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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当今中国人的共识。但在发展观的问题上，一些人却走入了误区。本文即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走出误区的途径。
一、走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误区，确立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确乎是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尺度之一。然而，如果把经济视为发展的全部内容，将经济增长视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认识上则走入了“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误区。比如，有人在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自觉不自觉地看作唯一任务；在理解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与其它工作的关系时，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搞“经济唯一”，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对其它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或对“其它工作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为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各行各业都要“下海”，搞“创收第一”；在干部考核和晋升上，以“增长”论英雄，“数字”为标准，即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理论界，有人甚至编造了经济增长万能的神话，比如，在分析党风、道德、精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时，有人认为，这是经济不发展之必然，只要经济发展了，有了足够的钱，人均收入达到多少元，这些痼疾均可不治而愈；在分析贫富差距问题时，有人认为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国民收入达创一定水平之后，贫富差距又会逐步缩小，似乎经济增长自然带来一个歌舞升平的大同世界，等等。总之，经济建设是一切，是全部，经济增长是万能的、至上的。一句话，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在认识上是片面的、错误的。
第一，误在将发展简约化，单一化，忽视了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诚然，经济及其增长在发展中居于优先的和主导的地位，然而，发展并非仅仅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因为，经济的繁荣并非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富强并非自然带来社会问题的解决，经济的增长并非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公平的分配，经济的腾飞并非必然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事实上，二战后，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曾把加速经济增长视为最紧迫的课题，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却不甚乐观，出现了“增长与发展负相关”，“有增长无发展”的悖逆现象。所谓“无发展”，即在增长过程中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忽视公平等问题。正是这一悖逆现象促使人们反思“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一认识的科学性。反思达成共识：要把“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如果这三方面都已不是很严重了，那么就这个国家而言，无疑已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了。徜若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更加严重，特别是三个方面都更为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即使人均收入业已大幅度提高”[①]。显然，在这里西尔斯已明确“增长”与“发展”是两个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要言之，发展内含增长，并以此为前提，但是，发展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增长，发展是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失业的降低、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升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进步于一体的全面性、整体性概念。应当看到，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如权力市场化、社会运行无序化以及普通劳动者阶层的相对贫困化等问题，恐怕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无关联吧！因此，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在认识上实现由简约的、单一的经济增长观向全面的、整体的发展观的转变。
第二，误在将经济工作单打一，忽视了发展过程中诸目标和因素的相关性与互动性。众所周知，经济不是孤立的封闭体，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系统。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诚然，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要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但是，社会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因而又必须注重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中，社会因素已占到70—80%。就是说，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诸如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倍增器，教育是明天的经济，文化是发展的摇篮，是一个民族看不见的“脑袋”，文明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灵魂。在当代，试图离开社会发展事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是“形”，那么，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文化的进步则是“神”；如果说，“形神兼备”才是真正的发展，那么，也只有“形神”协调互动才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发展。可以说，二者离则俱伤，合则两全。因此，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认识上实现由经济工作单打一的观念向经济工作与社会发展事业相关性、互动性观念的转变就显得至关重要。对此，邓小平曾精辟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②]
第三，误在将经济增长绝对化、抽象化。如前所述，发展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然而，这种全面性、综合性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个目标和因素的发展都是绝对平衡的。相反，其各个目标和因素的发展往往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展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侧重于某一因素或目标。从发展的角度看，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突出的目标或因素就是这一时期工作的重点。同时，任何重点又都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和可变换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善于从多重角度、多顺序角度合理平衡发展各目标的顺序，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方面，韩国崛起及其战略选择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据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介绍，韩国政府在60年代的政策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70年代让位于“增长第一”，80年代调整为“公平中求增长”，近年又进一步调整为“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增长”。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发展生产力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根本任务，同时又要充分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些社会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诸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失范行为增多，城市病的产生等等，因此，中国经济越发展，越应当重视社会发展，而这又取决于我们在认识上走出将经济增长绝对化、抽象化的误区，确立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二、走出“以物为中心”的误区，确立“以人为中心”的观念。
与什么是发展紧密相联的是，谁来发展、为谁而发展以及发展什么即发展动力、价值取向和内容等问题。当人们片面地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时，人们的认识合乎逻辑地走入“见物不见人”或“以物为中心”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发展动力上，人们往往忽视人力资本，只重视货币资本，将货币资本万能化。有人认为，不仅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也创造价值。他们以为在发展过程中货币资本是发展的动力，只要取得投资和货币资本就能解决发展的主要问题。其次，在价值取向上，漠视人的价值，注重商品价值，陷入“商品拜物教”之偏。在这种观点看来，似乎商品不是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商品而存在；市场不是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市场而存在；世界不是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世界而存在。再次，在发展内容上，无视人的发展，只注重物的发展，陷入“生产主义”之偏。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物化”或“化物”。总之，在上述论者看来，发展应该“以物为中心”。必须指出，这种“以物为中心”的观点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
