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与史、儒及屈原前期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原的作品有七处言及彭咸。《离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悲回风》：“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抽思》：“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思美人》：“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对彭咸进行深入地研究，必将有助于理解屈原的作品和思想。
一、彭咸考述
彭咸，人名，究系何人，历来众说纷纭。王逸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注：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注引颜师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注：洪兴祖：《楚辞补注》。）已与王逸不同。朱熹却说：“二说皆不知其所据也。”（注：朱熹：《楚辞集注》。）
屈原的作品中还言及巫咸，《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古代指能以舞降神的人，“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注：《国语·楚语》。）。咸亦和巫有关系，《礼·丧大记》：“凡封：用綍去碑负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注：“今齐人谓棺束为缄绳，咸或为椷。”椷又通缄（注：《辞源》（合订本），866页，商务印书馆，1988。）。可见，咸本为束棺的绳子。因为作为束棺绳的咸在丧事中常被用到，其含义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后来在祭祀时它一变而为歌舞娱神的标志。如咸池，古乐名，《周礼·春官·大司乐》“舞咸池以祭地示”。咸黑，人名，“帝喾命咸黑作为乐歌”（注：《吕氏春秋·古乐》。）。并进而演变为姓氏，“咸，姓，也读jiǎn，汉有咸宣。《史记》作减宣。”（注：《辞源》（合订本），278页，商务印书馆，1988。）咸池虽也有别的意思，但都和神巫有关，或谓东方大泽，神话中太阳浴处，“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注：《淮南子·天文》。）；或谓星名，《史记·天官书》“西宫咸池”，《正义》“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鱼鸟之所托也。”觋为男巫，觋从巫、见，见亦声，（注：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22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与咸声转相通。咸为束棺之绳，而抬棺材的正是男人，为了和女巫相区别，男巫也就被称为咸即觋了。巫咸实际指男巫和女巫，“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注：《离骚》。），这里的巫咸就是百神，男巫和女巫装扮成百神，在晚上出现，显然是百巫以舞娱神的写照。
无论史前还是文明时代，巫以女性居多。如西门豹所镇压之群巫，上至70岁老妪，下至大小弟子，均为女性。巫是以女性为主的宗教集团。觋本为抬棺材的男人，在祭祀中只做些辅助性工作。后来也有一些男人取得了和女巫相同的地位，《周礼》“男亦曰巫”。巫本来专指宗教人员中的女性，因为女性在宗教集团中占绝对优势，巫也就成了宗教集团成员的专称，而跻身女巫集团的觋也被称作巫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惟此，觋之称在文献中很少见，以致很快被淘汰了。但觋之异体字“咸”却以其本来面目在古代文献中大量出现，如郑有神巫曰季咸，能知人生死祸福，列子见之而心醉，请他为壶子相面，“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以及后来的“立未定，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注：《庄子·应帝王》。），《庄子》作为一部哲学著作，人物虽然众多，却都是为阐发观点设置的，故并不注意对不同性别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人物虽未一一指明性别，但大都以男人的面目出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验之于季咸说话的语气和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为一男巫。同样，彭咸的“咸”不但表明了彭咸的身份，也指出了彭咸的性别。
二、彭咸与史、儒
楚地巫风虽盛，“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注：朱熹：《楚辞集注》。），但屈原笔下的鬼神并不阴森，反而温柔多情，可见巫在屈原心目中并不神圣。然而，在作品中屈原却一再表示“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认彭咸为知己，把彭咸作为偶像来崇拜。可见在神巫之中，彭咸自有其特异之处。
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被看成比战争还重要的事情，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但扮演交通人与鬼神的角色，而且是氏族社会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的传承者，是最初的知识阶层。在这个阶层中，除了巫、卜，还有史、儒。《国语·周语》“庶人传语，瞽史教诲”，注云：“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同书还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作过周守藏室之史，所作《道德经》被道教奉为经典不是没有原因的。孔子不仅为史，作《春秋》，使乱臣贼子俱，而且“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注：《论语·子罕》。）俨然是为人相礼的傧相。汉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孔子对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注：《论语·雍也》。）这里孔子提到的儒并非后世所谓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昔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注：《汉书·艺文志》。）。所谓的诸子百家是孔子以后的事，儒在孔子之前仍然是一种宗教职业。只是这种职业的某些分子在春秋战国时已开始腐化，墨子抨击这种人说：“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注：《墨子·非儒》。）所以孔子告诫子夏做一个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甲骨文中的需字即是原始的儒字。（注：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见《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原意是为表示对神的尊重，祭祀前需要斋戒沐浴，所以原始的儒字“需”在甲骨文中象人以水洗沐濡身之形。
