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辽河论文,聚落论文,与人论文,流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08)05-1118-12
全新世以来的数千年之内是人地关系矛盾日益突出的时期，随着人类活动对环境施加的影响不断增强，自然环境表现出明显的逆向变化，这样的变化在生态脆弱地带尤其显著，西辽河流域就属于这样的地带。在人类操持的各类生产方式中，农业对环境扰动较大，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史前时期、辽金时期以及清朝至今三次农业开垦，在全球变化与人口增殖双重因素推动下，人类的三次农业开垦均表现出以扩大耕垦范围来拓展生存空间的趋向。面对人类扩展生存空间的行为，西方学者首先意识到“增长的极限”这一悬在人类生存与环境间的达摩克利斯剑，并指出在农业社会背景下，人们最先耕种的总是肥力最高、位置最优的土地，随着人口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农产品需求量提高，被开垦土地不断向劣等地扩张，形成从优到劣的垦殖次序[1]。虽然西方学者提出上述理论是近200年以来的事，但他们指陈的事实却由来已久。其间的区别仅在于史前时期人类对土地优劣的判别经过优胜劣汰过程，进入历史时期特别是晚近以来土地的优劣早已在漫长的农耕历程中得到验证。被开垦土地的优劣不仅仅涉及土地肥力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环节，还在于环境的整体属性，正是这样的原因，人类生存空间的扩展过程事实上也是人类环境选择由优到劣的过程。同样，西辽河流域人类在三个农业垦殖阶段所从事的土地拓展，也经历了这样的环境选择历程。这里地处生态脆弱带，人类的任何一种举措都会带来环境影响，由优到劣的环境选择结果更是不同，适宜的环境人地矛盾会相应淡化，不适宜的环境则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活动虽然已多为过去时，但探求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空间过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明确这一生态脆弱地带哪里是人类农业活动最早涉及的地方，哪里是后来拓展的土地，有助于获悉环境属性的优劣之差，科学地明确今后人类利用的方向，并制定针对性的环境政策。
本文将探讨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思考点放在聚落，在于聚落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依托，也是生存空间的标志，聚落选址融汇了人类生存方式与环境选择的基本要素，在农业生产方式下，聚落周围就是农田，耕地与聚落的距离一般在1小时的路程之内，聚落与农田之间的位置关系决定了聚落的环境选择也就是农田的环境选择，因此透过聚落不仅可以洞察人类社会进化轨迹，更重要的在于获取环境信息。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研究成果颇丰[2～4]，对本文撰写具有启示作用。此外我们以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为选题形成的系列成果也成为本文继续研究的基础。
1 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期聚落环境选择
1.1 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期聚落环境选择的趋向性
西辽河流域地处41°～45°N，118°～124°E之间，包括由西辽河干流以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等主要支流汇成的区域，此外乌尔吉木伦河在特大洪水期也能进入西辽河，正是这一原因人们也将这里视为西辽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具有丘陵山地与河谷平原兼备的地貌特征，整个流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辽河干流横穿流域中部，在河流的长期作用下形成冲积平原，沿河南北两侧为科尔沁沙地，这样的地貌不仅为森林、草原等多种生态系统存在提供了条件，而且因高程差异增加了环境的复杂性。地貌、高程是影响水资源再分配与动植物资源重新组合的重要因素，也是聚落环境选择的基础。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期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聚落位置对地貌、高程的选择却表现出相同的趋向，这就是400～600m高程区的近河坡地[5，6]。
