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新发展论文,学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蕴芳 译
一、前言
本文不准备对德国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发展作全面的论述。我的目的在于，对于已选定的发展路线需要指出政治学的变化及专门化的过程，它们是随着近几十年来西方工业社会的社会变化而出现的，现在与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广泛的问题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并不表示传统的宏观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反映了：必须认识到政治学不仅是一门单纯的技术学科，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了解全球范围内新的政治和社会过程，如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相互交织，以及已结束了的东西方的军事对峙等，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不讨论“世界社会”（切姆皮尔[Czempiel]）的轮廓是否已经呈现出来了，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变化，也即地区范围内的变化，例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需要从理论上加强分析和解释，并为创造新的理论作出努力。仅从这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例子（当然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中就可明显地看出对政治理论的挑战。民族国家和政府间的、超国家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欧洲国家的形成”〔1〕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要求普遍地重新确定欧洲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传统概念，如主权、民族或国家。这同样也适用于不同的（超国家级的、国家级的和次国家级的）活动家之间在形式化的即非正式的范围内富有生命力的相互依存。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围绕分散、联邦制以及相互支持的概念就政治措词与多级体系的政治实现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上的探讨〔2〕。
二、基本的理论概念
把传统的纯理论划分为规范的本体论理论、经验分析理论和辩证批判理论三个概念始终是概览德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恰当的基础〔3 〕。
规范的本体论理论是以被称之为实用哲学的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为起点的，它尤其是与一些著作者的名字如德·施特恩贝格尔（D.Sternberger）、弗·亨尼斯（W.Hennis）、埃·弗格林（E.Voegelin）、赫·迈尔（H.Maier）和尔·施特劳斯（L.Strauss）等联在一起的。认识论所关心的是确立公民的道德和灵巧的管理。与早期的传统“警察”学（即行政管理学）相联系，规范的本体论理论把主要的重点放在政府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上。民主理论传统路线的某些复兴显然与新近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讨论有关。
这里，理论上的这种基本定向涉及到哲学的辩证批判传统，其重点是区分手段性的做法和互相交流性的做法，以及在无拘束交流的讨论模式中推进“现代主义计划”。
如果说这两种纯理理论包括了科学理论合法的组成部分，并已从本质上和历史上论证了它们的重要性，那么经验分析理论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社会科学对目的一手段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的重大意义，限制了对技术能力的评价，以便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理论同重要的政治决策——一种不亚于科学权限的范畴——区分开。认识论的首要目的是，通过经验研究的积累建立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广泛的法理学理论，运用试验和假设错误的方法建立理想型的理论。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撰写的《社会科学的逻辑》主要包括了一种以方法论为中心的方法，试图对一些理论问题只求得到暂时有效的解决。这种方法原则上不能消除知识与无知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只能使其“批判主义地”再经受一次批判〔4〕。
经验分析理论在国际社会科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规范的本体论理论和辩证历史理论以前只占次要地位。但是70年代末经验分析理论被自己批判的理性主义的代表者在“反对方法上的束缚”〔5 〕的反叛中用范式变化理论取而代之。范式变化理论是一种在逻辑上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论证的少有的科学革命。范式的选择最终要由集体做出决定，这是因为：如果不是整个学术团体用一种新的范式加以改变或改造的话，那么在科学中用作证明、验证或伪造的东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的。科学的历史将多元化地成为重大事件的历史，这些重大事件则是“经过规范选择并加以解释的”〔6〕。 认识论“作为对自身无矛盾的理论的更替”是不可再构建的。自身无矛盾的理论接近于一种理想型的理论，它不是逐渐接近真理，它是一个不断增大的互不相容的……选择的海洋〔7〕。
