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民主党派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问题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并以其为对象，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历史的回顾和现有成果的展示，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其成果丰富了抗日战争史的内容，构成抗战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文革”之前，公开发表的有关民主党派的文章十分鲜见，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活动的更少。迄今能够看到的主要有发表于1958年3 月《光明日报》的《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所处的政治地位》（作者张执一）一文。文章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中一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与一部分从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而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人士，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逐步形成了代表这些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团体（即政治党派）。这些党派主要是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要求团结抗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向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各种政治斗争。因之它们被称为民主党派。它们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派，其政治理想是要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该文的主要内容是在论述民主党派有资产阶级性质及其两面性，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论述中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想影响的痕迹。
“文革”期间，学术界遭到严重浩劫，不论是抗日战争史还是民主党派问题的研究都是一片空白。“文革”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恢复和发扬，民主党派史才真正作为一门专史受到重视，其研究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兴旺景象。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有关民主党派史的研究文章，史料、回忆录、传记开始大量出版。仅从1980年到1986年，同民主党派有关的文章发表了60多篇，其中论述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的文章有10多篇。周天度的《救国会史略》（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邱钱枚、 林健柏的《试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与意义》（发表于《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等学术论文较有影响。
这期间先后出版了有关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人物的书籍数十种。属于专著类的有张军民的《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邱钱牧、姜平分别撰写的《中国民主党派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属于史料类的有中国民主同盟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民革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不少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情人撰写的大量回忆录也在这期间得以出版。如黄炎培的《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梁漱溟的《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还有其他史书专章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问题，如王金铻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
90年代以后，有关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的论文和书籍继续问世，大约有50多篇（种）。仅1997年就有10多篇。如林祥庚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周淑真的《论民主党派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李玉荣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等。
民主党派史专著有，窦爱芝编著的《中国民主党派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彦奇主编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曹健民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袁旭、党德信著《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任贵祥主编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十个党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民主党派人物传记有，谢增寿等编《张澜传略》（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李渊庭著《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彦奇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开始出版，已出第1—5卷），彭庆遐等编著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人物》（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汪新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名人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另外，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部分卷目、高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李蓉、叶成林著《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等，也有大量篇幅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研究会组织撰写的多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也收入了不少民主党派人士的传说在内。
二
近20年来，有关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抗日战争与民主党派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 形成的重要时期。 以参加1949年新政协为限，现存的8 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来看，它们大多数是在抗战时期中形成或开始酝酿筹组的。
有论者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尤其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继绝的历史关头。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主要是富于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已经组建起来的中间党派、社团，开始介入抗日政治。尚未组织起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迫切地要求联合起来。不久，绝大多数爱国民主人士都加入了应运而生的抗日民主政团（袁旭、党德信著：《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
1935年11月，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在严重的民族矛盾面前，作为职业教育团体的职教社演变成为更具有政治团体色彩的职教社派，原乡村建设协会，也演变为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政治派别乡村建设派。先前已经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全国抗战后也参加到抗日洪流。1939年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大政治派别。抗战后期开始活动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后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也都在抗战期间开始酝酿筹组。所以，说中国的抗战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形成时期是符合实际的。
