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怎样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兼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是怎样论文,中共论文,成员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史学界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有的还把张闻天、王稼祥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根据他们对“左”倾路线的认识来确定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笔者感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其一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由哪些人组成？其二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现根据所看到的文献资料，对这两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与史学界同仁切磋研究。
（一）
首先，需要弄清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由哪些人组成？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提法，最初见之于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 日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在提到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谈话中，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不久，他再次指出中共历史上从陈独秀到王明，都没有形成有能力的中央。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这应该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当然，作为一代领导集体还应该包括相当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彭真等。但基本的、核心的成员，应是七大当选的书记处成员和八大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里判断的标准，主要看他是否在中央领导集体中长期处于决策的地位。从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运作来看，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会一般属于领导决策机关。七大没有设政治局常委，其书记处实际上行使了这一职权。由此得出了上述界定。
那么，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应以什么时候为标准？笔者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间应该以中共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以毛、刘、周、朱、任为成员的书记处为标准。
由此来考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应该以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合作为中心组成，毛泽东对此曾经予以肯定。1963年9月， 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送审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文章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然，毛泽东又在其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刘少奇合作的中心动摇时，第一代领导集体受到了严重损害，并逐步开始向第二代领导集体过渡。这一过程与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认识密切相关。在中共两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中，周恩来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就是有些文章认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副帅”结论的依据。这里显然是就中共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而言，如果只把历史的视野限定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和领导的过程中，这一提法值得商榷。本文主旨，主要侧重说明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为中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
（二）
中共比较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从遵义会议开始起，到党的七大确立为止，其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六届六中全会，主要以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中心；同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已经开始。
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这里的核心主要是代表和旗帜的意思。具体来说则是一批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通常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原来处在领导集团中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以及周恩来，还有许多党内和军队的领导人如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使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由此开始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过程。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治路线。为了适应这一转变，毛泽东着重从军事和哲学两方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确立奠定思想基础。与毛泽东这一工作相一致，刘少奇在另一条战线也在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进行斗争。对此，史学界迄今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央驻北方代表被派往北方局指导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为了在北方乃至全国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写了许多文章，深刻批判大革命以后在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在实践中深感“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为要转变10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为此，他连续给那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去信，要求中央对过去10年特别是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倾错误“必须批评”。他在信中系统地总结了10年来中共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严重错误，分析“左”倾机会主义传统在白区工作中的“八股化”和“机械服从”、照抄国际原则指示的事例。认为，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过去我们党内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占极重要地位，”成为“上述许多错误的根源”。刘少奇的这些工作与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出发点完全一致，只是侧重点不同：毛泽东侧重在苏区工作；刘少奇则侧重对白区工作。而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刘少奇更直截了当。
为了解决刘少奇提出的问题，1937年5月， 中共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系统批判“十年来为全党所坚决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提出：“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表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这些尖锐鲜明的意见引发了他与张闻天等人的争论，会上反对意见占了上风，刘少奇受到很大压力。这时，毛泽东站出来支持刘少奇。他肯定“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除开估计总的问题时犯了错误以及在说此问题时有几点不对之外，在他具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也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刘少奇的“错误主要的在于解决总的问题，即认为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总的错误”。他说：“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毛泽东的讲话既支持了刘少奇，对于纠正10年来白区工作所犯错误起了重要作用；又团结了张闻天等相当多的还没有对“左”倾路线认识清楚的同志，对维护党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回合的交锋和刘少奇坦诚的真知灼见，奠定了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后长达将近30年合作的基础，也开了延安整风的先声。