巫、卜、史、儒本来无甚区别，在最初，或许史就是对神谕的记载，而儒是巫师进行巫术前的沐浴准备活动。后来，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史、儒才和巫、卜区分开来。《国语·楚语》：“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亨，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实际上是我国史前一次以绝地天通为内容的宗教改革。可能是在这次宗教改革运动中，跻身巫集团的觋被正式接纳为巫，而觋这一名称在祭祀活动中也逐渐被废除了。同时，史和儒也在这次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排挤出了与地天通的权力阶层，只是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史因其实录精神演变为后世的史官，儒则成了有知识的傧相之属。
孔子在《论语·泰伯》中称赞禹“致孝乎鬼神”，说明夏代就已假借宗教进行统治了。到商代，进一步发展成一种与巫术紧密结合的宗教观，商王朝的统治者经常以天罚来威吓他统治下的奴隶和平民。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商代宗教关于上帝的思想，自称周得到了上帝（天）的保佑和在天的支持下，才灭掉了商，“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注：《尚书·多士》。）。另一方面，西周统治者也对以前的宗教观念有所修正。由于他们是利用劳动人民的武装反抗力量才打败了商王朝，这使他们对民的作用不得不有所警惕，鉴于历史上朝代的兴亡，他们越来越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对天命不敢过分迷信。尤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对上帝的虔诚皈依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巫师的预言往往为无情的现实所击碎，这些都动摇了人们对鬼神的信任。“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注：《左传·僖公十六年》。）。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认识到，人的吉凶祸福和鬼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大胆地对天命提出了质疑。
对鬼神的不信任动摇了巫、卜的地位，而史、儒却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首先是因为史、儒对宗教的态度。尽管在当时有人对鬼神的存在大胆地提出了质疑，但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大多数人还不敢完全否定鬼神。统治阶段为了自身统治的合理性，更强调奉天承运的神圣，维护上帝即天的尊严与地位。史、儒本来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在历史上与天命观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他们也看到巫术祈祷并非十分灵验，由此也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只是怀疑，“子不语：怪、力、乱、神”（注：《论语·述而》。）。“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论语·先进》。）对鬼神避而不谈，敬而远之，孔子又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注：《论语·八佾》。）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注：《论语·八佾》。）。似乎又相信鬼神，表现出当时史、儒内心的矛盾，这无疑迎合了笃信天命的人。他们又非常重视人事，“天道远，人道迩”、“未知生，焉知死”，又暗合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使史、儒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和接纳。巫、卜退位和史、儒最终走向历史舞台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史、儒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随着历史的发展，巫、卜地位的下降，史、儒自身的职业也发生了变化，从主要从事宗教活动变为既从事宗教活动又从事教育活动，而且其宗教色彩日渐淡薄，文化教育的内容越发增加。西周初年，周公旦虽然创建了一套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礼乐治国的思想。西周时代，统治者把德看作政权的基础。春秋时代，随着周朝政权的日渐崩溃，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认识到，统治方式的制度化和统治集团的官僚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于是，西周时期所重视的自欺欺人的德，丧失了绝对的权威地位，以前主要用作威仪的礼被予以重新认识。礼治思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在春秋时代的内政外交中，礼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左传》中可以看到，春秋时代的外交斗争几乎都是在礼的名义下展开的，礼成了诸侯斗争的有力工具。外交斗争的成败，虽然主要取决于各国的实力，但外交家懂礼与否也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例如郑国的子产，在外交斗争中屡次以礼为武器，为郑国赢得了有利结局。而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则由于不懂礼而给大国讨伐提供了口实。与此相应，对执政的贵族来说，懂礼与否往往与他们个人的荣辱祸福紧密相连，认真学习和掌握礼及与礼相联系的各种知识，成为时代对政治家的要求。由于史、儒知识丰富，对礼谙熟，自然担任了教师角色。