有人认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产生，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邱钱牧、林健柏：《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与意义》，《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在抗战前的反蒋斗争中出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并在国民党加紧反共摩擦、迫害民主力量的环境中形成的一般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都属于抗日党派，但人们不称它为抗日党派而称为民主党派，主要还在于它从产生开始，就针对着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就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着矛盾和斗争。
还有文章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状况等方面探讨了民主党派在四川发祥的原因，认为民主党派酝酿建立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时，这一时期地处大后方的四川正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这是民主党派在四川发祥的政治背景。同时，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族资本也成为官僚资本直接掠夺的对象，陷入破产的境地，这是民主党派在四川发祥的经济原因。而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大后方，爱国民主人士聚集于此，是民主党派在四川发祥的社会基础。另外，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对民主党派发生的影响，也是民主党派在四川发祥的外部原因之一。（曹容：《民主党派在四川发祥的原因》，《文史杂志》1989年第5期）
（二）民主党派在抗战期间的主要活动
关于各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抗日活动，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给予了充分肯定。作者认为：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民主党派一直积极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后，各民主党派积极拥护。有论者指出，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周天度：《救国会史略》，《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 期）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 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12月，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了《全国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口号，销数每期30万份。1938年9月11日， 救国会又创刊《国民公论》，这个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提倡民主，批评时政方面，与《全民抗战》的态度同样鲜明（周天度：前引文）。
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积极活动，有论者指出：民主党派以国民参政会为合法、公开的舆论阵地，为争取民主权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最常用的方式是通过有关民主方面的议案，在国民参政会上和社会上形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当局进行某些改革，同时教育和启发群众的民主意识（李蓉、叶成林：《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阵地，宣传抗日主张，推动民众抗日，从而也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王桧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正义的自卫立场和妥善处理皖南事变的合理主张给予了广泛同情和支持。皖南事变后，邹韬奋到香港，成立了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他写的《对反民主的抗争》一文，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谬论和暴行，作了尖锐的抨击，在国内外，特别是在南洋华侨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周天度：前引文）。
在大后方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中，民主党派参加并推动了运动的发展。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也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有作者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联合起来，汇合成一股抗日民主洪流，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袁旭等：前引书）。还有论者指出：“就民主运动来说，有于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争取出版、言论、结社等公民的民主权利。”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卷起了新的浪潮，救国会又应运而生。“就在民主运动展开和抗日斗争奋起期间，涣散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恢复组织，并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民主党派参加和推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又促进了民主党派的发展。有论者指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推动了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组织发展。民主人士在民主运动中经常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座谈会等活动，共商救国大计，增强了相互的联系和团结。因此，各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先后酝酿或成立，并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生力军作用（李蓉、叶成林：前引书）。有学者指出，第三党在抗战时期虽然处于公开活动地位，但始终受着国民党当局的歧视和压制。该党在活动日益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忠于主张，忠于信仰，为民主理想而努力”，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积极参加宪政运动，成为抗日民主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陈志远：《试论第三党的抗日主张》，《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 还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救国会派在抗日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姜平：《救国会派在八年抗战中的抗日民主运动》，《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三）民主党派在抗战期间的政治主张
关于各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有不少学者论及。有研究者指出，各民主党派在整个抗战时期的主张是抗日、民主、团结（高军等主编：前引书）。也有论者认为，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主张主要是抗日和民主。其抗日主张的内容是：1.对日积极抵抗，反对中途妥协；2.实行全民总动员，加强抗战力量；3.取消一党专政，建立国防政府；4.呼吁国内团结，政党合作，共同救国；5.外交上加强同各民主国家合作、共同抗日。民主方面的具体主张是：1.实行民主政治；2.结束党治，实施宪政；3.普遍成立民意机关，加紧推行地方自治，争取各党派平等合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郑德荣主编：《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有的论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尽管不尽相同，但在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和要求民主等方面则是一致的。
在抗日问题上，民主党派既谴责了失败主义，痛斥了汉奸论调，又批评了“速胜论”，肯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抗战最后胜利的前途。民主党派基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主张全面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套实行全面抗战的意见：一是要大规模地发动民众运动，积极组织民众团体，发挥伟大的民力。二是立即改革政治机构，肃清贪污分子，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以造成强有力的支持抗战到底的民主政府；同时，召开救国会议，成立临时性的民意机关，制定并颁布战时的国民公约，决定宣战和媾和的方针，监督政府实行抗战。三是允许在野党派合法化。