1.2 400～600m高程区的环境优势
聚落既是人们的生活地，也是生产地，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生产，与人们生存直接相关的是水源与食物，400～600m高程区的近河坡地是西辽河流域内获取水源与食物最便利的地方。西辽河流域地处半干旱地区，河流对于人类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选择流域内巴林左旗与敖汉旗作为分析样本。表1为巴林左旗聚落所在高程与水源、道路的关系，表2为敖汉旗三次农业垦殖期聚落所在高程与水源的关系，表1的聚落统计来自于《巴林左旗地名志》，表2的聚落统计来自于《内蒙古文物地图集》的文物普查资料，两份表格中聚落与河流的距离均通过数字地形DEM数据生成沟谷线分布图，并进行距离分析获得数据。表1显示巴林左旗400～600m高程区的聚落对水源有明显的距离优势，这一高程区距乌尔吉木伦河等水量相对丰富的河流2～10km之间，距水量较小的河流则在1～5km之间，这样的水源条件不仅方便了生活用水，同时也具备了防洪避害的保障；400～600m之外其他高程区与河流的距离明显加大，600m高程以上区域与水量丰富河流的距离在10～20km以上，即使是与水量较小河流的距离也在5～15km以上。在水源条件的基础上，随着聚落的出现傍河地带逐渐形成道路，道路又加大了聚落环境选择对400～600m高程区的趋向性。表2所列举的敖汉旗数据再一次证明400～600m高程区获取水源条件优于其他高程区这一现象，无论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还是辽以及清前、后期，400～600m高程区与河流、沟谷距离小于1000m所占比例都最大，而其他高程区尤其＞600m高程与水源距离均较远，＜400m高程虽然与河流、沟谷的距离也很近，但这一高程区却存在受洪水冲袭的隐患，因此分布在这一高程聚落的绝对数较少。
人类获取的食物无论来自野生，还是人类栽培，都来源于聚落周围5km的范围之内[7]，在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各类因素中，食物富集程度是聚落环境选择的重要条件，400～600m高程区的坡地无论采集阶段还是农业时期都是食物富集程度比较高的地带。采集、渔猎阶段，人们的食物完全依托自然界的赐予，400～600m高程区存在林缘地带，林缘地带兼具森林、草原双重资源属性，这里既具有动植物资源丰富的特点，也是史前时期的工具条件下，容易获取食物的地方。自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至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随着农业生产地位不断提升，聚落的环境选择在林缘地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虽然农业生产依然对自然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整个生产过程取决于人类劳动，因此这一时期聚落的环境选择范围超出采集、渔猎阶段，走出林缘地带并向草地以及林地扩展。农业垦殖阶段食物的获取取决于人类生产过程以及由水热条件、土壤条件组合的自然环境，西辽河流域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地区，水热条件虽然能够支撑农业生产的需要，但受地貌、高程等因素影响各地存在明显的环境差异，400～600m高程区的坡地从林缘地带进入草地，属易于耕作地带，这一地带同时也是黄土分布区。图版1图1根据1:20万“中国地质图”绘出了西辽河流域黄土分布范围与史前时期聚落位置的关系。如图所示，这一时期聚落基本都选择在黄土分布地带。与史前时期聚落对黄土的选择一致，辽金以及清代以来的聚落也同样坐落在黄土分布区。黄土作为土壤母质，疏松多孔，草类植物根系可延伸到土层深处，植物残体腐解后与钙质物质相结合，富集于空隙边缘，故在此母质上发育的土壤有机质层较厚，且具有较好的透水性与保水性，是一种性能较好的耕作土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黄土与农业生产的关联性，又进一步提升了聚落环境选择对400～600m高程区的趋向。
2 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期人口变化
