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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2008年，是世界经济金融史上波澜迭起的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影响了实体经济，进而又将反过来影响已经灾难深重的全球金融。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度减速，很多经济体已经进入衰退，我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年多以前，当大家还在争论中国经济能不能和世界经济反其道而行之之时，我当时讲这只是一个神话，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从来不会有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的故事。
一、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实体经济全面下滑，且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中既有“近忧”，亦有“远虑”。从近忧上来看，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和“信任”还远远没有恢复，市场的流动性仍然紧张。金融市场的动荡还未结束，全球股市、汇市、债市和商品市场持续大幅度波动。究其原因，在于金融机构的损失尚未完全暴露。例如，衍生产品的交易和衍生产品的估值，非常困难。即使到现在，有框架协议下支持的交易，还必须每个月向交易对手支付亏损的抵押品价值，盯市价格跟着市场波动，其损失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这就造成举债、募股、拆借的困难。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仅仅是政府的注资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比如1998年，中国在没有彻底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向其注资2700亿元资本金，到1999年剥离不良贷款的时候注入的资金已经如泥牛入海。所以，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应该同时进行，否则，就会导致金融机构继续暴露其损失。保守估计，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损失可能要到3万亿美元，未来的路还很长。
从远虑上来讲，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长期高杠杆运作的苦果使政府和监管者长了记性，但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将给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要控制杠杆率，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更稳健地运行。金融机构科学的杠杆率就是十几倍，不可能更高。但像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账上有30倍的杠杆率，表外还有20倍的杠杆率。合计高达50倍。所以，危机爆发后，所有市场上的行动和监管者的行动造成了一个去杠杆化过程。改变过去金融机构赖以为生的高杠杆率、高风险、高回报的经营模式，这是我们即将要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因此，这次经济的恢复，不可能是一个“V”字型的，乐观估计，也是一个漫长的“U”字型的过程。
危机的过程表现为金融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过程，金融的不景气，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景气，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金融的不景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波罗的海干散货船运价格指数（BDI）就能反映国际经济的走势。今年，该指数已经从11800点左右，跌到600多点。一吨货物从上海港运到美国的西海岸，原来是154美元，现在9美元。从澳大利亚把一吨矿石运到上海港，过去是30多美元一吨，现在3美元。甚至集装箱可以不要运费，只要是老客户，就可以免费运。即便如此，全世界仍有上百条万吨轮抛锚在海外，无货可拉。
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风险也在快速上升，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外部经济的增速放缓，最终会通过外需减弱、国际资本流出、市场预期变化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所以，最近韩国出现的经济动荡，墨西哥、匈牙利、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向世行或IMF寻求经济援助，都标志着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面临私人信用风险向国家信用风险的转化。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完全进入了一个滞胀的阶段。
二、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银行业运行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加。下半年以来，部分重要宏观指标出现了较快回调。一是CPI、PPI加快回落。CPI同比涨幅在去年2月份达到1996年以来的高点（8.7%），加上冰雪灾害等因素，形势更紧张。但在这以后CPI逐月回落，下半年以来受到外部的冲击，外需的减少影响了内部的变化，CPI回落得更快。6月CPI已经从8.7%的高位，跌到了7.1%，11月进一步下跌到2.4%。而PPI的跌幅更快，从9月9.1%下降到11月2.0%，两个月下跌了7个百分点。根据经济规律，在经济上升的时候，CPI较PPI增速较高。在最近两年中，CPI上升的时候，PPI还在蛇型游动。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PPI的降速要比CPI快。而且，由于PPI的下行，会进一步拉低CPI。所以，12月份CPI、PPI还会继续大幅度地回落。二是工业生产加速下行。下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回落，10月增速仅为8.2%，比上月下降3.2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回落9.7个百分点，创七年来新低，已接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通货紧缩时期的谷底。三是投资增幅回落。1～10月新开工项目总投资同比增长3.2%，比上年同期下降23.3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四是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受全球经济减速、外需疲软的影响，进口和出口双双出现负增长。11月份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为1899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25个百分点；进口下降17.9%，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43个百分点。我国GDP对进出口依存度很高，2006年、2007年进出口总额都占整个GDP的70%左右，进出口大幅下降必将对GDP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五是电力需求明显放缓。用电量是反映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最直接的指标之一。1～10月份，各月用电量增速持续下降，当月用电增长速度从今年3月14.4%的峰值下降到8月的5.4%，到10月份更是下降到-2.2%。
其二，国内资产市场调整，资本流入转为资本流出的可能性在增大。70个大中城市房价自今年8月份以来持续环比负增长。截至11月末，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8.3%；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3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5.3%。同时，股票市场急剧回落。上证综指跌幅居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前列，股市的融资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国际金融动荡的不断加剧，对我国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重，银行业下一阶段面临的风险形势十分严峻，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三、借危机兴改革，不断增强我国银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对于这次危机的教训，西方发达国家总结了很多，比如说过分地依赖评级机构、过分地依赖数量型的模型、模型定价机制的不对、流动性管理的欠缺、会计标准的不完善和亲周期性、新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等。但是，除此之外，我想最根本的应该是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不解决、不重视，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教训的汲取就是不充分的，甚至还可能会重蹈覆辙。
