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代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冲击激发出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国思想界从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先后提出“中体西用”和“西化”作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到30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又以文化论争的形式出现，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尽管这场论争存在着从文化层面探讨现代化理论而忽略其它层面等局限，但它所提出的“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以及直接用“现代化”一词表述的种种模式与理论，既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30年代 文化论争 现代化 中体西用 西化 中国本位文化 全盘西化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发展建设的总目标，也是几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如何实现现代化，走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一直为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所关注。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系列文化论争，其实质都是关于现代化之争。30年代这一争论达到高潮。今天重温这场争论，探讨其中的得与失，无疑会对我们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
所谓现代化，笼统地说是一个历史进程，反映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所经历的巨变。它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并非单纯的经济腾飞。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为振兴国家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来看，都可称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具体到文化论争上，则可称其为体现了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思考。
与多数落后国家一样，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是被动的，属诱发型〔1〕，即是在西方的冲击和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殖民地化程度步步加深，由此产生了中华民族如何自强保种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看来，自强保种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主要体现于文化。中国文化不存在了，中国也就彻底灭亡了。因此，西方的冲击被他们归结为主要是文化的冲击，中国对之作出的反应也应该主要是文化的回应。这便是近代以来一系列东西文化论战之由来。
东西文化论战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经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一个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士大夫为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最早提出的关于现代化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今天看来有很多缺陷，故颇遭訾议，但它毕竟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已开始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即承认中国文化并非完美无缺，而是有可补之处。“中体西用”实际是一种被动现代化的文化模式，即在保有中国文化之“体”的前提下，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一模式在以后的实践中失败了，说明它对于治疗中国之疾不对症，因而逐渐被新一代知识分子所抛弃。
新文化运动之时，陈独秀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实行“欧化”，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所提出的“欧化”即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基本理解。胡适则进一步提出东方落后民族应普遍以西化方式实现现代化，追赶西方。这样，陈、胡等人挑起了持续十余年的中西文化论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西文化论战也出现了转折。曾大力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从战后残破的欧洲游历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与此同时，鼓吹西方民主自由最力的陈独秀，则从向往西欧文明转向推崇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另外，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首次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不过，尽管思想界出现了这些新变化，从总体上看，其本质仍为中化与西化之争。
中西文化之争到20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然而仅隔几年，到30年代初，新的论战又爆发了。此时的思想界视野更加开阔，已不再囿于中西文化观的狭隘争论，而是在更广泛的领域探索中国走何种现代化之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 《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 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从这次论争的深度和广度看，完全可以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思想界掀起的又一狂澜，是关于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之争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时，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和现代化的理论建设来说，这场论争具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二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认为，这是因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故而“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第二，追溯过去。宣言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从太古直到秦汉之际，都在上进的过程中。……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是外来的冲击使中国文化渐渐失去了本位的特征。第三，如何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的基本原则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2 〕这篇宣言在当时的思想界激起轩然大波，随即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大讨论。
