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清[1]2001年在《论《醒世姻缘传》中的叛逆女性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醒世姻缘传》是我国明清之际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作者以因果报应为框架，描写了一个两世姻缘的故事。它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是以家庭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在作者笔下，活跃着一群个性鲜明，然充满矛盾的女性形象。她们以薛素姐、珍哥等人为代表。在作者乃至许多读者眼中，她们是悍女、妒妇、淫妇的典型，然透过她们凶暴张扬的外表，我们会发现她们身上洋溢着反传统的时代精神，她们是一群勇敢的叛逆者——在封建家庭内部，她们努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地位；在此同时，她们为能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然正是这群有着美好追求的叛逆女性，她们的形象却并不美好，甚至是让人不可理解的。究其原因，主要为叁个方面：一是社会原因。明后期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使她们义无反顾地举起反传统的大旗；而金钱至上的观念，生活空间的局限和社会迫害的深重，使得她们在叛逆过程中达到人格扭曲的程度。二是自身原因。她们是女权主义者，但她们尚处于女权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表现出不成熟在所难免。叁是作者性别原因。作为男性，作者的男权思想使他对叛逆女性抱有偏见，但男权制的僵化陈旧和文人自身思想的敏锐进步，使作者并不愿成为男权统治的愚忠者。思想的矛盾也造成笔下人物的矛盾。以上便是这组叛逆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
解晓敏[2]2017年在《《醒世姻缘传》泼妇形象研究》文中提出《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后又一世情鸿篇巨着,洋洋洒洒共一百回,在两世婚姻的线索之下,刻画了一群极具特色的泼妇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阴阳倒置的家庭婚姻故事。小说通过对以素姐为代表的泼妇群像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于修身的强调、婚姻关系的反思、家庭秩序的归正以及淳朴社会理想的追求,引发世人对家庭伦理制度及其背后社会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醒世姻缘传》中的泼妇形象进行研究。第一章试对“泼妇”的概念进行界定,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依据。将《醒世姻缘传》之前文学作品中的泼妇形象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其主要特征,为后文的研究做铺垫,有助于《醒世姻缘传》中泼妇形象的研究。第二章分析《醒世姻缘传》中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泼妇形象,把握其独特之处。特别是素姐这个人物形象,从她的恶语泼行中感受其本性的全然释放。第叁章试图从家庭、社会以及女性心理叁个方面分析泼妇形象的成因。深入剖析女性心理,寻找她们恐惧与压抑心理产生的根源,探求婚姻制度与家庭社会环境对女性心理的影响。第四章在前文泼妇形象分析与成因探究的基础上,探求西周生的创作心理,体会他的济世补天之情。
刘珂[3]2018年在《服饰文化视角下的《醒世姻缘传》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醒世姻缘传》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是一部晚明的浮世绘。本文以《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人物为研究对象,从服饰文化的角度探究作品的女性形象特点。通过分析人物的服饰穿着,解析不同人物的外貌、心理、性格等特点,挖掘女性形象服饰特征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而更加客观深入地解读文本。本论文主要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服饰及其特征。这一部分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小说中女性的主要服饰。并根据小说文本中对女性人物服饰的描写,分析《醒世姻缘传》中女性服装种类和款式的多元化、衣着和配饰的奢侈化、专用服饰的宗教化和功用性等主要特征。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小说女性形象外在风貌特征与服饰的关系。通过探究小说中女性人物在不同的环境下所穿服饰的特点,并结合当时社会对男女态度的变化等方面的情况,分析女性人物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当时的女性服饰起到彰显个性化的容貌、展现美艳的外形等外在风貌特点。第叁部分主要剖析小说女性形象内在心理特征与服饰的关系。针对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人物的穿着,阐明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人物形象性格的差异、思想情感的微妙变化等特点,以及这些女性人物以貌取人、妒贤嫉能和工于心计等内在心理特征。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女性服饰文化与时代社会风貌的关系。服饰文化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伦理观念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醒世姻缘传》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文化特点是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一个缩影。从服饰文化角度解读《醒世姻缘传》这部古典小说,也反映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作者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不仅立体化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而且也反映出明朝晚期百姓追求个性解放,反对歧视妇女,重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作用,尚奢侈,社会法规松散等时代风貌特点。这些时代思想文化风尚反过来也影响了女性选择服饰的态度和取向等。