聚落环境选择无疑注意到了地理要素中利于人类生存的诸方面，但尽管如此，伴随人类施加于环境扰动的增大，西辽河流域生态脆弱性的特点逐渐显示出来，且不断在人地关系的演化中产生影响。为地理学界所关注的当代西辽河流域乃至于整个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性表现的诸多问题，与人类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人类活动施加于环境的扰动又与人口数量直接相关。在Vere Gordon Childe以及后来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指出，通过人口增殖施加给环境的扰动，并不是从最初就显现出来，当人类意识到自身的繁殖已经超过环境能够提供的食物资源，往往通过迁移来减轻环境压力，并获取新的生存空间。人口密度与资源环境处于相对平衡，即环境容量没有达到饱和，人们不必通过迁移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定居成为必然的选择，反之则出现较频繁的人口迁移与聚落更新，正是这样的原因聚落更新与人口迁移是推断人地关系变化特征的重要思考点。
2.1 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时期人口密度的变化
人口密度增加是导致人地关系紧张与资源失衡的重要原因，也是人口迁移的促动力，由于聚落是人类定居的场所，因此聚落密度的变化可以反映人口密度变化。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期聚落密度变化呈增加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从史前时期各个考古文化阶段就显现出来[8]。从6000～5000 a B.P的红山文化起算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史前时期的农业垦殖前后延续3000年左右，以分布在敖汉旗境内的聚落遗址为例，在这3000年内属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455处，夏家店下层2193处。无论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聚落持续使用于整个考古文化期或王朝内的事例并不多，红山文化前后持续时段为1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持续时段也在1000年左右，在《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一文中①，我们根据各考古文化期聚落文化层的厚度，曾经做出这样的研究结论，兴隆洼、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多数聚落持续使用期为60～120年。若以百年为计，红山文化期敖汉旗约有聚落46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约219处。辽金时期属于西辽河流域第二次农业垦殖时期，其中辽王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政权，聚落均为安置来自中原地区农业移民的设施，《辽史》记载辽王朝建立于916年，结束于1125年，前后延续209年，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文物普查结果，这一时期敖汉旗共有370处辽代聚落，多数都是在辽前期太祖、太宗时形成的，因此聚落的持续使用时间也多在百年以上。清代西辽河流域进入第三次农业垦殖期，从1644年至1949年的305年敖汉旗共有聚落1725处。清代以来聚落兴建时间十分清楚，从清初至乾隆年间敖汉旗境内的聚落570多处，此后在这一数字上不断增加，多数聚落为连续使用，至20世纪中期已经增多了两三倍。与史前时期以及辽代比较，清代西辽河流域无论聚落数量，还是密度都有了大幅度增长。
2.2 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时期人口迁移
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阶段聚落环境选择的结果表明，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并非均一，也并非均适宜农业开垦，聚落的首选地与次属地是与聚落兴建时序相关的概念，但事实上却是自然环境差异十分明显的两类地区。如果我们依聚落环境选择的次序将聚落位置分为首选地与次属地，那么首选地所具备的环境条件应该是适宜当时人类生存与获取食物的地方，与聚落首选地相比次属地的环境条件则差强人意，这一点在敖汉旗新惠乡与敖润苏莫苏木的环境描述中已经十分清楚，这两地分别属于聚落首选地与次属地，其间的环境差异十分明显。新惠乡位于400～600m等高区，全乡均位于黄土丘陵区，耕地占全乡面积的16.4%；敖润苏莫苏木位于老哈河南岸科尔沁沙地南部边缘，属于＜400m等高区范围之内，乡总土地面积415.1km[2]，耕地占全乡面积的4.8%，境内分布有流动沙地53.3km[2]，半流动沙地20km[2]，固定沙地22.1km[2]，共占全乡面积的23%。新惠乡土质以及综合自然条件能够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而敖润苏莫苏木沙地所占面积较大，不仅耕地比例小，而且环境脆弱性的特点更为突出。正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存在的环境差异，无论聚落还是人口从首选地向次属地的发展进程中，必然经历由首选地密度增加到向次属地空间扩展，再完成次属地密度增加这样的空间变化过程。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维系其间的是人口迁移，无论首选地聚落密度增加，还是从首选地向次属地的空间扩展都与人口迁移相关。
