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美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被认为是贯穿美国外交的两条主线。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在美国已得到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无疑，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美国意识形态本身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例如，二战时美国为何把原子弹投向东方的日本而不是西方的德国？美国为何对东方的越南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这些在美国学术界颇有争议的种族问题显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本文不探讨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种族方面，只涉及我们已经熟悉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反共产主义方面。本文的安排是，第一，总结前人对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传统的研究；第二，界定二战后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定义；第三，指出二战后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影响；第四，提出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合法性的关系。
一、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传统
1955年，哈茨（Hartz ）关于美国历史中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哈茨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和广泛地被接受，虽然难以把它梳理清楚，它却无处不在。（注：Louis Hartz,The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Harcourt Brace & World,1955)）
沿着哈茨的研究，维班特（Weiband）和亨特（Hunt ）发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至门罗主义。考察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洛克自由主义内容后，维班特指出，在美国实用主义的“如何做”的后面， 总是存在一系列的潜在的价值观和信仰承诺。
（注：Edward Weiband,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everly Hills,Calif.:Sage,1973)）
根据历史和文化渊源，亨特认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表现在三个方面：种族等级观，自由观和害怕革命；亨特相信，由于美国文化传统的特别性，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不会磨灭。（注：Michael 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帕肯汉姆（Packenham）从美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角度指出， 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被4种意识形态因素指导着：（1）变迁和发展是容易的；（2）所有好的东西都走到一起；（3）激进主义和革命是坏事情； （4）分权比集权好。（注：Robert A.Packenham,(Princeton,N.J.: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帕肯汉姆认为头两种考虑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思想基础，第三种考虑体现了冷战的反共产主义信条，第四种考虑则是企图输出美国的政治体制。
亨廷顿认为，意识形态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基础性资源。帕玛斯顿（Palmerston）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英国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亨廷顿认为，和英国及其它国家一样，美国有其国家利益；但是，美国还有规定其民族认同的独特的政治原则和价值观。这些原则为美国提供了第二套目标和标准，它们和国家利益一道，成为判断美国外交政策是否成功的规范。换句话说，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仅应该反映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关键性集团的经济利益，还应该体现规定民族认同的政治价值和原则。如果这些价值确实规定着外交政策的目标，那么该政策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国内外的反对者就丧失了道德上的合法性，所有的努力都会旨在克服反对力量而达到目标。因而，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不是“我们的国家，对或错？”，而是“我们的国家，对或错！当正确时，保持下去；当错误时，纠正过来！”（注：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Ideas versus American Institutions", in G.John Ikenberry(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9)）
现实主义者，象乔治·凯南、沃尔特·李普曼和汉斯·摩根索，试图淡化道德和意识形态价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然而，摩根索所强调的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妨碍美国外交思想和行动的根本性错误是对国家利益和道德原则的对立。认为重视道德就把政治道德化和政治现实主义就是不重视道德是不能成立的。（注：Hans Morgenthau, "The Mainspting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 G.John Ikenberry(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etical Essays）