在民主的问题上，民主党派要求民主，主张民众应有救国言论、救国组织和救国活动的自由。民盟认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才能取得抗战胜利并在抗战胜利后防止分裂，走上和平建国之路。当然，中间党派要求建立的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既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家，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在团结问题上，民主党派认为，实现民族抗日，必须团结。他们反对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又不赞成共产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武装自卫。他们反对内战，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反共摩擦面前，他们中大多数人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为，也有些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笼统地反对国共之间的战争，不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认为解决团结问题的关键，一在“泯猜疑”，二在“立恕道”，主张各党派互让之精神，以国家民族为重，以奠共信之基础，进而调整党派关系，加强团结。
在抗日的领导权问题上，民主党派的态度有一个转变与发展的过程。在抗战初期，他们一致把领导抗战胜利的寄托全押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主张“国权统一”，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抗日。皖南事变后，民主党派对抗战领导权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集中地反映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表明了民主党派不满国民党排斥异己的做法，要求摆脱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控制。抗战后期，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了更进一步的否定，集中地表现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使之具有了政党的性质，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在抗日武装问题上，民主党派要求“还军于国”，认为军队由党派控制是阻碍国家统一的祸根。这种“军队国家化”的主张，看起来似乎是超然之见，不涉及国共在武装问题上的斗争，但实际上则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在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实现之前，强调军队属于国家，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掌握武装。如果当时共产党交出军队，只能是交给处于执政地位、坚持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政府。军队交给国家并真正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来掌握，只有在政治民主化实现以后才有可能。所以，民主党派的军队国家化主张，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论者认为，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尽管存在一些错误的方面，但总起来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战、民主、团结是他们的基本主张，对于抗战和民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王桧林主编：前引书）。
有的论者侧重于某个民主党派抗日主张的介绍和论述。如有人对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抗日主张和活动进行系统的评述，认为第三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即积极支持和参与了一系列的抗日反蒋活动；华北事变后，以联俄联共，全国团结，对日作战，土地改革，实行民主为基本主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奉行“民主团结抗战的宗旨”，反对独裁、分裂、投降的错误方针。到抗战中期和后期，该党更努力于民主党派合作的运动，将该党的活动“重心置于民盟工作上”，一则团结各民主党派对抗蒋政权的压力，一则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论者认为，第三党抗日主张从提出到逐渐完善，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经历过“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过程一样，是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和人们对这种演变的认识发展相符合的。这些主张无论是抗战爆发以前在推动抗日进程上，还是抗战开始以后，在维护团结，坚持抗战上，都起过重要的作用（陈志远：前引文）。另外，有论者还专门论述了民主党派在抗战后期的建国主张。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在国共两党之外组织第三个大政党以左右中国政局，废止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国家（高军等主编：前引书）。
（四）民主党派的特点和组织状况
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民主同盟（含三派三党，即救国会派、职教社派、乡建派、第三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中国致公党、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等。这期间，有的民主党派只能算一种政治派别，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所谓政党，有别于国家组织一般带有政治性的社会团体，主要应具有4个显著特征：第一， 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纲领；第二，政党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第三，政党通常都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主持的；第四，政党都具有组织纪律性。而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有的则不完全具有这些特征，因而它们有的可以算作政党，有的则只能算作政治派别。
救国会派是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政治派别。它成立时，在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下，设立了宣传部、组织部、文书部、事务部、情报部、经济部、交际部作为办事机关，人数达到数十万人（姜平著：前引书）。它还在各地设立分会和抗日救国组织，如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会华南区总部、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此外，美国、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华侨，也成立了救国会，并与全救会有联系（周天度：《救国会史略》，《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全国抗战爆发后，救国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 原来上下紧密联系的组织形式不再存在，但其领导骨干和核心力量仍然坚持活动和斗争，在抗日民主运动中，仍然是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为社会所公认的“救国会派”（袁旭等：前引书）。
职教社原来是在全国提倡和推广职业教育的一个著名教育团体。它总社设在上海，在南京、汉口、香港等地设有分社或办事处，下属很多所职业学校，并办有《教育与职业》等刊物。全社在抗战爆发前已有社员上万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该社领导纠正了“教育救国”的偏颇，逐渐将该社变成了一个带有政治属性的抗日救国团体（姜平著：前引书）。乡建派也由乡村改良实验团体转变为抗日民主政团的。乡建派原来的政治主张是提倡社会改良主义。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乡建派加入了抗战行列，宣传抗日救国，变成为抗日民主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政治派别（袁旭等：前引书）。救国会派、职教社派和乡建派不是政党，它们在抗战爆发后，没有正式提出过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但是作为政治派别，它们在实际活动中，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姜平著：前引书）。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放行动委员会，原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革命党，通称“第三党”，后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反对蒋介石、代表平民利益的政党。抗战中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武装民众抗日，实现战时计划经济，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等政治主张，并在华北、华中、华南开展组织活动。1939年后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活动受到限制，有的已经停顿。后方活动主要是在重庆和成都（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
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和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是两个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它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积极主张抗日，参加了抗战民主运动，和救国会、乡建社、职教社、第三党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所以也属于民主党派的范畴（姜平：前引书）。