西辽河流域生态脆弱性的特点使人口迁移既是衡定环境容量的标志，也是人类协调人地关系的举措。如前所述我们根据各考古文化期聚落文化层的厚度，得出兴隆洼、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多数聚落持续使用时间在60～120年左右的结论，这一结论强调的就是在史前文化背景下人口迁移与环境持续利用的时限。在另一篇文章《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我们着重论述了辽金时期西辽河流人口迁移的时段与历程[9]，辽金时期代表性的人口迁移发生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至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辽中京至金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之间，其中辽上京至辽中京的人口迁移量约10万人，从辽初上京地区因中原农民形成的定居聚落到辽中期约1/4人口迁向中京，其间间隔近100年；从辽中京向金兴中府的人口迁移间隔约200年。此外通过对辽代聚落遗址的文化层进行分析，多数聚落的持续使用时间在60～120年以上（见表3），这一结果显示的聚落更新与人群迁移时限，与辽金时期上京、中京两京之间的人口迁移时间间隔相近。
清代至今为西辽河流域农业垦殖的第三个阶段，元明两代西辽河流域基本为蒙古人的牧地，入清以来经过康、雍、乾以及同、光年间的两次放垦，关内农业人口相继出关。仍以敖汉旗为例，根据《敖汉旗地名志》的调查资料，在其1725个聚落中，留下始迁人口迁出地记录的有174例，迁出地基本为山东、河北等地。山东、河北等关内人口在西辽河流域兴建的聚落94%以上出现在清朝200多年内，5.7%出现在民国时期。需要强调的是，得到这一数据并不能形成民国年间关内移民减少的结论，各类文献记载与研究均证明，民国以来是西辽河流域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时期。西辽河流域所在的兴安南省与兴安西省仅1932～1941年的十年内净增加人口就达100多万，年平均增长率为13.4%，至1941年人口密度由民国初年的2.4人／km[2]增加到10人／km[2]左右[10]，无疑这是一个由移民迁入导致人口激增的时期。聚落数目增长时期与人口增长时期不吻合只有一个结果，即聚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大。扩大聚落范围将导致聚落间缓冲区缩小，同样起到增加密度的作用。西辽河流域地处生态脆弱地带，整体环境的不理想往往会将人口引向资源较好地带，最终出现大村落，因此聚落通过扩大范围构成增加密度的结果是这一环境背景下的选择方式。
聚落范围扩大，必然加大局部地带的环境压力，进而导致环境逆转，使农业生产难以正常发展。这时无论环境指标还是人文指标都使二次移民成为减轻环境压力的举措。西辽河流域第三次农业垦殖阶段二次移民的流动方向主要为区域内部的迁移，迁入地的选择一方面趋向于区域内新放垦的地区，如西辽河流域内偏南部各旗县放垦较早，而北部旗县则放垦较晚，这些新放垦的旗县就成为二次移民的迁入地；另一种情况则为旧放垦区内的迁移，属于这种情况的二次移民往往因始迁地环境恶化，不适宜继续进行农业垦殖，进而通过迁移对居住地进行重新选择。
表4所列举的奈曼旗西沙力好来屯成员简历，就是与二次移民相关的聚落生成过程。西沙力好来屯是个以移民为主的聚落，调查期内的33户成员在屯内居住100年以上的6户可视为原住者，其余无论蒙民还是汉民均为迁入者，虽然各个成员迁出地与西沙力好来屯的距离不同，有的来自本旗，有的为外旗，或外省；有的为一次迁移，有的为二次甚至多次迁移完成；有的原本就是农民，有的弃牧转农，但其为迁入者的特点完全一致。将表4中有关信息转为图2，即可发现1905年以后西沙力好来屯民户增长速度加快，并在这一年以及1925年构成两个斜率变化点，斜率的变化不仅显示了不同时段人口增长速率，而且也在整体上说明了民国以来奈曼旗户数与人口增长特征。
与奈曼旗的情况相似，民国年间是西辽河流域以二次移民形式再次移居其他地方比较突出的时期。敖汉旗留下以二次移民为成因的聚落记录96例，其中26%属于清代，74%属于民国以来的70余年内。民国以来西辽河流域内以二次移民形式出现的人口流动不仅局限在一旗一县境内，与敖汉旗相比，位于西辽河流域北部的巴林左旗放垦时间较晚，20世纪初进入全面放垦，主要迁入人口来自于流域内的二次移民。始迁人口与二次移民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170多年。
