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家族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与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巨大成就的重要表现。同时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组织能力的整体性提高，也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微观动力和基础。经典的观点认为，企业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内部能够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总和，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Chandler，1990)。正如钱德勒的估计，美国大型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崛起的根源，并非是科技革命，而是管理技术的革新而带来的组织能力提升。但是钱德勒的论断主要基于对工业化和市场化历史比较悠久的欧美国家的观察。而在处于市场化进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中，企业往往需要面对制度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在不同区域之间呈现出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多样性。根据Williamson(2000)的区分，制度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文化、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等构成了非正式的制度，而法律等正式规则组成了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环境，治理行为处于第3个层次，日常的交易行为在第4层次，其中前者往往是后者的背景和约束。根据威廉姆森的“差别匹配假设”，组织的结构和治理行为与所处制度环境匹配恰当，才能降低交易成本。青木昌彦(1990，2001)对比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科层制企业模型(H-model)和日本3种双重代理的企业模型(J-model)，认为企业的结构和形态受到许多环境变量的影响。而企业对这种环境变量的适应也是组织能力的重要来源。交易成本经济学同时认为，企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可以是对制度环境有意识的回应，但大多数时候也是对制度环境无意识的适应。并且这种适应在长时段中表现为组织能力的提升，也就是动态交易成本的下降(Langlois，1992)。我们将组织能力视角和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后，可总结为一个分析框架，见图1。这个框架也是现阶段我们分析中国民营企业治理行为、组织结构和组织能力的出发点。
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当中，企业除了要具备运用和整合企业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能力外，还要应对不完善的制度环境。选择特定的治理模式对制度环境所缺失的功能进行合适的替代，这也是企业组织能力的重要表现。企业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约束下遇到的挑战主要有两类。一方面来自内部，例如人力资本市场不健全时，企业雇用的经理人不能胜任或者代理成本较高，或者法律监督不够有效时，对经理人的监督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来自外部，例如制度往往无法有效地裁决经济纠纷，要素市场没有效率使得企业面临着资源壁垒，甚至企业的财产权无法得到保障。而企业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家将自己的家族成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引入到企业中，即所谓的家族企业，这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并且有助于保持企业的控制权；二是企业家通过参加政治活动、获得政治身份从而建立政治联系，这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减少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受到的限制，同时可以起到保护产权的作用。本文在图1分析框架内，所要讨论是企业如何选择家族涉入、政治联系这两种治理机制来应对制度环境的不完善。
本文的主要发现和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虽然传统研究认为，家族涉入的可能性与制度环境水平存在着负相关，但是由于在转型国家和新型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改善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研数据发现，处理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内生影响之后，制度环境的改善会降低家族涉入的可能性。而当经济发展水平的内生影响存在时，家族涉入的可能性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当制度环境改善时，家族涉入的可能性往往会先升高；当制度环境改善到一定水平之后，家族涉入的可能性才随之降低。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第一次在实证上发现了两者的这种倒U型关系，这丰富了关于家族企业的性质和盛行原因的研究，并且对于这一现象给出了解释。此外，本文在探讨制度环境对于替代性机制的影响时，考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这也更贴近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现实，使得我们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在更广泛的制度环境光谱中家族涉入问题的研究。最后，企业主拥有政治联系是另外一种替代性机制，我们发现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着两种替代性机制之间，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当制度环境水平较高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我们对现有文献所记录的典型性事实进行了归纳后，分析了政治联系和家族涉入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存在正相关关系的3种机制，并且利用中国民营企业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本文也为制度环境多样性对企业治理机制多样性的影响提供了佐证。
本文其余部分做以下安排：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讨论，并提出本文的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建立模型；第四部分对计量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第五部分给出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制度环境与替代性机制
Williamson(2000)认为制度环境对于组织的结构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制度环境包括很多方面，是包括了正式法律系统、政府、金融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等与企业运营密切相关的因素的综合。廉洁的政府、有效率的法律体系和发达的金融系统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Claessens and Laeven，2003；Beck et al.，2005)。良好的制度通过促进信息流动顺畅，降低外部性和扶持竞争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McMillan，2002)。在转型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当中，上述条件往往是缺失或者不完善的。