杨秋利[4]2010年在《《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醒世姻缘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家庭小说,主要人物大都生活在中等阶层的地主家庭。基于此,本文以《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以家庭、家庭关系、家庭矛盾为切入点,并力求从这一角度分析《醒世姻缘传》中所涵盖的所有女性形象,对作为家庭成员的女性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家庭、家庭关系对女性的影响进行阐释。第一章,《醒世姻缘传》中的妻妾或用娘家的钱财、或凭自己的美色、或靠自己的悍妒夺得了一定的家庭地位,虽是暂时的,但在封建社会已经实属不易。本章展现《醒》中这些生活在男性话语权下的妻妾在处理妻妾、夫妻关系时的痛苦、抗争,解析造成她们不幸命运的原因。第二章,《醒世姻缘传》的母亲用自己的才智和靠维护男权赢得了一定的家庭地位,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并在教育子女方面有了自己的方式方法。本章浅析了母子、母女以及婆媳之间的关系及其造成母亲对子、媳妇或爱或怨或憎的原因。第叁章,《醒世姻缘传》中的婢女或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线,或是解决家庭矛盾的润滑剂,而穿梭在家庭中的尼姑、道婆则更多的是家庭矛盾作俑者。本章从她们各自的立场出发,分析了她们与主子亲疏的原因,她们对家庭矛盾的态度以及解决家庭矛盾的方法。第四章,《醒世姻缘传》中的很多女性形象更多的是在用人性之“丑”来追求人性之真,人性之“真”来反对道德之善,最终在“美”的迷失中走向身心的“丑”。。而以“奇”为美,在《醒》中也一改以前文学作品的崇高境界,变成“不奇之奇”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作为展现人物之丑和突出因果报应的手段。本章探讨了造成女性之“美”迷失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以及女性形象以“奇”为美的主要特点。第五章,从儒家伦理道德审视,《醒》中的女性形象在行为上颠覆了儒家的尊卑秩序、重解了孔孟之“仁义”、在道德上淡化了贞节观念,而从大众文化看,她们又承载着神明、金钱、女色等大众文化特征。本章从儒家伦理道德和大众文化两个角度探讨了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
樊荣[5]2008年在《《醒世姻缘传》对儒家传统的颠覆与回归》文中认为《醒世姻缘传》是我国明清之际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作品以因果报应为框架,描写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的故事。由于作家对社会现实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描写,因此作品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对作品进行了反复阅读的基础上,本人着力探讨了作品表现出的对儒家传统颠覆者的批判和通过批判以回归传统的思想。文章首先根据儒家思想的流变界定了儒家传统的概念。其次,文章从当时的社会思潮、作家的命名、作品的创作缘由叁个方面探讨作家矛盾心态下旨在劝世、醒世的创作宗旨。再次,本文重点论述了两类颠覆者:具有叛逆思想的女性和追逐私利的世人,在对他们颠覆性的行为进行了全面描述后,作家以“红颜祸水”论和丑化女性形象为手段批驳叛逆女性,以对比和夸张等艺术手法的使用批判逐利的世人,通过对这两类人的批判实现回归儒家传统的目的,此部分为本文的主体部分。最后,文章还分析了作品以释道回归儒家传统的原因。本文旨在为正确看待作品对儒家传统的继承这一问题上提供些许借鉴。
李弘历[6]2007年在《《醒世姻缘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醒世姻缘传》是17世纪中叶介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又一部百回世情小说,它对我国现实主义白话小说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醒世姻缘传》的版本流传上看,它自诞生之日起曾拥有大量的读者,二十世纪叁十年代,被胡适、徐志摩称为说部中“五名内的大小说。”诗人徐志摩说,《醒世姻缘传》“是一个时代(那个时代至少有几百年)的社会写生”;张爱玲则强调:“《醒世姻缘传》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作品。我常常替它不平,总觉得他们是世界名着。”思想史、文学史家胡适说,“《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但由于评点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有意无意的疏忽,这座碑碣已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二十世纪80年代初,山东齐鲁书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河南中州书画社相继出版此书,才打破半个多世纪沉寂的状况,同时受到我国史学界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对象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仅限于重大政治事件、精英人物。”