在讨论中，基本赞成宣言的内容并加以发挥或修正的人为数不少。这些人可笼统称之为“中化论”者，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本位”首先意味着固有文化。潘光旦说“本位就等于主体”，“以中国为本位就无异以中国为中心”，“中国是一个常数，世界文化潮流的动荡终究是一些变数。我们决不能因变数的繁多，而忘却了常数的存在”〔3〕。 陈访先则具体指出，“中国本位”就是传统的儒家道德，“中国道德的遗产已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字，是中国道德所寄托，至少这里应当要站得住的”〔4〕。 尽管宣言本身没有对“中国本位”的确切含义加以表述，但它明确主张必须恢复中国的“特征”，“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繁荣”。透过这些话我们可以明了，宣言作者心中的“中国本位”的含义，与潘光旦、陈访先所言相差无几。那么什么是“中国特征”？什么是“过去的光荣”？正如时人一针见血指出的：无非是政治形态上的“君主专制”、社会组织上的“家族主义”和思想上的“伦理主义”，要恢复这些特征的本位文化就是“复古的文化”〔5〕。如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相对照， “中国本位文化”论显然是一种倒退，甚至是清末“中体西用”论的翻版。这一点胡适看得很清楚。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曾指出：“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6〕可以说， “中国本位文化”论在文化建设上开了历史的倒车，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不过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毕竟不同于清末的中国，思想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株守旧文化而不睁眼看世界的人已寥寥无几。即便在“中化论”者内部，完全赞同宣言主张，把“中体西用”奉为圭臬的人也不多。随着争论的深入，不少人的观点渐渐与对立面的“西化论”有所接近。他们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刘絜敖在《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一书中指出：“所谓‘中国本位’，就是‘事事以中国利益为前提’的意思。”“第一，我国既是世界这个大环中之一环，所以我觉得为要与其他各环竞存起见，我国当然应‘迎头赶上去’，以使我国科学化或近代化；第二，我国民族自有我国民族的特点，所以我国的文化，应不求全与欧美的文化从同；第三，‘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我们明了第一点，所以我们应急速的将形成近代文明国家的要素即科学与技术，尽量从欧美移植过来，以改造我国的产业组织；我们明了第二点，所以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之时，我们不可忘却了自己还有独立自尊的特质；我们明了第三点，所以吾人在吸收欧美的科学与技术时，我们不可把跳舞面包都吸收过来！”〔7〕这种对“中国本位”与西方冲击的冷静分析，取西方之长补己之短的客观态度，与以往“中化”、“西化”争执不休，双方均持僵硬文化观的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相比，无疑是很大的进步，这是30年代的文化论争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处。另外，就宣言作者的本意而言，发表此宣言尽管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在内，但他们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想探讨中国文化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即使他们所指之路恰恰堵塞了现代化之途。在他们看来，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应按照中国的国情建设现代化国家；西方文明可以吸收，但吸收的标准取决于中国的需要，不能全盘接受。这种见解表面看来合乎情理，也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付诸实践则往往事与愿违，会带来较大的危害。因为它可以被保守分子用来作为反对现代化的理论根据。五四以来的若干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以宣言为代表的“中化论”尽管有其合理成分，但从总体上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
在论争中，直接站在“中国本位文化”论对立面的是“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是陈序经在广州做长时间的文化问题演讲时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复古言行而发。1934年1月， 陈序经把自己的观点收入《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响，但尚未受到充分注意。直到1935年十教授宣言所引发的讨论展开，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成为“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对立面，他的观点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实际上，“全盘西化”论是五四时期西化主张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作为五四以来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胡适曾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关于“本位文化”的论战开始之初，胡适是被陈序经等人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的〔8〕。胡适这位西化派主将被人说成是折衷派， 自然很不高兴，急忙在发表陈序经称其为折衷派一文的同期《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声明自己主张“全盘西化”。但很快地，胡适觉得“全盘”一词含有百分之百的意思，容易被论敌驳倒，遂又公开承认自己“用字的疏忽”，说“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9 〕。从胡适一生的具体言论和行动看， 我们只能说他是位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 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真正的“全盘西化”派只有陈序经等极少数人。
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理论主张大体有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第二，文化整体不可分割，若想学习西方文化，只能全盘搬来，即使缺点也不得不接受；第三，不同文化之间只存在先进与落后的时代性差异，而没有民族性特点，中西文化的不同，乃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差异；第四，中国“全盘西化”的目标模式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欧美的先进文化一定要代替中国的落后文化〔10〕。这些观点显然与“本位文化”论针锋相对，故而受到“中化论”者的坚决反击，而且因其具有民族虚无主义色彩和思想方法偏执的特点，完全支持它的人极少。虽然如此，作为复古思潮的抗衡力量以及名为“本位文化”论实为“中体西用”论的对立面，“全盘西化”论对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显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与“中化论”者逐渐向“西化论”靠拢一样，论争中一些主张西化的人也不再持僵硬的文化观，而有向“中化论”靠拢的趋向。这些人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的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这与“中化论”者抨击西方文明的论调如出一辙，表明此时的文化论争确与五四时期不同，折衷的色彩很浓厚。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主张西化实际是想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因为在“西化论”者的心目中，西化是世界趋势，即全球化，亦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应该说这种主张在当时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性。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能向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迈进，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至少比“中化论”更符合历史的趋势。至于“西化论”本身因具有不现实性和某种民族虚无主义色彩而难以实现，则属另一问题，即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实际的问题。历史事实已表明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争中，一个超越于“中化”、“西化”等老概念的新概念——“现代化”被逐步采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与五四时期在中化、西化之间纠缠不休的文化论争相比，无疑这也是很大的进步。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中，张熙若指出：“我认为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如此说来，现代化是与西化有分别的了？