人们把老子看作道家的创始人，认为道家的主要思想就是消极避世，其实并非如此。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并且勾画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王国。汉初以黄老治国，司马迁认为申韩之学皆归本于黄老。可见老子是有一套为官治国之道的。和老子一样，孔子对他的学生也重在传授为官之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注：《论语·子路》。）。为此，《论语》中专设《为政》一章。史、儒的这种用世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夏族、商族、周族在取得政权前，都经历过一个父系氏族社会阶段，部落首领还保留着部分民主作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虽然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同时也埋葬了原始共产主义，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尤其是到了奴隶社会末期，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使百姓流离失所，难以生息。清醒的史、儒迫切想改变这种状况。原始社会的大同世界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模式，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孔子的“仁政”都是原始共产主义在史、儒思想上的反映。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冥顽不化和历史的局限，史、儒的美政理想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是以老子居周久之，见无可为，于是出函谷关飘然而去，莫知所终。孔子周游列国，最后也不得不反鲁，过起授徒著述的生活，并且老景颓唐，“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注：《史记·孔子世家》。）。老子和孔子都不止一次表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如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孔子也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注：《论语·泰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注：《论语·季氏》。）史、儒的这种“贵柔”心态是和汉族生息的地理环境，尤其是中原的农业文明对汉族先民性格的影响分不开的。中原优越的地理环境适合农业的发展，汉族先民很早就进入了农业文明社会。和游牧民族相比，农业民族不能随意搬迁，因此商王盘庚迁都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农业发达的民族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具有侵略性，尚武精神不浓，面对游牧民族的铁骑侵凌，无力还击。而且，每当异族大举进攻，入主中原，汉民族都不能免遭屠戮。加上汉族内部纷争，生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儒，柔也”，这对于崇尚敦厚无争的史、儒来说，生活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深藏若虚”、“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就成了史、儒最明智的生存方式。
觋即咸作为抬棺材的男人，虽然有部分人进入了巫集团的权力阶层，也有部分人在“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和史、儒一样被排除在权力阶层以外。跻身巫集团的男人取得了和女巫相同的地位，也被称作巫，而觋即咸却成为被排除在巫权力阶层之外的集团之一。和史、儒一样，咸也不属于巫集团，从事一些宗教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注：《庄子·应帝王》。）。他们博学多才，通晓卜筮、舞蹈、医学、星历、宗教等等。如《史记·天官书》曰：“昔之传天数者……殷商巫咸。”《艺文类聚》卷七引晋郭镤《巫咸山赋》曰：“盖巫咸者，实以鸿术，为帝尧医。”作为抬棺材的男人，为了表示对死人的怀念，对鬼神的敬畏，口中念念有辞，使祭祀和葬礼具有了戏剧性质。这样的工作，不但奠定了咸的乐师地位，也使他们深谙于礼。可见，咸是当时的通人，故“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注：《庄子·应帝王》。）作为哲学家的列子如此仰慕季咸，恐怕并非仅仅因为季咸为一神巫，“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的缘故吧。但是，无论咸是抬棺材的男子，还是唱祭歌的人，和史、儒一样，其工作只是辅助性的，只有巫、卜才能交通鬼神。由于被排斥在权力阶层之外，失意的人羡慕得意的人，怀才不遇，不免愤愤不平。加上西周末年，诸侯兼并，互相攻伐。在此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环境里，眼看着“彼黍离离”，使人感到人生短促，没有出路，“登东皋以舒啸”，正是唱祭歌的咸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故东方朔在《七谏》中曰：“弃彭咸之娱乐”。但咸的娱乐是史、儒的“蓬累而行”，是“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深藏若虚，无争、无为、无志，以利于修身养性，长生久视。故屈原在《悲回风》中慨叹“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亡。”造，愁貌。《韩非子·中考》：“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造思即愁思。《礼·玉藻》：“戎容暨暨，言容詻詻”，注云：“暨暨，果毅貌。”这句话是说，为什么彭咸虽有忧思，却不迷失果毅的秉性。又同篇“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思，悲感。《文选》张华的《励志诗》：“吉士思秋，实感物化”，注云：“思，悲也”。闻字失韵，王逸解释这句话“睹见先贤之法则也”，故沈祖緜《屈原赋证辨》校作“闲”。《论证·子张》有“大德不逾闲”，闲指规则。这句话的意思是“谁