从《醒世姻缘传》现存的研究资料来看,除段江丽博士的《〈醒世姻缘传〉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外,其他均为单一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证学、语言学、果报观和婚姻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与《醒世姻缘传》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相比,还是很不相称,至于从文学性、文化史、风俗史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醒世姻缘传〉研究》分四章。第一章关于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源流。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学术界目前有六种说法,主要由淄博蒲松龄说、诸城丁耀亢说、兖州贾凫西说、陕西人士说、章丘人士说和河南人士说。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分析上来论证,这六种说法只能是一种推测,并无确凿证据,只能暂时存疑。关于《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的说法主要有叁种,有“崇祯说”、“顺治说”和“康熙中后期说”,由于作者无生平可考,成书年代的考证只能立足于文本,本文从七个方面查找内证,认为“顺治十八年说”更有说服力。同时在曹大为先生、李国庆先生、杨春宇先生和段江丽女士研究的基础上对辛丑十行本、同德堂刻本、省轩锓藏本、同治庚午本和戊子十二行本进行简单梳理,并记录下各大图书馆有关《醒世姻缘传》版本的特征。第二章主要探讨《醒世姻缘传》神道教化思想的深层意蕴——儒家思想的折射。《醒世姻缘传》中神道教化始终遵循着儒家的伦理化的思想传统,晁夫人的善行义举是儒家博施济众、仁爱为本的儒家理想的昭示。晁梁以孝义纯儒的生存方式,显示出儒家伦理道德在作者心中的崇高地位。晁源两世两地的孽姻缘则表明,《醒世姻缘传》消化吸收佛教因果轮回观念,强调儒家仁义纲常为本的伦理道德设置不容践踏。在神道设教中作者自主弘扬儒家道德的主观愿望,自觉地对佛、道二教采取理性的批判态度,揭示出在世风浇漓、人情淡薄的社会风气中,神圣的佛、道二教的法事,物欲横流,释放出浓郁的铜臭味;神道人员总体上道德堕落,抹去其头上的灵光圈。由于作者思想的局限,作者在弘扬神道教化的同时却偏离了儒家仁者“不忍之心”的传统轨迹,竟以神道毁灭的名义惩罚“作孽众生”,导致神道毁灭众生的思想悖谬,在神道毁灭中将人性质变为兽性,反映出西周生无视人性,违背人道教化倾向。在救荒的描写中,作者美化循吏,袒护见死不救的乡宦举人,谴责劫后余生的饥民,表现出作者十分明显的阶级偏见。第叁章薛素姐悍泼人格的透视。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悍妇形象。就其悍泼程度而言,薛素姐是最有光彩的代表。她的悍泼就细节而言,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她悍而不妒,她虐待和报复的目标仅仅是狄希陈,她的悍泼至死不悔,至死不改。就其心理学层面而言,她的悍泼是对传统妇道的叛逆,拒绝作传统女性角色,对家长权威的践踏,体现了畸形的男性化倾向。就行为上而言,素姐并非蛮不讲理,她的发威每一次都有理由,她的悍泼主要出于自我的防御保护意识,寻找和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探究素姐的婚姻和人格悲剧,主要来自于先天无爱、缺乏两情相悦及其婚前父亲对素姐的“闺训”的恫吓,造成其人格的扭曲。在《醒世姻缘传》中,西周生自觉教化的意图,阴差阳错的促成了薛素姐自觉的个性追求,在个人欲望驱使下,薛素姐违背文化专制下的禁欲伦理与贞节道德,破坏伦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等级秩序,对当时进步的人本思潮发出一声微弱的回响。第四章《醒世姻缘传》的叙事艺术。中国古典小说都有一个明显的义理结构,《醒世姻缘传》也不例外。善恶之谈构建了小说的义理结构,文本围绕扬善惩恶的叙事机制,分别从扬善惩恶的维度、整合和高潮建构小说义理结构的叙事策略。小说从人物、时间、空间和理念上构建了情节结构的双坐标体系。由人物的连琐反应建立双坐标的交点,由空间的频繁转换构建双坐标的横面,由时间的推移构建双坐标的纵面。双坐标体系有主有次,有繁有简,即互相独立,又交错进行,在双坐标体系中包含着广阔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作者愤世的情绪。文本从写实性、喜剧性和反讽性上表述了小说讽刺叙事的美学品位。写实性讽刺使作品对人性丑恶的揭示与批判,获得一种现实的厚重感与美学穿透力;喜剧性讽刺不但使丑恶现出原形,可怜可笑,而且更有利增加了作品道德批判中的摧毁力量;作品中的反讽艺术,不但表现了讽刺手法曲折性和立体性,更显示出作者文以载道上的理性深度。因此,《醒世姻缘传》在世情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意义。
吴昌林, 陆海银[7]2011年在《传统道德说教之升华——论《醒世姻缘传》中超脱果报模式之人性观》文中研究指明超脱果报模式框架的女性人性观之崛起《醒世姻缘传》被视为一部宣扬因果报应、鼓吹封建道德宿命论的消极作品,但也可以说《醒世姻缘传》中作者的思想是对传统道德说教之超脱,是新时期进步人文思潮在文人世情小说中的渗透,代表了新时期文人思想的进步。综观小说文本,透析作者之内在思想,显然作者的意图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的道德说教层面,而是以果报模式为全文的结构线索,突出说明以人为主体的进步人性观。《醒
