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的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各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人类社会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发展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资本主义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的来临，表明西欧无产阶级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相对和平的革命准备阶段。面对新的历史转折，已经步入晚年的马克思怀着一种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开始了一次新的无比艰难的理论跋涉。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的重点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各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
一、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新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史前社会形态的再认识；第二，对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的再探讨；第三，对历史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再分析。
1、马克思晚年对史前社会形态的再认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史前社会）形态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晚年以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巴黎公社失败为止的几十年研究过程中，马克思虽然不时地涉及到史前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实证材料的缺乏），马克思的研究结论难免带有某些假设性质，有的结论后来被事实证明是不正确的。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父权制的部落社会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并且认为部落社会就已经存在奴隶制，因为部落是家庭的扩大，父权制是一种“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2页。）
然而，当马克思在晚年掌握了大量新的社会人类学关于人类史前社会状态的实证资料后，他立即对史前社会的状况、性质、结构、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马克思晚年对史前社会形态的再认识获得了三个重要成果：第一，认识到人类最初是从原始群进化到母系氏族社会的，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才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及其继承问题，才由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转变为父系社会。第二，认识到氏族是史前时期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弄清了氏族的本质及其与家庭、部落的关系。第三，认识到氏族公社原始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个所有制形式，探明了原始公社如何解体、社会如何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阶级的历史进程。
2、马克思晚年对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的再探讨。马克思在晚年以前根据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四个层面——社会的技术形态层面、社会的所有制形态层面、社会的主体形态层面、社会的交往形态层面——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了社会历史的不同层面上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不言而喻，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过程理论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和深刻的。但是在进入晚年以后，马克思依然没有停止对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探索。在晚年的探索中，马克思借鉴了当时新兴的进化论的方法论原则，以地球的地质构造的演化过程为参照系，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形态的进化过程。
马克思认为，正像地质结构的历史形成一样，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化过程表现为：原生的形态→次生的形态→再次生的形态这样三种类型的递进；每一类型社会形态的进化又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马克思还指出，原生形态社会和次生形态社会的区别在于：原生形态的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次生形态的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具体分析古代社会形态的进化过程时指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生形态社会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原始公社。在公社的进化过程中，较古类型的公社是氏族公社，“这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身的发展而变为……农业公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的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那么，次生形态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66-767页。）而“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444页。）显而易见，当“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实现之时，人类社会就过渡到了再次生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晚年提出“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这样一种进化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不是意味着对自己以往提出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否定和取代呢？笔者认为不是。只要我们对马克思晚年和晚年以前提出的种种社会形态理论观点作出全面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晚年以前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形态的空间结构方面进行分析，晚年以后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形态自身的生成过程方面进行考察，两者是有机联系、彼此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3、马克思晚年对历史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再分析。我们在考察了马克思一生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历程后便会发现，马克思晚年以前与晚年以后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晚年以前，马克思着重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问题；晚年以后，马克思更为关注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问题。
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研究的前后过程，何以出现这一变化呢？这是因为，晚年以前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使命，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阐明和论证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和普遍意义，所以马克思把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方面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晚年以后，导致马克思研究重点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有些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到处生搬硬套，从而破坏了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败坏了理论的声誉；另一方面是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历史发展的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使马克思意识到，在具体考察特定的国家或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发展过程时，必须在宏观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总进程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特别注意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历史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性意义。
正因如此，马克思晚年在著名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严厉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对他的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341-342页。）
二、马克思对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1、关于在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对马克思的评价问题。长期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在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对马克思进行了喋喋不休的攻击，比较集中的一点是，指责马克思是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者。他们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所造成的理论思维的“贫困”，导致他得出历史道路单线发展这样一种“僵化”的理论结论。但是在1972年马克思的晚年社会人类学笔记公开发表后，西方思想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的评价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些人认为，在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实际上是个“多线论”者，恩格斯才真正是“单线论”者，进而引发了一场所谓“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论争。
从80年代中期起，随着马克思晚年社会人类学笔记中文版的陆续发表，中国大陆的理论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不小的研究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热潮。在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如何评价马克思，同样是国内这股理论研究热潮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有一种观点仍然把马克思看作是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发展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世界各国历史必由之路。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晚年以前是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者，到晚年研究了东方社会之后，才转变为多线论者。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本来就是多线论者，不存在晚年时期才由单线论者向多线论者转变的问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是个一元多线论者。
