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启蒙对象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论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4)01-0056-04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启蒙家，刘再复先生认为：“鲁迅确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但是，鲁迅与其他的民族英雄又有很不同的特点，他的英雄性集中地表现在他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因此，可以说，他是建设中华民族的国魂和民魂的英雄。”[1](P376)鲁迅“是通过文学这一特殊的形式，为争取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也从自己在宗法制社会中养成的愚昧、麻木、守旧、封闭等凝固化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他把注意点放在对束缚中国人民精神解放的文化的批判上，特别是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的批判上。”[1](P376)
鲁迅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化批判来达到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必须是通过具有了现代文化思想的人才能完成，要使人们具有现代文化思想，必须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自觉的意识，也就是说让人们了解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的思想与处境同真正的现代思想和真的人的处境之间的距离与差别，并自觉去改变目前的处境，让自己不断完善，不断提高，逐步达到真正的人的处境。鲁迅的工作在本质上就是进行着一种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但启蒙工作一开始并不能全面展开，它在具体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不断深入的步骤，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首先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人们进行现代文化建设的带头人，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思想素质和人格品质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质量，所以，他们的思想建设和人格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鲁迅的启蒙工作也正是在培养中国现代文化的带头人，所以，鲁迅的启蒙对象不可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知识分子。
一
从改造社会的思想来看，鲁迅认为首先应该改造人们的精神，“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2](P54)但是，“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2](P53)精神世界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够首先担当精神改造重任的是极具个性主义的文化精英们。鲁迅借评价尼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2](P52)但在中国，改造社会的天才是没有多少生存基础的，他们一旦产生就会遭到各方面的摧残与迫害。因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a)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2](P68)对于天才的扼杀，使中国“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2](P99)为此，鲁迅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2](P100)“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2](P99)鲁迅心目中的精神界之战士，有突出的特点，他们“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此已略言之前分矣。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2](P81-82)这样的战士“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P99)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鲁迅所渴望的精神界之战士呢?广大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无论从知识上，还是从能力和思想上，都不具备成为精神界之战士的基本条件，而且，鲁迅对广大的民众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2](P163)如此愚昧与麻木的群众不仅不能成为精神界之战士，而且暂时对他们的启蒙也很难进行，鲁迅甚至明确地放弃了对群众的启蒙，他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2](P164)对于精神界之战士的培养或者说通过思想的启蒙造就更多的精神界之战士，只能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也就是说如何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快地成为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是鲁迅当时启蒙的最主要任务，知识分子就成为鲁迅启蒙的最主要对象。把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独到的思考，也是鲁迅改造中国旧文化、建设新的现代文化的便捷之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离真正的人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对他们启蒙的任务非常艰巨。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国社会的上层，他们或居于统治地位；或控制着社会的主流话语；或成为民众仰慕的对象。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决定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本质，如果知识分子的方向和本质不能改变，仍然处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控制之下，那么我们无论怎样启蒙，都不能彻底地改变中国文化的方向和本质，只有对知识分子进行启蒙，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封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思想，并不断抛弃这些糟粕，接受现代文化思想，成为精神界之战士，我们的启蒙才会有良好的效果，才能让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走向健康之路。从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来看，鲁迅认为，我们只有先通过对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启蒙，造就一批大士天才，再通过大士天才们的努力，就能快速的改变中国的现实，使中国尽快走向人国，并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鲁迅的这种思路虽然同革命的唯物史观相背，但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却应验了鲁迅的启蒙设想。正是由于早期的知识分子们觉悟起来，接受西方进步文化的启蒙和教育，勇敢抛弃来自封建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影响，用现代文化和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使他们成为领导人民革命的领袖。然而，早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启蒙明显存在着不彻底性，致使在革命中和革命后严重存在着封建文化的毒素，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并延缓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步伐，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教训。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于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重大，千万不可草率和急噪。鲁迅选择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的最主要对象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二