三、政策分析——网状课题的例子
随着“传统现代主义”〔8〕的终结， 第三种科学理论的基本地位继多次重建辩证批判理论和边缘的规范本体论理论之后，以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科学组织的基础的重要地位持久地引起震撼。结果是，“中等范围理论”又大大地引起科研工作理论论证的重视。
尤其是政策研究——从内容上来说，也就是研究政策的多种范围，重点是运用某些手段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近几年来发展势头极好。这种理论已经从政策形成和政策执行这一简单的模式不断发展成为一种有细微差异的理论，它批评规范理论在民主方面有欠缺，批评经验分析理论在控制理论方面存在不足。而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涉及理论在本国范围内的复杂程度，例如它表现在政策网络分析方面：
“网络分析的出发点是，活动家们在相对自主的基础上相互求得一致，但他们之间在权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取决于财力——。网络分析反对来自上面的控制意志，它反映了结构模式的特点。当网络分析强调官方活动家与私人活动家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必要的合作时，网络分析始终对‘不受国家约束’记忆犹新。”〔9〕
除了注意到国家—社会这一范围外，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机构和超国家机构的联系日益密切，次国家领域的政治活动家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因此，理论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增大。鉴于集中和分散两级之间的关系日趋重要，这种“不受约束”也出现了多级的前景。这里，一方面是政策研究与政体研究的切点，自70年代中期以来它已把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紧密联系的方式和作用编为课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就国际政体的概念而言，“以规范和规则为导向的国际合作的各种形式是为了对与传统的国际关系不相干的矛盾进行政策处理〔10〕。这里也有一个科学体系在分析重大矛盾例如在人权、全球环境标准或国际传媒政策等方面的位置问题〔11〕。除了在超国家范围内这些软的控制命令外，另一方面，政策分析还指出了一种已发生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其核心是有这样一种怪论：加强国家的行动能力和控制能力会妨碍：
“人们传统地认为国家的权力取决于可能获得决策的数量，而现代国家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它因此也会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决策不仅带来权力，它也更容易受到责难。”〔12〕
从那时起，关于西方民主可控性的讨论未再中断过，最近在分析磋商制度时，这种讨论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目前由于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威严地命令执行政策的现象日益增多，而这种做法既不合法，又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执行政策要以有关者的合作为前提，因此，这里就产生了制订政策和实现政策的新的形式，这些形式与多元化、分权以及错综复杂的同一性等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结果是对政治进行部分分解，尤其是在合作的联邦制下通过重社会利益的地方主义和国家决策者之间的平衡来进行〔13〕。另一方面，政治上分权的地区化是十分重要的，也即：于地方的或地区的环境之中，必须适应地区的环境条件。”〔14〕
四、部分分解
部分分解和社会多元化的复合把后现代社会在其社会和政治的内部空间的整合能力编成课题进行讨论。这里核心问题是对其政治文化的发展情况加以分析，区分居民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看法和重视程度。在罗·英格莱哈尔特（R.Inglehart）于70 年代末撰写的关于大部分第二次世界在战后出生的青年所受的后物质的影响及与此有关的有利于参与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论著之后，讨论未再中断〔15〕。核心问题是，受市场形式影响的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和恢复必要的共同制约的最低价值。换言之，自由民主难道能依靠它自己都不能保证的前提条件来维持吗？
在关于市民社会（联邦德国）和社群主义（Kommunitarismus ）（美国）的讨论中人们已用现代语言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讨论中，‘公民的回归’现象是对当代政治特有的危机情况进行批评的反映。因此，它包括了对政策进行调整的原则的讨论，最近这种讨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当前的政治世界中引导社会进行调整的思想。”〔16〕
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开展了这一讨论，当然它们的历史条件和哲学背景是各不相同的。在德国，公民的概念表现为历史上较淡薄的政治传统，政府统治的社会化类型主要是从社会角度来解释公民，但是在那些把政治范围缩小到社会国家的问题上的地方，主要是在论证物质资源和重新分配政策的能力的合法性。因此，必须将其与美国的讨论区别开。在美国，以美国习俗为基础的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组成了一种政治文化，它自美国革命以来自然受自己政府的指导思想的约束。这种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欧，美国的特殊态度强调：“美国习俗的道德内容只是在平民社会的社会条件下才表现得意味深长。”〔17〕个人主义承认社会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可导致“结盟的社会”〔18〕，这种社会对补充资源的大量需求与其说是加强市民社会，倒不如说是削弱市民社会。