能像彭咸那样，虽然忧愁但内心的痛苦却不表现出来”。这说明彭咸喜怒不形于色，很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故陈远新认为“大抵咸是处有为、出不苟、才节兼优、三闾心悦诚服之人”（注：陈远新：《屈子说志》。）。
可见，彭咸和史、儒虽然身份不尽相同，但共同的命运和历史环境，使他们具有了共同的品格。
三、屈原前期思想
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视屈赋为南方文学的代表，把《楚辞》和《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两个不同源头。其实，春秋以来，楚国贵族已对中原文化十分精通，楚庄王时太子的课程为“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一般贵族都会诵诗。著名的法家吴起本为李悝同道，在魏变法，使魏国强大起来。后吴起奔楚，在楚国变法，将三晋文化输入楚国。战国时，楚国通过兼并战争，疆土已扩至河南新郑县和陕西洵阳县境，与晋宋接壤。这些都促使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因此，史、儒品格也在楚文化中有所表现，彭咸对屈原前期思想的影响就是明证。
屈原的思想以顷襄王立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考之于《史记》：怀王十八年，屈原谏阻释张仪。二十年，齐、楚复交。二十四年，楚又背齐和秦。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二十六年，韩、魏、齐共伐楚，秦遣客卿救楚，三国引兵去。二十七年，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归楚国，秦、楚绝交。在这十年中，楚国虽然还算比较稳定，但危机已全部呈露。清醒的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怀王三十年，楚怀王被骗入秦，一去不返，客死秦国。顷襄王立，国势日蹙。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被彻底抛弃了。尤其是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秦将白起攻陷，楚亡国已为期不远。屈原自杀固然是出于绝望的悲哀，但另一方面，也希望他的死能振奋楚国的人心，庶几能救楚国于既倒。屈原虽然希望以彭咸为榜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但终不能超然世外，还是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这正是我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
人们在读《离骚》时，总抱着屈子沉江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离骚》表现了诗人“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的精神。王逸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还把彭咸附会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云云。寻绎《离骚》中的语气和感情，诗人被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虽然他否定了女媭要他明哲保身的劝告，但他升腾到天上，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说明他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是不可能的。于是在矛盾痛苦中，他听从了灵氛、巫咸的劝告，“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而偷乐”。有人认为，屈原在升腾远逝时看到了祖国大地，终于留了下来，并且选择了以死来殉自己理想的道路。（注：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1册，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细究原文，却非这样：一、尽管他“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看到故乡确曾一度犹豫迟疑，但仍然“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还是绝故国而去。二、退一步来说，即使屈原留了下来，但也是“从彭咸之所居”，按其对彭咸的理解，当为投水而死的“贤大夫”，那么屈原留下来又有何意义呢？《离骚》是屈原生平思想最深刻的写照，这种写照是通过典型化来完成的，抒情诗里的“我”可能与诗人的原型走样。虽然屈原最终是投汩罗而死的，但这首诗表现的却是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情绪。近人游国恩指出，“离骚”这一名称有双重含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乃是楚国当时一种曲名；从意思上讲，“离骚”二字可能又是牢骚不平的意思。（注：游国恩：《楚辞概论》。）《离骚》抒发的正是一种抑郁不平的感情。这种不平和牢骚也只有产生在屈原已看到潜伏的危机，却又不被重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屈原的思想和史、儒或者说咸的思想非常贴近，故在作品中一再申明自己要“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写谏君不听，被怀王怒而疏远的情形，抒发自己欲被重用而不得的痛苦。《思美人》从头到尾贯穿着坚持修洁与降身辱志这两种思想的矛盾，要么降身辱志，去攀援群小，要么坚持修洁，依从前贤。以思楚王始，以思彭咸终，诗人的心从一个“美人”转到另一个“美人”，前贤战胜了楚王，他还是“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的写作时间，有各种不同说法，有人认为：“篇中那种垂死的哀音，表明它产生的年代，必离沉湘不远。”（注：马茂元：《梦辞注释》。）其实，这种说法也是屈子沉江这*
先入为主的观念造成的。篇中笼罩的忧郁悲凉，正是屈原仕隐矛盾心理剧烈冲突的写照。这种矛盾心理贯穿了他所写的《抽思》、《悲回风》、《思美人》和《离骚》之中，很能代表他前期的思想。
四、结语
如果真的如某些人所认为，彭咸是投水而死的贤大夫，为什么屈原在别的篇章，甚至绝笔《怀沙》中也没再提及？对于彭咸，过去人们仅仅把他看作单个人，而没有意识到他所代表的文学意蕴。正是咸和史、儒组成了我国早期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精神品格对后世文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