七七事变后，刘少奇从延安急赴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领导机构，领导华北各地党组织，配合八路军，大刀阔斧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然而，王明回国后，在同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都受到批评。刘少奇由于身处抗战前沿，具体指导华北斗争和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等几篇文章，在会上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但刘少奇坚信独立自主主张的正确，他针对王明的批评辩解说：“对于发展游击战争，我们提出‘保卫山西，保卫太原’的口号，号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不等待政府发布条例和取得合法批准，我们自己最初所提出群众工作的独立自主，便是这个意义。由这种方法获得了大的成绩，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做起来的，一方面自己做，一方面利用合法，这样便使我们自己与阎（锡山）同时做，这是较好的办法。现在游击队约有4万人。”对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的口号， 刘少奇认为：“一切经过统一路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我写的小册子是按最高的要求写的，是按我们要做的，而不是按目前能做的条件做的”。“目前华北的中心问题是争取千百万群众来抗日”。要经过统一战线去直接动员群众，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坚持敌后抗战。刘少奇的这些观点以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会前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再次合作，同王明违反组织原则的作法进行了斗争。
为了开好六中全会，9月14日至27日，中央首先召开政治局会议， 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总结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9月15日， 刘少奇在会上作抗战以来北方局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指出：“现在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进行党的建设。”26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六中全会议程时，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这次他是从全党的角度，特别是针对中央领导层的状况提出的，并主张本着“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形成一个“党规”。他说：现在中共公开了，工作的分散，容易发生领导同志中的关系不好，这值得我们很大的注意，同时要提高各级党部的团结。“如何团结呢？我想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即令我是上级的同志在下级组织中工作，即令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还是服（从）组织，即过去我与泽东同志也是如此的。”刘少奇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第二天，毛泽东也在发言中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组成以刘少奇为主的中央工作规则起草委员会。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召开。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谈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两个问题，从正面总结抗战以来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肯定了刘少奇在华北独立自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法。他说：“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11月6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在会上作《党规党法的报告》，对由他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3个文件作了说明。指出：“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 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和党法去教育同志。这几个文件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也是党组织建设之一，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他在说明中特别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提交的这些文件由大会全体通过，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的重要文件，在中共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时，刘少奇在华北的工作也受到与会同志充分肯定，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称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创造了模范的经验”。可见，随着毛泽东正确路线在中共领导地位的确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也在上升，他卓越的理论和组织能力已开始充分发挥。
至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以后毛泽东曾称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刘少奇合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已显雏形。
（三）
第二阶段，从六届六中全会后到1943年3月。 伴随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刘少奇为此进行了很多工作。在这过程中，他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以毛泽东同刘少奇合作为中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本形成。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即全会在总结抗战初期经验的基础上，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战相持阶段，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全会把发展华中的重任交给刘少奇，任命他为中原局书记，负责长江以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工作。会后，刘少奇两次深入华中，为在华中贯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正确路线，克服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大力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把日本占领区作为与日军斗争的前沿阵地，发展壮大中共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少奇深入华中，首先解决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这一关系战略全局的问题。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华中各地敌我友情况后，先后3 次召开中原局会议，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他指出，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第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而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都不能打开新的局面。而东面的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群众欢迎新四军东进，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苏北又靠近山东，可以同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刘少奇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向中央提出抽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成为发展华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措施。