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历程对中国“抓大”提供的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中国论文,企业集团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韩国大企业集团形成历程及其特点
韩国大企业集团兴起于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其形成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50年代形成的大企业集团，主要以“金星”，“双龙”等为代表。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以后，韩国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韩国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及企业集团的构造，主要是依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援助发展建立起来的。从战争结束到60年代初，美国向韩提供了近20亿美元的援助，由于这笔援助和韩国政府的苦心经营，便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第二时期是60年代初以后形成的大企业集团。这一时期，韩国政府实施了五年经济发展规划并在发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重化工业部门，以期由此为增长极，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产业组织和企业规模上，追求数量体制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采取倾斜培养、扶植大企业集团的政策，并且对此提供低利率等各项优惠政策进行垄断经营。在该优惠政策扶植下，不但50年代形成的大企业集团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扩大了经营范围，而且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大企业集团，其中以“大宇”、“现代”等为代表。目前韩国国内50家最大的企业集团中，有近40家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
在以上两阶段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集团相比较，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有其与前者不同的特点。前者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经历了较长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在不断的兼并、联合中由市场机制促成。而后者当时作为后进国，是在以美国等的援助及韩国政府的行政扶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它并没有经过市场机制的淘汰选择。
第二，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都经历过由单一的专业公司发展到规模巨大的综合企业集团的过程。如“现代”集团50年代从建筑业开始，发展到目前由建筑、机械、汽车、造船组成的四大产业为主，同时包括太空，石化等行业，几乎无所不包，尽管有的产业间相关性并不大。
二、韩国大企业集团存在的问题分析
韩国经济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拥有为数众多的大企业集团。在世界前500家大企业中，韩国独占数十席，前50家大企业中， 韩国的“现代”，“三星”等榜上有名。因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几乎控制了韩国的整个经济命脉。
大企业集团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虽举足轻重，但由于韩国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大企业集团在形成和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使近年来大企业集团发展步履维艰。特别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此为导火线而使“起亚”，“韩宝”等大企业集团先后资金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剖析破产案例，其中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集团的形成中追求庞大的规模，搞外延扩大而对内涵扩张注重不够。企业只注重数量规模的外延扩大，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它不顾成本强调市场占有率，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忽略了企业效益的提高，结果造成企业集团发展后劲不足，效益不高的后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企业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其行政干预色彩过浓，这样形成的企业集团在市场的冲击下容易显出其脆弱的一面。韩国大企业集团下属一般有几十家相关企业，如“三星”有85家，“现代”有57家。由于下属公司相互进行内部交易活动和贷款担保等，其关系错综复杂，结构调整困难，因而一家公司破产极易产生“多米诺效应”。起亚集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以生产汽车为主业的起亚集团，拥有近30家系列企业，其触角已经扩展到和汽车生产无关的建筑等领域，在该集团没优势的特殊钢铁投资中，误投入一万亿韩元，结果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而引起破产。
第二，韩国大企业集团负债过高，它与企业集团成长体制密切相关。韩国大企业集团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和自身成熟，而是在政府行政保护下，通过国有银行的巨额资金借贷从而迅速膨胀起来的。这一方面使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使得企业对金融机构的依存度过高，即企业对自身资本的依存度偏低。据韩国中央银行统计，1996年韩国前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自有资本比率仅为18.2%，而负债率平均高达386%，是日本这一数据80%的四倍以上。 依靠高度负债发展的弊端，在整个经济高涨繁荣时，由于企业效益好而不会对企业构成威胁。但是只要经济出现衰退，产品库存增加，资金运转就会出现困难。至此，企业又不得不再向银行贷款，结果债务、利息负担越来越大，一遇经济波动企业就将陷入困境。据统计，高额的债务负担已使其销售额经常盈利率从1995年的2.5%下降到1996年的0.2%，而资金费用高达5%。由此可见，依靠过度借款，债务过高的企业， 在经济萧条时，很可能最先陷入困境。
第三，韩国银行大量进行贷款，但对借款企业的监控乏力。银行贷款经常以有无“政策性贷款”和书面担保为条件，特别是政客和商人勾结和金融机构受高额利润的诱惑，因而大量对外放款。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信用评估几乎脱节，以致出现了当一家企业破产时，相应金融机构并不清楚该破产企业的负债情况的奇怪现象。可见，银行对其放款监控乏力，这对银行本身及企业都产生了不良后果。
除以上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如政客和商人勾结，大搞“权钱交易”；经营权和所有权混为一体的家庭式管理等。
三、我国“抓大”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5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它指出了我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即“抓大”。如何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型企业集团，使之对内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对外与跨国公司竞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的问题。通过韩国大企业集团在目前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我们进行“抓大”的时候，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大型企业集团的组建必须面向市场，以提高企业效益为根本，走内涵型和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不能只注重数量规模的外延扩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使企业具有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不可能让其再到市场中去慢慢成长。因此，就牵涉到政府在企业成长中的角色问题。对此，政府只能面向市场，起到企业集团成长的催化作用，为其提供成长的外部环境。在此过程中，切忌“拉郎配”，这样只能把本来效益好的企业拖垮而最终事与愿违。
其次，“抓大”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必须正确处理好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关系。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多元化发展、多种经营只能围绕本集团的核心业务和优势点展开，特别在中国目前的企业集团规模实力都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而对那些和本集团优势点相关不大的行业应小心行事。从现象上看，多种经营、多元化似乎减少了风险，但如果企业进入的是自己没有优势的全新领域，风险只会增加。我们主张在把优势产业扩大，基础牢固，形成规模经济以后，才进行真正的多种经营。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优点。
再次，引导银企关系的良性发展，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同时处理好企业对银行的负债比例。国有银行应按巴塞尔协定要求，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真正实现商业化运行；同时，银行应严格执行对企业放款的审批条件并加强对放款企业的监控力，以减少呆帐坏帐的出现，这样也有效防止了企业的盲目扩张。另一方面，企业不能只依靠银行的间接融资渠道筹集资金，要积极培育并利用资本市场，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利用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手段，以改变过分依靠银行融资的局面，处理好企业对银行负债的适当比例。
最后，“抓大”的同时应注意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以提供融资等措施放活中小企业，以此为大型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