杨华[8]2006年在《《醒世姻缘传》研究》文中指出《醒世姻缘传》是我国明清之际的一部世情大作。全书以因果报应为框架,在描写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的故事同时,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作者采用果报观念这种落后思想结构全书,加之有的情节过于失真,以及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一些缺陷。因此,《醒世姻缘传》受到了一些评论者的贬斥。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论文拟从以下叁个方面揭示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即人本主义的萌生,女性意识的张扬。 “淑女换心”是一个寓意很深的情节,是解开因果报应之谜的钥匙。它的失真是作者有意为之,是在用夸大了的情节来显示一种价值,即对封建妇德的嘲讽。 《醒世姻缘传》的果报观作为结构全书的形式,其任务主要是连接前后两世姻缘的因果关系,揭示今世薛、狄之间大怨大仇的根本原因,即前世男子压迫女子导致了今世女子的反抗。这使得果报观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警世的作用,即规劝男子要尊重女性。 作者所提倡要尊重的这些女性中有不少可谓悍妇典型。她们的泼悍都是事出有因,而非本质使之然。珍哥、龙氏等的“悍”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在封建大家庭中谋得一席之地。虽然反抗目的狭隘,但毕竟是一种来自女性的抗争。而薛素姐的反抗,则是把女性对不公平的男性社会的反抗表现到了极致。 因此,在《醒世姻缘传》中,看似虚假的情节,落后的艺术框架,以及丑陋的人物形象,都无不萌生着作者一定的女性观。而这正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刘佼[9]2009年在《《醒世姻缘传》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醒世姻缘传》是明、清时期以世情为主题的长篇白话小说,本书虽名“姻缘”,内容所描写却不仅限于情爱冤报的婚姻,对于封建社会里夫妻、家庭生活的真实一面;当时士绅、官吏、奸商、奴仆等各色人物皆有通达的观照,真实反映出宽广的生命百态,淋漓铺陈人性的多重与复杂。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说明研究方法、方向、范围,并对于现存相关本书之研究文献做重点提出,以掌握目前研究现况。第二章针对本书外缘问题如作者、成书年代,小说定位等问题做整理与判断。第叁章从社会史层面上就《醒世姻缘传》中所反映出的明代商业活动、民间宗教活动、以及娱乐活动的情况,探讨其中折射出的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的巨大变化。第四章讨论《醒世姻缘传》典型的明清家庭小说叙事模式:一种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人们交际方式相一致,与小说内容相一致的叙事模式。第五章小说的价值与缺憾,强调全书具备多方面的价值意义;也对与书中的缺憾部分做讨论,结语部分提出笔者对于全书未来研究的方向及看法,目的在于引起更多人投入研究的行列。《醒世姻缘传》以一个乱序的家庭对明、清时期道德崩溃、伦理混乱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讽刺;对于夫妻之间几近变态的暴虐行径描绘,更可视为家庭暴力的活现,堪称一部杰出的世情小说。
亢清[10]2012年在《《醒世姻缘传》的夫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小说《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有影响的婚姻问题小说，写一个冤仇相报两世姻缘的故事，是继《金瓶梅》之后又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作者通过对社会家庭伦理关系的审视，尤其对薛素姐、童寄姐凌辱丈夫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的黑暗和封建道德的虚伪。。本论文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通过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对各种各样的叛逆女性、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再次观照，首先把女性分类为贤内助形象、悍妇形象和失贞者形象，分析女性叛逆人格及悲剧命运的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紧接着，论文进一步分析男权失落和女性意识的发展，男性人格的卑下及才智的不足成为男权被威胁的根源。进而分析文本表现的夫妻之间的爱虐情仇及文化内涵。然而，文本表现的因果报应、惩恶扬善思想是对儒家道德的颠覆与复归。作者的封建正统思想比较浓重，他对男女结合的方式及家庭生活中男女角色定位有着刻板而固执的认识，作者的思想局限促成了行文上的前后矛盾。本论文的写作，在肯定个性解放思潮冲击下的人们寻求平等自由所做的努力，同时，继续向男权社会提醒女性作为人的主体存在事实，希望能够对明清之际的婚姻家庭研究起到以管窥豹之功，更期望对新时期女性思考婚姻、家庭、人生等问题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 论《醒世姻缘传》中的叛逆女性形象[D]. 石小清.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2]. 《醒世姻缘传》泼妇形象研究[D]. 解晓敏. 青岛大学. 2017
[3]. 服饰文化视角下的《醒世姻缘传》女性形象研究[D]. 刘珂. 曲阜师范大学. 2018
[4]. 《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杨秋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0
[5]. 《醒世姻缘传》对儒家传统的颠覆与回归[D]. 樊荣. 新疆师范大学. 2008
[6]. 《醒世姻缘传》研究[D]. 李弘历. 辽宁大学. 2007
[7]. 传统道德说教之升华——论《醒世姻缘传》中超脱果报模式之人性观[J]. 吴昌林, 陆海银. 山花. 2011
[8]. 《醒世姻缘传》研究[D]. 杨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06
[9]. 《醒世姻缘传》探析[D]. 刘佼. 复旦大学. 2009
[10]. 《醒世姻缘传》的夫妻关系研究[D]. 亢清. 陕西理工学院.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