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制度环境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虽然基本的商业法律和政府管制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但是由于不同区域间制度效率的差别，造成企业的税费比例、非生产性时间和资源的支出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World Bank，2006)。当制度环境欠佳时，如果可以有相应的替代性机制起作用，那么转型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也可以比较有效的经营(Dixit，2003)。陈凌等(2010)通过对历史上山西票号治理结构的分析，发现在缺乏现代正式法律制度的情况下，票号通过设计出一系列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来约束掌柜的行为。Allen等(2005，2007)总结中国之所以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条件下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存在着与制度环境相替代的机制，从而能够在目前的阶段起到保护产权和投资、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二)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
现有研究大多数倾向于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一些研究者分别从法律监督、法律体系、契约执行的效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劳动力市场的效率等角度，分析过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与家族企业盛行的关系(Burkart et al.，2003；La Porta et al.，2000；Lu & Tao，2009；Bhattacharya & Ravikumar，2004；Mueller & Philippon，2011；余明桂等，2008)。现有的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两股理论脉络中，建立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的负相关关系。首先是从代理理论出发。企业内部最主要的挑战首先是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企业常常无法请到胜任的职业经理人，或者是已聘请的经理人不称职。但是由于缺乏竞争，以及难以通过法律监管等正式制度有效的进行监督，不称职或存在道德风险的职业经理人，会大大地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Burkart et al.，2003)。应对这种代理成本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企业主让自己的家族成员涉入到企业的管理当中，并且在职能部门担任相应的管理职务，充当家族经理人，这样可以减少职业经理人造成的代理成本(Fama & Jensen 1983)。储小平(2002)认为，民营家族企业的成长瓶颈主要不是金融资本，而是管理人员资源这种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李新春(2003)也认为，作为人力资本市场的经理人市场出现失灵的状况下，民营企业会利用家族涉入作为折中的办法。但是当制度环境不断改善，家族涉入管理给企业带来的额外优势将逐渐降低。特别是在市场化较低的制度环境下，家族涉入管理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所起的作用，将逐渐被正式制度取代，而家族涉入管理所存在的负面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例如家族成员之间存在着利他主义倾向，而当这种相互的利他主义倾向并不对称的时候，家族成员之间不是目标一致的集体行动者，反而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Schulze et al.，2001)。当外部的人力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足够发达时，家族企业当中的裙带主义也会把不能胜任的家族成员保留在管理岗位上，并且不能有效地激励非家族的经理人，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Bertrand & Schoar，2006)。所以制度环境的改善伴随着家族涉入可能性的降低。
另一方面，从基于资源观(RBV)理论的角度，企业在缺乏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环境下，可以通过家族成员来弥补这些不足。企业更容易从家族成员中获得财务或人力的支持，而付出的成本也相对更低(Sirmon & Hitt，2003)。当制度环境改善之后，企业的融资渠道得以拓宽，所受的融资约束也在减弱，所以对于家族成员的财务支持的需求也会下降。同时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会提供一个更有竞争性的经理人和劳动力市场，使得家族成员所具备的资源优势也会下降。家族成员加入家族企业当中，可以为企业引入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从而帮助企业的发展(Carney，2005)。特别是当企业具有家族涉入的属性时，往往会在声誉和品牌等方面更有优势，这主要源于企业将家族的声誉和企业的声誉捆绑在一起，向市场释放出一种信号，即家族企业更注重品牌、声誉以及同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Aronoff & Ward，1995)。同时由于不同社会的信息特征与文化传统，使得这种家族涉入的企业往往更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效率优势(陈凌1998)。而当制度环境改善的时候，信息在市场中会变得更加对称和透明，使得这种社会资本资源优势也会递减，这也导致家族涉入的可能性会下降。
根据代理理论和基于资源观理论的视角，虽然可以得出家族涉入的可能性与制度环境的改善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我们发现，最经常被用来佐证的实证证据，大多来自发达国家，至少也是中等收入以上国家。例如，La Porta等(1999，2002)利用27个富裕国家的跨国数据给出了富裕国家中的相关证据，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家族企业的比例也就越低。Faccio等(2001)用来与欧洲国家对比的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中，也只有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达不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①。这说明现有理论和实证证据在涵盖整个制度环境的光谱上可能有缺失。另一方面，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我们也可以推导出在较低水平的制度环境下，家族涉入的可能性与制度环境的改进可能存在着正相关。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受组织影响的个人或者团体同样也会影响组织的行为(Freeman，1984)。在家族企业当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就是企业家的家族成员，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运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Gersick et al.，1997)。家族成员相互之间既有利他主义倾向但同时仍然是理性的，所以既会产生一致行动也会发生相互搭便车的情况。并且在环境的优劣程度不同时，两种倾向会交替出现(Alger et al.，2010)。也就是说当制度环境处于较低的水平时，企业本身处于风险和不确定性当中，家族成员可能并无激励加入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并且这也不利于在家族成员之间分散风险。这种现象在转型国家制度环境改善的早期非常普遍，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的合法性、产权保护以及经营收益都缺乏保障，所以我们往往会观察到企业主的家庭成员并不会立即加入企业当中，而是会观望或者在企业之外另谋职业，直到企业的外在环境和收益预期都比较乐观后，企业主向家族成员提供就业岗位就被视为是自然的了(Whyte，1996)。例如国内比较著名的家族企业万向集团、方太集团、正泰集团等都是在企业主创办企业一段时间后，才有家族成员陆续进入的。