中国致公党是1925年由海外华侨洪门人士建立起来的组织。抗战爆发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号召各地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战争。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无法开展正常工作，遂宣告停止活动。但其海外组织继续活动，为支援抗战筹款，总数高达几亿美元。
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是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组织。皖南事变后开始酝酿，1943年在重庆发起，开始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后改为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自1944年上半年起，开始以“民联”的名义吸收成员，并开展活动。与此同时，在广西，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何香凝等也积极酝酿建立组织（于刚主编：前引书）。
抗战中的民主党派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其所代表的中间阶级是个复杂的、 不稳定的、软弱的阶级，其不同的代表人物和派别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此，参加民主同盟的各个党派和个人，也就各具特点，有着不同的动机和所求，其政治态度也存在着左、中、右的区别。有的是同情共产党的左派，他们参加民盟，希望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间力量联合起来，以对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促进抗日民主运动；有的自称恪守中庸之道、是“不偏不倚”“的中派。他们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扩展第三种势力，以便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向国民党争取一些经济、政治利益，以至幻想谋求“第三条道路”；有的则是倾向国民党的右派。他们企图利用民盟，捞取政治资本以投机，准备在关键时刻出卖民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这些人是民主党派的叛徒（袁旭等：前引书）。
民主党派共同的特点是主张抗日，要求民主。他们都主张对日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主张民主团结，反对或不满意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国内分裂，他们基本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王桧林主编：前引书）。还有人认为：他们除少数依附于反动统治阶级以外，大都受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接受近代民主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民主党派的本质和主流（袁旭等：前引书）。
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分散走向合作。有学者指出：“在政治活动的实践中，各民主党派一致认为，为了改变势孤力单的状况共同对付国民党压迫，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团结抗战，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形成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是完全必要的。为此，1939年11月，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的领袖及无党派人士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等人在重庆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个组织“尽管还算不上一个政党，但它的成立，密切了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的进一步联合”做了组织上的准备（王桧林主编：前引书）。类似的观点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只是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少数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建立的政治组织，算不上政党。但它的成立，实现了各中间党派的初步联合，密切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不仅为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窦爱芝：前引书）。
皖南事变以后， 各民主党派进一步认识到加强联合的必要性。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 “这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在国共之外首次出现的第三政治势力。民盟的成立，既是抗战以来中国政治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同时亦意味着这种发展的深化”（王桧林主编：前引书）。有作者分析说：由于各民主党派自成体系，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其应有的作用受到限制。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各中间党派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协调盟内各党各派的思想与行动。除了因种种原因已自行消失和宣布终结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及东北救亡总会外，内地现存的所有中间党派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袁旭等：前引书）。
有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标志着民盟作为新的政党基本形成。民盟向无党派人士敞开了大门，对于民盟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有着推动作用；纲领草案的制定和中央机构的健全，是民盟作为新的政党基本形成的标志。民盟改组后，组织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到1945年9月，先后建立了广东省支部、云南省支部、 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东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和华北总支部等，盟员发展到约3000人。虽然人数不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有相当社会声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的号召力，活动能量很大，并在国外有一定影响（王桧林编：前引书）。
有人指出：由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起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政党。它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又有动摇性。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有一定声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它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既无严密的组织纪律，又无坚实的群众基础；它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阶段的联盟性质的党派。它的主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但它的成份是复杂的，所以它的成员的政治倾向是大不相同的。它的内部随着政治形势发展，必然地发生分化（邱钱牧、林健柏：前引书）。还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组织的建立，反映着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人们不能只看到那些有组织的活动分子的行动，更应该看到他们背后的社会潮流。民主党派组织的建立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从社会生活一个较高的阶梯上，反映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人民日报》1987年7月6日）。
（五）民主党派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
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与共产党基本一致，因而得到了后者的支持与帮助。相反，他们反对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改革的主张，却为国民党所不容，因而遭到后者的压制。因此，民主党派与国共两党的亲疏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有研究者认为，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抗战初期，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幻想。后来，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排斥异己的方针，一再玩弄宪政骗局，事实促使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蒋介石借“统一”取消民主、消灭异己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尔后，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批评日趋激烈。抗战后期，民主党派改变了抗战初期把民主和统一并提的主张，逐渐认识到实行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增进团结的先决条件。当中共发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后，几乎得到中间党派的一致响应和拥护，并断然反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主张（刘富书：《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史学集刊》1986年第4期）。
