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楼[1]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指出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叁、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叁、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张允熠[2]1997年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姓名:张允熠专业: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哲学论文题目: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完成日期
郭增加[3]2004年在《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文中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进程的延续与发扬，它在扬弃传统哲学遗产的同时，吸收、借鉴了西方哲学文化而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桩奇特的景观，在“中西之争”与“中西合流”的双重变奏中，中国哲学在近代开始嬗变和转型。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发展观，还是在人性论、价值论等方面都初露端倪。这种嬗变与转型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哲学向资产阶级哲学——“新学”的转型。但是由于“新学”酝酿、生成过程是在被动应付当时的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仓促出击的，加之“新学”的组织者、发动者的阶级局限及其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这种转型的结果只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畸形的、脆弱的哲学。当然也就不能向西方那样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变革和革命的胜利开辟道路，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胜利发展。这种哲学形态如同历史上其他哲学形态的命运一样，注定要被另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所取代。 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在“救国图存”意义上的失败更加深了这一趋向，在哲学的发展上深刻的历史使命要求出现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来解决、回答。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铺设了道路，准备了思想上的有利条件和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近代哲学的继续和发展，是近代志士仁人学习西方、融会古今中西过程的飞跃，同时也是对近代哲学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与“突驾”。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近代哲学及其转型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近代哲学走向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推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 本文从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角度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性。试图梳理出从中国近代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进程。从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
秦宁波[4]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王希鹏[5]2011年在《文化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直面了当前国人面临的精神困境,它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众的精神存在,成为民众的行动指南。本研究紧紧围绕“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众的精神存在,提升民众的思想和意识,构建民众的精神家园”这一核心命题而展开,并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这一有效的研究视域和理论方法达到这一研究目的。马克思的“主体性文化观”强调文化建立在作为人的本质的活动方式——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并强调应紧紧将文化的创造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强调主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享有者,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建基于“主体性文化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当代形态,文化哲学从一种内在于实践哲学的理论视角转变为一种实践哲学的外显形态。文化哲学强调文化生成于主体以生命存在的意向性为理由的实践过程,文化“规定”人于无形,它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解析,把握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生成。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也正是依托于我们“此在”的文化世界,现实生活的文化世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认知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人化”即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人”的途径即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主体文化自觉。主体文化自觉从广义上讲是文化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指向,文化哲学真正的研究主题就是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生成,实现主体的文化自觉。主体文化自觉从狭义上来讲是指每个主体的一种主动、自觉的文化生存状态。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遭遇来自多方面的文化阻滞力,包括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下民众“文化心理”的坚守性和民众“文化思维”的保守性、中西文化冲突下民众“文化认知”的片面性乃至“文化价值”的迷误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文化人格”的物化性、主流意识形态灌输内容、形式、途径的单一性导致民众“文化内化”的苍白性,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实现四个范式转型,即内容要“吻合”大众生活需求、传播要“契合”大众自我意识、途径要“渗入”大众文化世界、导向要“构建”大众精神家园。从文化哲学视域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路径从基点上要开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从主线上要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从途径上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建构与文化教化,从场域上要回归民众的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性文化形态建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之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性文化形态建构是为了使民众寻求一种有信仰的生活。构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文化形态是“践行”执政党的文化使命、“推动”民众的文化“同意”、“满足”我国市民社会凸显的现实诉求。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文化形态建构的主体规定性应当坚持:在类主体、群主体视野下建构个体主体性;在理想性视野下建构现实性;在“完整的人”视野下把握人的精神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建构的时间规定性应当坚持:把握民众的文化“时间”意识;实现“中国史境”下的民众文化认同;推动民众文化认同下精神家园的构建。马克思主义主体文化形态建构的空间规定性应当坚持:把握民众的文化“空间”意识;正确处理文化交往中民众的文化价值诉求和文化交往中民众的文化对话立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性文化教化图式构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之二。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的功能是实现精神的自由创造;文化教化的祛魅是把握文化价值的认同性;文化教化的方法是点亮“人性灵”。着眼于“教化”的内在秉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教化图式必须实现叁个转变,即教化对象——由客体向主体的转化;教化内容——由知识向精神的转化;内化图式——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化。“本虚而实”是文化教化关联现实生活的良性机制,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的“虚”与“实”、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对自在文化的点化与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礼仪与教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念的“社会知识分子”践履。另外,“多维辐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的的组织运行系统,其中包括学校教育系统的完善和社会教化体系的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日常生活场域变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之叁。就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使命而言,日常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寓所和根基;日常生活世界变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实现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吁求主体走出传统日常生活的羁绊,并吁求个体日常生活的“和谐化”和日常生活结构的“和谐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日常生活重建路径包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民众的主体意识;推动学校人文教育改革,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力;构建和谐社会规则意识,优化日常生活结构。