在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当中，制度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往往同时发生，而宏观经济保持景气也会提高企业的收益，从而吸引家族涉入。同时，在现实当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兴起也会促进制度环境的改善。当私营企业利用企业主家族成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时，也就实质上促进了该地区的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同时家族声誉、亲缘网络等因素也会帮助企业解决产权纠纷、合同履约等问题(Anderson et al.，2003)。从这个逻辑角度，家族企业得以盛行，可能与制度环境的改善正相关。所以现有研究中认为制度环境和家族涉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暗含着假设不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这在实证研究中，是需要进行验证的。当这种内生效应存在时，我们可能会观察到的是，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涉入企业管理的倾向会先上升，并且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开始下降。根据以上讨论，我们需要验证以下假设：
H1a：当控制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时，制度环境的改善会降低家族涉入的可能性。
H1b：当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时，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改善存在着倒U型关系。
(三)政治联系与家族涉入
民营企业除了家族涉入这种替代性机制外，还可以通过政治联系来应对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如果正式制度满足不了民营企业保护产权的需要，特别是政府干预企业甚至是攫取企业利益的时候，就会出现“掠夺之手”的问题(Shleifer & Vishny，2002)。Che和Qian(1998)最早通过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关系来保护自己的产权。Faccio(2006)发现，企业获得获取政治联系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在正式制度不够有效和政府不够廉洁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他研究者也发现在法律体系较弱、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和地区，私有企业更有可能建立政治联系来保护自己(Li et al.，2006)。除了保护产权，建立政治联系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McMillan & Woodruff，1999；Li et al.，2008；余明桂等，2008)，特别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经常面临银行的信贷歧视(Allen et al.，2005)，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可以影响获得信贷的机会(罗党论等，2008)。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获得政治联系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是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Chen et al.，2011)。这种政治联系还会让企业在发展遇到困境或危机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补贴和扶持(余明桂等，2010)，在行业准入和突破进入壁垒等方面，建立政治联系的企业也更具优势(罗党论等，2009)。企业家所面临的环境和资源约束也决定了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张建君、张志学，2005)。如前文所述，民营企业一方面要应对内部的代理问题，另一方面要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家族涉入可以比较有效地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而建立政治联系则可以保证企业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保护自己的产权以及获得各种资源。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水平下，民营企业选择政治联系和家族涉入的权衡(trade-off)也会有所不同。目前现有的文献主要记录了一些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同时存在的现象与案例。我们梳理出主要3个类型：第一种是少数掌握公共资源的政治独裁或寡头家族直接通过自己的家族企业进行寻租活动(Morck & Yeung，2004)，典型例子是印尼的苏哈托家族。这种类型的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相结合，会通过寻租为家族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然而却滋养了腐败、抑制了公平竞争，从而给社会总福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Krueger，1974)。第二种与第一种略有不同，表现为一个国家当中的大型家族企业通过与政治势力结交或者联姻等方式获得政治联系(Bertrand & Schoar，2006)，例如有学者发现在韩国、印尼以及以色列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苏启林，2003；Fisman，2001；Marman，2002)。大型的家族企业利用这种政治联系对自身的利益进行保护，如果进行寻租活动，就会和第一种类型一样给社会总福利造成损失。第三种类型是家族成员在家族事业取得一定成功后将个人兴趣与追求转移到政治，例如Morck等(2001)利用加拿大的数据发现由家族后代控制的企业在政治联系上投入较多。一些世界著名的家族企业例如美国杜邦公司、香港利丰集团等都曾有家族成员从企业转投政界。这种类型的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相结合，往往是基于个人偏好的理性选择，所以虽然会对家族企业在传承和治理过程中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是中性的。