图2 西沙力好来屯人口、耕地变化图
Fig.2 Changes of the population and plantation in Haolai Tun of Xishali
3 西辽河流域聚落空间变化与人地关系
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时期聚落发展与人口迁移表现两方面的空间变化趋向，其一为密度增加，第二则为分布范围扩展。这两种变化趋向虽然存在于三次农业垦殖阶段，但不同阶段的表现程度是有区别的，史前与辽金时期以聚落密度增加为主，清代至民国期间则以空间扩展作为主要特征。聚落空间变化形式不同，面对的人地关系以及环境后果都不同，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指出，由于人口有限，西辽河流域史前与辽金时期人地关系基本处于平衡，清代以来人口增加，人地关系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聚落持续时间较长的首选地，也同样出现在次属地。
敖汉旗新惠乡与敖润苏莫苏木反映了400～600m等高区与＜400m等高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正是这样的差异决定了两类地区不仅分属于聚落首选地与次属地，而且在农业开发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人地关系。从清初人口迁入西辽河流域至1949年敖汉旗境内共有1725处聚落，随着聚落数量逐年增加，400～600m等高区为主的聚落首选地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世纪30年代《兴安西省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统计篇》对于各类人员迁入奈曼旗西沙力好来屯的原因做了记载，迁入人员来源地包括朝阳、敖汉等县旗，这些地方放垦时间都早于奈曼，理论上具有首选地的特征，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农业开垦之后，由于出现“地恶环境不好”的现象，迫使人们以二次移民的形式进入西沙力好来屯。对此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的《建平县志》也留下这样的记述：“百余年前，汉民始渐杂居，开垦耕种纳租蒙旗，既众既繁，渐皆成熟，据县经界所调查全县不复有荒地矣，惟县境地薄，北区尤多沙漠，且春多风沙，夏稀雨泽，若近河流山沟之地，一遇水冲沙压，其地遂废；山坡之地，有已播种而弃掷不顾者风沙害之也。”②敖汉旗包括在民国建平县辖境内，此文所及北区即敖汉旗所在范围，这里脆弱的生态特征使农业开垦后临河近沟之地与坡地都面临着环境威胁，而山坡之地由于风沙而出现的弃耕现象，既是当代科学界经过观察所指陈的主要弃耕之处，也是导致二次移民现象的直接原因。二次移民不仅是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方向，而且也是人地关系由平衡向不平衡改变的信号。
与二次移民吻合，清代西辽河流域聚落密度与聚落范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一方面400～600m等高区始终保持着环境选择的优势，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400m等高区的选择趋向则有所提升。表5为清代以来敖汉旗聚落与高程关系，以乾隆、光绪、建国后三个时期为例，乾隆年间分布在＜400m等高区的聚落占这一时段聚落总数的13.5%，光绪年间为12.3%，解放后为16.0%，将这一结果转绘为图版1图3、图4，如图所示400～600m等高区的聚落基本都是清光绪年间以前出现的，＜400m等高区的聚落除孟克河沿岸之外，主要兴建于光绪及光绪年间以后。这一聚落扩展特征，为西辽河流域的聚落分布划出了时间界限，光绪年间之前以400～600m等高区聚落密度增加为主，光绪年间之后以向＜400m等高区扩展为主，并在扩展过程中逐渐提高这一区域的聚落密度。同样的事例在还可以在西辽河流域北部的巴林左旗看到（见表6）。在巴林左旗聚落扩展的7个阶段中，从1918年前至1929年这4个时期内，聚落高程偏重于500～600 m以及600～700 m之间，其占取的比例在53.3～68.8%之间，平均高程为618 m；1930～1940年所在的时期内，聚落高程偏重于600～700 m以及700～800 m两个高程区，其占取比例在52.4%～57.1%之间，平均高程为665.5 m；1941年后聚落偏重700～800 m以及＞800 m两个高程区，其占取的比例为70.6%，平均高程为737.1 m。总体来看从放垦开始，各个时期聚落的平均高程趋于增势，而聚落选择偏重于400～600 m高程区的时段主要在1929年前的几个开发阶段中，此后聚落高程不断提升，且与河流、道路的距离越来越远。
