性的特点，它扬弃了古代哲学的实体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扬弃了近代哲学的思辨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个人经验、个人感受的非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同时反对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完全个体性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肤浅式的“拒斥形而上学”。
实践形而上学认为存在既不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万物本原的某种实体，也不是人先天的主观思维中的共同普遍理性，更不是个人的心理主观感受。存在是人们生活实践中所直面的一切事物，这些事物是客观存在着的，因而它们不依任何个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们也许在不同的条件下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感受，但只要真正地深入地揭蔽了事物，人们就会形成对该事物的同质性理解，这既是事物的客观本质的体现，也是存在的主体间共识即主体间性的达成，同时它表明在相同的条件下、境遇中，同一事物的存在具有相同的品质、属性和功能，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性具有普遍性。由于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生活世界、人们所面对的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所以，实践的形而上学的存在也是变化多样的。正像马克思指出的，尽管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的伟大理想，但这不是一种不变的状况，而是一种实践的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 (P87)实践的形而上学就是这样的一种运动过程。
现代主义尤其是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100多年前就对形而上学存在论发起了哲学史上的第二次诘难。科学主义思潮继承和发挥了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思想，它们指责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存在”、“物自体”、“实体”等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真正科学的“世界并不是由一些神秘的实体构成的，并不是这些神秘的实体与另一种同样的神秘的实体‘我’的交互作用产生出唯一可达到的‘感觉’，”[13] (P33)而是人们的感觉经验现象世界。赖欣巴哈认为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14] (P11)试图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都是如康德所说的独断论式的妄自尊大，是一种先验幻觉。科学主义认为科学的认识只限于感觉经验的现象，强调哲学和科学都应该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即研究有限的、有条件的、相对的东西，超出有限的现象范围，去追求所谓终极原因、普遍抽象本质和绝对知识，那是宗教的幻想，是不可证实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为此，分析哲学明确喊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要求把形而上学本体论逐出哲学的领地。在此基础上，石里克对科学与哲学的研究进行了严格的划界，他认为哲学既不是知识体系，更不是研究真理的科学，而仅是“一种活动”，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15] (P9)作为哲学“意义的活动”，哲学的方法是语言的逻辑分析，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提示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由此，哲学问题的研究就变成了语言逻辑的命题澄析。以此为视角，石里克断言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是一种问非所问、似是而非的根本没有的假命题，并对传统哲学进行全盘的否定。但当石里克等人企图从根本上解构传统的实在论和思辨性的形而上学的时候，他们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个超感性的、完全脱离生活世界的语言化的形而上学世界，而且是一种无根的游戏式的形而上学。对此，逻辑实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蒯因进行了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和“本体论承诺”的理论。蒯因认为，任何哲学和科学研究都必须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因为人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当然，这里的某物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中的完全独立于主体的纯粹的客观性实体，而是人们相互之间对事物及其性质的约定，这种约定是与感觉经验相协调的，即具有合理性。这种形而上学可以称之为“约定的”或“经验的”形而上学。这样，科学主义经过对形而上学的世纪性解构最后又通过蒯因的非实体化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变革重新回到了形而上学。
人本主义思潮也以清蔽形而上学为己任，认为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现实人生的一种“纯粹玄想”。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是这种“清蔽”的先驱。尼采以他的“重估一切价值”、“上帝死了”的思想剑锋直指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理性哲学形而上学的文化传统，用虚无主义态度对这种文化传统进行全盘的否定，并从非理性主义角度构筑了他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其后的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都继承了唯意志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解析传统，一方面进一步揭展传统形而上学非主体性、宏大叙事的虚无性、非本真性、对事物本质的遮蔽性、对人的外在性和奴役性，另一方面不断地挖掘人的内在本能作为自己哲学理路的基础，构建非理性主义的新的形而上学。其代表人物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只抓住了“存在者”而遗忘了对“存在”的思考，他认为哲学的真正问题是“存在”问题，所以，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存在者”都能被“存在”之光照亮被显现而澄明，只有“此在”(实际上就是人)才能达到。“此在”对“存在”的“领悟”是通过“生存”来实现的。对“存在”的追问就是对“此在在世”即此在的生存状态的究诘。海德格尔说：“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它是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的，而此在的诠释学作为生存的分析工作则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问所向之归的地方上了。”[16] (P492-493)这既是哲学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际遇的深切关注，又促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和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即生存论形而上学的形成和生存论研究的转向。
如果说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是为了使哲学更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建构新的时代精神从而展布当代人精神苦难并为人类走出这种苦难指出某种哲学的“林中路”而踏上“归乡”之途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在试图立足于海德格尔生存论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却以消解主体性、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主义、拒绝形而上学、生活的完全还原等观点来构筑自己的哲学思想以超越海德格尔的哲学时，在除了生造了许多晦涩的名词概念外却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并显示出愤世嫉俗、不负责任式的肤浅、时髦、流俗、平淡、极端和盲目。事实上，哲学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已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追求释义的、日常的、简单的“语言游戏”，历史在他们那里被完全碎片化，任何理论“文本”都被他们宣布为非真理的表意，而他们宣称的所谓真正还原了的“现实”却是一种人无法把握的“生存游戏”，是人无法摆脱的烦恼、孤独、厌恶和死亡的世界，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人对现实的认知，对人说来只是一种“幻相”，有如后现代主义大师雅克·拉康的魔镜。他们在哲学的理论基础上无论如何没能跳出海德格尔的生存存在论且有将之表面化之向，而在反传统方面不过是尼采思想的翻版且远不如尼采哲学的思想深度。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困境从反面说明了真正的哲学不可能抛离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任何哲学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对此，黑格尔早就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17] (P2)不可思议。
马克思哲学以后一个半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劫难史。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从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转型的时代反映，也是哲学理论自身发展转向的必然。但这场劫难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没落，相反，它给了形而上学重生的契机。事实上，无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分析哲学”，还是人本主义的“现象学——存在哲学”，最后都从拒斥形而上学走上了所谓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复兴”或“重建”，因此，它实质上是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型和变革。的确，科学主义“复兴”的形而上学和人本主义“重建”的形而上学，它们都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这就是它们都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那种追求永恒实体、超验本质和绝对真理的理论旨趣，将形而上学的存在本体与人的感性经验和人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形而上学存在论变成了“人学本体论”。而当我们作这样的考究的时候，就会发现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理论视角不仅早就开启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学批判性改造，创建了实践的形而上学，而且比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解构更宏大、更深刻和更现实，因而更具有建设性意境。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认为一切现实的存在都是人的实践的结果。马克思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此，对历史、社会甚至自然的理解都必须从人出发，也就是说一切哲学问题的解密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人的问题，而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 (P73)“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 (P72)所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理解的存在既是经验的、又是本质的；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具有主观性、个体性；但它同时认为生活、经验不是纯个体孤独的主观感受现实性，而是现实的社会运动，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可以通约的社会大众的公共理性和共同意志的现实状况和变化过程，因而又具有客观性、整体性。所以，实践形而上学是主观与客观、个体与整体相统一基础上的存在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完全涵盖了科学主义复兴形而上学的非实体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涵盖了人本主义重建形而上学的回归生活、现象还原的理念。因此，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那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哲学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一切思想因子。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从人的社会实践和人的现实生活关系出发，它不仅揭示了当代人的现世苦难，而且指出了比海德格尔的林中小路宽广现实得多的当代人摆脱苦难的历史之途。所以，在开创新的形而上学哲学的历史原点处，矗立着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视角的丰碑。难怪萨特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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