我们已经认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传统，但是同时也应该知道，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随着变化着的环境而变化的。如果作为自变量的客观环境变化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强度也会随之减少或增加；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强度的变化，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方式也会相应地变化。
二、意识形态的主导涵义
明白了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传统，接下来应该清楚意识形态的内涵。尽管没有一个概念能够涵盖美国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然而一个主导方面——民主资本主义——渗透于美国外交的决策机制中。美国意识形态这一内涵的根源在哲学上可以追溯至17世纪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来自“美国例外论”。
美国的政治文化似乎具有分裂性：个人主义与社区意识，节约与浪费，勤劳与懒惰，慈善与贪婪，宗教狂与世俗主义，等等。然而，其主流却是洛克的自由主义，决定美国历史方向的杰弗逊主义和林肯思想，其基础都是自由主义。
在自由主义的信条里，合法性政治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利，如果政府侵犯了这些根本性的权利，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力。很多根植于自由主义传统的价值和原则有：个人自由，“人生来平等”，自治，自由企业，不可剥夺的权利，多数原则和少数人的权利，言论自由，联邦主义，政府分权，机会均等，以及法治主义。所有这些原则都起源于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事实上，美国正是根据社会契约原则而创立的一个契约社会，美国人自认为是“自由的人民”。
自由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自由主义的不同方面受到不同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发展是古典民主理论与资本主义信仰的合流所形成的“民主资本主义”。 （注：Edward S.Greeberg,Capit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deal (N.Y.:Sharpe,1985)）肯尼思·多尔比尔（Kenneth Dolbeare）和帕特里莎·多尔比尔（Patricia Dolbeare ）指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代表着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因为它是一种统治着美国政治和其他领袖的根深蒂固的、持久的和正统的意识形态。”（注：K.Dolbeare and P.Dolbeare,American Ideologies(Chicago:Markham,1971)）
有关美国外交行为的官方解释处处散发着“民主资本主义”的气息。《独立宣言》、门罗主义以及当代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性文件都体现着这一方向。
这一方向在二战后演变成反对共产主义。 正如斯帕尼尔（Spanier）指出的，传统上美国人及其领导人相信“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因为任何国家，尤其是反民主国家或非民主国家的存在会把其控制的人力、自然和工业资源转变成进攻美国的军事力量。”（注：John Spani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88),p.4）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是这样的国家；战后，苏联被视为这样的国家。还在美国参战前夕，还是参议员的哈利·杜鲁门就发表过这样臭名昭著的演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正在取得胜利，我们应该帮助苏联；如果苏联正在取得胜利，我们应该帮助德国。让它们相互撕杀吧，尽管我不想看到希特勒在任何条件下的胜利。”（注：New York Times,June 15,1945）显然， 共产主义的信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完全相反。因而，战争刚结束，杜鲁门总统就宣布：“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不同，我不管你们怎么称呼他们，纳粹、共产主义分子或法西斯分子。”（注：Harry Truma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Truman,1947,Washington D.C.:Govern 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p.28）在战争前后，美国人就经常勾画纳粹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德国和苏联外交行为，极权控制，贸易行为，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相似性。战后，美国人很容易地把对希特勒德国的憎恨转向斯大林的俄国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这纯粹是一个标签问题。”（注：Herbert L Mattews,"Fascism Is Not Dead",Nation's Business, Vol. 34,Dec.1946,p.40）
对共产主义的憎恨不仅限于美国的精英阶层，普通民众对共产主义也持敌对态度。1977年至1987年持续性的民意调查表明，75%以上的美国人敌视共产主义的政府形式。（注：1977，1980，1982，1983，1984，1985，和1987年的民意调查表明，（1 ）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坏的政府”的百分比例分别是54，59，61，57，61，59，和56；（2 ）认为“共产主义是坏的但不是最坏的政府”的百分比例分别是24，27，26，26，26，27和29；（3 ）认为“共产主义政府适应某些国家”的百分比例分别是20，13，12，15，15，13和14；（4 ）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好的政府形式”的百分比例分别是1，1，1，2，2，1和1。 资料来源：Public Opinion,November/December 1987,p.28）这表明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观念很强，而这又为意识形态化的外交目标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三、美国外交目标的意识形态化
二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可以被归为三个：全球主义（扩张），遏制苏联和挑战共产主义。这三个目标相互关联，全球主义的产生除了美国自身经济扩张的需要，还源于遏制苏联的扩张；尽管凯南辩解说遏制苏联是出于现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遏制苏联与遏制共产主义密不可分。（注：George Kennan,Memoirs:1925－1950 (Boston:Little Brown,1967)）因此， 这里集中探讨作为美国外交目标之一的反共产主义方面。