在理论上致力于转变价值观念的课题早已不再是社会边缘的“新的社会运动”了，而主要是着手研究“好的社会”〔19〕这样一个老的哲学—政治问题。这里，从方法论来说，这是一个哲学的反映论与政治社会学的结合问题，从内容上来说，是具有当代特征的西方文化的生存能力问题，其作用范围从态度和观点延伸到选举行为的决定因素，以及与此有联系的现代大众一体化党的人民党类型的党的未来。但是与分解和一体化有关联的是，文化基础也受到了规范的多边文化主义的挑战。在越来越强大的自我辩解的压力下，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移居及内部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国家、民族以及民主的统治者的联合进行得很顺利。对《美国的分裂》〔20〕的讨论和《文明的冲突》〔21〕所指出的前景也表明了对这种转变深感不安，这种转变就是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所说的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广义的支持”。归根结底，问题是，在不影响法治国家和宪法国家政治传统的基本价值、不影响民主意志形成过程的基本价值的情况下，现代工业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并确保共同体的同一性。
五、地区分权
政治文化的研究包括对内部整合力量的研究，鉴于民族国家在超国家的和政府内部的组织形式方面所发生的以机构为依托的变化，整合论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分析民族国家（指传统的市民统治形式）“不受约束”的问题。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政治上的地区范围在大陆地区化过程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地位，建立欧洲联盟就是一例。同时，政治上的地区基础多次地、越来越多地引起科学的关注。这不仅适用于机构理论的研究工作，如对各种分权体制的分析，这些体制根据内部的调整能力把内在的现代化潜力看作是独立的资源。与作为地区关系的政治上部分的紧密结合相反，“多级体制中级的特殊的调整过程”其作用尤以政治上较高的调整能力更为突出〔22〕，然而在国家哲学方面地区原则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如同政治学和法学关于与欧洲一体化有关的相互支持的概念的广泛讨论所表明的那样〔23〕。
在辩证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要求中央提高调控能力，在全球和大地区范围内（欧洲联盟、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等），大量地区间、政府间和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采取现代做法的部分的或地区的局部调控范围也在扩大。作为相互交替过程的全球化和地区化取决于：“在现代文明中，国内的福利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不再使用传统国家完全独立自主的决策权的前提条件。”〔24〕
我们重新回到纯理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来。划分为地区的社会如同处于一体化过程中的超国家的结构一样，是不完全的单位，由于它们的地区被划分为可限定的部分结构，因此这些单位自己便将多数原则置于强制的合法之中（除非地区的划分始终遵循多数原则）。“公认”这些体系要求实行的“政策”〔25〕超出了理论上所能接受的利己、理性的行为（把以自己的利益为宗旨的做法作为最高的生活准则），它是以“相互之间的团结一致”〔26〕为前提条件的。只有这样才能期待各自的多数派考虑到少数派的重要性，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期望少数派自愿地接受多数派以各种充分的理由做出的决定。换言之，在这些被划分为地区的国家中一般是可以接受多数派的统治的，实际上这种统治也是稳固的，它具有“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或至少可以保持“我们——一致性”。
这种“联邦制的意志”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社会心理上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可以通过社会化或文化的适应性获得，但它们始终会受到侵害，不论是由于根除了国际化的结果造成的（例如由于传媒领域中的文化统治地位），还是由于有针对性的政治措施（如教育措施）所造成的。只有在联邦制的合法性在历史上得到发展，也即联邦制国家有着长久历史的地方， 才可以采取成员国之间“友好协定”（Compositio amicabilis）的方式来解决矛盾， 这一点始终是可以做到的。
六、结束语
本文未对当前政治学理论的概貌作全面的论述，但近几年政治学的整体前景显然已被实用主义的多元论所代替，这是一种与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现实相适应的过程。但同时需指出，当前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其实际工作中可以追溯到本文开头所论述的宏观理论基础的基本概念。一点一滴的细节性工作与概括出的理论之间的联系现在是，并将永远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当然由于不同的原因研究重点也可暂时有所转移。
但是这种联系的前提条件是，对于这种复杂的事物要努力获取足够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使研究人员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对判断重新进行审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分析的基本观点对于科学认识论的进步与工作步骤的哲学反映一样是不能放弃的。