入清以来伴随以二次移民为主要人口来源而构成的＜400m等高区的农业开发，使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逐渐移向这一地区，奈曼旗西沙力好来屯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就是一个令人深省的事例。光绪年间是西沙力好来屯由牧转农的关键时段，随着蒙民弃牧为农以及内地汉人迁入，与农业人口增加同步，耕地表现出完全相同的增长趋势，其中1875～1905年的30年内，人口与耕地曲线的斜率基本相等，并呈缓慢增长趋势；1905～1925年的20年间人口与耕地都经历了先急后缓的变化阶段；1925年之后人口、耕地进入大幅度增长时期。人们迁居西沙力好来屯，虽然一时满足了土地拓垦的需要，但随之而来的人口压力则很快导致这里的环境恶化。此后50年即20世纪80年代，西沙力好来屯已经增至211户，与人口增加相伴，50年前被人们视为“土地平坦、良好”的西沙力好来屯已经沦为沙地以及半沙地占主导地位的境况，人口增多，耕地却从30年代的1800多晌，降至7500亩③，一晌约合10亩④，80年代的耕地数额仅为30年代的一半。
在农田扩展过程中被取代的主要为草地，对此我们针对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期聚落从400～600m等高区扩展过程的分析，已指出农田的扩展过程就是草地的退缩过程，这种现象伴随人口增殖、聚落密度加大，在近150年内尤其明显[11]，至今仍是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时空变化中的主旋律。草地以及草本植物对于维护干旱半干旱地区环境有独特的功效，草的根系大多分布在地表50 cm以上的土层之间，据测定2～6年生的沙打旺人工草地与农作物相比，冲刷量减少71%，浑水径流量减少27%，每hm[2]人工草地比裸露地表每年多保存土壤105t，减少水量流失55.6%，减少土壤流失96.7%。在农牧交错带这样的生态敏感地区草地转为农田最明显的后果是沙化土地扩展速度加快以及土地退化，调查表明内蒙古典型草原地区草地的有机质含量平均为7～8%，农业开垦三四年即下降至4%左右，主要旱地作物小麦产量也由开垦初期的5250kg/hm[2]下降到不足3000kg/hm[2]，一般农民在无力使用化肥维持产量的情况下往往弃耕。滥垦和弃耕的农田往往由于缺乏植被有效保护而发生风蚀，并逐渐导致沙化，据调查每开垦0.06hm[2]草地可导致0.2～0.47hm[2]土地沙化[12]。科尔沁沙地如果用这一数据来估算西辽河流域农业垦殖过程带来的环境影响，其结论将令人瞩目，而由此引发的环境后果在聚落次属地将更加突出。
4 结论
通过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透视生态脆弱地带的人地关系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本文根据聚落环境选择在重审全新世以来这一地区的人地关系之后，将研究视角转向对于流域内聚落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判识。由于西辽河流域生态脆弱性的环境特点，人口迁入的首选地与次属地不仅存在环境差异，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人口迁移特征。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是西辽河流域聚落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二次移民是人类协调聚落首选地人地关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以二次移民的形式从首选地移出，迁入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次属地，存在于西辽河流域的历次农业垦殖期，但清代特别是光绪年间后的100多年中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于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
收稿日期：2008-01-12：修订日期：2008-06-15
注释：
①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待刊。
②民国《建平县志》卷四《农业》。
③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哲里木盟分册》，第451页，1990年。
④日本参谋本部《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第四卷第24页：1晌地＝10亩，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