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曲线：两极分化、资本趋势与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分化论文,曲线论文,凯蒂论文,资本论文,解决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①，以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动态为主题，运用历史资料，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令人不安”甚至“恐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趋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皮凯蒂的研究成果，特别集中地体现在该著作的四个曲线图中(图I.1、I.2、10.9、10.10，本文分别标识为图1、图2、图3、图6)，它们以浓缩的形式表达了皮凯蒂的核心思想，也成为其政策建议的主要依据。按照经济学传统，我们把它们称为皮凯蒂曲线(依次称为皮凯蒂曲线1至4)。本文的主要任务，在于使之与历史上曾产生重大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相对照，通过研究，揭示这几条曲线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变化，说明其所包含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并利用新近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一个重要理论进行辩护。 一、皮凯蒂曲线对库兹涅茨曲线的超越和否定 皮凯蒂一书的主题，要求作者不仅要梳理近现代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在分配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而且要直面现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曲线，因为这一曲线不仅得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而且“这是第一个依赖庞大统计工具所形成的系统理论……是第一次有人试图从这样大的维度来测量收入不平等问题”②。皮凯蒂为自己的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致力于收集尽可能完整和一致的历史资料，用以研究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过程”③。因此，利用实证手段超越库兹涅茨曲线，就成为皮凯蒂曲线1产生的重要理论背景。 皮凯蒂曲线1揭示了美国收入前10％的人群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10-1930年的40％-50％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35％，又从70年代的不足35％上升到2000-2010年的45％-50％的事实，形成了一个典型的“U型曲线”④。如皮凯蒂所说，这一曲线的前半部分(钟形曲线)，已经被库兹涅茨记录在案，成为他提出“乐观理论”的基础。然而，作为库兹涅茨曲线所“建立的历史序列的延伸”⑤，皮凯蒂曲线1证明，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并且，它的实证基础也十分薄弱，“从而从根本上挑战他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乐观理解”⑥。这是《21世纪资本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并激烈争论的最直接原因。
图1 1910-2010年美国收入的不平等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但是，皮凯蒂并没有满足于通过皮凯蒂曲线1来超越并否定库兹涅茨曲线，他要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在财富分配上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探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决定机制。皮凯蒂曲线2，就是作为上述工作的一个基础性环节，作为描述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形象表述而提出的。它显示了1870-2010年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以国民收入的年数表示的私人财富总额变动情况⑦。首先显示在19世纪末，这些国家的以资本/收入比形式出现的私人财富处于较高水平；之后1914-1945年由于战争等的冲击，该比率急剧下降；自1950年以来，该比率又稳步上升，以至到21世纪初，私人财富似乎又将回到19世纪末的国民收入水平。
图2 1870-2010年欧洲资本与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皮凯蒂提出的这两个曲线图是极其重要的。他指出，在这两个图中，“我展示了两种基本情形，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详细解释。每个图都展现了某个分化过程的重要性”⑧。其中，第二个“U型曲线反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它将在我们的研究中大量出现”⑨。更需注意的是，这两个曲线图是在该书导论部分推出的。根据作者安排，除了导论，该书在第一部分介绍关于“收入和资本”问题的基本观点；第二部分介绍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第三部分介绍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不平等的表现和动态变化，说明资本/收入比动态变化的原因；第四部分介绍解决资本和收入不均衡的政策建议。这说明，该书的主体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曲线图特别是第二个曲线图展开的。通过收集较大时间跨度的经验资料描述有关历史趋势，再通过不同侧面的实证说明和解释这一趋势，提出对策，是该书研究和写作的主要特点。皮凯蒂指出：“据我所知，本书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着眼于18世纪以来资本/收入比的变化，第一次试图把资本—劳动对国民收入的分割(split)⑩和近年来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的增加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当中。”(11)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皮凯蒂曲线1和2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起到提出问题、变换视角和拓宽视野的作用，潜在地规定了与库兹涅茨曲线根本不同的研究结论。 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不仅通过两个曲线图提出问题，而且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这就是造成分化的根本力量：r＞g；其中，r代表年均资本收益率，g代表用年收入或产出增长表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该书第十章，皮凯蒂通过历史估计和推断，绘制了反映全球资本税前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演变情况的图10.9，使上述不等式形象化。