有文章指出，还在全面抗战开展前，国民党就对民主党派采取了迫害和镇压的态度。如救国会成立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称救国会是“少数野心家操纵的反动东西”。国民党逮捕了救国会的7 名主要领导人。民盟成立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香港发表演说，诬称民盟在渝成立组织是招摇撞骗，并发动国民党在港报刊大骂民主人士是“第五纵队”。而中共和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民盟酝酿筹备起，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公开的称赞和鼓励（李蓉、叶成林：前引书）。
有的学者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左派，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改革，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真诚拥护和坚持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对坚持独裁、制造反共摩擦、妨害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与共产党一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斗争实践中，他们不断提高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转变自己的观念，接受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最终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联在一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袁旭等：前引书）。
有的研究者分析说，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在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同情，看到了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因而，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越来越好。虽然他们对民主政治的看法同共产党还有差别，但他们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动员民众，做好反攻准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显才：《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广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1 期）。
有文章探讨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合作问题。认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首先表现在反对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斗争中，爱国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及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愤怒声讨汪精卫的叛徒行径。其次，在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坚持反对分裂，对共产党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孤立境地。作者认为，打退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主要是共产党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在政治和社会舆论方面，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批判，起了共产党所起不到的作用。再次，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兴起了一个民主宪政运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通过的宪政议案，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共同斗争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党起了领导作用，民主党派领导人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和纲领，各方面的工作配合默契，合作的程度是密切的，也是党派之间的合作”（林晓林：《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抗战相持阶段合作问题的探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还有文章介绍抗战时期民盟东南总支在广西八步建立时得到中共支持和协助。文章指出，民盟东南总支筹委成立后，以八步临江中学、昭平黄姚中学、《广西日报》（昭平版）社为据点，办好报纸，联络社会进步人士，举办民主讲座，出版《民宪》杂志广西版，在桂东一带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何琳、李耀权：《抗战时期民盟东南总支在八步建立的前前后后》，《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还有文章指出，建国前， 广西民盟组织一直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各种斗争中，党、盟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民盟组织的建立得到中共的关心和支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泛地存在着党员入盟或盟员入党拥有双重身份，并有不少人同时兼任党、盟组织的负责人的特殊现象（陆文权：《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试析建国前广西民盟与党的关系》，《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还有文章分析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原因，提出：第一，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与中共有共同的政治主张；第二，中共在处理同民主党派关系时，采取团结合作政策；第三，对国民党抗日战争后期采取的消极方针不满。有文章认为，民盟的斗争目标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部分纲领相一致，因此它能和中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邱钱牧、林健柏：前引文）。
（六）民主党派人物的研究
1981年以后，有关民主党派人物的传记开始问世。如1981年《人物》杂志开始刊登关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的小传，周天度撰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史良》（《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李玉荣撰写《抗战胜利前后的张澜》（《石油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等等。对民主党派人物的研究， 推动了抗战时期民主党派问题研究的深入。李玉荣指出，张澜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坚持爱国、进步和革命，与中共密切合作，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配合使用。具体表面在：1.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带头公开同盟组织；2.为争取民主奔走呼吁；3.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4.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奋力工作等等。
彦奇主编的系列丛书《中国民主党派人物传》，每卷收入民主党派人物5—8位，各传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对人们进一步了解民主党派人物在抗战期间的活动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很有参考价值。
（七）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贡献
有不少论文和专著论及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有的学者认为，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各民主党派、社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他们作为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袁旭等：前引书）。
有研究者认为，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所有的党派都先后参加到抗战的历史大潮流中，发挥了各自的不同的作用。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会等各党派，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对抗日救国事业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抗日战争史》）。