* 这是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政治学教授弗兰茨·格雷斯博士（Franz Gress）1996年7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和法学所做的报告，后经作者修改和补充。现经作者同意后译成中文。
注释：
〔1〕鲁道夫·维尔登曼：《欧洲国家的形成？ ——选择欧洲联盟》，巴登——巴登1991年版。
〔2〕马尔库斯·雅赫滕富克斯、 贝阿特·科勒·科赫主编：《欧洲一体化》，奥普拉登1996年版；《欧洲一体化》，政治学季刊1992年特刊第23期。
〔3〕于尔根·弗·法尔特、格哈德·格勒：“政治理论、 发展和目前的表现形态”，收于克劳斯·冯·拜默主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学》一书内。“学科的发展问题”分别登载在政治学季刊1986年特刊第17期第118—141页和克劳斯·冯·拜默的《目前的政治理论》一书内，奥普拉登1992年版。
〔4〕卡尔·尔·波普尔：“社会科学的逻辑”， 收于特奥多尔·弗·阿多诺等主编的《德国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争论》中，诺伊维德1969年版，第105页接下页。
〔5〕保罗·克·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上的束缚》， 法兰克福（美茵河畔）1976年版。
〔6〕伊姆勒·拉卡托斯：“科学的历史及其合理的结构”。 收于弗·迪德里希主编的《科学史的理论——历时科学理论文集》，法兰克福（美茵河畔）1994年版第86页以下。
〔7〕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前引书，第48页。
〔8〕克劳斯·冯·拜默：《当代政治理论》，奥普拉登1992 年版第40页。
〔9 〕阿德里内·赫里蒂尔：“政策分析——批判的基础及重新定向的前景”，收于阿德里内·赫里蒂尔主编的《政策分析：批判和重新定向》，政治学季刊1993年特刊第24期第16页。
〔10〕曼弗雷德·埃芬格尔、福尔克尔·里特贝格尔、克劳斯·迪特尔·沃尔夫、米夏埃尔·齐尔恩：“国际政体和国际政治”，收于福尔克尔·里特贝格尔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学季刊1990年特刊第21期第264页。
〔11〕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全球人权政治”，收于卡尔·凯泽、汉斯·波得·施瓦茨主编的《新的世界政治》，波恩1995年版。关于中国，该书强调指出：“如果国家专断的权力不予以加强，这样的国家是根本不能管理的。”（第370页以下）。
〔12〕迈克尔·克罗泽、塞缪尔·普·亨廷顿、乔吉·沃塔纽基：《民主的危机：在三边委员会上关于民主可控性的报告》，纽约1975年版，第13页。
〔13〕弗里茨·弗·沙尔普夫：“磋商制度，区分矛盾和政治控制的病理学”，收于曼弗雷德·格·施密德主编的《国家事务：国际的、历史的比较分析》，政治学季刊1988年特刊第19期第61—87页。阿图尔·本茨、弗里茨·弗·沙尔普夫、赖因哈尔德·齐恩特尔：《横向的政治上的紧密结合——磋商制度理论》，法兰克福（美茵河畔）1992年版。
〔14〕彼得·克尼普费尔、英格里德·基斯林·内夫：“通过地区化改变公共政治——地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思考”，收于阿德里内·赫里蒂尔主编的《政策分析：批判和重新定向》，政治学季刊1993年特刊第24期第269页。
〔15〕罗纳尔德·英格莱哈尔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公众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政治风格》，普林斯顿1977年版；罗纳尔德·英格莱哈尔特、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价值观念变化的范围——对又一次批判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收于《政治学季刊》1996年第2期319—340页。
〔16〕于尔根·格布哈德：“公民的思想”，收于克劳斯·冯·拜默、克劳斯·奥费主编的《转型时期的政治理论》， 《政治学季刊》1995年特刊第26期第349页以下。
〔17〕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美国的特殊论：一把双刃剑》，纽约、伦敦1996年版，第276页。
〔18〕丹尼尔·吉·埃拉察尔：“美国的制度——联邦制的民主”，收于《西欧和美国：共同点、不同点、前景》，波恩，1988年版，第86页。
〔19〕罗伯特·恩·贝拉、理查德·马德森、威廉·姆·沙利文、安·斯威德勒、史蒂文·姆·蒂普顿：《好的社会》，纽约1991年版。
〔20〕阿瑟·姆·施莱辛格：《美国的分裂——多边文化社会的反映》，纽约/伦敦1991年版。
〔21〕塞缪尔·普·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收于《对外事务》第72卷第3号（1993年夏）第22—49页。
〔22〕约阿希姆·延斯·黑塞、阿图尔·本茨：《国家机构的现代化——机构政策的国际比较：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登—巴登1990年版第237页。
〔23〕阿洛伊斯·里克林、格拉尔德·巴特利内尔主编的：《相互支持——多学科科学讨论会》，法杜茨1994年版；鲁道夫·赫尔贝克主编的：《相互支持原则在欧洲联盟中的运用——经验和前景》，巴登—巴登1995年版；阿尔诺·瓦施库恩：《什么是相互支持？ 》奥普拉登1995年版。
〔24〕赫尔曼·吕伯：“国家主权，国际组织和地区化”，收于卡尔·凯泽尔、汉斯·彼得·施瓦茨主编的《新的世界政策》， 波恩1995年版第193页。
〔25〕查尔斯·泰勒：“公认的政策”，收于查尔斯·泰勒的《多边文化和公认的政策》，普林斯顿1992年版。
〔26〕弗里茨·弗·沙尔普夫：“联邦制和跨国经济中的民主”，收入克劳斯·冯·拜默、克劳斯·奥费主编的《转型时期的政治理论》，《政治学季刊》1995年特刊第26期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