图3 从古代到2100年全球资本税前收益率与产出增长率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皮凯蒂认为，该图显示，在历史长河中，资本纯收益率总是高于全球增长率，但二者间的差距在20世纪显著下降。今后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随着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二者差距在21世纪会再次扩大。“这个根本性的不平等现象将在这本书中占据一个关键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12)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个曲线图从众多图形中凸显出来，称之为皮凯蒂曲线3，使之成为代表该书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的另一标志性成果。 此外，在皮凯蒂的著作中，表10.10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我们称为皮凯蒂曲线4。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在第四部分予以介绍和研究。 自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特别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以来，实证方法一直被奉为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性研究方法。弗里德曼指出，实证经济学是，或者可以成为——就像任何自然科学一样——一门“客观的”科学。通过经验证据的检验，可以解决人们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中的一切纷争(13)。根据这一传统和原则，具有百年甚至数百年经验资料支持的皮凯蒂曲线(特别是曲线1)必然要否定只有35年经验资料支持的库兹涅茨曲线。不仅如此，根据弗里德曼所说的实证方法的“主要目标是预测”而不是说明理论假设与现实关系的判断，皮凯蒂曲线甚至前瞻了2050-2100年进一步扩大的资本/收入比，用难以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当20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就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14)。这是皮凯蒂曲线进而《21世纪资本论》能够获得人们广泛重视和尊重，震撼整个学术界的最重要原因。 二、皮凯蒂曲线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变动 任何经济曲线都是通过直观形式反映经济活动中某些变量的变动趋势。与反映经济技术变量(如GDP发展、人口变动)态势的曲线不同，皮凯蒂曲线则反映了一个较长时间内经济关系的长期变动趋势。由于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每个人都会对所处时代的财富收入水平有自己的直观认识，哪怕他缺乏理论框架或数据分析”(15)，更不用说拥有百年数据支持的皮凯蒂曲线，所以，它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揭示皮凯蒂曲线形成的内在机制，进而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深层次原因和结构，构成了《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关注该书的另一原因。库兹涅茨在解释其“钟形曲线”时，曾提醒读者注意当时美国收入不平等减缓的外部冲击作用。但是，他又谈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认为由于内在机制的作用，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库兹涅茨的研究，为索洛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而皮凯蒂曲线和相关论述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警惕任何关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决定论。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16)“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17)那些促进收入和财富进一步平等的乐观观点(人力资本假说和代际斗争替代阶级斗争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皮凯蒂把这些结论看作“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英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大卫·哈维指出：这一成果“推翻了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使财富得以扩散，并且，它是捍卫个人解放和自由的巨大堡垒”(18)。它必然成为市场拜物教的一副有效解毒剂。 皮凯蒂是怎样揭示两极分化的内在机制，进而说明皮凯蒂曲线的呢？该书的理论演绎表明，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皮凯蒂确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出发点：资本和劳动对国民收入的分割。这说明，皮凯蒂从研究开始，就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并给予了反潮流式的关注。他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科学已经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我对此深感遗憾……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基本的问题开始，并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19)这些论述，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明确表达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的意向。 循着这一思路，皮凯蒂首先确认：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这一公式已经隐含了劳资利益冲突的可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二者对国民收入的分割并不像多数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在长期内是非常稳定的(分别为1/3和2/3)(20)。在整个20世纪，二者分割的变动非常大，了解这些变化最有效的办法是分析资本/收入比的演变。由此，皮凯蒂曲线2的作用被进一步明确。在皮凯蒂看来，资本/收入比(β)反映的是存量(资本或财富)与流量(收入)之比，而皮凯蒂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α=r×β)则把资本/收入比(β)和资本收益率(r)与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从而与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连接起来。因为，“收入差距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二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而这正是财富极端集中的后果”(21)。是何种原因造成财富的极端集中呢？为了解释这一问题，皮凯蒂又引进了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β=s/g)，说明储蓄率(s)和增长率(g)分别作为第二定律的分子与分母对资本/收入比(β)，进而对收入差距有正向或反向的影响(22)。同时，由于皮凯蒂曲线3所揭示的r＞g的作用，储蓄率(s)和增长率(g)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必然造成皮凯蒂曲线2和皮凯蒂曲线1的存在。这样，皮凯蒂就说明了前三个曲线的内在联系；实际上，也就按照他的逻辑说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在这里，皮凯蒂再次强调：“r＞g的根本性不平等，它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而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r＞g的可能性就越大。”(23)这一论述，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二重)作用的认识更加具体和全面。 那么，又是何种力量导致r＞g这个根本性不平等呢？这是皮凯蒂必须重点回答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探寻劳资分割变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两极分化的根源。然而，许多研究皮凯蒂的学者却止步于此，似乎揭示了r＞g，就说明皮凯蒂已经揭示了分化的根源，就证明皮凯蒂是一个(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回答上述问题时，皮凯蒂使用的工具仍是新古典的，尽管他试图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与新古典不同。