现有的文献虽然对一些典型的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相结合的现象进行了记录并提供了一些实例，但是在两个主要的方面还留有空白。首先缺乏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水平下对两者关系的讨论。从以上文献的经验证据和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基于寻租的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相结合，往往发生在制度环境水平较差或处于历史上转型时期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印尼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等；而基于个人偏好的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相结合，往往发生在制度环境水平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加拿大以及香港地区。此外，这些典型性事实大多集中于大型的家族企业集团，而缺乏对一般家族企业进行大样本的研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中的一般中小型家族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行为，现有文献尚没有讨论。
当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最紧的约束，企业可以选择一些替代性制度或者是“次优”的制度安排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Rodrik，2008)，所以企业对于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这两种替代性机制的需求最迫切。这两种替代性机制之间的相关关系主要可能通过以下几种效应建立起来。首先，当正式制度不够完善时，家族涉入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Shleifer & Vishny，1997)，而企业家具有政治联系则可以为企业较好的质量提供一个信号，从而更有利于企业获得资源或者突破壁垒(胡旭阳，2006)，陈钊等(2008)也发现企业的规模也同企业家是否能参政有着正向的关系，所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更可能建立政治联系。此外，企业家自身的时间和精力等都是稀缺的，如果在政治联系活动上投入较多，势必对企业本身的经营产生影响，而家族涉入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降低企业家的内部监督成本(Burkart et al.，2003)，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企业家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最后，家族涉入会使得企业家更加注重家族声誉，并且考虑更长远的利益(Anderson et al.，2003)，这种对声誉的关切对企业家也是一种道德和文化的约束，使得其在从事政治联系活动时也具有一定的声望优势。而当制度环境比较好的阶段，这两种替代性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可以逐渐被正式制度所取代，企业选择这两种机制的动机也更加复杂，那么此时这两种替代性机制间明确的相关关系则受更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个人的主观偏好等。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H2：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的关系受制度环境水平的影响，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情况下，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样本
我们的样本来自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2010年对全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本文采用的数据是2010年统计完成后的数据，也是本文写作时的最新数据。除去存在异常和不完整数据，共有样本企业3530家，涵盖了中国内地全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企业全部是非公有制企业，在产业分布上涵盖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除“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外的全部大类。
接下来我们介绍实证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变量列表及定义见表1。
(二)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
本研究中所有的样本都是民营企业，如何在其中界定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是研究的关键。Chua等(1999)认为，家族企业的定义是复杂和多样的，例如对传承问题感兴趣的研究，会从传承意愿的角度进行定义；对治理模式感兴趣的研究，则会从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家族内部的分配进行定义(Welsch，1993)；以及从企业内部权力分布和重大决策是否受家族成员影响的角度进行定义(Handler，1989)等等，不过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由一个家族所有并且有家族成员涉入管理的企业就是家族企业。
在我们的数据样本中，调查的对象是企业主本人。在所有权的标准方面，我们认为，企业主和他(她)的家族成员占企业的股份应该超过50%，在管理权标准方面，我们认为，在企业的财务、采购、销售、人事、研发、生产、行政以及子公司负责人等关键管理岗位中，有至少一个是由企业主的配偶、子女、其他亲属或姻亲担任的。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的企业，我们就认为这是一家存在家族涉入的家族企业。这一定义满足了所有权和管理权两个维度的家族涉入。在回归方程中，家族涉入的变量简写为“FB”。
企业的政治联系我们选择从企业主的政治身份的角度定义。在中国，私营企业主不能担任政府官员，但是可以通过参政议政建立自己的政治联系。官员的参政议政主要是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考Chen等(2011)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有政治联系，否则为没有。政治联系的变量简写为“PC”。
(三)制度环境指数与工具变量
刻画制度环境的变量我们选取樊纲等(2010)的市场化指数，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基本上涵盖了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中的最重要的因素。该指数给出了中国内地每个省份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该省份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制度环境越好。制度环境的变量简写为“Institution”。
根据前文所述，由于制度环境和两种替代性机制受到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特别是我们选取作为制度环境代理变量的市场化指数中，本身就含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一成分。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构建一个合适的外生工具变量。参考陆铭等(2004)利用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具体方法是，首先测量企业所在省份省会城市到上海或香港这两大港口的直线距离中最短的一个，再乘以企业所在省份省会城市的海拔高度，最后将此数值取自然对数。我们的工具变量通过地理数据构建，工具变量数值较小说明企业越接近东南或沿海省份，较大则说明企业越接近西部或高海拔地区，这与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市场化指数有着高度的负相关。同时一个企业所在的地理位置对于企业是否选择家族涉入和企业主是否建立政治联系上没有相关性。所以理论上我们构建的工具变量是成立的。工具变量简写为“IV”。
(四)其他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首先控制了企业主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和同住共食的家庭成员人数(familysize)。在企业的基本情况上，我们控制了企业的雇佣规模(labor)、企业开业时间(openyear)和企业的盈利水平(profit)，这3个变量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可以作为代表企业经营状况的代理变量。此外对企业所处行业是否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进行了控制(industry1～industry3)。