有文章指出：“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是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之一”；“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积极地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是民主党派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之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力主实现民主政治，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而斗争，是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之三”。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主张的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并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势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在蒋介石坚持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提出什么“国权统一”、“军队国家化”的错误主张，但是综观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个阶段关于抗日、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及其所做的许多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积极的和进步的。他们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同一条争取抗战胜利的路线（田武恩：《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认为，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在舆论宣传上。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中间党派在抗战中创办了许多刊物。而这些刊物在政治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民主党派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不断批评国民党反共与独裁的政策，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正义斗争，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为民主的实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彭秀珍：《试述抗战时期我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态度与贡献》，《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有的学者特别指出，民主党派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做出了贡献。他们认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过程中，除了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力量以外，还有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他们积极参加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这对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以致取得抗战的胜利，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具体说来，这些贡献主要表面在三个方面：1.拥护、支持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团结御敌，抗日救国”；2.抨击蒋介石“分裂、妥协投降”政策，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实行民主政治，坚持团结抗战；3.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杨恒源：《论民主党派对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有文章指出， 第三党在抗日期间特别是中、后期努力于民主党派的合作运动，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与反民主势力作斗争，这些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志远：前引书）。
有一些在历史上曾是落后甚至反动的党派，也参加到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的行列，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又从民主党派队伍中分裂出去，投靠了国民党。对其抗战期间的表现，学术界也趋向于如实评价，认为“也应列在民主党派史的研究范围之内”。如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人们对这两个政党的性质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这两个党派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在野派”（李玉荣：《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有的认为中国青年党“与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有矛盾，有斗争；主张实行多党政治和民主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从其全部历史看，“应该说它是代表小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三
中国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但是，建国以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除了在研究中共统战工作中有所涉及外，对民主党派的历史研究重视不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民主党派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取得了大批的研究成果。许多成果已经被吸收到近年出版的抗日战争史和其他专史之中，有的高等院校还开设了民主党派史的课程或讲座。
为了继续推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并设法解决。
一是对资料的搜集和发掘还不够。有关民主党派在抗战中活动的历史资料公开发表的不多，且相当分散。特别是关于一些重要人物思想观点及活动的历史资料很少，即使有一些日记、年谱中有所提及，也只是三言两语，相当简单。如1989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和1991年出版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版）中的抗战部分，其中多次提到左舜生、李璜、章伯钧、沈钧儒、史良、陶行知、郑初民、冷遹、黄炎培等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但内容都不详细，也不知是否还保存有当年或当事人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的搜集和发掘，对进一步了解民主党派在抗战期间的历史，民主党派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当十分必要。
二是考证和研究尚须深入。因为资料不完整，研究中需要查证的问题不少。如民主党派在第一次宪政运动兴起中的作用，现有材料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国民党参政员最早提出宪政议案，也有的人说是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联合提出的宪政议案。因档案材料的不完整，没有标明这些议案提交的具体时间，以致有些问题尚不清楚。如果没有别的材料保存下来，就特别需要细致地研究，并加以考证，以弥补材料的不足。同时，为了准确地说明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产生、发展状况以及地位、作用等问题，必须弄清民主党派和其他党派如国共两党各自的关系，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等情况。现在有的著述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比较简单、粗糙，没有阐明事物的有机联系，这正是研究深度不够，尚不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性的缘故。
三是对有的问题加以回避，使历史的真实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映。有的论者尽量反映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史实，但对其存在的意见分歧却完全回避。事实上，不仅民主党派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幼年时期，也犯过许多错误。客观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认识、改正错误的过程，已经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内容之一，对民主党派的研究也应如此。要深入地研究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史，必须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说明民主党派的成长过程，以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得以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