他首先假定，资本收益率(r)等于资本边际生产率，用资本/收入比(β)的变动说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动，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说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和资本收入比重(α)。所不同的是，他确认，从长期来看，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比(β)的增幅将大于资本边际生产率从而资本收益率的降幅，于是导致资本收入比重α的递增。这说明，从长期看，即使资本收益率(r)可能下降，但由于资本/收入比(β)快速提升，资本收入比重(α)从而收入的分化还是有扩大的可能。他认为，在1970-2010年间，这种效应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相对劳动议价能力提高的效应相互强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况。讲到这里，皮凯蒂进一步重申：“不管怎样，必须指出的是，在防止资本收入比β连同资本收入比重α稳步上升方面，并不存在自我校正的机制。”(24)在皮凯蒂看来，这是技术进步(造成边际生产率下降)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我们再次回到讨论的主题，我们发现，皮凯蒂并没有把r＞g归为资本收益率(r)的上升(皮凯蒂曲线3也证实了这一点)。 实际上，皮凯蒂把r与g之间缺口的扩大归为分母即经济增长率更大幅度的下降，而这一下降又是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下降的结果。这样，在分析了r＞g的直接原因，并把它置于前面所说的机制总过程之后，我们看到：一方面，经济增长缓慢，成为财富分配在长期内出现巨大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停滞或者减少，造成前代人累积的资本的影响力增强。而中国未来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出，是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这就是皮凯蒂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何存在两极分化趋势的总结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我把这一理论概括为有限增长的分配理论。正是这一理论，构成皮凯蒂曲线与库兹涅茨曲线的根本对立；也构成了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李嘉图的“土地稀缺”和马克思的“生产决定”的分配理论的重大差别。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一再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25)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是由于无产者没有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决定了他们必须以雇佣工人身份进入生产经营过程，获得以工资形式表现的劳动力价值。正是由于劳资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工资水平的中短期变动；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走势，决定了工资水平的长期变动。反之，劳资分配关系的变动，又成为劳资力量变动的反映。正如哈维所说：“阶级力量，就其自身来说，是难以捉摸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测度的社会关系。但是，为了从事该工作，一个可得且必要的(但绝对不是充分的)条件就是(认识)一小部分人手中收入和财富的积累。”(26)所以，皮凯蒂所描述的两极分化的加剧，是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劳资力量变动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放缓的产物。在评价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时，哈维更详细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资力量变动的具体原因(27)。这个分析很值得我们关注。 三、皮凯蒂曲线所反映的资本长期趋势 在皮凯蒂曲线中，有两条直接反映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本身运行长期趋势的曲线，这就是资本/收入比(β)和资本收益率(r)。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这两个指标主要是作为说明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的变量出现的。但是，皮凯蒂也注意到这两个指标长期变动的意义，对其中一个指标(资本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做了较多说明，并以此为依据，批评了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这一点，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利润率趋向下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在他为创作《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称这一规律“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28)。因为它得出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可根除的缺陷的结论。利润率是资本家能否实现其积累目标的关键，但是，提高利润率是以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为主要手段的。其结果，势必改变生产资料的物质量与雇佣劳动力人数之间的比率，进而改变生产资料投资(不变资本)与劳动力投资(可变资本)的比例；使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然而，只有劳动力是整个体系的唯一价值源泉。如果投资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也必然快于劳动力(即利润的源泉)所创造的价值的增长。其结果，必将对利润与投资的比率(即利润率)产生一个向下的压力(29)。马克思指出：“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30)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31)。 当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深化了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的研究，而且利用经验资料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这些资料，与皮凯蒂曲线形成了鲜明对照。图4展示了法国经济学家杜梅内尔和莱维给出的美国工商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情况；图5展示了美国经济学家布伦纳给出的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的利润率变动情况。根据这些成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在1982年前后，利润率开始恢复了，但它们只弥补了前一阶段50％左右的跌幅。按照伍尔夫的观点，从1966年到1979年，利润率以每年5.4％的速度下降；从1979年到1997年，它又以年均3.6％的速度“反弹”。弗雷德·莫斯利认为它“只恢复了……上期跌势的大约40％”；杜梅内尔和莱维则认为，1997年的利润率“仍旧只相当1948年同一数值的一半，相当于1956年到1965年这10年均值的60％到75％”(32)。
