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复合转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进程论文,特征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05)02-0054-04
我国进入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一个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它也对我们的战略和各项政策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前列,正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的内在规律和社会转型的多元复合特征,否则,各种利益的调整和矛盾冲突,会导致社会混乱,坠入现代化陷阱的泥沼中,我国多元复合转型的社会特征为国家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背景,对政府职能的履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转型的社会特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型。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总体上,城市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型的马鞍区,这也是社会多元复合转型的核心。从城市的规模经济和土地节约来考虑,在快速城市化时期,大城市扩张才是城市化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国际城市化的普遍成功经验,但无论是我国学术界还是决策当局,对此仍没有一个科学清醒的认识。
大城市的扩张直接表现为空间地域范围的扩大,这种扩张在当今源于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与开放,由此,以大城市为核心必定形成以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为根本出发点、整合地区优势的各具特色的城市辐射区域。我国现阶段实现发展大城市战略必须注意把握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解决好农民终结问题,二是用工业方式管理农业。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的耕地资源紧缺,人地关系紧张,“小农”经营都使农业在国际竞争上处于劣势。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政府扶持农业等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上述大背景和必然趋势,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的“新三农问题”,它是城乡关系的“连接点”,是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前线”,更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热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上亿进城农民工,他们自20世纪中期就替代乡镇企业职工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关于进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待遇、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立法。近几年的失地农民也突然激增到数千万,各种不断扩张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的圈地,使这部分农民从失地走向失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另外,由于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村落并入都市等原因,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但难以融入城市,产生生活和心理上的各种困难。
“新三农问题”归结于农民终结问题,其彻底解决是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重要环节,核心思想就是加快把农民转变成市民的速度。城市具有经济聚集效益和福利设施共享效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必须要拓展到农村之外,逐步减少农民,把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城市的各级管理者,应当做出把农民工转变成新市民的具体规划,在户籍、住宅、就业、劳动保护、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制度设计和保障,特别是将农民工和农业人口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畴中。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对现有农业,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减轻以至逐步取消农业税费负担,并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做重大调整;对于无地农民,向城市大量转移劳动力依然是最有效的消化途径。此外,还要注重利用传统的社区和社会网络资源,建立社会普遍服务,帮助农民融入他们陌生的城市,使大城市不断群居,最终日益扩张以吞噬村落,实现村落的总结和城市化的彻底完成。
用工业方式管理农业是实现“农民终结”后我国快速城市化中的另一关键环节。伴随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进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例或许会降低,但产业竞争力却必定增强。农业向机械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相应地,必然要采用如机械工业化那般的管理方式。标准化、技术化管理是现代农业大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管理方式上,农业需要纳入工业体系中来。
在整个由乡村社会快速向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必须要警惕“拉美病”,即完全照搬西方或单纯依靠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和资金、技术支持;如此只能是表面的转型,形成依赖性的社会。我国城市化的推进要适应国情,自始至终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理念,不排斥外来的成功经验,但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改造,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第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入攻坚期。
从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向市场模式转轨就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向市场经济转轨又有了新内涵。在企业、个人已基本完成向市场主体转变,公平、竞争成为市场交易的核心原则,市场价格体系初步建立之后,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日益迫切。政府的市场化意味着政府有步骤地退出市场作用领域,只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制定和维护市场的宏观运行规则和政策,以保证市场秩序的稳定、有序,市场能够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积极功能。
政府市场化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入攻坚期的显著标志,其关键点是在进一步激励竞争的过程中,政府公共管理推行社会普遍服务,“使国土范围内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服务,而且服务质量和资费一视同仁”。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必须重点把握三个方面:保证机会均等、服务同质,避免出现弱势群体边缘化,避免出现落后地区边缘化。“机会均等、服务同质”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更高要求,一方面,政府必须提高竞争意识,明确自身角色的服务型定位,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体制改革路径朝向公共化方向,当前,我国的电信、电力行业已率先开展社会普遍服务工程建设,将社会普遍服务推向更广、更深入是政府改革的目标,也是市场化进一步成熟的重要指标。