笔者认为，国内外理论界在关于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对马克思的评价所产生的争论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这些论者混淆了两个层次的不同问题：一个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规律这样的宏观层次上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世界历史进程总体规律制约下，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这样的微观层次上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无论是“三形态论”还是“五形态论”）就是要解决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规律这个宏观层次的问题，他并没有以这个理论来取代对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这个微观层次问题的分析。同样，马克思也没有以对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具体分析来否定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世界历史过程总规律这个宏观问题的研究。
至于国内外有些论者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观点不同的说法，其失误也是相当明显的。虽然这些论者在马、恩晚年有关一些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论述中发现了某些差异之处，但是他们的失误在于仅就字面意义而论，没有进一步深究马、恩各自的论述背后隐含的深刻而又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问题。例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中，之所以表现出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独特性问题的强烈关注，就是因为这两封信主要是要表明马克思本人反对当时俄国的自由派和教条味十足的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不顾俄国实际情况，盲目照搬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来套俄国现实的做法。而恩格斯在与特卡乔夫的论战和与丹尼尔逊的争论中，之所以着重指出农村公社的历史普遍性意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时代性意义，则主要是针对俄国的民粹派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借口俄国历史的特殊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的言论而提出批评的。然而，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正面阐述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见解时，就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论据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所撰写的序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50-251页。）
2、马克思对不同国家历史发展道路新的探索。基于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自历史发展特殊性的深刻认识，马克思晚年非常重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摩尔根等人著作的研究，马克思肯定在人类的史前社会时期，作为原生形态的氏族公社在一切民族和地区中是普遍存在的。由于种种不同的因素导致它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中存在的时间和构成的类型都不尽相同，所以氏族公社瓦解，由原生社会形态向次生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道路也就各具特色。希腊、罗马直接向奴隶制国家发展，日耳曼人直接向封建国家发展，东方社会向君主专制的高度集权国家发展。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列举的几种生产方式只应当看作是整个人类的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标志，各民族并非都依次循序经历每一大类型的生产方式的递演，而是各以其特殊的历史道路典型地经历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大类型的生产方式的发展。
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历史发展道路问题时，十分注意东方社会区别于西欧的特点，其中着重探讨的是印度历史发展道路的非封建化问题和俄国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可能性问题。
马克思认为，在印度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具有内生性的封建主义因素，只是当英国人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人为地推行“私人土地占有制”后，印度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才被打断了。在论证这一观点时，马克思提出了四点论据：第一，印度不存在作为封建制度的一个基本因素的奴隶制；第二，印度不存在土地贵族性的不可出让给平民的制度；第三，在大莫卧尔帝国，特别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第四，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就被堵塞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4-284页。）所以，马克思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力图证明印度的历史发展同西欧一样，也有一个“封建化”的过程的说法，指出：“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3-284页。）他批评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马克思同时还反对梅恩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指出“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00页。）
马克思在考虑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时，曾经就西方资本主义与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现状、未来趋势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理论上讲俄国具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从一种公有制类型向另一种更高类型的公有制社会转变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运动，实质上“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74页。）在分析俄国情况的时候，马克思认为俄国与西方极不相同。俄国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广泛地存在的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因此，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的过程。如果俄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么它将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看到，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种种危机和灾难，另一方面在俄国存在着与西欧极为不同的发展条件，因此设想俄国可以走一条与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他认为既然土地公有制赋予俄国农村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且目前它又处于和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环境给它提供了进行集体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进一步作出推论：如果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的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3、马克思对东西方革命道路问题新的探索。从19世纪40年代末的欧洲革命到70年代初的巴黎公社革命，西欧地区展现了一幕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一次次满怀希望地预想共产主义革命将在英、法、德这些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但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趋于低潮，在可以预见的短时期内很难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重新高涨的情景。新的社会革命的突破口在哪里成了马克思晚年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进入70年代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相继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优势使处于欧洲东部边缘的俄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俄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渐趋瓦解，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此时，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新的历史转向，预感到社会革命的曙光有可能在东方出现。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写的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兴地看到“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51页。）并且他们估计俄国革命将有可能首先爆发，从而“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51页。）。
在分析非西方的俄国革命道路问题时，马克思考虑到俄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认为俄国的革命应当走一条有别于西欧的独特道路。马克思认为，既然在全国范围内仍还保存下来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两重性并不一定导致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而且有可能通过保存和改造农村公社经济形态，使俄国免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而得到复兴，那么就必须挽救俄国的农村公社。同时马克思清醒地看到，要挽救俄国农村公社，既不能指望正在竭尽全力将其推向灭亡的俄国政府，也不能仅仅依赖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33页。）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设想，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它表明马克思已经为由东方国家首先开始的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奏响了序曲。
标签：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