图4 美国工商部门利润率(一)和金融关系变化(一) 资料来自克里斯·哈曼：《利润率与当代世界经济危机》，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图5 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的净利润率 注：德国的资料包括西德1950-1990年和统一后的德国1991-2000年的利润率 资料来自克里斯·哈曼：《利润率与当代世界经济危机》，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吉尔曼、中国的高峰等)利用更长期的经验资料计算了美国利润率的长期动态。其中，高峰教授通过对几种计算利润率方法的考察和自己的计算，得出了总印象：“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近60年的长时期中，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很明显的。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后60多年中，利润率的波动加强了，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出现过三次上升的势头，但从整个时期看，利润率下降趋势仍在顽强地表现自身，只是不像前60年那样清晰和引人注目罢了。”(33)高峰教授认为：“这种波动的加剧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经济条件变化有密切联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大起大落的过程中，资本积累的某些趋势规律的作用强度减弱了，这是不应否定的客观事实。但是，积累规律并没有消失，各种经济变量仍在缓慢曲折地向着固有的趋势发展，仍在顽强地表现自身作为趋势规律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也是完全错误的。”(34) 为什么皮凯蒂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呢？我们认为，从《21世纪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看，有两方面原因。 (1)皮凯蒂完全曲解甚至是歪曲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在皮凯蒂看来，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主要是由以下几个要点构成的：第一，“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35)。皮凯蒂将其概括为“无限积累原则”。第二，“没有明确认同和表述过生产率持续增长带动结构性增长的想法……产量的增长，尤其是制造业产量的增长，可以主要解释为产业资本的积累”(36)。皮凯蒂将其概括为“生产率和人口增长g为零”。第三，在增长率为零的前提下，“如果储蓄率s为正数，意味着资本家坚持每年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那么资本收益r必然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于零”(37)。皮凯蒂将其概括为“利润率下降原则”。 皮凯蒂认为，上述观点，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依据。然而，根据前面的介绍和马克思主义文献，可以看到：第一，作为“最早对技术变革给予极大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38)，马克思从来没有生产率零增长的假设。他不仅把技术创新看作资本的内在要求，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具有用物化劳动替代更多活劳动的趋势(替代弹性大于1)，而且详细分析了在劳动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性变动的阶段和特点，并把它作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逻辑起点。因此，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进一步说，经济增长与资本关系演变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和积累问题的基本方法。第二，马克思从来没有资本“无限积累”的结论。反而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矛盾的限制，资本积累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第三，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理论基础之上的；再往前追溯，劳动价值理论为此奠定了最深层次的基础。绝不能用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加以解释。马克思还指出，正是“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了这种下降……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39)。因此，仅从皮凯蒂的论述，就反映出他没有读过《资本论》：既不理解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内容，也不能认识这一规律作用的形式，以至于他似乎已经看到在长期发展中资本纯收益率可能有所下降，但仍否认规律存在。 (2)皮凯蒂构建了一个肤浅、混乱甚至错误的资本主义增长理论框架。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极力嘲讽主流经济学“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的“数学痴迷”症(40)，力图建立一个“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同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41)的理论框架。这个观点和努力方向非常值得肯定。但是，他的努力并不成功，因为他并没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根源。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皮凯蒂把财富与资本相混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商品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资本，尽管也是商品，也可以交换，但它与普通商品已有本质区别。作为商品，它的本质是价值，反映的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资本，它的本质则是一种能够带来增值额的价值，反映的是以商品(劳动力)买和卖为形式的劳资关系。所以，二者在行为目标、交易内容、定价方式等方面均有重大区别。皮凯蒂在构建其理论时所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把财富与资本相混同，把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财富的定价方式与资本的定价方式相混同(42)，其结果，必然使资本泛化，使对已经泛化的资本的估价严重脱离马克思所说的作为预付资本的投资额，使资本收益率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预付资本利润率，以此为基础统计的β值、α值、r值和世界或国别资本结构变动只是近似、扭曲或虚假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运动。 我们认为，皮凯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主要在于他只是从经济现象(他所说的直观认识)出发提出范畴，以此为基础研究各个经济现象(没有正确规定的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未能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拜物教性质特别是经济金融化所形成的金融拜物教的束缚。这是新古典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的通病和不能实现科学实证(揭示内在规律)的认识论原因。 四、皮凯蒂曲线与皮凯蒂的解决方案 面对皮凯蒂曲线反映的令人恐惧的两极分化，皮凯蒂表达了对在西方发达国家重构社会国家和由此形成的政府干预的异乎寻常的兴趣，其依据则是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1913-1980年)由于国家干预等原因造成的税后资本收益率大幅下降和两极分化锐减的新态势。皮凯蒂将这一历史过程通过图10.10(本文的图6)表示出来。 图6展示了对全球平均资本收益率的另一种估算，即税后估算值的变动情况，并将1913-1950年因财产破坏所带来的资本损失计算在内。为了使论证更为简便，皮凯蒂还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变化，假定财税方面的竞争会逐渐导致对资本的各种税收在21世纪完全消失，以此估算了到2100年资本收益率(r)和产出增长率(g)的变动趋势。通过(与图3)比较，皮凯蒂发现，“由于财政的和非财政的冲击，20世纪出现了资本纯收益率低于增长率的情况，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件(战争破坏、1914-1945年冲击下采取的累进税制，以及‘二战’后‘辉煌30年’的卓越增长)创造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局面，并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然而，所有迹象都表明这种状态就要结束了”(43)。由此，皮凯蒂表达了对这条曲线的严重关切和明显偏好。我们称之为皮凯蒂曲线4。