其一，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防火墙被所谓“金融创新”拆除，造成巨大泡沫和风险蔓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个轮子”同时失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我们应当看到，这么多年来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经济发展始终是建筑在银行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个轮子上的。当一个轮子不转的时候，另一个轮子还转。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大量银行倒闭，但美国的经济仍然可以苟延残喘，是因为资本市场还在工作，人们仍然可以从资本市场拿到资金。同样，七年以后，美国的银行经过严格的监管和吸取教训，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历史，这个时候出现了1987年“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五”，股灾来了，也没有对银行市场造成太大影响。所以，长期以来，美国就是借助于1929～1933年大危机教训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尔法案》，实行分业监管，在资本市场和银行市场之间设立了一个防火墙，避免风险的快速蔓延。但是自从1999年美国出台《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为鼓励金融创新，把这个防火墙拆除以后，跨业和跨界的风险传递便如火如荼。存在创新无度、风险不能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向银行业市场、表外转到了表内等问题，这些风险交叉传递，给全球金融体制带来了深刻的隐患，极大地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埋下了这次危机的祸根。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都是不到位的、不深刻的。
其二，西方监管当局过度迷信创新的推动力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力，对审慎监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实践中重视不足。这种意识不但在金融机构当中显现，而且在监管中也显现。我认为，监管崇尚自由金融主义是错误的，应当看到经济在上升的阶段，金融界的不审慎行为，靠自己的内控是不够的，应当要靠监管者清醒的头脑和反周期的及时调节来纠正市场上不审慎、不科学的做法。因为，市场的失败是经常会产生的。
其三，杠杆率过高。我们强调银行从事经营最重要的三条铁律：一是每一个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自己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源。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必须在一个稳健的存款基础上来审慎地发展信贷和其他传统业务，同时仅仅有限地利用资本市场的工具，而绝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融资来支持银行业务，来借短放长。二是所有机构在组织业务运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三件事：要有审慎的、比较高超的风险管理技能；要有充分的、审慎的经营理念；要有彻底的尽职调查。三是金融机构董事会和高管层，必须对风险和内部控制有高度的责任心，要履行好受托看管的职责。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董事会在履职的过程中没有履行好这个职责。
其四，忽略了对于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的监管。这并非意味着由监管者来直接决定高管层的具体薪酬，而是要通过监管确保每个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持续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是必须监管的。因为金融机构的业绩是需要持续的，风险和成本核算也是持续的，不是当年能暴露完毕的。因此，支付薪酬不能仅仅根据短期的业绩来考察，要考虑风险暴露时间的因素，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同时，薪酬水平的决定不能仅仅从某个盈利部门的短期成本和业绩上考核，要从整个机构的成本和风险，结合团队的贡献因素来综合考虑。对于这个问题，西方监管者至今还认为这只是市场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其五，危机处置的方案带有根本性的缺陷，使“信心”和“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一是救助方案要有宽泛的视野。美国的救助方案几经周折，艰难地通过了参众两院的批准。这个方案，最初是用于救金融的，但后来发现不能启动用于救金融，而应该救经济，后来又回到救金融上来。短短几个月当中，几经反复。现在同样的情况又出现在汽车产业上，大家又开始争论能不能救汽车产业的问题，造成了新的信任危机。因此，决策者一定要有一个宽泛的视野。二是处置危机要有系统性。要对涉及的各个方面有通盘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三是处置的手段和措施出台要有顺序安排。决策执行的孰先孰后，如果顺序摆错了效果会是不同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应该要合理安排，否则事倍功半。现在西方在对金融危机的处置中，这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失误。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信心”和“信任”回不到市场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不能及时汲取这些教训，就会拖延这场灾难的结束时间。对我们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在认真总结他人教训的基础上，借危机兴改革，苦练内功，做实工作。
第一，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这场危机使中国银行业真正认识到加强机制体制的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的必要性。现在对于我们来讲，是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要抓住时机，督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进一步完善和发挥自身职能，科学设计内部决策和报告程序、完善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流程。
第二，坚持严格的跨业监管、跨境监管。要保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发挥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作用。鉴于市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坚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如果两个市场之间没有适当的防火墙机制，资本市场的崩溃会对银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后果，危及广大存款人的根本利益。
第三，加强对金融创新工作的监管。要真正发挥金融创新分散、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合理利用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需要在坚持创新、鼓励创新的同时，加强科学的监管。我们的银行在通过新产品转嫁风险方面的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探索和提高，投资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认识也还不足，处于学习阶段，监管者有责任、有必要推动银行业人士对投资者进行必要的教育。本次危机表明，由于没有人能全程跟踪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转移，隐藏于高杠杆和复杂结构之中的风险变得更隐蔽，这类产品开始“毒性发作”的时间也无人知晓。因此，作为审慎监管者，我们一方面鼓励银行创新，在新的领域开发新业务，另一方面要树立稳健的创新原则，坚持“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开展金融创新，强化良好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IT系统支持。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对金融产品的设计发放、销售与客户管理整个演进过程进行持续的评估与检查，确保银行与客户都适时了解产品的系统性影响和变化情况。
第四，坚持传统有效的最基本的监管原则和手段。尽管风险的起因与蔓延总是纷呈变化，但其内在基础却是一成不变的。危机时刻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风险管理的基础，即关注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管理、传统的流动性管理、不良资产监控、拨备覆盖率和透明度建设等。
第五，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加大我们队伍的建设力度。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一个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机制，下大力气培养好从业人员队伍，贴近市场，有引导地让他们经受锻炼和考验，切实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化经营和国际监管与合作的力量和力度，推动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全面建设。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的银行业既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改革，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相信，只要我们紧紧抓住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的难得机遇，更好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迎难而上，扎实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银行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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