从鲁迅的实际创作看，鲁迅作品的隐含读者只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文化水平极低的广大民众。鲁迅在进行文学创作前，看到的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的麻木与堕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衰败。他们虽然是在日本求学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陶醉在个人的肉感的享受中，把自己完全同真正的人分离；他们忘记了民族寄予的重任，丧失了应有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成为残杀本民族人民的麻木的看客。鲁迅决定从事文学创作，是鲁迅人生追求的自觉选择，他在弃医从文的那一刻起，就有了明确的启蒙目的，“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P417)文艺之所以能够改变人们的精神，是因为：“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够?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2](P68)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鲁迅开始了他人生的文艺启蒙活动，创作了小说、散文诗、杂文及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名著，鲁迅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对自己的读者们进行启蒙，他作品的读者指向不是下层的劳动人民，而是有一个文化修养的知识群体。从鲁迅的创作动机看，鲁迅的启蒙应该是面向广大的知识分子，他是从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实际出发进行自己的创作，这使他的作品只能为知识分子们阅读。
鲁迅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即使他的一些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其主旨仍然是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知识分子形象都进行了认真地描写和解剖。有死抱着封建科举思想观念不放的孔已己、陈士尘；有封建阶级的卫道者鲁四老爷、七大人；有打着新学的旗号而骨子里仍然装满封建道德的四铭、高老夫子；有贪图钱财不惜出卖革命者的夏四爷；有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孤独者魏连殳、吕韦甫；有在西方个性主义召唤下奋起但又被生存困境所压垮了的子君；有为自我的生存而奋斗却又被人道精神所煎熬的捐生；也有对自己的内心的“恶”不断忏悔的“我”。不仅如此，鲁迅还在其它作品中对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揭示，如在杂文中，他让我们看到有“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3](P246)；有“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4](P355)；有“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的所谓的“雅人”[4](P164)；有“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的伶俐人[5](P17)；有“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的假面人；有“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的理想家[6](P20)；有“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溪，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的所谓的革命文学家；有“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的叭儿狗式的知识分子[2](P271)；有“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的“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的“智识阶级”[5](P217)。如此等等，鲁迅通过对各类知识分子灵魂的解剖，目的是想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清自己并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使知识分子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文化和革命的精英。鲁迅在他的描写农民的作品中，同样对知识分子进行揭示。如他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描写，其实暗含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中作为封建卫道者的知识分子鲁四老爷对祥林嫂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进行了摧残，而作为新式知识分子代表的“我”根本不能给祥林嫂指出人生的出路，最终让祥林嫂在死后也不能摆脱人生的屈辱与恐惧；华老栓一家的悲剧，则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同人民的隔膜；七斤一家的恐惧也正是由赵七爷一类的知识分子所宣扬的恐怖思想造成的，他们对于话语的控制权使广大的农民只能听凭随意摆布，并在心理上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阿Q形象的刻画，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与压迫，另一方面也映照了知识分子同最落后的农民在精神上的一致性。鲁迅描写的农民形象比知识分子的较少，而在这些作品中，其中心或者说作品的主旨指向仍然是知识分子，可见，鲁迅对他所要启蒙的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对于知识分子形象和类型的揭示和解剖，是为知识分子画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只能为广大的觉悟了的和没有觉悟的有知识的人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才能达到启蒙的作用。
鲁迅在文学创作的形式上并没有走大众化道路，而是采用了中西精英文学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使鲁迅的作品在阅读的指向上不是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人民，而是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知识修养的文化人。鲁迅引进西方的美学观念，认为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鲁迅重新构筑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的文学大厦。他多采用以点带面、开放式和寓意的结构形式，而少用中国老百姓喜欢的全知全能、封闭式和大团圆式的结构形式；他善于运用西方式的象征主义，使作品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和哲学意蕴；他在语言的使用上，其句式的奇特、巧妙的用典、词义的深刻简练、修辞手法的变化多端及对文言文的恰到好处的运用，都使对其作品的理解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非一般没有文化修养的读者所能阅读。同自称是“地摊文学家”的赵树理的作品相比，如果说赵树理是为广大的下层人民而写作，那么，鲁迅则是为广大的知识分子而创作。赵树理在文学的结构、文学的语言、文学形象及文学的指向上实实在在地从下层人民的实际水平出发，同时也确实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启蒙的需要出发，因而，他也得到了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的喜爱，他的作品也为他们所喜闻乐道。由于鲁迅启蒙的对象同赵树理有别，鲁迅创作的作品也就不可能为缺乏一定文化修养的劳动人民所喜欢、所阅读。他的作品也只能较多地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这也是鲁迅研究不可能走向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只有广大的民众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之后，鲁迅研究才能真正走向大众，鲁迅也才能为大众所接受。