王璐[6]2016年在《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的典范,它是第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性质的完整哲学体系,引领了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对推进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哲学现代转型”是传统哲学思想现代化的过程,其实质是在继承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哲学思想,并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形成现代化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特点,包括对哲学功能的重新定位,哲学话语体系的重新构建以及哲学内容的变革创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对传统哲学功能的重新定位,对传统哲学话语体系的重新构造,以及对传统哲学内容的变革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将哲学的功能由注重个人修养的哲学改造成注重客观规律的哲学,将哲学的功能定位为积极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在构建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改造传统哲学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为基础,吸收传统哲学的概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加速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型；在对哲学内容的革新方面,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纳入中国现代哲学,加快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步伐。毛泽东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观点的现代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进程,推动了现代哲学的普及与解放,加速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伊岚[7]2012年在《禅在近现代中国之转型》文中指出要解决禅在近现代中国转型的问题，不能简单依靠梳理近现代禅史的方法。这一方面是因为近现代禅史内容较少，相对于传统禅的形态本身没有过大的创新与过多的突破。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解决“转型”的实质，对于本文问题的处理意义巨大。禅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首先便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一般认为认识禅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这本质上是由于不合逻辑的禅很难被正常的认识步骤所解释而携带着神秘色彩所致。但禅的特殊性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从认识的由广及小的思路出发，禅还可以被视为宗教的部分、佛教的部分、传统文化的部分乃至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内容。这几种维度一直贯穿在问题的解决之中，考察禅的价值就需要从此入手。建国以来作为宗教的禅在以意识形态泛化的显性因素及其他次要的隐性因素的影响下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后又走上返正之路；佛教受到了了一些偏见，以禅为主体中国佛教在近代以来被批判为不是佛教；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禅被作为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东方文化热、传统文化热、禅学热等思想文化热潮。这些不仅考察了禅的价值，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禅提供了良好的视界。在此基础上，问题能被细化为两个分问题：中国近现代禅史的问题，与现代化问题。近现代禅史涉及时间短，内容较简单也较明确，不是创新点所在，不是解决问题的变量而更大程度是一个恒量。而对于禅的现代化问题虽然十分重要，但传统文化界往往忽略了禅，而将大量精力集中到了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之上。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又往往因为禅佛教的研究研究门槛高而只得知难而退。禅的研究是不应被忽视的，无论从哪个维度考察禅，都能发现其转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现状却是对于转型、转化的概念，人们往往是模糊的、不求甚解的，从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印象。禅的转型实质就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新挑战（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的调试和演变。并且维度不同，对禅的定位不同，转型的路向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仅仅视其为宗教、佛教或仅仅视其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要成分，都会轻视禅的转型意义，也会不自觉地忽略禅转型的某些途径与方向，这样便不能全面把握转型的形态与过程。而在以上评估过禅的价值与禅转型的价值之后，就需要借鉴传统展开转型问题。我们应当借鉴传统的方法，注意吸收传统的禅、佛教、宗教、传统文化的研究法的精华。我们应当吸收传统研究的成果，清醒地把握对禅转型问题研究的水平，找到研究的潜力与空间。我们应当了解传统带给了近现代禅以怎样的负担与动力，而这种广泛意义上的传统包括佛教本身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统以及传统之外的近现代中国本身为禅佛教所造成的影响。而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转型的必要。在这些外部因素之外，禅自身的传统也是禅转型时所无法摆脱的，任何转型也都需结合具体状况批判地继承，禅其实在近现代就面临着风光不再的衰败。总之，禅转型应当是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包含了禅宗在近现代的振作作为转型的基础、胡适的禅研究表现禅摆脱神秘面纱走向学术研究化、禅与人间佛教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证明禅的人间化趋向、居士禅的兴起又彰显了居士佛教发展的路向以及禅净合流的趋势客观上也是禅的一种转型与适应。至于禅的世界化、全球化趋势，在近现代中国并不明显，而似乎日本禅僧功劳更大，也只能做简单的论述。综上，禅的转型很必要，而各种力量也应投入禅转型的努力之中。实现禅的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是禅佛教发展的主要目标。
刘觅知[8]2015年在《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叁大儒。基于明朝灭亡的残酷教训,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悲壮情怀,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王船山一生着述丰富,体系庞大,他的着作现今大部分收录在《船山全书》中,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交友活动、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等各方面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证和研究,学界将这一类的学术性研究泛称为“船山学”。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着名思想家王充、张载等人的理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理学进行了中肯的批判、修正和总结,称得上是宋明理学的终结者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但是相比顾炎武、黄宗羲等其他明末清初学者的研究,近代以前,对王船山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船山学的传播范围也相对狭窄得多,直至到了19世纪中晚期,由湖南开始才出现了一股波及全国的研习船山学的热潮。而且可以明显的发现,近代船山学研究的发展与近代中国许多社会思潮的产生相伴相随。在近代几次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中,都可以发现王船山学术思想活跃的踪迹。理学经世思潮兴盛时,主张治学和为政都要关注社会、要讲求实效的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理学经世派将王船山视为儒学道统的传承者,积极弘扬船山学理学经世的主张和见解；维新思潮兴起后,倡导民权、抨击专制的维新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则积极肯定王船山趋势更新的发展观和变革理念,积极为社会改良运动造势；民主革命思潮发展起来后,主张民族革命、弘扬国粹的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刘人熙等大力宣扬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适应革命排满的需要；及至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后,主张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积极复兴儒学的熊十力、钱穆、贺麟等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船山学来构建适合近代社会发展的的哲学体系；而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后,嵇文辅、侯外庐、张岱年等学者又努力挖掘和弘扬了船山学里蕴含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们身处不同地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学术观点、政治见解也各有千秋,但他们均能够将王船山视为自己的同道或益友,积极从船山学中汲取养料,为他们倡导的社会改良运动或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些仁人志士们的学术思想中或人格情操里.