除此之外,政府市场化还有若干内容,如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加行政运作透明度,在一切便利市场竞争的理念下,政府要减少行政审批和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从审批经济迅速转向自主经济;加快完善市场制度,彻底改变产权制度供给不足的状况以消除国有资产有效管理中的瓶颈,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营造市场公平、有序竞争的良好信用环境。
第三,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并面临知识社会的冲击。
工业社会与知识社会并存的局面是我国社会形态的现状。世界范围内向知识社会转型的已有实践告诉我们,工业社会并非不可逾越,美国有12个州就是从农业社会直接转向知识社会。当然,不是任何具体的农业形态都可以直接转为知识形态,需要具备一定的转型条件。在我国全面推进向知识社会转型的初期,可以积极促成两种不同的转型情况。首先,在城市化、工业化都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可以依靠其知识、技术、人才的积聚和已形成的雄厚优势产业基础,率先向知识社会发展,使知识再生产所要求的社会资本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带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另外,在工业化成效不太显著,但知识、教育优势明显的地区,如西安、成都,可直接建立知识经济区,整合该地区的优势以集中力量发展科研、教育,使其人力资本首先实现产业化。
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大变化和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在当前社会中的并存,对政府的角色扮演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单从生产要素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来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政府当前和今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准则,推动知识、人才发展的根本途径即发展教育。我国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增加科技教育投入,特别是扩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供给,保证教育经费投入量的绝对增长;制定科技教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力量有效实施,使教育模式本身也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进行相应的转型;鼓励和支持群众性科技活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是全民族素质提高的有效途径和显著成果。
知识经济对当代国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机遇。美国在20世纪70-90年代和日本当前的长期经济低迷就源于未找准新经济形态下的发展突破点。我国在向知识社会转型中,必须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快速积累为现代化向更深方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立体科层结构向扁平网络结构的社会转型。
全球化和知识化的发展意味着对高效和创新要求的提升,高效需要减少繁文缛节的过度限制,创新更易于在宽松、民主的环境中产生,扁平网络的社会结构就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模式。
整个社会管理可划分为公共部门管理和私人部门管理两类,社会机构由立体科层式向扁平网络式转型就体现在上述两类中观主体的结构转变上。鉴于我国长期存在的行政一统化局面,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其结构的显著特点表现为官僚制特征,即严格强调专业化、等级制、程序化。在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的世界趋势下,快速应对危机、高效处理问题是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积极态度;衡量人才的标准已转向复合型,参与和交流成为更能促进信息流动与应用的方式,因此,传统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扁平网络结构转型的核心就是管理层级之间的放权或更多授权,改变上下级之间、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以及组织与个人之间以控制为导向的消极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构建新型的互动一交流一学习关系,建立充满活力和创新意识的社会结构。第一、新的组织—成员关系是一种对话式网络。任何问题的决策都集思广益,所有成员的意见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得到同等的对待,摒弃对任何个人或理念上的层级控制。第二、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积极互动,上级的大部分权能赋予基层,以使其能够集中精力致力于宏观的协调与沟通以及整个系统的规划。第三、扁平化意味着工作制度的弹性化,这样,有利于增加工作选择的灵活性,避免过去制度过分限制的弊端,提高工作效率。相应地,在宽松、民主的环境中,个体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是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成员普遍对组织产生心理认同感,对组织的承诺意识与自主意识也必然显著增强,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自然大幅度提高。
第五,封闭内卷社会向开放外拓社会转型。
世界经济正在呈现无国界的发展趋势,只有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将世界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为我国经济赶超世界先进国家赢得时间和客观条件上的可能。同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广阔的市场,在普遍交流与互动的当今世界中,整个世界就是最广阔的市场,只有将一国经济置于广阔的国际空间中,才能将投入迅速转化为产出,进而实现财富积累的增长。
经济的开放是开放社会的最主要内容,但它的形成必须以社会成员思想上的开放为基础。民主与创新无疑是现代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和完善。创新已成为全球公认的现代意识,而民主则是营造创新环境的重要条件;开放思想的培育与形成,人人都愿意关注并思考新事物、新问题;民主则是鼓励思想交流和观念自由传播的途径,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各主体的积极参与,包括知识学习、科技研发与应用、经济改革、政治商议等各领域的广泛参与。总之,只有为民众提供一个宽松的民主的社会氛围,创新的意识才能树立,创新的实践才能施行,社会的全面进步才能有不竭的动力。
中国加入WTO后,具体经济制度和规则与国际惯例快速接轨是贸易扩大、经济开放的必然要求,也就是必须要将国际因素内在化。政府逐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降低一系列商品的关税,为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和宽松环境,财务、会计制度采用复式预算、分税制等等,都体现出政府加速促成社会向开放性转型的决心。
政府办公借助于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沟通平台,使政府自身和各社会主体的信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公开化,有利于促成公平参与和充分竞争的有序市场局面;信息的交流与互动也使民众有机会参与社会事务,以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社会内部的开放程度也相应地有所提高。
第六,由产业追随向产业创新转型。