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恐惧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如前所述，对很多美国人而言，共产主义的信仰体系直接威胁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了抵制这种威胁，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身也变得意识形态化了。
反共产主义政策的理论判断是，意识形态会导致某种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构成的异端思想对美国和西方世界构成了威胁。这种判断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数十年来，美国正以其反对的信念来规定其外交使命；其言行表明，没有任何其它思想比共产主义学说更让美国憎恨。
二战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建立在一系列相互过来的假设上：共产主义具有扩张性，不管这种信仰多么邪恶，却有很大的吸引力，会把其信仰传播至全世界。（注：Gabriel A.Almond, The Appeals ofCommunis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1954)）美国人在战后的20年内一直把共产主义看作是铁板一块的东西，即认为所有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都会团结一致。另外，由于共产主义被视为在本质上是反西方式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因而它被看作是对“自由世界”的真正威胁。
历史已经证明上述这些假设并不可信。例如，中苏冲突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数十年来这些假设对美国决策层的影响是巨大的。成功地抵制共产主义被当作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即使在冷战结束后，这种世界观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反对共产主义仍将贯穿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注：Charles W. Kegley, Jr. &Eugene R.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NewYork:St.Martin's Press,Inc,1991,4th Edition),P.42）
我们已经知道，挑战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冷战的兴起，（注：Arthur Schlesinger,"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Affairs (October 1967); Joseph S.Nye,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Publishers,1993)）而冷战又使反对共产主义成为美国永久性的目标。从这一角度看，美苏之间的对抗不是集中在利益冲突方面，而是意识形态上。这种对抗不允许妥协，因为这是对与错，好与坏的对抗。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全面的胜利。当信徒在为其信仰的正义的事业而奋斗时，世界就成为宗教战争的舞台，人们要为其忠诚的信仰而战斗。在这种环境下，任何改变敌人信仰的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手段服从目的。这样，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言辞颇具宗教色彩——鼓吹“无休止地反对共产主义， 甚至不惜一场预防性战争。 ”（注：Henry
S. Commager,"A Historian Looks at our Political Morality",Saturday Review 48 (July 10),1965）一句话，苏美两国把世界看成零和博弈：一方的胜利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失败。这种世界观不允许意识形态对手间有真正的妥协与合作，双方均不能容忍竞争性信仰，因而只能是冲突。
在战后的大多数时间内，美国在其全球战略政策中反复强调共产主义原则对美国利益的威胁。1949年杜鲁门总统说“源自共产主义哲学的行动是一种威胁”。其后的艾森豪威尔说：“我们面对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其范围是全球性的，性质是无神论的，目的是残酷的，方法是阴险的。不幸的是它所提出的威胁似乎是永久性的。”建立在这种判断上的假设是，共产主义充满了吸引力，很可能继续扩展。60年代流行的多米诺理论假设，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必然导致相邻的国家相继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除非遇到美国的抵抗，否则这种多米诺效应不会减缓。正是在这种理论的诱惑下，美国才在越南越陷越深。
二战后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在美国已制度化。直至美国陷入越南泥潭，在美国的决策部门少有人挑战反共产主义的既定目标，政策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如何执行反共产主义政策，而不是要不要反共产主义的问题。外交政策部门的一些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后来支持尼克松—基辛格通过缓和来限制共产主义影响的战略。之后反共产主义的言辞在美国外交政策声明中有所减少，1977年5 月卡特总统甚至宣称“美国不再因为惧怕共产主义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任何独裁者。”但是反共产主义政策的基础并未消失。
80年代初，里根总统掀起新冷战，重提“共产主义是主要威胁”，把苏联描述成“现代世界邪恶的集中地”和“邪恶的帝国”。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东欧急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布什政府说“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上帝”，被拒绝的上帝不应受到指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共产主义心理已经死亡，或者说美国已放松清除共产主义影响的努力。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有所缓解，但是其外交行为仍然散发着冷战思维的气息，在“民主和平论”指导下的扩大“民主地带”的努力说到底就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扩大民主国家与保障国家安全和扩大贸易分额一道，成为下一世纪美国的三大安全战略。 （注： White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May 1997）