图6 从古代到2100年全球税后资本收益率与产出增长率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在皮凯蒂看来，“20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以‘社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无论这些财税和社会支付体系在今天面临多大的制约和挑战，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44)。“如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财政和社会国家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45)今后的任务，不是彻底摧毁社会国家，而是加以现代化改造。皮凯蒂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国家在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医疗服务、公共养老等方面的目标和职责。他甚至认为，在未来的社会国家中，已经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多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或生产组织，必将毫无争议地继续存在，并且，新的组织和所有权形式将继续涌现。 但是，他坚定地认为：“累进税是社会国家的关键要素：它在社会国家的发展和20世纪不平等结构的转型中占据核心地位，为确保未来社会国家的活力，它仍然至关重要。”(46)在累进税中，“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47)。以此终止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提高民主和金融透明度，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这就是皮凯蒂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经济和不民主的政治提出的解决方案。 显然，这只是一个中短期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皮凯蒂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没有对资本的长期趋势做出正确的说明。但是，仅就这个中短期方案而言，的确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因为它不仅更贴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而且在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路径的认识有某些契合。然而，它却是一个空想的方案，因为它没有揭示实现这一方案的社会阶级基础。皮凯蒂的研究没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 皮凯蒂认为：“在1910-1950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发生的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是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同样，1980年以后不平等的重现很大部分是源于过去几十年政治上的转变，尤其针对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转变。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是由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参与者看待‘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的方式，以及这些参与者的相对实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参与者联合作用的产物。”(48)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第一，20世纪发生的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世界大战和由此导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正是这一斗争，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配置”(power configurations)发生重大演变：产业资本对大部分雇佣工人实行了特别广泛的妥协；而金融资本的相对权力、收入和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在大公司内部，管理层已经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得到相当大的自主权；在国家机构里，政策被确定为实现诸如增长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特定目标。20世纪中期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明显缩小就是这种特有的权力配置(或称为凯恩斯主义妥协或管理主义妥协)的结果(49)。第二，作为对上述恶化形势所做出的反应，从20世纪7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与凯恩斯主义及其指导下所形成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体制有重大区别，在供求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体制主要是围绕增加有效供给展开的。国家干预的削弱、税收和福利的大幅缩减、国有企业及其职责的私有化、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工会组织的瓦解、金融资本与高层管理者达成紧密联盟(50)等是这一体制的显著特点。新自由主义体制扭转了凯恩斯主义体制下资本与劳动的妥协造成的“工资挤压利润”倾向，增强了资本实现积累和增长的动力，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促成了20世纪末的“新经济”和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上升期。但同时也造成了“利润挤压工资”和“工资崩溃”问题，孕育了新的矛盾与危机(51)。第三，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层面存在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的形态转换，资本主义存在着自由主义和调节主义交替运行的两种管理形态。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一些人(包括诺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曾预言凯恩斯主义将卷土重来。从本质上讲，皮凯蒂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一预言的变种。但是，新自由主义是难以退出历史舞台的。美国左翼经济学家福斯特等人就曾指出：“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52)大资本、金融资本(二者的合一即垄断金融资本)既是经济自由的最大受益者和其他经济主体自由的主要控制者，也是政府调控的最大反对者。因此，缺少实现皮凯蒂方案的社会阶级基础，是皮凯蒂方案空想性质的最主要表现。 