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中,要增强国家竞争力,只有依靠技术开发、科技兴国,积极参与技术全球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面对发达国家控制先进技术的形势,只能经历由技术引进、利用和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由于工业化初期对技术引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我国现阶段产业追随特征的显现。在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并拥有了相当的物质财富积累后,我国要尽快实现由产业追随向产业创新转型,加快技术消化、尽快培育技术自主研发与创新体系,建立独立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产业创新,一方面包含技术的独立自主创新,另一方面还强调立足和投资未知产业。
首先,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我国建立创新体系一定要坚持自主创新的理念,必须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强调在企业和国家层次上以我为主的主动学习与组织能力。对于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应通过积极的消化吸收使之成为国家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坚持自主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战略视野,积极加入经济、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将自主创新与不断扩大开放统一起来,有效地整合国内外资源,形成维系国家利益、持续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能力。
另外,由产业追随向产业创新转型,必须将立足和投资的关键点从现有产业转向未知产业。现有产业就是指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尽管它们对当前经济的增长仍有重要影响,但未来国家的竞争力涵义已经有所变化,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业、高端服务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的主要构成。1993年—1997年,高科技部门产值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已达27%,本世纪初,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新发明创造的产值占到了其GDP的50%,OECD国家此部分产值也占到了其GDP的23%。可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科学技术研发与创新必然成为我国突破经济增长的关键。
倡导并筹建国家创新体系是向产业创新转型的具体途径,即建立一个由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组成的组织和制度网络,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知识和技术而开展活动。政府在此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积极营造国家技术创新的宽松宏观环境并主动投入和整合技术资源。首先要增加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绝对数量,并将投入的结构调整作为重要内容,侧重公共科技资源的投入;政府财政科技投入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加强基础研究、科技条件平台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其次要协调各部门在技术使用与创新管理中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既在各技术创新部门之间加强宏观协调,又要加快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和标准以及共享相应的微观管理信息。政府必须彻底打破创新要素之间严重割裂的局面,使与创新相关的官、产、学、研构成密切相关的有机体系。
第七,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
近些年我国在追求经济飞速发展中牺牲了巨大的资源和能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所出现的环境与资源危机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知识经济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一条根本途径,实现新型工业化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传统经济呈现“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越快,资源消耗越大,污染排放越多;循环经济呈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是以地球有限的资源支撑人类社会发展需求日益增长的必然选择。
当前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应着力从四方面入手:一要把循环经济纳入科学发展观,二要深化产品生命周期经济,从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层面进行整合,三要从城市、区域、国家等不同的空间规模发展循环经济,四要从技术变革延伸到社会变革,深化循环经济的支持体系。总之,发展循环经济是从理念、政策到行动的全方位改革,需要社会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另外,不仅要求从技术角度提供支撑,更要求从管理的角度提供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以便决策者、企业家、消费者可以内生性地将循环经济的理念纳入产业提升、企业产品开发、生活模式更新的实践之中。
上述七个具体的转型,就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复合转型的分解,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七个转型分别着眼于不同角度,呈现出社会转型的多元特征,同时,它们彼此渗透、相互交织,又体现出社会整体转型的复合特征。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型是多元复合转型的出发点和核心环节,城市化是其主要内容,以快速推进城市化为中心形成辐射,其它六个转型在它的发展轨迹下不断推进和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已进入攻坚阶段,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工业社会与知识社会并存的社会形态转型,它们是复合转型的两大支柱,关系到经济体制的确定和生产要素的改革;由立体科层结构向扁平网络结构转型、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产业依赖向产业创新转型、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分别关注于社会结构、内外关系、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从更加具体且关键的领域支持社会多元复合转型的顺利运转。就某一措施而言,如信息公开,既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要求,又是向开放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知识经济的显著特征;另外,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例,它又是连接城市化、工业化、知识化、现代化的纽带,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最安全的底线。总之,七个转型既各具特色又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整体多元复合转型,这对我国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和制定政策的思路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考虑多元复合转型特征。
[收稿日期]200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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