(五)描述性统计
上述定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相关性系数见表3。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定义的家族企业在民营企业中的比例接近50%，说明家族涉入企业的管理非常普遍，此外，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比例也超过了40%。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在不同省份的制度环境中，最高得分是上海市，达到了11.71分，而浙江、广东、江苏几个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得分也都超过了10分。反之，有些省份得分相对就非常低。所有样本企业制度环境的平均得分在8.51分左右。并且我们将8.51分作为区分制度环境的分水岭，小于8.51分表示制度环境较差，大于8.51分表示制度环境较优。
在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上，由于我们采用的工具变量只有一个，属于“恰度识别”(工具变量的个数与内生变量相同)，无法利用工具变量数大于等于两个时的“过度识别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但是参考方颖等(2011)介绍的常见替代方法，我们发现工具变量IV与制度环境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872，且在p＜0.01水平下显著，而与因变量FB相关系数小于0.001，且统计上不显著，所以符合我们对工具变量的定义。
在企业主的个人特征里，男性依然占了企业主中最主要的部分，女性只有15.8%左右。企业主的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并且标准差不大，说明大多数企业家正处在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在受教育程度上，企业主的主要受教育程度都在高中和大专之间。平均的家庭规模在3人到4人之间。在企业的特征上，平均雇佣工人在200人左右。平均的开业时间在“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两个组别之间。企业的平均盈利在560万元左右。样本企业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者的比例接近。
(六)计量模型
我们根据理论分析中的假设，分别构建计量模型。为了验证假设H1a和H1b，我们利用Probit模型，首先构建基本回归模型1。
为了处理制度环境的内生性，我们参考Heck-man(1979)和Newey(1987)关于因变量值为二分且自变量存在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法，得到模型2。
为了验证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模型1中，加入Institution的二次项Inst_2，得到模型3。
为了验证H2，我们首先要验证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水平下，政治联系与家族涉入之间的关系是否相同，也就是说，政治联系与家族涉入之间的偏效应是否和制度环境水平相关。所以我们除了将家族涉入和制度环境作为自变量外，还要考虑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于是得到模型4。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在模型1，是否有企业中是否有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的好坏关系并不显著。这说明在较宽的制度环境光谱当中，家族企业的盛行与正式制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这也回应并解释了现有文献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当中，会出现对两者关系的相互矛盾的理论。在模型2当中我们利用构建的工具变量解决了制度环境的内生性问题。从计量结果上看，两阶段回归后瓦尔德统计量的p值是0.0004，非常显著，这说明样本中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拒绝“不存在内生性”的元假设。处理了内生性后，我们看到制度环境变量的符号变为负，并且显著。以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制度环境的内生性，特别是在利用樊纲等(2010)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时，没有解决该指数与所研究的对象往往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或者两者本身之间互为因果。
当我们根据假设，在模型1中加入制度变量的二次项时，制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变得显著了，且其二次项的符号为负。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H1b是成立的，家族企业的盛行和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这一结果使得已有文献中代理理论、基于资源观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预测统一了起来。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盛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生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这种正相关关系，反映了在正式制度从较差的阶段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得到了改善。这种改善会使得家族成员愿意将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入到企业当中。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当中，这种家族的涉入也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并且为家族成员提供相对较为合适的工作机会与发展平台。同时这也符合我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现实观察，在这30多年的制度变迁当中，随着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民营企业中的家族企业也不断蓬勃发展。所以在这个阶段，家族涉入企业的管理经营决策活动当中，对企业主、其家族和家族企业的福利都有增加，这一结果支持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预测。
而代理理论和基于资源观理论的预测则和倒U型曲线的右侧相吻合，这反映了制度环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要素和产品市场已经非常发达，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与非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之间可获得性的差异在减少，同时家族成员本身也可以到成熟的人力资本市场中获得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随着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制度执行效率的提高，使得家族企业在面对产权保护、合同履约以及经理人代理成本等问题时，可以更容易的借助正式制度来解决，这也相应地减少了选择家族成员涉入企业管理的倾向。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家族成员涉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主要受到企业主和家族成员的个人价值取向和效用排序，制度环境的限制就不再是一个“紧”的约束了。特别是当我们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了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后，我们可以看到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仍然是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们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做出的预测依赖于制度环境改善背后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