第一，有害在发展动力倒置。诚然，经济生产必须有货币资本的投入。但是，现代的经济生产是一种迅速变化的更新再生产，产值的增长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知识的投入，人力资本效益的发挥实现的。换言之，在现代经济生产中，一定量的货币资本虽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和条件。事实上，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是比货币资本更为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速度之快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货币资本投资，而是人力资本投资。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的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先进生产工具的创造和使用，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展和科技含量的提高，都离不开人，只有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以，在当代中国发展动力中心的认识上，我们必须走出只注重货币资本的认识之偏，确立人是发展动力中心的观念。
第二，有害在发展价值取向错位。由于人们只见物不见人，自然容易将物视为价值坐标的中心，忽视人的发展价值目标和指标，更为严重的是甚至发生目的与手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错位、物的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的现象。稍具哲学知识的人都懂得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因为，外在的自然物质并不具有满足人作为人的需要的价值属性，是人的能动创造活动才赋予了物以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的意义。换言之，物之具有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实质上是人的创造价值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物的意义实质上是人的活动对人自身的意义，物的价值实质上是人的活动对人自身的价值。毛泽东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所以，物的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手段和条件；物的价值只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一种属性。因此，“以人为中心”或“着眼于人民群众”才是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本质。
第三，有害在发展内容的误置。在见物不见人的偏见下，人们往往只强调物的发展的重要性，而对人的发展注重不够。事实上，人的发展既是发展的目的和标志，同时又是发展的先决条件。美国学者英格尔斯精辟地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③]如果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满足人民合理的需求，一个民族不能生成为现代文明的主体，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身的创造能力，即使货币充斥，高楼林立，也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会有真正的发展。从这样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是直接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要实现当代中国发展，认识上必须实现从注重物的发展向注重人的发展的观念转变。
三、走出“至上论”、“难免论”、“对立论”的误区，确立人与自然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认识发展，不仅要考察经济与社会、经济社会与人的关系，而且还需进一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由此必须把资源、环境等因素纳入发展的认识视角。从这样的视角看问题，发现不少人认识上存在以下误区：其一，“人类至上论”，即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主宰者，人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按照自己的“理想”在大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因而实用主义地审视对待大自然，把自然当作纯粹的劳动对象和资源对象，或功利主义地掠夺自然，把蚕食土地、榨取资源视为获取财富的“捷径”。其二，“难免论”，即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些人看来，《中国21世纪议程》是“议”给外国人看的，或是要21世纪才“议”的事，现在顾不上。其三，“对立论”，即把环境保护工作视为经济工作的对立物，将环境与发展看作两张皮，认为环保工作只是环保部门的事，提倡环保是和经济建设唱“对台戏”。日本学者矢知晋说：“被国民生产总值梦幻所惑的中国，刚刚走上经济高速发展道路，就已经成为公害大国。”[④]矢知晋的话或许言过其实，然而必须看到，我们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确存在上述误区。因而，如何走出上述误区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环节。
第一，必须把环境与生存统一起来思考，生成并确立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体的现代环境意识。人和人类社会是一种超越了自然性质的特殊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并非自然以外的存在，而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的部分，一种采取社会历史形式运动着的自然存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质和能源最终都来源于自然界。离开同自然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人类社会一天也无法存在。从这样的角度看，自然界是人类及其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因而，人类应该而且必须谨慎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年来，生态环境状况、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不但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直接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人类的生存。这一无情的现实启迪我们，再不能只把自然作为“劳动对象”、“资源对象”，大自然更是我们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掠夺自然就是自伤我们人类的无机身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我们人类自己的家园。同时还要求人们生成一种新的超越以往环境意识的新的生态环境意识，即以防止环境污染意识扬弃环境治理意识。换言之，在今天防止环境污染比治理环境污染更重要。校正实践过程优于重于校正实践结果。
第二，必须把环境与发展统一起来思考，生成并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与发展不可分，相辅相成，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又是人类发展的条件。一方面，要想促进发展，必须同时考虑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另一方面，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通过经济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发展应该而且必须是可持续的。因而，必须从环境与发展统一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以可持续发展指标来规范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从而彻底改革单纯经济增长的观点，生成并确立环境、经济、社会三者和谐协调的整体主义发展观。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着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创造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双重任务。如果不发展经济，那么就不可能消除贫困，不可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难免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同时，如果不把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纳入发展之中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就难以持续，也难以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基于此，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从而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推动和建立新的社会文明。可以这样说，思考已结晶为观念，观念已凝结为战略，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战略变成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觉的行动！
第三，必须把当代中国可持续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思考，生成并确立地球整体和人类整体意识。全球性和不可逆性是环境问题的基本特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信息的同步性，特别是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的广度和深度的空前提高，越界污染、共同受损已屡见不鲜。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自身都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地球生命保障委员会主席保尔·克拉克告诫世人：“伟大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丧钟为我而鸣’。环境毁坏便是我们全人类今天的丧钟，为此，全世界的人们应该携起手来。”[⑤]正因如此，自90年代以来，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联合国关注的重心。发展已成为一种现实的世界性运动，“发展学”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世界性“显学”。这样的背景，既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我们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因此，我们必须切实抓住机遇，贯彻和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使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上一个新台阶，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的繁荣、进步与文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250页。
[③]《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④]转引自徐刚《中国：另一种危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⑤]转引自李超贵《中国农村大写照》，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