二是在中央支持下，克服项英右倾错误的干扰，为以后克服皖南事变造成的被动局面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确定发展苏北的战略方向后，希望借助皖东和江南的力量发展苏北，这与项英发展皖南的想法产生分歧。项英认为：华中南部各省在政治和群众基础上都比北部有利，而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现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是非常困难危险的，因此，他极力主张要发展皖浙赣的工作，不赞成刘少奇发展苏北的计划。刘少奇多次致电项英，详细解释自己贯彻中央指示的计划。1940年1月19日， 他电告项英说：“中央在11月电告我们，要我们在华中发展新四军之10万人枪，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筹措给养，要我们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一分钟也不要停止。我计划在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对华中一切工作计划与布置的中心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定一切的决定因素。”“望你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特别在干部方面帮助”。
刘少奇还多次告诫项英要注意提防国民党的进攻。4月7日晨，刘少奇以万万火急的电报致电项英、陈毅并中央书记处，提醒项英：“江北磨擦加紧，顽方必然要摧灭我江南军部”，“建议在军部附近之非战斗人员及干部尽可能迅速向苏南转移，伤病干部重要物品亦需转移，秘密文件清毁，竭力避免冲突事变中的损失，陈毅同志并司令部亦请注意。”4月中旬， 刘少奇开始部署驰援半塔集保卫战的新四军叶飞部返回大桥原驻地，准备开辟苏北时，项英服从国民党要叶飞部南下的要求，几次致电中央和刘少奇，坚请叶张（张道庸，即陶勇）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并几次电令叶飞速回江南。
刘少奇坚决不同意项英的主张。4月12日，他致电项英， 指出：“中央决定江南部队立即向苏北发展，江南应为箝制方向，且江南武装冲突尚未发生，或者还可和缓一短时，请暂缓调动叶张两团”。17日，刘少奇再次致电项英、陈毅和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说：“为了解决苏北问题，现需要叶部速回苏北积极行动，然后我与八路去增援在政治上才更好说话。我意叶部应不调江南。我们不久将去苏北，请中央考虑苏北地方党拨中原局指挥（原属东南局），最好叶飞部亦暂时归中原局指挥与补充。”19日，刘少奇又致电中央，认为：“江南与顾（祝同）的谈判中心问题是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他尖锐指出：“向北发展是久已决定的江南工作方针，不能随便放弃解决苏北问题”，请中央迅速决策。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支持刘少奇的意见。5月4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支持他发展苏北的部署，指示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同时，毛泽东发出对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措词严厉的指示。
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挽狂澜于既倒，如南天一柱，领导华中军民同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进行了有力斗争。他多次向中央提出富有政治远见的建议，使中央和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能力有了进一步了解。
刘少奇的工作赢得了全党的赞誉，毛泽东对刘少奇更加信任了。这一时期，他们电报往来频繁，毛泽东经常就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向刘少奇通报和征询意见；刘少奇也非常坦诚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各项工作建议。1941年7月初， 刘少奇在华中写了《论党内斗争》等两篇文章后，曾在电报中告诉过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即让刘少奇通过香港的通信联系，尽快将这两篇文章寄往延安，“以资快睹”。以后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论党内斗争》这篇文章，并写了编者按，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称赞刘少奇“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毛泽东还多次在讲话中和他这一时期所撰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等文章中称赞刘少奇。
领袖是一个集团，是一批人。毛泽东的认识代表着中共高级领导层的认识水平。刘少奇过去对白区工作的一系列主张得到认同，这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在这次会上，陈云、王稼祥和任弼时等都发言指出：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使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成为大势所趋。“九月会议”还没有结束， 中央就电令刘少奇来延安参加七大。 10月3日，毛泽东又亲自把这一决定电告刘少奇，催促他尽快启程。
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使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精神（整风）与物质（人员）条件都增加了。”1943年1月初， 他针对中央的领导状况，建议：“中央关于日常组织性质的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以使政治局更多地注意对全党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等大政方针的领导。3月11日，在杨家岭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 中央初步提出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3月16日和20日，政治局又经过两次会议讨论后， 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根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对中央最高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性质及职权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里，政治局无疑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全体的集体领导机构，它包括的成员比较广泛。书记处则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应向政治局负责。这在组织形式上改变了“遵义会议前书记处好似在政治局之上的状况”。任弼时在提出这一方案时说明：“内战时期，在白区和苏区的书记处，等于是政治局的常委会，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是不对的。现在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是中央各部委的联席会议，应当明确规定它的性质和责权。”刘少奇建议：“书记处职权应改为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决定》显然接受了这些建议，书记处成为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在具体运作中，由于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具体组织办理，而书记处的主席也是政治局主席，这就在实践中仍然形成在中共历史上出现的“书记处等于是政治局的常委会”的那种状况，书记处实际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次会议实际上还确定了刘少奇在中央第二把手的领导地位。《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集中管理党的宣传教育事业。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八人组成，刘少奇任书记，统一和集中党的组织工作（政民在内）和根据地、大后方、敌后方党的各种政策的管理。《决定》并规定：“为着保证党务与各种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取得更加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这样，刘少奇便与毛泽东并列成为负责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实际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以后在毛泽东外出和生病期间，中央的日常工作即由刘少奇主持。
（四）
第三阶段，从1943年3月到1945年的七大， 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组织上的确立时期。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形成后，还需要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确认。为了开好七大，首先要使全党在政治思想上统一。经过延安第一阶段的整风后，全党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所犯的“左”倾错误基本达成共识，但在根本的思想路线和抗战初期王明所犯的右倾错误问题上，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王明对所犯的错误也没有认识清楚，刘少奇回延安后，王明曾找刘少奇，要求“主持公道”。刘少奇在党的思想原则问题上一贯非常认真，他郑重思考了王明的意见和进一步总结在华北、华中敌后六年的抗战工作后，写出《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在7月6日的《解放日报》上全文刊登。