三
鲁迅对自己文学启蒙对象的选择和确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虽然有了5000千年以上的文明历史，虽然创造了丰富的人类文明成果，但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统治及中国资本主义发育的迟缓，使中国的知识阶级始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而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存在过，作为每一个个体也始终没有具备人的真正的独立与自由，奴性人格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人格显在。“中国社会亲权与治权的叠加混合造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混淆：把政治权力和亲权这两种各有不同目标与功能的东西混在一起，创出混合型权力，既失去了政治权力中明确的责任与权利的划分，也失去了亲权的纯洁与感情的特征。在这种礼治型的权力下，个人首先失去作为人的充分成长的可能性，个人的儿童期被无限延长。身心发育即使达到成年期之后，个体依然被认为是不能取得独立人格需要，不停地‘教’与‘养’下去的‘儿童’。”[1](P155)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也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童。更有甚者，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封建皇权的被压迫者，遭受精神的摧残和人格的屈辱，但他们并不反对皇权，并不否定封建统治，反而成为封建统治和皇权的最有力的拥护者和保卫者，中国的封建统治之所以如此漫长，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副作用，才使中国形成了非常完备的“吃人”体系，知识分子在中国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精英，不是自由和独立精神的传播者和追求者，而是甘心被吃者，是吃人者，是吃人的制造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明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中国进步文化发展的绊脚石。生活于中国封建时期的鲁迅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在给萧军、萧好的信中塞：“我看中国的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7](P116)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鲁迅把对知识分子的启蒙看得比劳动人民还要重要。此外，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他们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认为劳动人民天生的愚钝，不能知书达理，而对自己却沾沾自喜，根本认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同劳动人民一样的封建思想的劣根性及封建的主奴人格，缺乏改造自己的自觉性。内外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主体人格的丧失和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匮乏。从根本上说，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因而，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一次真正的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行动。鲁迅把知识分子作为自己启蒙的主要对象，这是历史的突破，是第一次塑造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运动，是把知识分子从内外禁锢中解放出来，还知识分子以本来面目。
从时代的需要看，鲁迅把知识分子作为启蒙对象意义深远。近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积极研究西方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兴国的主张，确实推动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但封建思想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知识分子也总是以主子自居，特别是一些留过洋，囫囵地接受了些微新学的人，更是得意忘形，自以为是，把自己看成是学贯中西的文化精英。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启蒙，需要启蒙的是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主动放弃对自我的启蒙，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时代，这样，作为肩负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在自我还没有完全启蒙的状况下，就指手画脚地对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所谓的启蒙，可想而知，这样的启蒙是不可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同时，知识分子思想的停滞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而且会延缓中国文化建设的步伐，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特别需要知识分子们担当起改造中华民族的重任，能够率先垂范。鲁迅深刻的知道，中国需要更多的富有独立精神和自由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得救的希望，才会“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2](P56)。但在知识分子垄断话语权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2](P240)鲁迅以启蒙的状态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2](P240)鲁迅启蒙对象的选择对当时社会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它让人们认识到知识分子启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让人们看到知识分子启蒙的艰巨性。
鲁迅把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的首要对象，在今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自“五四”至今，中国具有知识的人可谓多矣，但像鲁迅那样的知识分子又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为争名夺利而进行的各种独自的和互相的炒作；是打着各种各样旗号和花样的自欺欺人；是不知羞耻的私下的和公开的掠夺；还有把不属于自己的是别人和公共的财物攫为己有。如此等等，这些不都是当今有知识的人所为吗?如果我们有知识的人们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爱人又爱己、独立自由的精神素质，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将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文明程度，我们才会更快地完成现代文化的建设。由此可见，对知识分子的启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我们今后启蒙工作的重点所在。
收稿日期：200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