都或多或少可以发现受船山学影响的痕迹,船山学受到近代如此多的学者的青睐,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事情。同时船山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恰好还吻合了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本文即以船山学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认识到历次社会思潮的兴起,不仅丰富了船山学的内容,也推动了船山学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船山学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和转型,但同时船山学也积极地促进了近代社会思潮的活跃,并且还为近代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从学术思想方面做出来贡献。因此本文把近代的船山学研究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个案,试图通过剖析这一阶段船山学发展嬗变向度和转型机制,来透显近代社会各主要思潮产生、兴盛和衰老的过程,以及进一步探究在面临西方文化渗透的情况下,近代知识群体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对中西文明所做的沟通和融合,并力图揭示作为传统文化精粹之一的船山学,曾经给予了近代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今天在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弘扬船山的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龚晓珺[9]2013年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文中提出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叁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叁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叁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叁,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齐艳苓[10]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传播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引领中国走上了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过程既是中国社会深刻的变革与转型的过程,也是文化的融合与重构的过程。于各种思潮之中,为何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重构?一方面是出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具有某些方面的相通,中国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正确的思想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因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着手,分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进而从不同范畴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寻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使人们从理论高度对这一有着必然性的历史过程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指导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是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条件。一个社会必然要有主导的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第一章首先分析中国原有的制度危机与儒学作为封建社会主导文化的衰落与终结,指出中国不仅需要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与之相伴也必须进行文化的转型与重构,这是外来文化传播的时代与文化契机。在此基础上分析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以现代化为目标所走过的文化路径,最终把目光锁定于马克思主义。第二至第五章构成了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文化主体、理想社会观、民本思想、实践观和思维方式等几个范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文化元素的相通性,明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文化基础问题。第二章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化主体。知识分子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文化主体,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点决定的；同时这一群体承担起了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播的思想先锋的作用,在不同文化路径的论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中的主导地位；此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其文化传播主体必然要与阶级主体相统一,无产阶级是其深入发展的大众文化主体,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变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叁章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文化心理基础,这种文化心理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文化中对大同社会这个社会理想的追寻。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关于大同社会的文化理想经历了从建构到深化的过程,成为中国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近代以来这种文化诉求深刻影响着不同阶级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最终无产阶级的文化理想统一在共产主义这一带有鲜明阶级选择性、科学性又能映射传统文化诉求的社会形态上,这一文化理想上的相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十分重要的。第四章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相通性。中国的传统的人本思想虽然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其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肯定、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认同建起了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桥梁,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的价值认同基础。第五章首先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传统哲学的知行观的相通性,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成可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比肩的理论体系,但是已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认识论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在一些基本认识上也是相通的；然后分析中国哲学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相通,虽然双方从科学性、系统性等诸方面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础。结语部分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革命需要相吻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进行总结,明确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社会的、文化的基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证明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的过程。然后文中继续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的现实环境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最终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途径问题。
参考文献：
[1].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2].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D]. 张允熠. 南开大学. 1997
[3]. 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D]. 郭增加. 延边大学. 2004
[4].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5].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王希鹏. 中国矿业大学. 2011
[6].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作用[D]. 王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6
[7]. 禅在近现代中国之转型[D]. 伊岚.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8]. 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D]. 刘觅知. 湖南大学. 2015
[9]. 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1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研究[D]. 齐艳苓. 南开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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