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原则，从总结国际共运和中共22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批判了“总是拿书本子做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的教条主义者，强调在整风的基础上彻底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残余。他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传统，和另一个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的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极端丰富。他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篇文章鲜明有力，对清算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刘少奇还为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做了许多工作。8月30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是错误的。毛泽东提议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的讨论。于是，中央政治局在9月7日至10月6 日召开第二个“九月会议”，批判王明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政治局会议并决定由刘少奇向干部会议作报告，“报告主要内容集中于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
刘少奇按照政治局决定，进行了认真准备。10月24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讲演，系统回顾抗战以来党内的路线问题。他说，抗战后党内存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主要是在对于抗战形势的估计上，大多数认为是持久战，抗战要经过退却、相持、反攻阶段；另外有些人认为抗战可以速胜，不经过退却相持阶段。第二是统一战线问题亦即国共关系问题，一部分人认为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是事实，但国民党经过十年内战，对我们不怀好意，要提高警惕性，扩大自己力量，保持独立性；少数人对国民党进步有过分估计，对保持独立性、建立根据地忽视。第三是关于战略问题，也就是八路军到华北如何打仗。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发展党与群众；另一些人主张应以运动战为主，集中打仗，这样就不能发展力量和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王明回国后，也是在这3个问题上同中央对立，此外， 还有一个党内关系——闹独立性问题。在一段时期内使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受到孤立。六中全会基本从政治路线上解决了问题，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现在要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认为，王明在长江局的“中心错误是没有利用当时最好的时机在长江流域搞游击战争”。他说：“长江局的路线不论什么都是所谓统一战线的，军队、政权、民运、党报等都是所谓统一战线的，不是党的。这是和蒋介石共产，王明向蒋介石说：‘我的是你的，你的也给我一点’。但蒋介石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结果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条路线如果在全中国贯彻实行起来，那在全国各地都要发生‘皖南事变’，我们要亡党亡国亡头。”“党内还有另一部分人，是经验宗派赞助他们。”“我们主要的是要打击教条宗派，但经验宗派也要打散，目的是在于破坏教条宗派及经验宗派，建立马列主义的统一的党。”他还强调说：“在政治上反对投降路线，在组织上要打散这两个宗派；在思想上要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方针，我们应当扶起来贯彻全党。”最后，他深有感触地指出：“从这样一个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创造与执行错误路线的中央，把路线弄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之，直到今天才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在今天才能提出，才可以解决。”刘少奇的讲话，对帮助广大干部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起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其中难免有一些过激言词。
经过这一系列工作，中央领导层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基本统一。12月1日，王明写信给中央，不得不表示：“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主席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党的高级领导层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问题终于达成共识，全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统一起来。这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已水到渠成，这就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成立的主席团。
为了给七大的召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944年5月21日， 中共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了。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29人。按照毛泽东提议，这次全会有“两个任务，即准备七大与在七中全会期间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推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这实质上已是新旧中央机构的交替。这次会议由于前后持续11个月，在此期间国内发生的许多十分重大且急需处理的问题，如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与美国特使赫尔利的谈判等，都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团领导下成功处理的。这五个人各有特点：毛泽东善于掌握大局，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掌握什么原则，并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刘少奇尖锐鲜明，对新问题感觉灵敏，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能够独立打开工作局面；周恩来机敏灵活，善于团结大多数，由于早期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在国民党和民主人士中有十分广泛的联系，对中共打开外交局面，夺取全国政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组织能力强，是毛泽东的有力助手；朱德在军事领袖中的威望和在军事方面的才干也是领导集体中不可缺少的资源；任弼时则具有作为共产国际参加中共七大的联络员的特殊身份，而且任弼时性格沉稳，工作细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工作都是由任弼时来处理的。这五个人以各自的优势，互相配合，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代比较长期稳定的领导集体。
1945年4月23日， 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她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式确立而载入史册；同时也与刘少奇的名字紧密相连。5月14、 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正式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面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理论原则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以党的大法规定了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在紧接着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七届中委选出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标签：项英论文; 刘少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王明论文; 毛泽东论文; 王稼祥论文; 张闻天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