模型4显示企业主具有政治联系的可能性，不光与家族涉入和制度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政治联系与家族涉入的关系还与制度环境的水平有关。其中由家族涉入和制度环境相乘得到的交互项符号为负且显著，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家族涉入的偏效应为正，制度环境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家族涉入的偏效应为负。所以我们利用模型5、模型6进行分段回归是有必要的。
模型5显示在制度环境水平的情况下，控制了制度环境水平之后，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变量中的企业雇用工人数量与利润这两个指标与政治联系也显著正相关，说明家族企业的政治联系，可以看成是企业规模和效益较优的信号。模型6中，家族涉入的系数不显著，但是为负。这至少说明，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获得政治联系的行为存在着差异。
除了上述实证结果外，我们还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检验了模型对于制度环境变量数值的敏感性。我们用市场化指数当中各省份的排序取代得分值也做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同时我们在模型2、模型4中，都加入了制度环境变量的二次项，回归结果均不显著，故我们的分析没有遗漏变量间重要相关关系。最后在验证假设H2时，我们分别选择制度变量平均值上下两省份的值作为临界点，回归结果依然是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制度环境水平较高时，自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临界点的存在具有稳健性。
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的研究采用了横截面数据，利用了省份之间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如果想要观察制度变迁对于家族企业中家族涉入的影响，则需要更多微观的数据，并形成动态的面板数据，同时我们可采用的指标和变量也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此外，企业的政治联系显然不止包括企业主的政治身份，特别是不具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主与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尚无法通过我们手中的数据进行识别。最后，未来我们需要在图1的分析框架内，进一步验证治理机制与制度环境匹配后是否真正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在长时期中提高了企业的组织能力。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数据调研与实证研究。以上这些局限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组织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又重要的，而制度环境本身的复杂性也会使得组织做出不同的反应。不同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多样性，这是企业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外部约束和背景之一。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往往不是完善和有效的，这就需要相应的替代性治理机制。这些替代性治理机制可以起到保护产权、降低代理成本、确保合约履行、减少交易成本等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组织能力。我们的研究建立在企业适应制度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升组织能力的分析框架之上。并且主要关注企业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对制度环境的匹配。本研究也为继续深入研究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能力的提升做了前期的准备研究。
民营企业利用企业主的家族成员涉入企业，是一种常见的替代性机制。我们的研究验证了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假设，即家族企业的盛行与正式制度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当制度环境在较低的水平时，制度环境的好坏与企业是否有家族成员涉入管理正相关；而当制度环境在较高的水平时，制度环境的好坏与企业是否有家族成员涉入负相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对于制度环境和家族涉入存在着内生影响，使得在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当中，制度环境的改进和家族涉入倾向增加会同时发生，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的替代效应才会显示出来。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制度环境的内生性后，重新验证了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之间的替代效应。
同时政治联系是企业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时的替代性机制，我们归纳了现有研究所记录的一些典型性事实，发现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家族涉入与政治联系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讨论了导致这种正相关关系背后可能的三种效应。但是在制度环境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两者的关系并不明确。这说明家族企业的政治参与和家族涉入两者的关系存在着基于制度环境的异质性。
我们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利用了全国工商联企业调研数据，初步证明了我们的假设，从理论上对现有研究的争议和矛盾做出了回应。同时本研究也具有很好的政策意义，首先，通过实证研究让我们对于家族企业这一治理机制与制度环境的匹配关系有了更深入且中性的认识。其次民营企业利用家族涉入和获得政治联系，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这种对正式制度不完善的补充和替代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应给予应有的鼓励和客观的评价。最后，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也即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和扶持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对制度环境变迁的适应，从而实现对企业自身的调整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①该文章发表时印尼人均GDP为769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