当然为讨论方便计，我们不妨说：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比较起来，第一种的现代化比第二种的现代化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但第二种的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若是有人愿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括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至于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作者认为应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工业、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面科学化〔11〕。显然，张熙若的现代化观点是从西化引发出的，但又超越了西化，而且把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的关系表述得非常明确，即“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这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思想方法上已突破旧的樊篱，不再拘泥于中化、西化之辩，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从事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另外，张熙若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几大努力方向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提出的几点现代化标志大体一致，说明中国思想界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理论思考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一文中，熊梦飞也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四大原则：“一、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二、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三、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四、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这几个原则，干脆地说，就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12〕他的这一主张明显是站在“中体西用”论的对立面，修正“全盘西化”论的某些偏颇，可视作是中国现代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又一模式。不管这一模式是否可取，毕竟是对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丰富。
总之，从“本位文化”、“全盘西化”到“现代化”，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视野渐次开阔，理论思维层层深入，理论建树步步增高。不论各种主张的客观效果如何，就主观动机而言，应该说都为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三
30年代的文化论争及其所阐发的现代化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很深远的意义。首先，这是中国思想界独自阐发的现代化理论，在理论体系上具有独立意义。一般说来，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提出来的，而且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殊不知，中国思想界根据本国的现代化实践，通过文化论争的方式，早于西方约20年，便已提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很不成熟，而且后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但前人筚路蓝缕所开创的理论的独立意义是不能抹杀的。其次，这一理论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理论建设颇具借鉴意义。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对现代化的讨论再度成为理论热点。与30年代类似，这场讨论也是以文化讨论的面貌出现的，其中提出的许多理论模式如中化、西化、西体中用等，在当时亦被提出过。可见历史虽已过去了几十年，但中国人所面对的根本问题还是相似的。当年的理论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应该是总结前人的理论成果，温故知新，取得认识上的飞跃，而不应再炒冷饭，否则既无助于理论的进步，也不利于今后的现代化建设。
毋庸讳言，30年代的文化论争和现代化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它一方面体现为多从文化层面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而忽略其它，另一方面体现为理论的浅薄和模糊。从“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及其它种种观点看，当时的论争基本是从文化上着眼的，即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一种只重文化建设而忽视经济发展的文化决定论。思想界执着于对文化出路的探讨，自然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对现代化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一思维模式影响后人，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显然不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在起作用。在儒家看来，“华夏”与“夷狄”是靠文化来区分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和统一。他们视西方冲击主要是文化冲击，中国的失败主要是文化上的失败。这种思想模式影响至深，五四后的知识分子仍然难脱其束缚，继续墨守文化决定论。这样一来，无论中化还是西化，尽管双方观点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即都把文化当作决定性的变量，当作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力，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至于30年代文化论争在理论上的浅薄与模糊，主要表现在论战各方纠缠于概念之争和对于现代化缺乏深度认识上。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往往拘泥于“中国本位”、“全盘西化”等概念的解释与争辩，尤其在“中国本位”的解释上下功夫，各执一端，互相攻击。如何炳松说胡适对“中国本位”的解释是“诛心之论”〔13〕。纠缠于概念之争，势必使整个讨论难以深化，逐渐流于浅薄。而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很多人心中只有个模糊概念，不了解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真正底蕴，因而只能提出一些笼统的、原则的设想，尚未形成系统的、十分成熟的现代化理论。自然，所有的这些浅薄与疏漏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苛求前人，应看到他们的成就和功绩是主要的，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我们今天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是应当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注释：
〔1〕参见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3〕潘光旦：《谈“中国本位”》，《华年周刊》第4卷第3期。
〔4〕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1935年上海版， 附录第39页。
〔5〕叶法无：《一十宣言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批判》， 《中国社会》第1卷第4期。
〔6〕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独立评论》第145号。
〔7〕刘絜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 《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
〔8〕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
〔9〕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553页。
〔10〕参见施徽：《三十年代“全盘西化论”初探》，《清华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1〕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58、459页。
〔12〕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
〔13〕何炳松：《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