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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全球化狂飚突进的时代。在中国加入了WTO后，全球自由贸易的人口比例已上升至80%以上，而投资与金融的自由化更是迅猛。但是，谁能说得清楚：我们现居身何处，我们将栖身何方？
对于全球化及其影响，有人总结了四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Neo-marxists or neoleft)。在他们看来，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化、西化和中世纪主义的复兴，代表着反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则将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二是新自由派(neo-liberals)。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优化组合，可实现“多赢”。三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该流派与众不同的看法是，所谓“全球化”只是一个“迷思”或“夸张”，20世纪末的全球化既不是史无前例的，也不是全球经济、市场、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相比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的真正全球化差之远矣，其区域化趋势甚至是反全球化的。四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ist thesis)。这一派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无法预测其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秩序，但显然已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在上述四种理解中，我一向认同的是第三种，近一年来，特别是“9·11”后则越来越倾向于第四种。在我看来，全球化可能改变的东西、改变的幅度大大超出预料，远非“乐观”和“悲观”所能简单概括。
相信全球化一定会带来历史上最强大的解构，颠覆今日的文明，即使是今天世界上的最强者也不例外。最近，读理查德·隆沃思的《全球压榨：第一世界国家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文本译名为《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于此深有体会。书中用了相当篇幅来谈论全球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冲击，可从中略见一斑。
中产阶级是所有想了解美国的人们必须弄清楚的一个“文化”话题。美国有80%的中产阶级，一般认为，只要身为美国人，就几乎认定自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美国凝聚和团结的核心，也是他们身份的表现，虽然常常只是诺曼·洛克威尔笔下的凡夫俗子，却是美国梦的真实本性，是“美国世纪”的真正主宰。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使美国区分于上流社会、工作阶级和下层阶级分野明显的欧洲，也让许多美国人看不起欧洲。
不过，美国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在于财富。在美国，餐厅服务生、工厂工人、老师、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都可以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美国中产阶级的观念涵盖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文明，其精神包括追求社会安定、宗教包容、家庭完整。在美国这样一个包含多民族、教义和历史的国家，正是中产阶级的观念为各个形形色色的群体提供了目标，使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拥有共同努力的焦点，使美国能够成为人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度；这种广泛定义的中产阶级为美国政治带来稳定，不像其他注重阶级的国家，因意识形态变动而纷扰不已；另外，由于有80%的人口属于同一阶级，美国因此得以保持政治平衡。
美国中产阶级与经济乐观主义密切相关，或者说经济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根基。按中产阶级的宽泛定义，任何人只要有能力过安适的生活、支付各种生活费用，还有余钱做一些休闲娱乐，都可以称为中产阶级。全世界各国的移民涌到美国是为了工作，为了得到安适的生活，买一栋房子，拥有一辆汽车，而这个国家则从不让他们失望。归根结蒂，富足自得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其乐观天性正是根源于经济乐观主义。
但是，历史还会按部就班继续下去吗？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风流是否会被雨打风吹去？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按隆沃思的分析，全球化风潮带来的经济冲击，正使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产生分裂。不是分裂成两部分，而是分裂成三股。
第一股是亲身经历了美国梦，现已垂垂老矣的传统中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在美国有史以来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成长、成家，很早就买了房子，顺利养大孩子，终生拥有安稳的工作。在他们眼中，生活就像一列火车，他们只需上车，就可以到达理想的地方。这些中产阶级生活富足，浑身散发着安全感、信心和宽容大方。他们或许是历史上的异数，刚好碰上了美国的黄金时代。人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形成了美国看待自己的方法，而且到现在还以此自诩。
第二股中产阶级是他们的子女，受骗的一代。这些人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成，在越战闹得最厉害的20世纪60年代成年，大多数仍秉持旧式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他们自幼即认为经济会持续扩张，为社会带来稳定繁荣，结果碰到的却是企业裁员、全球竞争，以及恐惧。他们有许多人原来担任待遇优厚的中级管理职务，现在却碰到裁员，很可能再也不能恢复原有的地位。他们习惯了富足的生活，现在却可能永远失去这种生活。
第三股中产阶级是现在才成年的焦虑的一代。他们比上一两代人更难找到以及保住好的工作。即使谋得差事，也买不起房子，无力结婚、生子，至少无法像父母那一代人那么早成家立业。事实上，他们发现自己可能成为历代美国人中，第一批生活比不上父母辈的世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接受生活的不安定和缺乏保障，而且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拥有富足生活的玩具，如录像机、健身房会员证、高级咖啡。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富足表征，如房子、积蓄或社区地位。
对于全球化狂飚突进的20世纪90年代，局外人看美国，看到的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管制放松成功的典范。但是“美国人民看到的却是社会和生活失去稳定”：无情的经济刀斧在工厂发威，伴随而来的则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裁员以及人的自尊在瞬间粉碎无遗。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绝对比20世纪50年代的同胞拥有更多、更新奇的物质享受，可是他们却不像以前的人自觉那么有福气，那么安全，那么有信心。
显然，美国的中产阶级正面临日趋贫困化的问题，进而带来对美国社会的长远影响。对此，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曾有一番政治经济学式的论述：美国的两大执政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其中，共和党是富人党，主张对企业和投资人减税，以促进企业和投资人将更多的资本和赢利投资到新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民主党在政策上更倾向于贫民，以增加贫民福利和教育为口号，更倾向于对贫民减税，变相杀富济贫，让社会更稳定。在美国历史上两党执政的时间几乎相当，共和党执政的时期略为长一点，其实从根本上看两党执政和美国的经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民众失业率高，大家都希望企业家投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繁荣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又希望不要过度的贫富分化，帮助贫民以稳定社会。这样一来，两党执政就都有了可行的基础和必要。美国人民今后的选择朝什么方向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绝大多数人会成为输家，但民主政体却注定是由多数统治少数。因此，除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灭亡，由市场统治一切，形成全球经济寡头政治，否则，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有可能沦为输家独裁，其结果不仅摧毁全球市场，连过去半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及合作都有可能不保。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世界的人民都获得最高的生活水准。经济利益和福祉因为市场经济而急剧扩大。没有一个国家想要放弃市场，断绝对外贸易，或是像“勒德派”一样去疯狂反对一切科技。但是，当革命可能革到自己头上时，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便相当明显。在那里，人们高呼抗议口号，警告任由市场一意孤行，战后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福祉可能销蚀殆尽；就连热心拥护全球化的人都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受全球化之害的人会远多于享受其益处的人，由此导致社会分裂，“少数的知识员工以及其他广大民众之间，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管理大师德鲁克）而1996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布坎南则干脆提出“把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并得到民众的欢呼。
历史车轮究竟驶向何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