四、作为外交政策合法化工具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不仅直接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它还是美国外交政策合法化的重要工具。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宣传或文化统治权是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强社会弱政府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其外交政策目标合法化的工具。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全面体会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国家政治权力可以被定义为国家领导人为实现国家安全政策目标而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现实主义理论把民族—国家当作一个“黑箱”，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公众会自愿牺牲其生命和财富，因而当面对国际挑战和机遇时，国家能够较容易地动员物资和人力资源。如果动员的政治障碍低，可以说现实主义的“黑箱”预期是正确的；如果障碍很高或可能很高，现实主义对国家面对的国际环境的反应要么过度，要么不够。另外，尽管卢梭早就指出过公众的长期利益从总体上看等同于国家的长期利益，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说明，国家领导人在动员公众为国家长期战略目标而牺牲时面临着困难。由于动员公众的困难性，领导人就会为其安全战略寻求道德或意识形态基础。
第一，一般民众没有时间或不可能去思考微妙的国际事务。由于信息不足，一般民众往往以模式化或意识形态定式来看待国际局势。（注：Almond,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Praeger,1960),Chapter 7）在稳定的环境中， 国家领导人比民众更关怀国家的长期安全战略。对一般民众而言，长期的国际问题是模糊的，容易为眼前的国内政治关怀所掩盖，民众更关心帐单的支付。因此，领导人需要以民众容易消化的方式来兜售他们的政策，避开抽象的逻辑推理或民众不易感知的长期的威胁。
第二，由于国家安全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产品，而美国又是众多利益不同的个人和利益集团构成的社会，国家难以从社会中获取必要的牺牲——即使知识界达成的共识说为安全政策的牺牲是必要的和正义的。（注：Stephen D Krasner,"Policy Making in a Weak State", inIkenberry(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etical Essays (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9).）例如， 尽管每个人原则上都同意需要征税和征兵，但是逃税和逃避兵役却可能上个人的合理化选择。（注：关于集体产品问题， 参见Olson, 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s）同样，社会中的集团行动者可能把不断增加的牺牲推卸给其它集团，因而导致不甚理想的国家政策。尽管有选择的奖励和惩罚有利于推动集体行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行动的进行少不了意识形态或道德的凝合。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是集体行动的灵丹妙药，但确实是那些提升集体行动可能性的制度安排的必要补充。在为外交政策目标而动员资源时，意识形态讨伐不仅会使民众更愿意同意昂贵的国家项目，还使那些不服从者产生道德上的负罪感。道德上的耻辱感减少了不服从的动机，增加了警察对方不服从者的动力。
意识形态作为使美国外交目标合法化的工具的典型案例是“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和冷战的形成。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注：我的论文“论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英文）详细地考察了意识形态对冷战起源的贡献。）1947年已极度虚弱的英国通知美国，它无力再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插足，美国必须决定是否来填补这一真空。如果美国干预，将意味着和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决裂。杜鲁门不敢肯定美国公众是否支持这样的大转变，很多人认为孤立主义仍将主导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另外，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两院都支持大幅度消减军财政预算，而扩张政策将会增加财政预算。杜鲁门寻问共和党领袖范登伯格（Vandenberg）参议院是否支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范登伯格曰“吓死他们才行”。因而，当杜鲁门向国会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时，他没有提及通过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而保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权力平衡，相反，他大谈特谈保护“自由地区的自由人民”问题。这种为美国扩张所作的道德化的和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主义显然夸大了美国面临的威胁，把与苏联的冲突宗教化，因此改变了冷战的性质，但却有利动员国会和民众对其政策大转变的支持。（注：Joseph S. Nye, 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Conflicts,Harper Collins,1993,p.10711）
应该说，当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谈论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事实上他们不但把挑战共产主义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同时也通过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动员对挑战共产主义目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