最后，让我们用哈维的论述作为本文的结语：“皮凯蒂的数据集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为何会出现不平等和寡头政治倾向，他的解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的建议，作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如果不是天真的，就是空想的。他确实没有提出一种21世纪的资本的运作模式。为此，我们仍需要马克思或他的著作的现代‘等价物’。”(53) 注释： 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在引用该书中文版某些论述时，本文作者对照该书英文版做了必要校译。 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④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 ⑤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⑥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⑦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该图以一些形式得到再现。例如，中文版第117页的图3.1和3.2，以该图为基础揭示了英法两国的资本结构；第168和169页的图5.1和5.2，以该图为基础揭示了美国和欧洲的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第200页的图5.8，以更具概括性的全球资本/收入比的形式展示了本文图2的内容。 ⑧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⑨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⑩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译本中，split一词被译为划分(如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标题“长期资本—劳动划分”)。本文作者根据英文版上下文含义，将其改译为“分割”，经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查阅法文版，该词的法文表述是le pratage，也是“分割”的意思，如财产分割等。 (11)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 (1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13)Milton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66,p.4. (1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页。 (1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页。 (1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1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18)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1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34页。 (20)关于经济学界对劳资分割是否稳定的争论，可参见《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第221-224页。 (21)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1页。在该书中，皮凯蒂对收入分化的原因分析有两个线索：一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二是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前者构成该书的主线，后者构成辅线，皮凯蒂认为后者在美国表现突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后者存而不论。 (22)皮凯蒂指出：“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见《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2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2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2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26)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London:Verso,2006,p.xi. (27)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7页。 (29)参见克里斯·哈曼：《利润率与当代世界经济危机》，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32)转引自克里斯·哈曼：《利润率与当代世界经济危机》，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 (33)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2页。 (34)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3页。 (3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3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32页。 (3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32页。 (38)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4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41)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于新“镀金时代”》，王浩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42)商品的价格最终决定于其价值，资本的价格最终决定于其增值能力。 (4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66页。 (4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95页。 (4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05页。 (4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12页。 (4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31页。 (48)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22页。 (49)参见杜梅内尔等：《新自由主义与第二个金融霸权》，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0期。 (50)这是皮凯蒂所描述的食利者和高层管理者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51)参见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进入危机和终结阶段》，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52)约翰·B.福斯特等：《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53)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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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曲线：极化、资本趋势及解决方案_21世纪资本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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